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生成

——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5 次 更新时间:2010-10-04 22: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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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飚  

  

  

  当今中国农民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其直观的原因大概有两点:一、它已成为现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项“结构性”事实,即稳定的、涉及社会多方面的重要现象。二、流动态势超出了人们最初的预料,国家的控制措施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到位[1 ],政府和社会已为此感到焦虑。农民自发流动的开始,固然来自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对某些个体的权利的界定[2 ],但是,这种“权利”的获取,怎么被运作成了现在大规模的社会行为呢?尽管我们已在宏观层次上对流动的数量、成因、分类等作了很多描述和分析,但流动行为的内在规则和机制仍然是个“黑箱过程”[3 ]。

  另一问题是:这种大规模的流动和更宏观的社会变迁究竟是什么关系?

  正如已被指出的那样,在改革中的中国和在一般的市场型国家不同,农民的流动不仅是在进行地域的、职业的变化,所引发的也不仅是人口、技术和财富分布的变动,更重要的是,它从原有的体制架构中游离了出来[4 ]。而且流动人口脱离原体制的彻底性远大于我们已注意到的其他群体(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流动人口脱离了社区、单位、户籍、身份以及与地域和原制度有紧密对应性的“关系”等几乎所有中国社会的基本要素。另一个必须注意到的、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事实是,中国的“乡城移民”(rural -urban migrant)虽然从原有的经济社会体系中脱离出来,却没有沦于赤贫,甚至是一个生机勃勃,给城市和农村都注入重要活力的群体。到底是什么机制使得这个几乎与原体制全然无涉的群体得以存在甚至扩张?现在大规模的流动行为对整个社会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认为,流动人口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有不同于其它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行为规则、关系网络乃至观念形态,而且这些要素在不断地被“再生产”着,已成为一种结构化的东西。这个空间超越了原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边界,如地域、部门等等,不能为既定的社会构成方式所接纳,甚至也不能与之接轨。比如城市里的保姆,真正影响她们行为、塑造她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并不仅是城市的管理部门或家庭,也不仅是农村的原家庭,关键是“保姆帮”,以及她们与同乡其它群体(比如建筑队)形成的关系。正是这样的 “圈子”,塑造出在现有制度背景下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过程。(根据本人对北京市保姆群的初步调查这样的圈子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性实体”,但又不能被概括为“组织”、“团体”、“阶层”或“共同体”(比如包工头和建筑民工,相对现行的社会结构,他们处于一个“行为范畴”,但很难将之称为一个“共同体”。我将之称为“新社会空间”。这种“空间”对中国社会的变迁有着丰富的意含。在城市中自发形成的外来人口聚居区是这种空间的典型形式。

  那么,这一空间是怎么形成的呢?本文认为,第一,这是不能为宏观体制所接纳的流动人口,在体制外积极进行微观层次上的规则创新的结果。这与纯样市场国家中的移民群体,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ghetto)和棚户区(slum)的形成机制不同。[5 ]这一空间也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或中国传统的“国家——民间社会”的模式。第二,这一空间形成的具体过程是“传统网络的市场化”。即以传统网络为基础,不断引入市场规则,将它转化为一个内部市场。从而使自身的流动行为和资源积累不断扩张。

  最后,本文认为流动人口的规则创新并不是直接改变原有制度,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空间”。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改革已经从“国家内调整”过渡到“国家与非国家”两个空间进行磨合的阶段。今后改革中的冲突将比以前要大要多,政府应更大力度地调整社会管理方式和整合方式,以适应于经济体制的变化和社会现实的变迁。

  我的这些结论,得之于始于1992年的对我国流动人口的调查。其中包括:4 年多来对北京“浙江村”(来自浙江温州的农民工商户自发形成的聚居区)的追踪式人类学研究,对北京其它类型的外来人口,广东东莞市外来人口和城市社会结构、温州市外来人口的实地研究。本文将要以“浙江村”的形成史来具体展示这些观点,但这些认识对其它类型的流动人口是有普遍意义的。

  

  一?框架和概念

  

  国际社会学界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种范式:一是古典和新古典主义下的“均衡”范式。人口流动的原因被视作是由资源分布不均衡引起的(典型的如“推一拉”说),而其结果则是使经济要素在地域间形成新的平衡。移民在迁入社会的适应,也被假设为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被不断同化的过程。二是结构——历史——功能主义的范式。认为人口流动不全是物质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反应,而跟一系列的传统、结构与历史因素有关。比如人们用 “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来解释国际移民,用“国内殖民主义”(internal aloni aliom)来解释国内移民。但是具有功能主义的色彩,人的流动被视为是对特定结构的固应,其结果将满足结构的某种需求。第三种范式是随(Giddens Bourdieu)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兴起后而提出的,我称为“主体—实践”范式(agent-practice)。它强调移民也完全是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每时每刻地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6 ]本研究将以这种祝用为主,同时引入“国家”的范畴,注意流动人口的日常实践和国家的关系。

  我把影响流动行为的宏观要素归结为三个领域:国家市场和社会网络。“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设定,和对一些基本资源的控制,从而划定人们可能的行为领域。“市场”领域则已被广泛证明为,它的价格、利益比较机制是现代社会中一般人口流动的决定因素。本文视“社会”为各种经由长期的共同生活而沉淀下来的“关系网络”,将着重讨论“传统网络”和“流动网”。前者主要指在作为流出地的农村,因亲缘、地缘结成的关系,后者则指流动者内部结成的关系,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复杂的网络(结构)。

  在具体分析中,资源、规则、网络构成本文的主要概念。三个概念出自如下三则假设。假设一:作为理性人的流动行为,总是指向资源增长最大化的。那么为此目的他们需具体做什么?事实上是否达到了最大化?这就是“结构”的作用了。假设二:以资源最大化为目的,结合现实条件,人们的行为必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路径依赖”,这个路径即规则。比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对原籍的忠诚至关重要,先到城市的人,出于这一理念对后来者提供机会;后来者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则使自己顺利进入新的社会[7 ]。规则是人们互动的产物,也是“结构”的产物。假设三:人的流动、资源的获取和增值,总是在一定网络中进行的。网络本身就可视为“结构”的内容。而且与规则相似,人们为其目的确定怎样的网络、怎样的网络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也是由那个背景性的“结构”决定的。

  本文将用这三个概念来界定不同的流动方式和导致方式变化的内在机制。揭示:不同的流动行为方式,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反过来,发生在社会最基层的流动行为,是一个不断积累自身资源、进行规则创新、改造原社会网络的过程,在其所及的范围内促进了国家、市场、社会间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二?个案概况

  

  “浙江村”地处北京城南,在行政区划上是丰台区的大红门街道和南苑乡的交叉地带。该社区的主要特征是:

  ①是目前中国城市中最大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它覆及26个自然村,本地人口(北京人)1.4 万,外来人口9.6 万[ 8 ]。外来人中工商业者约5 万多,75%的工商户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乐清市(县),20%来自同一地区的永嘉县,其余5 %来自其它地区。剩下的4 万多是来自湖北、安徽、河北各省的雇工。

  ②社区经济极其活跃。以服装生产和销售为主导产业,按1995年的官方数字,年经营额达15亿[9 ]。社区内有16个大型市场。已成为我国东北、华北地区中低档服装业的基地。

  ③纯粹为自发形成,至今没有任何编制,也无任何正式社区组织。卫生、治安、青少年及公共设施等问题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棚户区”、“强占定居区”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0]。

  ④“浙江村”已成为北京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范畴甚至专门概念。各级政府和广大市民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与它的互动。[11]本文材料全部来自于实地调查中的参与与观察、访谈材料和文献研究。

  

  三?流动史和新社会空间的形成

  

  1. 1970-1980:地下的小群体流动

  温州地区向有人口外流的传统[12],但在50年代后期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传统被打断了。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城市的单位制、农村的公社制,和市场的被取消与物资调配权的高度集中,构筑了中国“无流动”的封闭模式。

  自发外流的恢复始于“文革”的混乱时期。“浙江村”里30岁以上的男性业主60%以上在80年代以前就有了出省的流动经历,当时主要是去西北地区打家具和去湖北等地做本工、弹棉花。“浙江村”村民姚信安[1 ]告诉我:“我是71年,18岁时第一次出远门,去甘肃敦煌。我们都是趁乱出去。有段时间火车不都是白坐的么!本来温州人去上海一带的多,但是这边管得严。在西北革命虽然闹得凶,但没人认真管事”。

  1975年首次外出,86年来到北京的周年滔[2 ]说:“当时从村里出来并没什么障碍。我们家祖祖辈辈都讲和气生财,我年轻时,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中对别人都没怎么样。出来时生产队长也是本家,拦你对他没什么好处。大队长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公社就管不过来了。出去工分当然是没了,每月再交2.5 元给生产队,用以护养‘五保户 ’……到了底下,什么都是人的关系!‘政治’是‘关系’出了问题时说一说,拿来用的。”

  流动所必需的初始资源和动力:信息与资金,及支持判断形成的经验基础,也来自传统网络。姚信安[1 ]说:“我们这里有几批知青曾到西北支边,他们常写信回来,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一些事。而且想,万一到那边不行还可以找他们。

  “我出去不用带钱。那时我的一个堂伯,解放初曾跟他的师傅到外面做过家具,家里有一点工具和钱。他跟我爸分析,觉得当时可以出去试试,劝我爸让我跟他去。学手艺在农村是件顶好的事,就答应了。在外面吃住由他管,年底再给一两百块钱。”

  外出后资源的增长主要依靠“地下市场”的开辟。姚说:“我们不敢去大城市。一般就到县城或郊区的村里,挨户问要不要做家具。给哪家做就住在哪家,付房租、米、煤请他们帮忙买。按当时的说法,我们是典型的投机倒把,黑市。但老百姓没有天天真搞阶级斗争的,儿女结婚总得柜子、床。我们半夜里躲到猪栏、牛棚里也是常有的事。我自己就也被公安遣送过两次,但我们无所谓。基本还能做得下来。”

  这种流动只是一种低水平的谋生方式。不能买木材,又不能卖家具,只能赚点加工费。东躲西藏,“队伍”也不敢扩大。根据乐清、永嘉的杭郭、钱家埕、河深桥等村村民的回忆,当时外出的人大约占本村的1 /20,整个70 年代增长速度甚慢。

  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概括“无流动模式”被突破的逻辑:国家行政控制出现危机,传统网络重新发挥功能,使外流在农村摆脱了行政干预,并动员了潜在的社会积累。流动带来了地下市场,这个市场一方面是简单的(仅表现为学务付出,而且极不稳定);另一方面,这个市场和国家是对抗的。流动在“夹缝”中进行,很难发展。

  2. 1980-1982:公开的小群体流动1978年以后,国家把恢复非公有制经济被当作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去落实。到 1980年,个体经济被“正名”,传统集贸市场全面恢复。[13]但国家虽然在此时批判了将劳务输出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和“投机倒把”处理的作法,但对人口流动并未作出正面的表态和规定。这时依然是传统网络,使农民对宏观体制的变化作出了敏感乃至超前的反应。

  “浙江村”的开拓者卢毕泽告诉我:“我们村(乐清市雁芙乡尚古头村)做衣服的人相对多一些。主要给本乡的人做。我们村有个知青66年去宁夏乌海市支边,后来当了当地供销社社长。80年他回家过年时告诉我们:去他那边做衣服一件能比家里多赚3 块多!劝我们出去试试,就在他的供销社里接生活。

  “他这样做纯粹是义务的。他爸是地主,按五六十年代的话说,成份不好。但是我们对他一家都不错。当时他的父亲、兄弟都在村里,需要我们照应。他自己也说:总是觉得老乡好,是自己人。在78、79年时,他就从那边供销社介绍一些业务到乡村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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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战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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