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华人历史学者中，对邓小平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誉则扬之上天，毁则按之入地，毁誉概以“六四”风波为转折。比如唐德刚，先是说邓小平的历史评价将超过近代的任何一个人，后来则说邓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跟蒋介石差不多。比较客气的是黄仁宇，按着他那著名的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历史逻辑，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三人构成了一个时代的三个阶梯，存在递进关系，而邓小平利用经济改革造成了中国新的上下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改革中建立了法制秩序。而对于大家共同诟病的问题，黄认为需要从中共党的结构以及国民结构中去考察，言外之意是不要强调邓个人的责任。台湾学者兼社会闻人李敖跟黄仁宇有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对中国改革的盲目乐观和六四后的极度悲观，都是出于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共不了解的幼稚史观。邓小平的做法，跟中共自己的隐忧和包袱不无关系。最为清醒的观察者要算邹谠，这位国民党元老的后代，显然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在他的分析框架里，邓小平既是一个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者，又是一个政治上的“强硬的纪律执行者”，在改革过程中，他一直采取的是中间路线，平衡两套潜在矛盾的原则，无论时局如何，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保持平衡。

其实，邓小平是个不太在乎别人评价的人。按曾经跟邓小平一道留法勤工俭学的郑超麟的说法，当年那个喜欢打牌和油印的小平，就对别人的评价不怎么敏感，后来经过太多的大起大落，神经未免练得像铁一样坚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外加耳朵有点背。对于历史学家的毁誉，甚至历史的毁誉，邓小平并不像其他政治人物那样的在意。无论是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荣耀，还是一时间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一致的攻击，说实在的，对他行为的影响力都相当有限。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是世界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属于二战领袖行列，但却在同列人相继辞世之后，仍然可以在特别大的程度上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在这一点上，黄仁宇的观点无疑有道理，邓小平所做的选择，与蒋介石和毛泽东其实不无关系，甚至他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也有着那前时代的印迹。毫无疑问，他有着同列人所有的“铁腕”性格，也就是邹谠所谓的“强硬的纪律执行者”，但是同时，他也有着同列人所没有的卓识和远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特征既构成了招誉的原由，也是致毁之道。在告别了乌托邦之后，虽然他未必明白中国究竟该怎么走，但不应该像以前那么走却是清楚的，而且他更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大国，有一个具有革命和倍受挫折传统的庞大的党，走路的时候，必须保持平衡。

显然，中国的改革，并不像某些赞美者歌颂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有清晰的规划，具体怎么走，其实邓小平也未必清楚，否则就不会公然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了。显然，在充斥着“既要，又要”矛盾逻辑的改革实践中，维持政治格局的平衡绝非易事，既要摸着石头，又要不被水淹着，其实也相当难，所以，呛几口水也势所难免。但是，富有吊诡意义的是，对于邓小平来说，无论外界对他怎么看，他自己却认为他所做的一切，只是继续前进，并在前进中掌握平衡而已，换句话说，河是必须要过的，但决不能有倾倒在河里的迹象。他的动作，无论外界的评价是所谓的左还是右，是叫好还是诋毁，对他而言也只是纠正偏颇，使航线回到平衡的正轨而已，从这一点上说，六四之后的和南巡之后的他，在心境上并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做了自己从开始就坚持要做的事情。所以，所谓的君子的始，小人的终，只是那些过于执迷于道德评价人们的一厢情愿。

不像老布什，二战的时候仅仅是个小兵，更不像戈尔巴乔夫，不过是战后的技术官僚，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重要人物了。他曾经度过的岁月是一个我们今天的人们所不易真正理解的时代，二次大战不仅战争的残酷史无前例，而且盟军一方的统帅们关于人类命运的压力也是空前的，经历了那个严酷的时代才能知道，其实在战争正在进行的当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明确的自信，相信能够战胜法西斯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往往是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务实的，是坚强的，同时也是专断的，而这一切又因为我们特殊的的制度和文化得到了强化。历史总是迫使人们不知不觉地对已经走过的路径有所依赖，既品尝前代的好处，也要吞下前代遗留的苦果。理解邓小平，理解其作为，也许必须得从二次大战，甚至二次大战之前的历史着手。如果我们还能承认，我们今天其实也没有真正摆脱战后世界格局留下的阴影，那么，我们也必须对那个时代留下来的领袖，有清醒的历史认识。至少，我们应该清醒的意识到，如果历史不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二战时代坚如钢铁般的领袖，那么改革将在什么时候发生？能不能发生？即使今天有着后现代智慧的人们，也是难以预料的。

跟太多乐观的历史进化论者不同，我不认为历史永远是在进步，今天总是会比昨天强，明天会比今天好。历史的列车，不仅会驶入岔道，而且还会倒退，甚至翻车。对于身在车头上的人来说，只要能保持车的平衡，少走点岔路，别开倒车，也许就应该得到基本正面的评价。邓小平的改革事业，其真正的价值在于，他将列车引到了一个陌生但充满挑战的轨道，而且初步释放了这趟车的能量，使之充斥者野性的活力。不管列车的命运将会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人不会再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押在一两个在车头工作的人身上了。也许，跟毛泽东在今后中国的命运不同，毛在历史上的作为，使得无论中国将来变成什么样子，总会有一些毛的崇拜者一直崇拜着自己的偶像，而邓小平在历史上的作为，尤其是改革以后的作为，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效果却是让人们忘掉、甚至埋怨和诅咒他。可以预计，随着中国接上世界的轨，一并向前，崇拜邓的人将越来越少，而崇拜的程度也递次降低，然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正是邓小平作为的价值所在。

在“既要，又要”逻辑下的政治操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邹谠所谓在两条潜在矛盾原则之间找平衡。这令我想一个人，此公名叫阎锡山，统治了山西38年，他说，他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都不能踩破。阎的为人与性格跟邓小平迥异，但邓的政治操作仿佛也是在鸡蛋上跳舞——不过不是三个，而是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