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

——以蔡元培1917年—1923年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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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学始于何时,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至少始于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立太学(参曲士培,1993);另一种认为始于1895年的北洋公学的创设。坚持前一种说法的人认为西方大学的基本精神传统是对知识的追求,而中国大学的基本精神传统是对道德的追求,中西大学各有各的文化根基。但这种说法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其一,西方大学的基本精神是不是将知识与道德完全分开的?关于这一点,在西方是存在争议的。固然,纽曼(2001)在《大学的理想》里强调了“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P1),自由教育虽可造就出绅士,但并不能保证受教者变得神圣或正直(P40)。而斯特劳斯(2001a)则认为“对完美绅士气质的教育,对人的卓越的教育就是自由教育,它要向人自己提醒人的卓越和伟大”。斯特劳斯(2001b)承认绅士的德性与哲学家的德性的确是有别的,但绅士的德性毕竟是哲学家德性的表现,自由教育则是通向哲学的准备。我们在此暂且不论纽曼与斯特劳斯在自由教育上的观念差异,仅就他们共同认同的大学首要职责在于培养造就绅士、培养公民而言,绅士和公民之心智与德性是很难截然二分的,所以,纽曼也才认为自由教育是引导人性臻于完美的暂时目标(P42-3;P87)。

  其二,中国大学的基本精神传统是不是对道德的追求?这一点颇可怀疑。就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而言,以太学、国子监为主体,以书院为辅助。关于书院,我们在后面会有所论述。此处仅就太学、国子监而言。虽然无可否认太学有过以道为重的历史,但科举制度自隋唐兴起以来,求取科名就成了在太学、国子监受学的宗旨所在,而士子在科考的道路上所要交付的代价恰恰就是放弃独立的人格、道德和学问追求,而甘心成为政治的附庸。用蔡元培的话来说便是:“数百年来,教育的目的只有一项,即对人们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使他们能承担政府所急需的工作。”(《蔡元培教育论著选》,P489)

  其三,将中国古代的太学与近代的大学简单贯通在一起的人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国近代的大学最初是由洋务派创设的,是以“自强”为目的而移植进中国的一项新制度。盛宣怀在1895年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认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这里所谓的学堂显然指的是中国原本缺乏而急需引进的东西。改良派在申请开学校时更明确说应该“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康有为,1898,“请开学校折”,《中国近代教育文选》)。所以,蔡元培后来说:“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蔡元培教育论著选》,P571)

  因此,将中国大学的起点定在1895年,实际上就是要承认大学制度在中国社会的移植性。而要考察中国的大学精神,首先就是要考察西方大学精神的核心——学术自由,这种中国社会从不曾有过的东西是如何逐渐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被培植起来的。

  尽管我们并不认同关于中国大学起源的前一种说法,但那种说法仍然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既然中西文化在发展路向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那么,大学作为一国最高的文化教育机构,就不可能不考虑如何吸纳、保存和发扬本国文化传统,以及如何追求文化自主性的问题。因此,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如何避免沦为西方学术附庸的困境(参刘梦溪,1996)。积极引入学术自由的理念与努力追求学术独立的理想,这就是蔡元培和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那两代教育家所共同面对的塑造大学精神的两大问题。

  

  

  

  无论怎么看待中国大学的起源,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塑造始自蔡元培1917年—1923年 对北京大学的全面改造,学界对这一点并无疑义。但蔡元培所谓“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到底是如何实际运作的?实现学术自由的外部条件和内在限度是什么?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蔡元培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与其后继者蒋梦麟`胡适相较有何异同?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的研究。本文以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为中心,考察北大1949年前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实践过程。

  

  (一)大学的外部关系

  时下对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研究多注目于北大的内部改造。但如果北大的改造缺乏大学自治的外部环境,则学术自由的内部建设成果就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蔡元培在当时有着极高的声望,但他在十年的北大校长任内有过八次请辞(1917/7;1918/5;1919/5;1919/12;1922/8;1922/10;1923/1;1926/7),前七次均发生在他实际主持北大校务的时期,平均不到一年就要请辞一次。陈独秀曾经批评蔡元培的辞职之举只是抗议政府腐败的消极做法,但这种说法失之简单。蔡元培曾自述作事“必先审其可能与不可能,应为与不应为,然后定其举止。”(《蔡元培全集》第三卷,P58)他的辞职并非轻率之举,而是对大学与政治的关系之间可能与不可能`应为与不应为的审慎考虑。我们从他的辞职中既可以看到大学自治所面临的外部限制,也可以看到蔡元培如何运用辞职来减少这些限制。可以说,他的请辞既是这些外部关系作用于大学的结果,同时又是他用以调整这些关系的基本手段。我们对塑造北大精神传统的外部关系的研究,也许正可以从研究蔡元培的请辞这个特殊的角度着手。

  

  1.大学与政治干预。

  

  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就开宗明义地宣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席演讲虽然名为对北大学生求学宗旨的校正,但实际上也提出了大学本身与政治的关系。蔡元培认为大学既然是纯粹传授和研究学问的地方,那么,尽可能地防止政治干预就是大学实现学术自由最重要的外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则根本无从谈起大学精神的塑造。

  蔡元培第一次因为政治问题而请辞发生在1917年7月。这次虽然与政治对大学的干预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依然表明了蔡元培作为一位教育家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该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复辟,蔡元培于次日向总统黎元洪递交辞呈。辞文中“近日北京空气之恶,达于极点”,一语双关,表达了他不愿同流合污的决心。

  蔡元培的请辞最坚决的一次是五四运动发生后。1919年5月的这次请辞成因甚为复杂。蔡元培除了以此表示对学生运动甘负责任之外,他在出京时还专门贴了一则启事,引用“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来表示他的积劳生倦之意。同年6月15日,蔡元培又特地发表了一个“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言明他的倦意主要是来自政治对大学的横加干预。在蔡元培看来,这种干预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行政干预,另一个方面是政治干预。所谓行政干预,指的是大学校长成为由政府任命的半个官僚,大学与教育部被处理成官僚隶属关系,因此,大学内部的大小管理事务稍微破例,就必须呈报教育部批准。所谓政治干预,指的是大学缺乏保障思想自由的外部环境,因此,蔡元培对北大的教育改革,不仅教育部可以干涉,而且外交部`国务院`参议院也可以横加指责(参《蔡元培全集》第三卷,P293-4,297-8)。比如,蔡元培为辞退北大不称职的外籍教员就屡遭外交部质问。蔡元培痛陈他绝对不能再作政府任命的大学校长,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后来由于各方的一再挽留,蔡元培才不得不答应回任校长。这次请辞风波并没有改变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的体制,但蔡元培还是从三个途径来尽可能地削减政治对大学的干预:

  第一个途径是蔡元培用他个人极为特殊的社会地位,来为北大在相当程度上赢得自治权。这一条实际上是在此次辞职前就一直在被运用并颇为见效的。尽管教育部的大小官员可以对北大指手画脚,尽管政府要员可以为北大的内部事务来质问校长,但蔡元培作为前清翰林`德国留学生`老革命党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的这些文化`政治和历史光环使他的大学理念和主张难以被一般的政治人物所撼动。蔡元培所痛苦的倒不是他所推行的改革受到了实际上的阻隔,而是在于他连形式上的政治干预也难以忍受,因为他酷爱自由,痛恨官僚。他固然可以以个人的力量将种种政治干预挡回去(当然这也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做得特别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根本就不认同这些政治干预的正当性。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蔡元培全集》第三卷,P298)为此,蔡元培还从内外的制度设计上来谋求大学的自治,这即下面的两个途径。

  第二个途径是蔡元培在校内加快推行教授治校。在此次辞职前,蔡元培已经推行了校评议会和系教授会制度,前者是给教授代表和各科学长以校内立法和作出重大决策的权力(如决定学科废立,提出学校预算,制定和审核学校条令,审核教师学衔和学生成绩),后者是由教授来推举系主任`决定教务(如课程设置,选择教科书,考核学生成绩等)。在1919年9月回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说中,他进一步提出要组织行政会议,使行政事务也采取合议制。而后蔡元培又在北大设置了教务长和总务长,分管教学和事务,而这二职均以推选的方式在教授中产生。这样一来,无论政府任命什么样的人来当校长,其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无法任意办事。而大学的运转不因校长的人选和去留产生重大影响,也使校长不至于成为众多野心家所争抢的目标(《蔡元培全集》第四卷,P316)。

  第三个途径是蔡元培进一步企望在外部制度上确保大学的自治。他在1922年的“教育独立议”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设想。他认为大学的教育事业应该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因为教育的逻辑既与政党的逻辑不同,也与教会的逻辑相异。就教育与政党而言,政党求近功,而教育求远效;就教育与教会而言,教会是保守的,而教育是自由的。因此,大学的管理就必须按照教育本身的逻辑来进行。为此,蔡元培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如大学校长由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推选,教育部不得干涉大学内部事务,教育总长一职的任命反而必须得到大学校长组成的高等教育会议承认,等等。这个改革方案在他后来任大学院院长时得以推行。这个方案为什么最后会宣告失败,蔡元培所设想的官僚机构学术化为什么反而变成了学术机构官僚化的结果,这个问题需要另文研究。

  蔡元培因为政治问题而请辞还有另外三次。1919年12月到1920年1月,因为支持北京教职员对教育当局的抗议,蔡元培会同北京其它大专校长两度辞职,迫使当局让步。

  1923年的辞职则起因于教育总长彭允彝作了一项干预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提议,蔡元培因此愤然请辞。他在《关于不合作宣言》中坚决表示不能与彭允彝这样的人格为伍,坚决不给当局的坏人作文化上的装饰品。尽管他后来表示自己1919年后去志已明,只是因彭案而提前触发而已。但无论是从他所谓的去志,还是从这次的触机,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出,对他来说,独立和自由是一所有尊严`有精神`有德性的大学的生命所在。只要政治对大学横加的干预不止,他就不会愿意委身在这样的大学中。

  1926年7月蔡元培的请辞,就再次表达了这样的声音。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派兵搜查了北大书报处,进校大肆搜捕进步人士,甚至连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也上了黑名单。这使当时刚回国不久的蔡元培摈弃了北上的念头,并断然表示辞去北大校长等职。尽管军阀并不批准这份辞呈,但蔡元培也拒不上京赴任。

  

  2.大学与经济保障。

  

  蔡元培坚决反对政治对大学自治的干预,当然不等于说不需要政府对大学有任何作为。对于公立大学来说,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大学提供充足的办学经费。如果说蔡元培上述请辞多出于摆脱不自由状态的真诚退意的话,那么,他1922年8月这次因为大学经济保障问题而联合北京其它7所国立大学校长的请辞就更多是以退为进的斗争手段了。

  当时政府积欠北京国立8所大学的教育经费均在5个月以上,当校方代表到交通部索薪时还横受侮辱,而教育部也只是空言塞责,因此,蔡元培等八校校长坚持如果在开学前不发给各校3个月的经费,则一并辞职。虽然政府反复劝阻和敷衍,但蔡元培等人仍坚持不松口。此次斗争最后以蔡元培等8校校长的胜利告终:政府最后拨给两个月费用,并答应在当年9月底以前再发半个月;8校校长则回校视事。

  1923年4月,北京国立8校再次爆发欠薪危机,八校教职工代表会同同样被欠薪的教育部部员一起向教育部长索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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