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瑜 黄宇丰:转型经济中的贿赂与企业增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4 次 更新时间:2010-12-09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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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瑜   黄宇丰  

摘要:运用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EBRD)在转型经济国家进行的BEEPS 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转型经济中企业增长与贿赂的关系。控制了企业、行业、制度和宏观经济的相关因素,以及控制了遗漏企业隐含特征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企业的贿赂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贿赂能够通过降低官员掠夺(“保护费”功能),或帮助企业获得资源(“润滑剂”功能)来促进企业增长,这体现了贿赂的“关系资本”作用。

关键词:贿赂,企业增长,关系资本

*李捷瑜,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黄宇丰,梯尔堡大学经济研究院。通信作者及地址:李捷瑜,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510275;E-mail:lijieyu@mail.sysu.edu.cn.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09YJC790267)、中山大学经济研究所基地建设经费资助。作者对匿名审稿人的建议表示感谢,对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纰漏责任自负。

一、引言

正确认识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是反腐败政策制定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对于企业,腐败既可能造成纯粹的资源浪费,也可能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Bardhan ,1997)。作为资源浪费的腐败将损害投资激励,妨碍企业发展(Kruger,1974;Shleifer and Vishny ,1993),而作为资源配置工具的腐败则可能成为企业扩张的一种途径,贿赂从而成为企业的策略。

对于处在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从企业策略的角度理解腐败问题,或许更加恰当和重要。市场缺失、政府大量干预和管制经济活动(孙刚等,2005)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个制度环境。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例如税收政策、金融约束、法规行政程序等,一方面有助于克服市场失灵,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对经济,特别是对企业活动造成伤害。在许多经济转型国家,商业管制所产生的高成本已经是经商的主要障碍(World Bank,2003),对企业增长造成显著负影响(Norris and Inchauste,2007)。此时,企业将有强的动机采用贿赂策略,促进自身的增长。

具体来说,企业会与官员建立起某种联系,从而形成对其有帮助的“关系资本”(relational capital)。关系资本可以帮助企业绕开法律、行政管制,或者通过非市场途径获取资源,起到“润滑剂”(greasing money)的作用;关系资本也可能帮助企业逃避税收,或减免官员的掠夺,起到“保护费”(protectionmoney )的作用。在贿赂与企业增长关系的研究中,进一步识别这些途径是否存在,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发展中国家腐败产生的根源。

运用“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BEEPs )的微观数据,本文试图逐步深入地从企业层面考察:(1)在前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国家,作为企业策略的贿赂能否促进企业增长;(2)贿赂通过何种途径促进或阻碍企业增长。在控制了企业、行业、制度和宏观经济的相关因素,并克服了遗漏企业隐含特征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发现在经济转型国家中,企业的贿赂与销售增长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贿赂能够通过“润滑剂”或“保护费”的作用促进企业增长,即贿赂对企业增长的作用体现于“关系资本”。这些发现对于理解不少发展中国家反腐败进程缓慢的现象具有启发意义——政府的不恰当干预和管制制度或许是其中的深层原因。

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给出数据描述,第四部分初步考察贿赂对企业增长的影响,第五部分进一步分析贿赂对企业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的原因,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回顾

对于腐败与增长的关系,长久以来存在不同的理论观点。许多文献认为,腐败妨碍企业增长。Myrdal(1968)认为官僚会为了吸引腐败而故意拖延行政程序,从而腐败将导致官僚延迟(bureaucratic delay)的恶化。Krueger (1974)讨论了腐败带来的大量寻租成本对增长的危害,指出寻租行为的规模报酬递增将导致投资激励下降,从而妨碍增长。Murphy et al.(1993)讨论了由腐败的隐秘特点和不确定性造成极高的交易成本。这类文献强调腐败是政府官员的主动策略,是官员对企业的掠夺。因此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他们侧重于讨论如何从官员的选拔机制、薪酬机制以及立法执法机制等方面削弱官员腐败的动机。

然而,在不少研究中,腐败被认为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对企业增长有促进作用。概括而言,当市场缺失、政府管理僵硬或管制过度等制度环境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时,企业的贿赂行为将能帮助其回避这些不利环境,从而保证经济活动得以在稀缺资源的次优(second-best )配置下进行。在研究腐败如何促进企业增长的众多理论文献中,“润滑剂”假说以及“保护费”假说是常被讨论的两个途径。

“润滑剂”假说指出贿赂能激励行政官员缩短审批程序、更快地发出许可证以及提高服务质量(Leys,1965;Lui ,1985;Bailey,1966),贿赂还可能在市场缺失时起到与竞争性拍卖机制相似的资源配置结果,从而使企业能在经济活动中较有效率地获取所需的资源(Leff,1964;Beck and Mahler ,1986;Lien,1986)。“保护费”假说则是指贿赂能帮助企业逃避官员的掠夺。

例如,在产权保护弱的环境下,企业通过向官员行贿来保护其财产,使其免受侵犯(Acemoglu and Johnson,2003);或在税赋过重下,用贿赂方式减轻税收负担(Cai ,Fang and Xu ,2008)。上述文献的共同点是强调贿赂是企业在外部不利制度环境下的发展策略。如何通过制度环境的改革和完善来削弱企业行贿的动机,达到更优的资源配置效果,是这类文献在反腐败问题上的讨论重点。

可见,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途径的分析不仅涉及腐败的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加深对企业贿赂动机的理解。目前,对腐败与增长的关系的经验证据没能带来清晰的结论。在宏观分析上,Mauro (1995)用国家层面的感知指数衡量腐败,实证分析得到腐败感知指数对人均GDP 增长率和私有投资有显著负影响。Svensson(2005)用相似的方法,却发现腐败对增长的影响模糊。Mn and Weill (2008)按制度效率的高低把国家分为两类,从中发现在制度具有效率的国家中,腐败对增长有害;但在制度缺乏效率的国家中,腐败促进了经济增长。

随着调查方法的完善以及大型调查数据的可得,研究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微观文献在近年逐渐出现。相对于宏观数据,使用调查数据具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宏观数据忽略了微观个体的异质性,会导致对微观经济参与者行为的估计偏差,因此采用微观数据分析企业的贿赂行为更为恰当。其次,在腐败的度量上,宏观的感知数据只是序数概念,并不能度量腐败的差异程度,而调查则可以通过适当的问卷题目对腐败给出直接的、可比的数量度量(Reinikka and Svensson ,2004)。

在已有的微观分析中,Fisman and Svensson (2007)使用对乌干达企业的调查数据,发现贿赂阻碍企业增长,并估计贿赂的阻碍作用是税收的三倍。他认为贿赂是官员的掠夺,贿赂对行贿人(被掠夺者)会造成损害。Kuncoro (2006)研究印度尼西亚的腐败问题,发现贿赂与企业增长没有显著关系。Hellman ,Jones and Kaufmann(2003)则发现在转型经济中,贿赂是企业俘获政府(state capture )的一个策略,以此得到一些关键公共产品的服务,贿赂因而与行贿企业的增长正相关。

上述文献主要讨论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但缺乏从实证上对其影响途径的深入分析。目前,联系贿赂、企业行为和政府管制的微观实证文献也不多。其中,Svensson(2003)直接考察企业所受管制程度如何影响企业的贿赂行为,发现是否贿赂与其面临的管制有关,贿赂是企业摆脱管制的一种策略。Dreher and Gassebner(2007)采用43个国家2003-2005年的企业家数据,发现诸如建立新企业的复杂程序以及高的最低资本要求等政府管制会显著减少,而贿赂能显著地提高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从而证明了贿赂的润滑剂作用。Cai ,Fang and Xu (2008)运用对中国企业的报表数据和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企业的娱乐差旅费用对企业利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论表明向政府行贿的费用削弱了税收或管制对企业绩效的负影响,即贿赂有助于获得政府帮扶和减少政府勒索。

与上述微观文献相比,本文尝试更为全面、稳健地研究经济转型国家中企业的贿赂问题。第一,利用新的BEEPS 调查数据重新估计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润滑剂”假说和“保护费”假说,从中得到有意义的新结论;第二,在估计过程中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以及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多方面的稳健性讨论。

…………

六、结论

本文使用了EBRD于2004年和2005年的BEEPS 调查数据,考察被调查企业的销售增长与其缴纳贿赂占销售比例的关系,试图验证有关贿赂功能的两种假说,从而考察贿赂是否是推动企业扩张的“关系资本”。本文发现,在转型经济国家的样本中,贿赂促进企业增长;非转型经济的比较样本中结论相反。对转型经济样本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贿赂能够:(1)通过帮助企业减小官员的掠夺而促进企业增长(“保护费”功能);(2)帮助企业绕开管制或者获取难以得到的资源而促进企业增长(“润滑剂”功能)。

本文的结论不会因为子样本的不同选取或方程控制变量的不同设定而发生大的改变。

反腐败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任重而道远的。本文的结论意味着反腐败不但需要法律的严格监管,而且更需要了解腐败(贿赂)行为背后的激励机制。如果腐败更多反映的是官员掠夺的实现,妨碍了企业发展,那么政府应该从腐败方着手,在官员选择、晋升以及报酬激励等制度上进行改善,这已在许多研究腐败的相关文献中提到。然而,本文发现,在转型经济中,腐败更多地起到调整资源配置的作用,贿赂因而形成企业策略,促使企业增长。

此时,打击腐败需要更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如何完善不合理或缺失的经济制度,降低行贿方的激励,可能更为重要。例如本文提到的土地获取制度、融资制度、税收制度等,降低这些制度中官员的特权,代之以更具制衡力的管理制度或市场机制,或许能达到更好的反腐败目的。在如何推动不合理制度改革的问题上,本文发现,在某些现有制度下受管制的行贿企业比不受管制的企业得益更大,这意味着企业不但有当前制度下行贿的激励,而且极有可能不会成为这些制度改革的推动力。当然,本文并没有对如何改善某个经济制度提供更为具体的可借鉴材料,这也正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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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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