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中原 隆国强 方晋:迈向新的发展方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7 次 更新时间:2010-09-24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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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中原   隆国强 (进入专栏)   方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进出口贸易额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并有可能在2010年迈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方针。

随着时间推移,支撑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发展中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也为转变发展方式带来新的压力。曾经有效的发展模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就会难以为继。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如果不能根据其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各个阶段主要矛盾与任务的变化,相应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则其现代化进程可能陷入反复、停顿,甚至倒退。只有按照国际国内新形势的要求,着力解决各种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转变发展方式,中国经济才能实现长期、平稳较快的持续发展。

新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目标

综合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分析,新时期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必须着力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着力改善一系列经济结构,充分释放中国巨大的需求和增长潜力,保证经济增长良好势头延续更长时期。二是着力解决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在要素成本上升、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的背景之下,巩固传统的竞争优势,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提高综合竞争力。三是着力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协调的问题,绿化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契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提高碳排放生产率,实现减排与发展的双赢。四是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加快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迈向新的发展方式,就是要实现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与和谐发展。协调发展,旨在理顺经济结构,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创新发展,旨在提高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动力。绿色发展,旨在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和谐发展,旨在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保持社会稳定。

(一)协调发展和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和创新发展,就是要实现如下几方面的目标。

第一,持续而稳健的增长。

第二,重大经济结构协调。

第三,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第四,国际分工地位更高。

(二)和谐发展

第一,充分就业。

第二,协调的城乡和区域关系。

第三,合适的收入差距。

第四,均等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

第五,高效有序的社会管理。

(三)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就是要实现如下几方面的目标。

第一,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节约型生产和消费模式。

第三,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持续的技术创新。

第四,与自身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

新时期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则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协调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和绿色发展,需要遵守以下的原则。

第一,抓住机遇、迅速行动。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凝聚共识,切实推进转变发展方式。对于各界已经形成共识的、制度体系和财力条件成熟、试点效果较好的措施,要加快实施,加快推广。对于理论界和决策层形成基本共识的措施,要加紧宣传说明,创造条件,加快实施。对于影响面广、政策效应复杂的措施,要加快研究和试验。

第二,设立可控可及的目标。转变发展方式,并不宜追求过度超前于目前发展阶段的、现阶段难以达到的、过高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而应该立足自身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小步快跑。各种要素价格的调整要和社会的心理与经济承受力相互照应。

第三,在保持经济增长中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转变发展方式根本目标是实现长期持续平稳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所以,发展方式转变要在保持一定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下推进。另一方面,许多转变发展方式的措施,也只有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才能够取得社会共识,降低实施的阻力。

第四,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体制创新是保障发展方式的关键因素,没有体制创新,就不会有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第五,在对外开放中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为发展方式转变提供要素支撑(包括技术要素支撑)和市场支撑。对外开放战略要实现四个转变,即从以往的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目标转变为以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目标;从以往追求外资外贸规模与速度转为讲求质量与效益;从以往的以“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转变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开放并重。在提高开放型经济质量的进程中转变发展方式,还要秉持共同发展的理念,通过参与国际交往而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形成与驻在国共同发展和生产率普遍提高的和谐局面。

发展方式转变的近期思路与政策建议

(一)改革价格形成机制

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有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为此,可贸易要素的价格,要逐步和国际接轨。土地、淡水、环境、排放权、频道等等不可直接贸易的、非传统的、隐形的要素和资源,要在明晰界定产权的基础上,使其从最初开发利用到最终产品消费的直接的私人和间接的社会成本,都反映到相应环节的价格上,内部化到微观主体的成本内。还要在普遍提高资源产品价格的同时,实行阶梯价格,对超过定额的消耗和使用,收取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于基本价格的价格。

逐步完善资源的税费制度,改变税费征收的方式,促使企业减少开采过程中的浪费。

完善知识产权和技术市场,严格实施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付费使用制度,以使得其研发者能够获得应有报酬,为创新提供长效机制。

(二)促进各种要素的充分流动

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和劳动力充分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促进人口和劳动力充分流动,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发展方式与实现和谐发展,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为此,首先需要在法律层面切实保障人口在全国自由流动,明确限制各级地方政府出台歧视性就业法规和政策。完善外来人口对各地排斥性政策和法规向上级政府或者人大申诉的机制。地方人大中要有外来务工人员规模相称的代表名额。

其次,逐步统一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快速可控的原则,把公共服务和社保享受资格以及劳动力市场准入资格,彻底与户籍脱钩,使得户籍制度更好地专司其本来户政信息管理之责。在完善户政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全国贯通和功能完善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并按照“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调差距、易转续”的原则,健全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以基础教育、基本卫生服务、基本廉租住房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

还需要逐步修改完善地方税种体系,逐步实施跨地区的土地占补平衡,改善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办法,激励相对发达的地区在承载经济和产业的同时,积极承载外部流入的人口。

(三)创新生态环境等公共物品管理方式

实现绿色发展,既需要严格执行传统的社会性管制措施,更需要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探索新的生态环境管理方式和手段。

目前常用的生态环境管制措施是对工商企业制定各种技术标准。这些措施执行情况参差不齐。为此,应该严格执法,保证现有的法规和技术标准能够得到落实。特别要避免短期调控政策考虑对管制政策的影响,或将社会性管制政策作为短期调控政策加以使用的做法。无论在经济上行期,还是在经济下行期,都要严格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既不能因为经济的暂时困难而放宽执行标准,也不能因为经济形势的好转而提高法律标准。

另外,对法规和标准存在空白的领域,要加快制定相应的标准体系并予以实施。

还应根据绿色发展的新要求,以及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的客观条件,综合考虑公平、效率两种效应,探索界定生态环境等相关的初始产权,并允许微观主体开展交易的新的生态环境管理方式。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建立了这样的平台和机构,应该予以鼓励。同时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以推广。

(四)转变政府职能

第一,理顺中央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关系。

(1)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和信息公开制度,设置全国统一的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并作为强制性标准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广。

(2)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保证责任归属清晰、合理。

(3)合理调整政府间财权配置,培育地方税收。适当调高共享税中各级地方政府分享的比重,培育完整的地方税收体系,如适时开征物业税等,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4)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减少税收返还、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清理合并专项转移支付。继续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方法,以因素法取代基数法,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更加公平。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分配方法,实现从“养机构、养人”向“供事”的转变。实现以总人口(常住人口)而不是财政供养人口作为测算标准财政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可用财力均等化的转变。

第二,由“投资建设型政府”转为“投资建设和公共服务并重的政府”。一方面,要实施发展型人力资本政策,提高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全面改善人口的健康和技能素质,为创新发展与和谐发展提供坚实基础。改进二次分配,提高其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有效性。全面加强社会运行管理水平,根据“十二五”末期城市化率超过50%、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重大国情变化,改善城市日常管理的软硬件条件,提升应对重大突发自然和社会性公共事件的综合能力。

第三,鼓励创业和创新活动。加快构筑基础性、共用性的技术平台,增加政府在共性技术领域的资金投入,强化政府整合科技资源和组织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作用。在广泛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放宽准入,促进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在活跃的创业活动中,激发全社会亿万普通劳动者所蕴含的创新活力。

第四,进一步改善宏观经济管理。要根据全球市场的情况,把总需求管理和总供给管理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同时,吸取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教训,在短期反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操作中,全面考虑这些政策对虚拟经济的直接影响,以及经由虚拟经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反作用。此外,还要考虑短期反周期经济政策的长期累积效应,当前的调控不造成未来更大波动的隐患。

第五,加强对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社会性管制。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有关产品质量安全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其次,增强社会性管制执法的约束力和严肃性。再次,要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信用评级、调查审计、认证认可、公正仲裁等专业性中介服务,充分发挥其在增强社会性管制政策有效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要把对资源环境、质量安全等的管理纳入对各级干部的考核当中,从体制机制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得到切实贯彻。

(五)提升开放型经济的水平

第一,大力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施可持续外贸发展战略,实现外贸在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一是实现对外贸易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继续保持外贸发展的合理速度与规模,大力增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制造业出口与服务出口的协调发展,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要大力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推进研发创新、培育与收购国际品牌、掌控国际营销渠道,增强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加大先进技术、设备和战略性资源能源的进口,增强零部件产业和与贸易相关服务业的竞争力,延长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链。二是实现外贸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可持续性。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创造就业机会;增强出口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创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切实落实《劳动合同法》,改善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改进外贸的空间布局,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三是实现外贸在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继续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商品的出口;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规则化的挑战,超越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大环境友好型的技术与设备进口力度;加强环境技术的国际合作。理顺资源、能源价格,加强环境保护,使出口产品价格充分体现资源能源环境成本。

第二,利用全球资源,推进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是要大力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提升国内技术水平;二是要大力引进外资研发机构;三是开放外资并购,引进先进制造业,提升外资技术含量;四是要扩大外资技术溢出效应,充分发挥外资促进自主创新的作用;五是要进一步利用国际风险投资、资本市场等金融资源促进创业投资;六是要抓住后危机机遇,大力引进高端技术人才;七是要大力扶持国内企业在海外并购研发机构、技术创新型企业,建立研发基地,主动利用境外研发资源。

第三,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增强服务业竞争力。一是要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循序渐进地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的服务理念、产品和管理;二是大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三是要着力吸引服务业专业人才,在工作签证、出入境、家属就学就医等方面,改善管理与服务。四是积极探索,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五是加强服务贸易的统计工作。

第四,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一是要研究制订对外投资的中长期规则,明确对外投资的目标、重点地区与重点产业和政策手段;二是大力改革对外投资的审批管理体制,下放权力,简化程序,提高效率,从注重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监管;三是建立与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统计体系和监测体系,强化对走出去企业在投资机遇、市场开拓、风险警示等方面的指导;四是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扶持力度,综合运用财政政策、政策性金融、政治外交等多种扶持手段,运用外交、经济等手段,增强对走出去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五是建立企业跨国经营的体制环境,在外汇管理、资金管理、税务制度、人员出入境管理等方面采取综合改革;六是完善对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降低境外投资风险;七是推进境外投资管理促进的法制化进程,在条件成熟时制订《对外投资促进法》;加强双边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八是加强部门间、各级政府的协调,整合官、产、学、研资源,形成对外投资的合力。

第五,优化对外开放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是要因地制宜地制订不同地区的对外开放战略;沿海发达地区要着力提高开放质量与水平,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沿海欠发达地区着力承接加工贸易,发展临港工业,以开放促发展;中西部地区要扩大开放,重点吸引市场寻求型的外资,加速本地经济发展;沿边地区要大胆探索开放的新方式,大力发展边境贸易与口岸经济,实现富民安边。二是要高度重视发挥特殊功能区的独特作用。针对不同地区对外开放的新目标,大胆探索新型经济特区,实行针对特定目标活动的优惠政策,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形成国际一流的投资软、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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