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政体与大国的兴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1 次 更新时间:2010-12-23 23: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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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  

  

  

  

  主讲人:黄钟

  

  评议人:王雷 王利

  

  

  秋风:

  今天是天则所双周学术论坛的第419次。我们荣幸地请到了黄钟先生给我们做报告。黄钟先生一直致力于政治理论的研究,而且他的研究有很多独到的地方,而不是像学院式的研究,尤其是他的研究很有历史感,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纵横中外,他的研究中有很多比较的视角,他今天的报告就有很鲜明的黄氏风格。他的题目是“政体与大国的兴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话题,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根本性的大转型的过程中,恰好蔡定剑教授研究的也是宪政的问题,也算是一个纪念吧。

  

  黄钟:

  我今天的演讲分成四个部分:第一,政体与大国兴衰的关系,因为政体对国家兴衰的许多方面,比如兴衰的方式,都有影响;第二,政体与国家兴衰的持续性,也就是政体与国家兴衰的时间跨度有没有关系;第三,政体与国家的衰亡,就是不同政体下国家的衰亡有什么不一样;第四,政体与安全国家,我们常常讲国家安全,但我们很少讲安全国家。实际上,有可能我们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对老百姓来说却并不安全,换言之,一个强大的国家可能是一个不安全国家。今天我要讲的,会侧重两个方面,一个是君权的控制,一个是财权的控制。尤其是军权的控制,我们向来讲得非常少。

  

  今天讲的大国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大国,我想讲的是拿破仑战争之后,也就是维也纳和约之后的一些国家。之所以选择维也纳和约之后,是因为1815年之后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都已经不由自主地纳入世界体系中了,而像美国等未来的世界大国,则不为人所瞩目地在悄然成长。无论你以前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从此以后你不能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和竞争。政体要何去何从的挑战,在我们今天依然存在——官方不就说坚决不要三权分立,而我们可能则在想,三权分立搞搞也可以。

  

  在后面我会说到极权政体或者专制政体这两个词,更多的是为了表述方便起见。比如我们说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专制王朝,可是这个王朝不比我们今天的政权更排斥自由。说纳粹德国是一个极权体制,也不是表示同为极权政体的苏联就比纳粹德国更自由,实际上它比纳粹德国更不自由,它的控制更严厉,统治更残酷。

  

  下面讲第一部分,就是政体与大国兴衰的关系。

  

  直观来看,并非“共和政体”或“民主政体”才有助于“国家强盛”,专制政体也有自己的“明星国家”。专制极权政体也好,民主共和政体也罢,无论是哪一个政体,在1815年之后都有表现突出的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十分强盛。我觉得就像金庸的小说里说的,练易筋经、练降龙十八掌、练葵花宝典都有可能练出超群的武艺,练出强壮的身体。国家也一样,不能因为我们的喜好而否认其他的存在。对于英国来说,强大的纳粹德国是个客观存在,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事实。

  

  至于说普鲁士德国的政体有没有致命之处,也就是练葵花宝典有没有毛病,当时不见得谁都看得出来。就像伊藤博文把普鲁士的那些东西搬过来加以完善,他并不认为普鲁士的方式会给日本带来致命的政体上的缺陷。如果他知道会有这么要命的缺陷的话,恐怕他就不会那么干了。同样地,民主制度和共和制度的优点也不是一下就能显示出来。金子坚太郎是日本真正的海归派,哈佛法律系毕业的,日本国宪法是这些人偷偷摸摸地捣腾出来的。但是当时他似乎并没有看出来美国的这种制度有什么强大的力量。甚至到了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也没有在它的国际棋盘上把美国算在内,这个国家好像很遥远,在霸权的争夺中没有什么分量。但实际上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在经济上、工业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事实在当时被大家忽视了,没人说向美国学习,大家都向德国学习。就连美国人也时髦到德国去留学,就像今天我们喜欢到美国去留学一样。

  

  后面还要讲到,国内有无明智之士,政策是否得法,等等,都不能替代政体的功能。只有政体是长期的基础性框架,政体有严重缺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玩出火来。山本五十六是位有远见卓识的海军名将,袭击珍珠港就是他的军事杰作,可是他是坚决反对向美国开战的。可他的高瞻远瞩对日本帝国又有何益呢?

  

  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政体下的强盛国家。比如18、19世纪有法国这样的国家,有德意志帝国这样的国家,有英国这样的国家,都是欧洲的强国,二战之后同时可以存在苏联、美国这样的国家。

  

  而且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体下,都可以创造出“盛世”。德国就是一个典型。它从普鲁士德国(第二帝国),到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再到联邦德国,它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繁荣的国家。政体完全不一样,但它都创造了许多奇迹。日本是另外一个典型。日本帝国的时候当然是亚洲的强国,也是世界上的强国,二战之后,它在经济上迅速崛起。现在很难说它是一个政治大国,但最起码它是一个经济大国。

  

  在不同的政体下都有可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出来,而且不同政体的国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能都很突出。比如德国,它在德意志帝国的时候,在科技、文化、工业等方面对世界贡献都非常大。一战之前(1901年到1914年),全世界总共有42人获得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其中有14人是德国人,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获奖者是德国人。我们今天还在用的X射线,是德国的伦琴发现的,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西门子,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就已经响当当的企业。美国是另外一个典型,与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相比,你就会发现,它的成就非常突出。从1978年到2007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得主有60%都是美国籍的人。着三十年里只有一年没有美国人,其他每年都有美国人。这是一个国家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一个非常直观的标志。如果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作为科学春天的象征的话,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没有哪个国家的春天比美国的春天更山花烂漫。倘若根据这些事实,美国总统也可以牛哄哄地对全世界说,我们人口还没占到世界人口的5%,却捧走了61%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第二部分就是在政体和兴盛持续性的关系。苏联我们过去把它作为一个榜样,甚至说它过去也是很多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榜样,它的存续时间只有几十年,如果从1917年算到1991年,不到80年;德意志帝国即使从1866年击败奥地利算起,到一战时崩溃,也不过半个世纪;日本帝国从开始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不到80年;纳粹德国存在12年;俄罗斯帝国从击败拿破仑1815年之后到一战,一个世纪。

  

  德日在民主政体下从废墟上兴起的繁荣是持续繁荣。我们今天说日本的经济停滞不前,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它依旧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从六十年代算起,日本和德国在新的政体之下经济不断繁荣,如今都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了。美国如果从1890年算起,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的龙头老大;英国即使从维多利亚时代算起,跻身于强盛国家之列迄今也是长达一个半世纪以上。

  

  下面是第三部分,政体和国家衰亡的关系。我们先看英国的样本。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叫“日不落帝国”,到今天它已经演变为英联邦,它由一个“日不落帝国”成为一个“日不落联邦”,它依旧是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大国之一。“日不落帝国”不存在了,但它的衰落是相对的,和我国历史上王朝的兴衰是不一样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或体验过的一种衰落,我的版图缩小了,我的控制能力不如从前了,但我的本土依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历史上的崩溃都是以长时间的动荡为底色的,甚至会一半以上的人死于战争、饥荒。英国的衰落中没有这样的惨象。这种衰落后面的东西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英国之所以这样衰落,这和它的政体有非常大的关系。这种政体使得国家拥有一种可进可退的弹性。在这样的政体下,有丘吉尔这样的保守派,本来他们是反对印度独立的,但是到了1947年保守党照样还是承认印度独立。世界上人口最大、疆域最广的一块殖民地独立了。印度人的“祖国”一点也不强大,根本就没有威武之师,可是英国人依旧放弃了印度。说句题外话,“香港”回归,说是因为“祖国强大”,是骗人的昏话。地处要冲的新加坡独立是因为新加坡强大?李光耀还求英国人别急着走呢。

  

  继印度之后,一个个殖民地都脱离了英国,但是它分家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没有像别的国家一样反目成仇打起来,而是演变成了英联邦。这是另外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凝聚力。过去我们说殖民统治是很可恶的,但“日不落联邦”的存在却表明,英国殖民统治是有可爱之处的。英国的“日不落帝国”解体后,它的经济、科技依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从1978年到2007年,它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仅次于德国和美国。

  

  另外就是德国和日本的样本。德国和日本的兴衰就像彗星闪过一样,非常耀眼,就像我们说的“其兴也浡,其亡也忽”一样。而且德国自普法战争之后,这个国家每强大一次,它的疆土就要缩小一次。我们总是觉得强大就可以保护自己了,但是德国是每强大一次就打一次仗,打完仗国土及就相对缩小一次。

  

  另一个样本就是苏联的解体。我觉得苏联的解体是“安乐死”,是超级大国的和平解体,这是大国和平演变的样本。政府总是说我们要反对暴民、反对和平演变,似乎这也不好那也不对,那一个国家到底该如何演变?!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联这个“安乐死”的样本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它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陆军,它有强大的特务系统,最后安宁地变成了另一种政体,建立了共和政体的框架。尽管它中间有很多问题,我想今天没有几个人说我要变回斯大林那种模式去,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它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和英国的衰落可以媲美的和平演变的模本。

  

  从前面提到的国家的衰亡角度来看,共和或民主政体自我调适能力是最强的。英国衰落的过程显示了共和政体自我调节的能力非常强大。国内提供一个博弈机制,使它能在适当的时候往回缩。这种制度使得任何一个人和政党都不能把国家资源作为个人或党派的赌本,说我如何如何,绝不如何如何。它通过议会机制等进行政策抉择,这是很强的一种调适能力。这种调适能力是纳粹体制没有的,因为丘吉尔再功高盖世,他再不希望印度独立,他做不了主,他不能说一百年不动摇,他做不到这一点。这是英国的“软弱性”所在,但同时也更是它的力量所在。这是一种持久的力量,因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十年八年,只要这个民族不消亡,这个国家不消亡,它就永远要跟别人竞争,它要和别人长跑,就需要有耐力。

  

  下面讲第四个部分,政体和安全国家。在眼下的话语体系里,许多人习惯于从竞逐强权的国家视角,或者说权力视角去思考国家的强盛,而忽视了“安全国家”问题。我之所以突出“安全国家”这个概念,是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完全可能是一个其人民感到恐惧和渺小的国家,是一个不安全国家,是一个危险国家。而安全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霍布斯说过,“主权赋予的义务都包含在这样一种说法之中: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倘若说一个国家的政权让人民感到不安全,人民对它就会缺乏认同感。

  

  我们过去形容一个国家的盛世的状况常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其实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国家不一定是安全国家。恰恰相反,也许你生活在那里非常不安全。我们过去有一个典故叫“作法自毙”,说的是商鞅。商鞅在逃亡的时候没有旅馆敢收留他,因为按照商鞅的法律,需要有证明才能收留别人。这样一个国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无处可逃。你像过街老鼠一样,每天都战战兢兢。国家安全不能和安全国家划等号,当然一个安全的国家需要它的国家是安全的,它可以保卫自己的疆土不受其他国家侵犯,但同时国家安全不等于就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二战之后的苏联就是一个典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有了国家安全,但它不是一个安全国家。对于人民来说,苏联这个国家的强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但它的人民却是前所未有的渺小。如果我们看过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就会发现一个细节。戈尔巴乔夫说他当了中央书记之后,每次和夫人赖莎要谈重要的事情都不在家里谈,都是到外面路上去谈。他害怕有窃听器,害怕隔墙有耳。这是中央书记,更不用说普通人了。维克托·涅克拉索夫是一位苏联作家,曾因中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获得过斯大林奖金。有一回,母亲就跟他说:“维克托,我求你,永远也不要做个明理的人。”一个人生活在一个这话不能讲那话也不能说的国家,他会认为是生活在一个安全国家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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