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伟:从林昭到张志新——兼祭所有为反极左专制牺牲的中华英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29 次 更新时间:2011-04-02 23: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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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伟 (进入专栏)  

  

  1943年2月22日,德国大学生、少女索菲亚和她的哥哥汉斯及其同志普罗普斯特走上盖世太保的断头台。走在最前面的娇小美丽的索菲亚连眼皮都没有眨。她的哥哥汉斯高呼“自由万岁”!三人引颈就戮。刽子手说从未见过如此藐视死亡的死刑犯。

  索菲亚等被处死是因为她(他)们组织了一个叫做“白玫瑰”的反希特勒法西斯小组,在慕尼黑大学散发反法西斯的传单。传单呼吁:沉默服从纳粹暴政的德国人即是纳粹罪恶的胁从犯!“我们不再沉默。我们是你们(指在纳粹暴政下沉默服从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引者注)的惕厉良心。白玫瑰定要让你们暗夜难眠。”在被捕的前两天,索菲亚对朋友说:“已经有许多人为了这个暴政而死,现在应当有人为了反抗这个暴政而死了”。死时索菲亚年仅22岁,哥哥汉斯24岁,同志普罗普斯特23岁。

  索菲亚兄妹被害25年后,即1968年4月29日,曾是北大新闻系才女的中国青年林昭因“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暴政奴才的地步”而被秘密枪杀。为防止她行刑前喊口号,有关人员给她口中塞了橡皮塞,并用塑料绳勒紧喉管。林昭死时36岁。两年后,即1970年,她的《星火》杂志战友张春元、杜映华同时遇害。其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反纳粹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向遭受德国纳粹势力屠杀和蹂躏的人类谢罪。

  林昭。1932年生人。林昭这个名字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比较陌生,但她注定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反极左、反专制、反黑暗势力的第一人。这个生长于江南苏州的柔弱女子,性格温文尔雅,可她在那“万马齐喑”年代所表现出来的决绝、雄壮、英勇的反抗气概和追求自由的卓毅精神,可惊天地,可泣鬼神,可昭日月,千年之后仍会令人泣血荡气。

  请听听林昭那字字喋血、声声铿锵的自白吧:“我是林昭……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那么多的功夫考虑那么多的事!” “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我怎么能认错!我没有错!”“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

  这个表面柔弱、通体血性的女子出生在一个有民主气息熏陶的家庭。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她父亲受过英国教育,受到“威斯敏斯特民主”的影响。在民国时代从政时清廉自洁。她的大舅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产党人。她“幼承庭训”,从小学会“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1957年反右时,她为遭受围攻的北大同学说了几句公道话,由此开始了悲壮的命运。先是被划为右派,后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噩运的同时也伴随着她对国家、社会、民族的独立省察,而这种省察又带给她更大的噩运,直到走上刑场。

  她被划为右派后对同学说:“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针对20世纪60年代初农村饿死人的现象,提出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实行耕者有其田;提出应当允许个人开业经营,私人办厂;提出应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发展;甚至还提出地方自治的设想。

  而她的《星火》杂志战友张春元等对农民、体制问题的省察更深刻:“在农业集体化的口号下,残酷地、变相地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间接地进行控制,对农民的生产所得,如粮食、油料、棉花等千方百计地进行掠夺。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大地加速了广大农民向农村无产者过渡的进程。”农民“丧失了对一切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变为生产资料的附属品和会说话的工具。”也“丧失了对生活资料的享有权,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归自己支配”。“用分化、利诱、胁迫、强制等手段,把农民用军事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加强统治,扼杀和堵塞了农民在迁居、就业、外出谋生的起码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和自由方面没有丝毫权利”。认为现行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具体特征是“国家集权”、“党的绝对领导”、“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

  林昭省察和追求的核心是自由,并深知在这个国度里建设自由社会的艰难。“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照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是复杂艰巨!”

  她对自由的理解及对实现自由途径的认识至为彻底:“……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深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做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做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须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他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如果说自由是林昭追求的目标、反抗要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么,作为“人”活着是她生活的基石,不容突破的底线,所有省察和行动的立足点:“我是个人”。她声明:“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牌!”她宣言: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她认识到:“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她愤怒地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在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中对“人”发出热情的呼唤:“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孙,作为一个兄弟,我深情地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她坚守的是一份“人性”,谴责的是失去“人性”的人,呼唤和赞美的是有可贵“人性”的人!

  她读了《扬州十日记》,痛感中国国民性格孱弱的一面:“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着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情,虽千载之后仍会跃然纸上!

  在那黑暗中蒙难的岁月里,林昭和她那来自大西北荒原的战友们怀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不能葬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在深沉地思考,思考种种荒诞和悲惨的根源,而且有果敢的行动,试图拯救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为此,他们出版《星火》油印杂志,向有关领导、报刊写信表达意见。林昭1963年写给《人民日报》的信,长达14万言,用自己的语言提出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看法。“‘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选择爆发”(林昭战友向承鉴语)。虽然是以卵击石的爆发,但却留下了永远轻脆的声响。

  继林昭之后,中国又出了个张志新。林昭是反右运动的产儿,张志新是文化大革命的产儿。林昭于1968年4月被秘密处死,张志新在1969年1月开始被批斗。很难知道监狱中的林昭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感受,但张志新在林昭死前已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并由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走向“反革命”,在1975年2月被处死。两人都死于“反革命”罪。林昭是从大学生——右派——反革命,张志新是从机关干部——被批判者——反革命。但林昭是非党人士,张志新是共产党员。

  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从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到“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标志着中国政治运动由党外到党内、由局部到全面、由一定范围的批判到全国性动乱的升级。林昭和张志新不仅个人角色不同,面临的历史环境也有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两人的蒙难过程、抗争的表现形式,包括所使用的语言有相当的差别。

  但这种差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人都从独立思考走向毅然决然的抗争,并在抗争中继续深入思考,而思考使她们的抗争更坚决,更深沉,更义无反顾,做到面对死亡慷慨从容、大义凛然。

  张志新,受迫害前在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1930年生于河北天津市,曾就读于河北省天津师范学院。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她父亲于上世纪30年代曾在河北省立师范学院音乐系当教员,因质问和揭发校方的不合理行为而被解聘。为人颇有正义感。多次对孩子们讲:你们要记住孙中山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国需要你们这一代去开拓,不要做呆头呆脑的人。和林昭一样,家庭熏陶对张志新的成长不可忽视。如她在1952年申请加入共产党时所言:幼、少年阶段“受父母的影响,培养起了坚强刻苦的性格,不屈服的精神”。

  张志新对共产党的信仰是慢慢形成的,是经过逐渐体验、感受、认知培养起来的,而一旦形成则至死未变。即使在备受摧残的党的监狱里,每逢“七一”,她都要亲手制作小红花或书签以表纪念。那真是令人悲叹的痴心!林昭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对党也一片痴情。她被打成右派后,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

  张志新有坚定的信仰,同时又是对真道理坚定无畏的追求者。这种坚定无畏执着达到了奋不顾身的程度:“虽千万人,吾往矣”!林昭是这样,张志新更是这样。而林昭比张志新幸运的是:她还有来自大西北荒原的一小群《星火》杂志战友,还有同被划为右派的张元勋等几个心灵相通的北大校友。而可怜的张志新却始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同伴,没有一个志同道合者,孤身一人,绝对孤立的去怀疑、思考、探索、求真、抗争、反抗,直至走上刑场。她写道:“自己一个人孤孤零零奋斗改造”。“干校那么多人为什么被专政的就我一个”。“下了这么一个决心,一千人一万人说不对,我也认为是对,什么前途、家庭,都不去想了。”

  张志新所处的时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是极左、专制、个人极权达到顶峰的时代,是一个从思想到行为、从语言到行动的史无前例的疯狂时代。这个时代鼓励大批大斗,鼓励打砸抢,鼓励任意抄家,鼓励大造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以达到天下大乱。但对“伟大领袖”及其主导下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实践、组织、人事是绝不允许有丝毫不同意见的,连这方面的思想活动都是“大逆不道”。而张志新却公然要针对这一切提出不同看法,从根本上、体系上质疑和批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将这些看法、质疑和批评坚持到底,决不妥协,决不收回,决不认罪。她以那个时代的语言特点写道:“我之所以至今不能认罪,因为我对路线斗争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疑问,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张志新的难能可贵就在于她是在最极权专政、最是非颠倒、最愚昧疯狂的年代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一个人的常识明辨心,并以“决死”的抗争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后所有的举措(包括收拾“四人帮”)、平反和拨乱反正,不过是对张志新当年以生命为代价坚守的看法和批评的肯定。

  林昭在狱中写下14万言意见书,张志新在狱中也写下十几万字的思考材料。林昭在没有纸、笔、墨的情况下,以发卡为笔,“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大量血书”。张志新的笔被管教所没收后,她用木签蘸着墨水写了抗议信,在抗议信中声讨:“看来我的笔是被你们当作枪给缴去了,但指挥这枝枪的思想你们却永远也缴不掉!”

   林昭在狱中受尽了折磨和凌辱。她的“双手曾被两副手铐交叉背铐达半年之久,就连女人的生理期来了,也毫不宽贷。管教人员还唆使同牢的女流氓、娼妓们撕、打、掐、踢、咬、抓林昭。林昭常常被折磨得口鼻流血,脸被抓破,遍体疼痛;衣服裤子也都被撕破。甚至有的狱警还想强奸她,迫使她不得不每天把上下衣服用针线缝起来,大小便时拆开,便后再缝上”。因不堪凌辱,林昭几次自杀未遂。张志新在监狱也受尽了折磨和凌辱。她手铐脚镣一齐带。还被编入由国民党女军统特务任组长的小组里。女特务经常用擦地板的破布把她的嘴堵上,将她脑门上的头发几乎拔光,还经常朝她吼:我就是要管住你这没人要的共产党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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