方绍伟:郑永年与“优质民主”的荒谬

——逻辑打假及学者的政客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1 次 更新时间:2011-05-21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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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  

我是在2009年8月开始注意到郑永年的逻辑问题的。当时郑永年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讲"民主的现实考量",我一看,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一查,果然是北大国际政治系的"85研",我曾经是北大国际经济系的"86研",所以,我和他有可能在北大46楼之类的地方见过面。他的民主逻辑我就更熟了,下面我讲讲他的理论有什么问题。我这篇文章只做纯逻辑分析,不妄加猜测他是不是新加坡情报局的。

1,西方民主有没有统一的模式?

《世纪大讲堂》的那场演讲,郑永年突出了两点:一是西方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二是民主的独特价值应该策略性地去实现,而不是不顾条件地去追求。这种"民主有益论"确实是一般中国大众比较容易认同的观点,也是一种不同于原教旨的"民主优越论"和左倾的"民主危险论"的中庸看法。

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谓的"西方民主没有统一模式"其实是话中有话的。我当时边看电视、边把这一点记下来,我的第一感觉告诉我,从这个观点可以推导出很多非常荒谬的结论。果然,近两年来,我在"选举网"上真没少见郑永年的文章,逻辑矛盾越来越明显,2011年5月18日的这篇"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可能最为典型。我心想,积累了两年,动笔的时候到了。

让我从头一步步分析。什么叫"西方民主没有统一模式"?这话听上去合情合理,因为英国有英国的模式,法国有法国的模式,美国、日本、瑞典等等都有不同的模式。但是,这句话说的不是这些,这句话的意思是那句没说的话,即:新加坡和中国也可以有不同的民主模式。真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不仅老百姓无话可说,连读书人恐怕也难以反驳。

郑永年确实高明,能让人上当不算什么,但能让人上当、又能让人不知是如何上当,他就厉害了。这里的门道究竟在哪里呢?当然是在逻辑前提上,所谓"西方民主没有统一模式",其实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一般人看不出来,因为模式两字有双重含义,一是原则意义上的含义,二是具体机制上的含义。

中国人为什么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呢?因为《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讲的"使用价值"也有类似的双重含义,马克思也像郑永年那样,把读者的注意力全部引到具体的含义上。当大家被绕进了具体的使用价值时,抽象的使用价值就给绕没了,结果,马克思就把大家绕到了劳动价值论那里。考学生和学者的逻辑能力,《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不可多得。同样,郑永年把大家被绕进了具体的民主模式,抽象的民主模式就给绕没了。马克思和郑永年都是故意的吗?

我手头上有很多本郑永年的书,包括《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郑永年评论集》等等,因为他的研究领域碰巧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我还没有读到郑永年写的关于哲学方法论的书或文章,所以,我把郑永年定位为一个知识型的研究者,不是智慧型的研究者。作为一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当然不缺乏智慧,但在民主模式这个核心问题上,郑永年的理论水准让我大为吃惊。下面让我直奔问题所在。

具体的民主模式可以涉及共和制-君宪制、总统制-内阁制、一院制-两院制、单一制-联邦制、简单投票制-复合投票制等等。西方的民主模式在这些具体的方面确实有所不同,如果考虑各国的宗教文化和福利制度,它们的差别也许比想象的还要大。但是,一个学者如果从这里把自己的理论引向"各国的民主模式都可以不同",他就既可能有逻辑能力问题,也可能有人品诚信问题,甚至两个问题兼而有之。

为什么?因为西方民主在抽象的意义上确实有、而不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宪政民主"、"自由民主"、"议会民主"等等。西方民主在具体机制上是不统一的,但西方民主在抽象原则上是完全统一的。西方民主的这个统一的抽象原则包括四大方面: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缺了其中的任何一条,特别是前三条,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西方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或"议会民主"。这显然不是一个什么高深的哲学问题,这是任何一个诚实的民主研究者都必须驾轻就熟的基本功。

2,民主问题的要害在哪?

关键的地方到了。我们的有些学者,就是不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而是专门在一些重大概念上"做文章"。在"西方民主"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老老实实地把"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区别开,而是把"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通通称为"民主"。

是因为"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说起来麻烦吗?是,也不是。"非西方民主"说起来是不方便,提"东方民主"也确实有点别扭。但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民主好",所以,提"民主"而不提"非西方民主"就有名正言顺的考虑,名正言顺的考虑也就是混淆视听的考虑,混淆视听的考虑就是糊弄大众的考虑。

事情明摆着,一般老百姓,谁搞得懂民主应该全部包括"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四大方面呢?这只是其一。其二是:在"表面逻辑"上,"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确实可以统称为"民主"。

但是,专家和老百姓的区别就在于,老百姓可能永远糊涂,专家却必须时时清醒,因为专家就是吃这碗饭的。专家除了知道"表面逻辑"外,他还应该知道什么叫"实质逻辑"。民主问题的"实质逻辑"就是,"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是缺一不可的四大方面,缺了哪一项,就不仅不能叫"西方民主",甚至也不能叫"民主"。

郑永年一定要把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往"民主"那靠,好,我没意见,但我有理由要求郑永年,老老实实把新加坡"民主"称为"非西方民主"或"东方民主"。注意,我这里不是在要求他用我所规定的逻辑,我是在用郑永年自己使用的逻辑。郑永年的逻辑是:文化不同,东方的民主可以与西方的民主不一样。对,好极了,是不一样。在学术界,"民主"的四大含义是约定俗成的,所以,为了使郑永年所强调的"不一样"更加清清楚楚,我们大家就谁也别混,干脆彻彻底底地把"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分开,让本来就不一样的真正不一样起来。

看一个学者讲不讲理的关键时刻到了。我上面用的完全是郑永年一直信誓旦旦的"东方民主可以与西方民主不一样"的逻辑,按照郑永年自己的逻辑,他应该比任何其他人更希望把"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分开,并用"非西方民主"或"东方民主"去称呼新加坡的政体。但是,我就不,我郑永年就不这么做。你方绍伟说我混,我就混。

显然,学问做到这,就已经不是什么真理问题了。那又是什么问题?当然是利益问题,真理必须服从利益。碰巧,在我的书架上,郑永年的那几本书正好与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放在一起。搞清楚了郑永年的大逻辑后,我再翻读韦伯的书,就会有更加不同的心境了。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二、三卷只是手稿,有人认为马克思自己已经发现了一卷和三卷之间的矛盾,所以,这部耗时40年的巨著没在他生前全部出版。将心比心,40年的心血变成一个逻辑矛盾,有谁愿意自我否定呢?马克思尚且如此,不要过高要求郑永年好不啦?

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我在北大时,发现大家对陈岱孙老教授十分敬仰,我也感觉他为人特别好,但我认真研读了他发表的唯一专著《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敬仰起来。这些大学问家,逻辑糟起来,那真的不是一般地糟啊。马克思、陈岱孙、郑永年,我认人只认逻辑。群众认为伟大的人,在我这要经过"欺佛踢圣"的关。

3,郑永年的大麻烦在哪?

当郑永年说"新加坡是优质民主"时,郑永年的大麻烦就来了。我当然知道郑永年说过,西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搞出了不少"劣质民主",这些我们都看得到。但新加坡的的确确是"非西方民主",郑永年最多只能说"新加坡是优质的非西方民主"。"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的最关键区别是什么?"民主四条"中的多党竞选和分权制衡,可以象新加坡那样硬作假,所以,区别的关键是第三条:自由舆论,包括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其中结社自由最重要(知道轮子功不灭不行了吧?)。

新加坡的自由舆论在全亚洲属于最差的一档,相邻不太远的菲律宾,自由舆论在全亚洲属于最好的一档。我们都知道,菲律宾的社会经济状况完全无法与新加坡比美,所以,许多人也象郑永年那样,说新加坡的好,接着还说自由舆论的不好。我自己也这么说过,我甚至也在民主的概念上含混过,但我主张知错就改,我主张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西方民主就是西方民主,不是就不要死撑,别混,老老实实称之为"非西方民主",因为称为"专制"是不大好听。

郑永年的大麻烦就在于,他想一箭三雕:一是不好听的"专制"他不用,二是好听的"民主"他要,三是最实质性的"自由舆论"在"民主"里他不给。得,天下数你最聪明,好东西全是你的,高调子全是你的,然后别人想要的自由舆论你就是不管,并硬说那东西不好,根本不管人家"好不好都要"的愿望。

郑永年著作等身,但他居然说:"民主本质不是多党,而是竞争,是否竞争出高素质的政治治国人才,是否给人们带来好的生活"。奇怪,没有自由舆论,还有竞争可言吗?谁跟谁竞争啊?李光耀和李显龙自己跟自己玩吗?另外,给民主加上"结果好"的含义也要特别小心,西方民主讲"程序正义",东方民主才讲"实体正义"。东西方民主一锅粥煮,这样不好,要么是脑子不清,要么是故意脑子不清,总之不好。说着说着,就到了我认为的民主研究者必须过的两大关了。

第一关叫做"政治自由关"。我认为,否定西方民主的统一性不是郑永年这样的"民主有益论者"的疏忽,而是他们对一个根本性的"民主难题"的理论回避。这个理论难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政治自由(自由舆论)的开放性及其后果?

这个理论难题,其实正是在策略上批评、但在价值上认同西方民主的所有"民主有益论者"的困境。由于回避了这个难题,郑永年无法告诉我们,多一点即便是"虚伪的"政治自由有什么不好?又为什么不好?因此,郑永年也就无法用"一国一个民主模式"去说明"没有政治自由的新加坡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原因很简单,你用"结果好"是无法服人的,西方民主的真谛是"过程好",是"好的过程让人好好看",何况"结果好"并不能保证"结果永远好",除非你象李光耀那样出来说:我说好就是好,争什么争?

我自己用"民主公地悲剧"解释了这个"政治自由"的难题,但这个理论现在似乎还没人能懂,这里不提了。

第二关叫做"民主操作关"。由于我自己坚持"冷酷实证",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类型的民主,所以我对这一关没有发言权,只有评论权。"民主操作关"说的是,如果象郑永年那样回避西方的政治自由问题,"民主"就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民主的价值、民主的条件、民主的策略等等都变成了一笔糊涂帐,是一个强权说了算的操作问题。要害之处是,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其区别和好坏就变成了永远扯不清的问题。

我注意到郑永年经常对中国的民主指指点点,可由于上述的逻辑问题,我发现他的几乎所有"规范主张"都是有问题的,他的著作里也只有实证的部分是可取的。在我看来,郑永年的民主理论不是有助于弄清,而是进一步地搞乱了中国人的思想。本来中国人可能只有一个西方民主幻想,现在又因为他这样的学者而多了一个东方民主幻想。郑永年功不可没。

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郑永年最大的麻烦,是让人们永远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晃悠、永远在普遍与特殊之间晃悠、永远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晃悠、永远在一党民主和多党民主之间晃悠。仅此而言,他跟中国的任何官方学者没有任何区别(例如俞可平最近的"民主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当然,比这个麻烦更大的,是郑永年不怕麻烦。反正人活着,有的只是不同的麻烦。

都说每个中国人都是政治家,郑永年的"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就是传说中不可避免的"学者的政客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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