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斌:重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0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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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斌  


一、今日之中国乃“世界之中国”


梁启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时期。与此对应,中国的身份或地位也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文集》卷34,商务印书馆1925 年版,第25 页)。无论这第三阶段始于何时(梁氏大概是以18世纪末的“海通”为开端),至少,自中国的孤立状态被西方坚船利炮强行打破以后,中国就已被迫卷入现代国际体系,进入“世界之中国”的发展阶段。这个历史经验,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价值体系与国际观。在中国人看来,这个西方主导的外部世界所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国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自强不息甚至通过革命打破这个秩序,舍此别无他途。原本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的中国人,从此将民族大义置于头等地位,每遇外来压力,民族主义情愫便油然而生;一向提倡重义轻利的中国人,自此也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甚至变得有些“愤世嫉俗”。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

换言之,尽管中国早已进入国际体系,却不仅没有“融入国际社会”,相反从根本上是很反感这个西方主导的社会的。因此确切地说,我们今天自称要“融入”的,其实是国际社会,而不只是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是国家间作用的系统,其存在的前提仅仅是国家间有足够频繁的联系,以至各国的政策行为彼此构成影响。国际社会则是有共同的利益、规则、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国家群体。据此,如果一个体系成员并不认同该体系的主流价值和规则,则未必会被所谓主流国际社会(实质上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视为该“社会”的成员。

在西方社会看来,1949年以后的中国先后经历了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改革者”和可能的“维持者”等角色的转变。50年代,中国被视为对西方的一个主要挑战,60年代甚至一度被视为国际体系中最具激进色彩的革命主义国家。随着中国在70年代初尝试打破孤立状态,并在70年代末启动意义深远的改革计划,这种形象开始发生变化。至少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正式迈出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冷战结束以来,这个步伐无疑是加快了。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地区层面,周边和安全等领域都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举措和新成就,中国外交总体上表现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日益重视多边主义的特征,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相当明显。

然而,这种外交态势似乎并未打消外界的顾虑和猜疑。中国的国际身份在西方人眼里反倒变得复杂起来。“强大但不确定的中国”,成为近些年来议论中国时的一种流行话语。“负责任的大国”则似乎成了判断中国是否具备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主要标准。

然而,究竟何谓“负责任的大国”?外人的理解大概与我们很不一样。按照西方的观点,国际体系中的大国负有共同“提供”和维持国际秩序的特殊责任。中国是否支持现行国际秩序中的“主导性规范”(dominant norms),换言之,是否愿意维持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现状,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dominant powers)对所谓“负责任”的定义。(Rosemary Foot, “Chinese 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State”,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 2001)而且,国际社会的“门槛”在冷战结束后似乎又被抬高了,这就是与人权和民主治理等概念有关的所谓“新文明标准”。一些西方舆论仍然拒绝将中国视为“负责任的国家”,理由是无法确定未来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日益增长的实力,并认为中国的国内政治和人权状况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要满足这些“新标准”将极其困难,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权、民主治理与法治等观念尚未成为中国核心价值理念的一部分,或者与我们现有的主流价值观相抵触。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撇开出于传统权力政治观和自身利益考虑而刻意扭曲中国形象的意图不谈,对中国的“真实”与“合理”疑虑,说到底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如果你自称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那么你对这个社会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本规则、制度、主流价值持什么态度?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与义务?除了利益目标与物质追求,中国的价值目标与精神追求是什么?要言之,当代中国作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相应的外交价值取向是什么?


二、“世界之中国”需要核心价值观


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国家核心价值观。国家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凝聚全民共识、维系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也是处理对外关系、塑造国家形象的思想坐标。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与感召,一个民族就会精神涣散;一个“魂不守舍”的国家,人们有理由担心它究竟能走多远,走向何方。

现代中国曾历尽沧桑巨变,如今又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中国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之大,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提并论。经济成长既使数亿国民脱离贫困,同时也再造了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急剧的变革导致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激烈冲突,国家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视线已然模糊。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确乎也只能是“世界之中国”,这不仅因为中国已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更因为中国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我们尤其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价值观。外交价值观作为国家核心价值观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延伸,实际上也是内容更为广泛的国际观的核心。

如果说在建国之初,中国对自身的定位很明确,我们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国家,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行为准则也很明确,那么我们今天似乎已没有这种清晰的自我判断,故而时常处于某种犹疑、彷徨甚至自相矛盾的状态,很难表现出前后一致的对外形象。如果国际身份不明确,外交价值取向不清晰,在实践中不能保持核心原则的一致性与一贯性,那么许多积极举措就可能被视为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权宜之计。

中国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实力增长并不自动导致国家形象的改观——倘若真有如此方便,那么实力最强的美国应该也是形象“最美”的国家了,事实却不然。对中国而言,经济健康、国家统一、周边安全等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无不与国家形象息息相关。这个“形象工程”的建设,固然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从长远和根本上看,仍然有赖于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外交价值观的建设。

中国的崛起想必也不能单指经济增长,还包括政治进步与文化复兴。文化复兴当然包括价值体系与道德秩序的重建,因为道德价值观正是文化的核心。其实,自近代中国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危机了。这个危机本质上是价值危机,惜乎迄今尚未“解困”。

外界渲染的所谓中国“形象危机”,未必纯属杞人忧天或耸人听闻。2005年美国佩尤研究中心的国际民意测验结果曾经显示,由于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海外形象一落千丈,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国,对中国比对美国更有好感。2007年发表的年度《全球态度调查》报告则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下滑趋势。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的一项研究还指出,尽管我们自认为是最值得信赖的民族,海外对中国却缺乏信任感。

这些研究结论到底有多少客观性和科学性,当然大可商榷。国际政治错综复杂,海外舆论自然也是泥沙俱下,其中难免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惟其是逆耳之论,这才值得重视。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把批评完全归咎于对中国的无知与误解、冷战“余孽”的敌对心态,或者对中国经济成就的酸葡萄心理,无疑也是不客观的。对于最近海外关于“中国制造”的议论,亦当作如是观。揆诸身边的事实,凡有良知者恐怕都不敢说自己是个毫无顾虑的消费者,或者诚信问题在中国已无改进的余地。近期沸沸扬扬的“黑砖窑事件”,难道还不足以彰显中国社会的价值错位与制度阙失?

总之,重建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外交价值观以适应全球化潮流和中国自身的变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外交不但需要进行攸关利弊得失的政治权衡,也需要做出涉及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如果只讲前者,“负责任”的国际形象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何谈起?

利益与价值其实并不矛盾。韦伯就曾指出,直接支配行动的固然是利益而非价值观念,然而“观念所塑造的‘世界表象’却经常充当转换器,决定着利益的动力所运行的轨道。”物质利益与文化价值观往往交互作用,共同塑造外交政策。西方大国的思想与政策的深处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以美国为例,其国家安全战略力图维护的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而不仅是“核心利益”。后者更多提示的是那些有形的、具体的、物质的东西。美国人在思考国家安全问题时,很少狭窄地将其限定在领土、经济等民族国家赖以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方面,举凡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民主价值观、民族认同或国家凝聚力等等,都在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需求的范围之内,意识形态和道义原则与国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这是美国政治文化与战略文化的突出特点。从根本上讲,美国政治精英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懂得用权力来追求理想。从“工具理性”的消极意义上讲至少是懂得道德言辞、道德旗帜的实际功用。例如杜勒斯就曾说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仅可以互为补充,而且相互依赖,美国“几乎是唯一有足够力量讲求道义的国家”。 他还认为,掌握道德主动权是获得影响力的途径,苏联的巨大影响力,就曾得益于其所采用的“与美国的信条如出一辙的”道德旗帜。里根政府的口号是以“实力”求“和平”,今天的新保守派更是公然宣称要用实力甚至武力来推广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面对这样的事实,那些喜欢武断地把政治人分成理想派与现实派,或者把利益与价值对立起来的理论家们,可以幡然醒悟了。


三、“两只眼睛”看世界


历史上的大国,无不对国际社会的基本观念和价值体系产生过重要影响。要激励自身,吸引世界,中国外交同样需要有价值创新。然而,只有当自身的主流价值体系清晰、完善之后,才有可能从中提炼出最本质的、从而有可能为其他民族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国家核心价值观,不仅要反映在政治文化与制度层面,还必须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成功建构及其社会凝聚与秩序整饬功能的有效发挥,必须基于广泛的社会共识,有赖于政治领袖、社会菁英与全体国民长期的共同努力,不可能单靠国家权力或少数人的意志强行灌注,毕其功于一役。兹事体大,其过程必定是异常复杂、艰难甚至痛苦的。

“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究竟应该由哪些要素构成,笔者当然无力回答。但毫无疑问,它必须“上承旧统下启新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充分吸纳合理的现代价值;既能够反映自身的历史经验、现实需要和价值取向,又能够适应世界基本潮流,反映人类共同的需要与“类”价值;既重视权力与秩序,也强调公平与正义。总之,我们必须“两只眼睛”看世界。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首先必须依托自身的文化传统。倘若完全抛弃传统,缺乏文化自觉,则可能出现“自性”(identity)危机。连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都丧失了,何谈独具特色的价值创新?

中国外交实现价值创新的本土资源其实异常丰厚。我们民族的许多优秀思想文化传统,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根本需求也是一致的。例如,“讲义气”,“重然诺”,抑强扶弱的侠义精神;崇尚和平、鄙视争战的“和为贵”精神;尊“王道”而反“霸道”的传统;“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观念;“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厌恶极端、避免绝对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与自然观,等等。其中,作为中国文化之精髓和首要价值的“和合”主义,可谓相当系统而富有生命力。和合文化所倡导的“和谐”思想与“和而不同”理念,不是工具-技术理性所推崇的“问题-解决”理论,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的交往规范、生存原则与人文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特有的一种思想气质和文化态度。这个基本的文化态度,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对于处理全球化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各民族必须理解和珍视自身的文化传统,同时了解并乐于肯定异域文化的长处,在对话与沟通中取长补短,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实现多元共处、协同发展的局面。中华民族在多元基础上形成一体的历史经验,对于世界各民族逐步认同于一个人类共同体,也不无参考价值。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范围之广,包括汉族本身所包容凝聚的民族来源之多,环顾世界无出其右者,这主要就得益于文化上的包容性。“夫物之不齐,世之情也”,然而“口之于味,有同耆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化价值观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现实世界只能是多样性的统一,这正是“和而不同”的观念所赖以立足的关键理由。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思想文化上也不能完全靠古人替我们说话,还需要用现代观念去阐释、“激活”传统,赋予传统价值以现代化的表述方式和表现形式。例如,世界各主要宗教、民族的伦理传统中都有类似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思想,中国人尤其重视这一原则。我们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显然并不赞同国际社会中常见的那种“己所欲,施于人”的逻辑,因为这实际上是假定人们所欲求的东西完全相同,结果不免会强人所难。因此对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表达方式,就必须有现代的诠释。此外,对于许多外国人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指向我们的过去,而传统中国既可能意味着优秀的文学与艺术,也可能让人联想到小脚和鸦片。他们更感兴趣的还是当代中国人的贡献与创新,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推陈出新。

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最大的困惑是如何实现自身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价值的合理对接,从而顺利走向世界。但令我们为难的是,眼前这个西方所主导的世界,存在诸多严重弊端,西方大国的对外政策及其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也在若干方面与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举其大端,首先是交往规则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国际体系的全球扩展,原本就始终伴随着对弱者的剥削、压迫、强制和暴力,殊少正义可言。至今在国际政治中仍不难看到这种“强权即公理”或“需要即至善”(No Virtue Like Necessity)的政治逻辑。这种逻辑还表现为外交上的双重标准和生存战略上的利己主义,例如把己所不欲的生态环境破坏转嫁到第三世界国家;其次,是文化价值观上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将自己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观。当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加节制的干涉主义;第三,是物质吞噬精神,技术压倒人文。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失衡、淡水资源匮乏、疾病流行等全球性问题,价值扭曲、信念匮乏等人类现代“病症”,率多与西方工业文明有关。西方文明并非如福山所言已是众望所归,再无改进的必要。实际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即使愿意效仿,也不可能重复欧美资本主义所走过的道路,因为它们无法再次以全世界的资源作为自身积累的基础。正如一位印度学者所指出的:“印度资产阶级能够搜刮谁的矿产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呢?只有自己的森林可供砍伐,只有自己的河流可供污染”。(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读书》1998年第12期)

总之,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及其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既不能改变国家、民族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不平等,也不能消弭全球格局中的垄断、霸权与战争,更无法解决全球急速工业化所导致的各种“现代性隐忧”,使人类摆脱日益加剧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全球化潮流中的发展本质上是国际垄断资本治下的发展。“核心”与“外围”在国际观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更注重秩序与稳定,后者更强调变革与正义。如果人们寄望于核心国家的自我约束与自我矫正能力,以为这些问题可以在某种强势的价值体系与文化范畴内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或者竟以为只要趋附强者、接受现状,便可顺利进入“核心”,轻易分享大国秩序的“红利”,未免太过天真。“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鲁迅:《论睁了眼看》)。任何社会或政治共同体的发展皆如此,国际社会又何独不然?既然如此,人们产生新的价值诉求,希望改良国际社会的政治与道德秩序,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如前所言,西方对中国是否履行“国际责任”,是否具备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判断,一个并不那么隐晦的前提是中国是否按照西方的利益、规则和价值观行事。这实际上是中国外交产生“困惑”的一个外部根源。我们既不能坦然接受现状,又无法回避或者改变现实,加上国际身份和价值取向不够明确,于是不免陷入两难境地,对国际社会产生若即若离的矛盾心理。

对于西方的“文明标准”与外交价值观,特别是就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所预设的条件,我们的态度无疑只能是有选择的接受。我们显然无法苟同文化价值观上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如果把强国的利益等同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观,无异于为文化霸权主义张目。不过,“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也不是相对主义或特殊主义,不是要排斥或取代现代人公认的普世价值,或者提倡“中国中心主义”。导致中国变革的因素既有内部动力,也有外部压力。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已不可能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中进行。不同的国家或民族虽有差异,但在生存状态、生存环境与基本需求等方面也有许多共性。不同民族、文化、宗教的伦理信念虽有多样性,但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总是普遍而永恒的。因此尽管具体途径可能不同,但人们不能在原则上拒绝诸如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法治、人权以及经济繁荣和生态保护等人类基本价值理念。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并不专属于哪一个民族或哪一种“主义”。

因此,对于一切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和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行为准则,我们不妨从善如流,欣然接受,无须有任何的踌躇与含混;对于那些经由历史形成、有自身合理性的多元价值,我们不妨以求同存异的态度予以尊重;对于那些假国际社会共同价值之名而图一己私利,或者违反人类良知与道德底线,为大多数民族所不能认同的政策行为,则应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绝。接受诚心诚意,拒绝更能理直气壮。原则性原本并不排斥灵活性,不过我们的问题往往是过于灵活,以至于架空原则从而导致进退无所依归。国家间关系的常态是共识与分歧、合作与冲突、妥协与竞争并存,绝对的和谐或冲突,都不符合实际。有原则,有是非,才能有分辨、有选择,也才可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一个相对“确定的”中国形象。

总之,面对多样的世界和多元的价值,我们不能不有所选择,要选择就必须有标准,既包括利益标准也包括价值标准。这最后和最高的尺度,无疑便是我们有待厘清和完善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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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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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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