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厘清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基本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06 次 更新时间:2010-10-08 10: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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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摘要:新文化运动是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思想文化更新活动。她滥觞于19世纪30年代,直至今天仍在持续。思想、文化、学术没有国界,高瞻远瞩的爱国者,必然冲破一切阻力,站在文明发展的最前列,吸收一切先进文化,为推动本国社会进步服务。文章不但回顾了从1830年代迄今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五个阶段的内容,还对包括英法启蒙和革命的异同等当前学术界争论的多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全文力求陈言务去,坦率陈述己见。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 传统文化 思想文化

  

  多元纷争是学术繁荣的朕兆和常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愚意以为为了深化对这两个运动的研究,有些基本问题必须厘清。从多年的争论看,有八个问题需要讨论清楚。

  

  一、什么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它是中国为了摆脱国家落后和危亡状态,介绍现代文明,传播人的自由权利及其制度保障(自由、法治、民主、宪政等等),促进思维方法变革,推动中国文化更新和社会变革的运动。只要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它就不会止息。换句话说,它是贯穿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全过程的思想文化现象,是社会转型的先导和动力。

  概括起来,它有贯彻始终的4个共同点:(1)救国呼唤启蒙。国家危难之秋,启蒙必然勃兴;落后状态尚在,启蒙仍会继续。实质是以先进国家为参照系,改革本国的落后制度,寻求摆脱困境的根本途径。(2)睁开眼睛看世界,介绍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3)推动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化,实现人的解放,推进教育、学术、伦理、表达工具和观念的变革。(4)以制度改革为目标,思想与制度互动。从民间到官方,由先驱到大众,由异端变主流,思想变革一波一波推进,其结果则体现在制度变革上。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人的解放——确立个人自由;二是制度变革或社会转型。只要制度改革的目标尚未实现,指向未来的思想启蒙总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继长增高。这是新文化运动累仆累起的缘由。这个定义如果成立,新文化运动的起讫、分期、内容等都会与习惯说法有很大差异。

  

  二、中国为什么会有新文化运动

  

  在讨论其他问题之前,需要先回答中国为什么会有新文化运动?这里有三个前提:

  1、中国社会没有办法自行转型 有个说法是假如没有外敌入侵,中国会自行缓慢地转变为现代社会。出版了很多叫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书,但说得不客气点,这些大都是印刷垃圾。首先,《资本论》说道,古代社会已有资本主义式的手工业、工场这一类经济成分,但不成为一个体系。也就是说,“萌芽”早就有了,不用费劲去寻找。值得研究的是这些“萌芽”为什么不能转化为社会制度?要成为一个体系(社会制度)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这样的变革要有很多社会条件配合。这些社会条件包括法律体系,对财产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保障。西欧有分封制度,有规定国王与诸侯和臣子之间各自的权利义务的契约关系。如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规定: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用62条条文详细规定臣民享有的自由权利后,在第63条宣告:“英国教会应享自由,英国臣民及其子孙后代……充分而全然享受上述各项自由,权利与让与”[1]。这些权利包括城市自治,经营商业的自由权利,财产权,选举权,不随便纳税的权利,还有司法独立的权利,国王不能选用没有经过训练、没有法律知识的人来做法官等等。1215年,处于南宋时期的中国有这样的保障自由的宪章吗?没有。

  产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不是因为其发明了某种技术,而是有适合的制度。简言之,是英国提供了产业革命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制度环境。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思说得好:产业革命的技术不是出现在结构变迁以前,而是在其之后。尽管火药、指南针、优良的船舶设计、印刷术和纸张在西欧的扩张中起了作用,但结果却很不相同。与产业革命相联系的技术变化要求事先建立一套产权,以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2]

  产权包括经济自由在内的公民的自由得到较充分的保障,这种环境推动了产业革命。用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话来说是: “英国人在18世纪所享有的无可争议的个人自由造就了一种空前的物质繁荣。”[3]个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人的切身经验也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结论。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奥秘,无非是改革僵化的制度,逐步扩大了公民的经济自由。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足够的内在力量自行向现代转型,因为它是一个宗法专制社会。它从思想文化到制度的核心是三纲六纪。中国的传统法律——中华法系有丰富的内容,但是以刑法为主,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核心是三纲六纪(六亲) 。犯了法,按照亲等不同有很大差别。假如你打人,打了父母跟打了其他人,那是完全不同的。你骂人,骂一般人无所谓,骂尊长是犯罪,如果骂了皇上则是大不敬,要千刀万剐。财产权的保障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在三纲六纪的法律中,普通公民是不能随便保有财产的。有个罪名是“别籍异财”,只要父母、祖父母在,另立户口、分割财产,就要判刑。中国社会不能自行转型,是顾准在1975年作出的判断:“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4],所以要引入外来思想推动变革。

  2 文化的差距 中国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文学艺术、历史典籍等,给人类文化增添了异彩,有永恒的价值。传统文化要保护,即使是要淘汰的东西,也应该保护。所有文化遗产,不管好坏都应该保护。一个法治社会不容许破坏文化遗产。但是,有人说,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无所谓优劣,没有差距。这个说法成立不成立?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种族都应该平等,所有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这毫无疑义。但是,文化有没有差距、高低?教育是文化很重要的部分,说中国的教育跟其他先进国家的教育没有差距了,你能证明吗?有人说中国的大学比哈佛还要好。这是言论自由,应该尊重。但有多少人相信是另一个问题。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现代公民,应该敢于反省自己的弱点。敢不敢于反省自己的弱点,是成熟与不成熟的标志。从这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具有很多优秀成就的同时,显然在不少地方还存在着差距。

  先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但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相比,差距很明显。我们那时有儒家的政治思想、法家的政治思想、管子的治国理念,但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政治学,有没有差距?翻翻《论语》、《孟子》、《管子》,对比一下古希腊有关著作,高下立判。我国古代数学有很多成就,但偏重于实际运算,没有上升为完整理论。我们没有《几何原本》那样完整的几何学。19世纪,曾纪泽代其父曾国藩为《几何原本》全译本作序时就指出:

  盖我中国算术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言,各为一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5]

  10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应该比曾国藩父子更加开放、勇敢,更敢于正视本国文化的弱点。

  中国有逻辑思想的萌芽,一些学者还在《墨子》里寻找中国逻辑学的起源,但中国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孟子他们论证问题是不讲逻辑的。如“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一下子就得出结论:这是无父无君,没有逻辑论证过程。这是中国文化思想发展致命的弱点。

  科举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知识阶层读四书五经,无需接受数学教育;数学、天文,是少数人的专门学问。西方中世纪讲七艺,是知识层一定要学的。其中一项就是辩论,实际上是逻辑课程,这是中国没有的。他们有数学课、法律课,这在中国古代教育里都是没有的。早在乾隆九年(1744),“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科举徒尚空言,不适实用,请予废止,别求遴选真才之道”[6]。后来也陆续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不幸,这样的真知灼见都没有被采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阶层只能在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水平的故纸堆中耗费青春,与西方的差距日益扩大!于是,进入19世纪,危机四伏,即使没有鸦片战争,改革也已成为急迫课题,随后更演化为救国家于危难中的路径选择。

  李约瑟问,中国古代有那么多技术、科学成就,为什么中国发展不出现代科学?其实,李约瑟是后知后觉。明末的利玛窦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律,中国多数人对数学等不感兴趣,因为读四书五经可以做官,研究其他学问不行。多数人朝科举那条路上升,所以现代科学在中国是不可能发展起来。

  3、是否承认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这条道理不用多讲,没有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变革,西方的变革就少了一种内在的动力。

  因此,中国需要有一批盗火者、播种者,将人类文明的成就在中国传播,结合中国实际来普及和实现。19、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中国历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推进新文化运动。

  晚清的顽固派认为引进西方思想文化,“以夷变夏”是罪不容诛的离经叛道。这已是今日不值一提的历史笑话。但21世纪了,一些西装革履的博士、教授和穿着短打、长袍、无领连衣裙的国学派联手,口沫横飞指摘外国思想“入侵”,中国思想文化被“殖民化”,要另立门户,建立“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性”,就令人哭笑不得了。思想、文化、学术没有国界,那个“主体性”是什么意思?

  从学术讲起,国籍不是垄断本国研究的股票;如果洋人研究的成果水平更高,是不是要拒之国门之外?有关学科既有的结论和概念一概废弃,另搞一套吗?豪情壮志,值得敬佩!可是,你那一套经得起推敲吗?学术研究的规范更是各国学者多年积累的经验,世界一体,无法违反的。“学术主体性”云云,无非是哄骗外行、构筑封闭堡垒的华丽外衣。

  思想领域中,国籍根本不是思想者的边界,国界无法抵御思想的流通。这里不是权力判断正误,时间和公民爱恶才是铁面无私的判官。自由思考、自由辩论、自由选择是这个王国至高无上的法律。

  至于文化,政府的责任不外三条:(1)保障研究和创作的自由,保护自由的生活环境,让各个流派自由竞争,让公民有机会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2)保护所有文化遗产不被破坏,不管其发源于哪个国家和民族。(3)拨出资金发展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支持不适于市场化的高雅艺术,支持有发展前景的文化产业。文化确实有主体性,那就是公民个人。任何权力机关都不必也无权决定公民的文化取向。如果以主体性的名义,禁止外来的文学艺术风格、民间风俗乃至穿着、饮食及其他物事,出自权力机关,是违法越界;民间行动,则是非法的暴行。这归根到底不外是一些人求名求利的卑劣手段。

  

  三、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和第一次高潮

  

  新文化运动可以分为4个时期:(1)鸦片战争前后至甲午战争是萌芽时期。(2)甲午战争失败至辛亥革命,出现了第一次群众性的思想启蒙运动。()从中华民国成立开始,是通常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4)从1924至1949年是国民党威权统治下顽强挣扎的新文化。(5)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断裂到复苏。

  1833年8月1日,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了一份中文杂志,是中国现代杂志或现代报刊的开端,叫做《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份杂志介绍:英吉利“国基为自主之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7]作为国基的自主,现在翻译为自由。它准确介绍了公民自由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而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它还介绍“国之公会”理国之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指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面,国家才会“旺相”。这些观念和制度的介绍引进,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第一个时期,启蒙的主力是西方传教士和他们办的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报刊及其他出版物。不过,1840—1850年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冯桂芬1861年撰写的《校邠庐抗议》;1870年代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以及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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