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人们的目光聚焦于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在30周年这个发展节点，将会有哪些动作、哪些改变，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人们试图捕获更多的信息，从观察深圳入手，感受经济特区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脉动。

8月31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集中采访。王荣在答记者问时透露出两层意思，一是深圳一定坚持改革开放，二是深圳一定“特”下去。在谈到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时，王荣着重提到三个方面：改革动力如何进一步增强;发展方式如何实现根本性转变;社会管理如何实现真正创新。而这三个问题，正是温家宝总理此前在深圳考察时的“点题”。温总理特别提到，深圳要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除了权力配置，还涉及社会管理创新，涉及人的自由与解放。而王荣的“破题”，则是“更早地建立起公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建设更为协调的现代化社会、国际化社会”。将公民社会置于现代化社会、国际化社会之前，而且还要“更早建立”，透露出时不我待的迫切感。

人是社会的主角，从早期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拓荒者，到具有国际视野和眼光的开放者，再到现代“公民”，清晰地勾勒出深圳人的发展脉络。深圳经济特区是否成功，不仅以人口规模，以城市钢筋水泥的海拔高度，以GDP贡献，以多少个国家荣誉和国际荣誉为考察指标，更以人的发展为依归。过去人们常说深圳是一座奇迹之城，主要指经济奇迹，速度、高度奇迹，财富聚集奇迹等，而更为重要的考察指标是人的发展奇迹。

奇迹莫过于梦想和自由。当初到深圳闯荡的拓荒者，无不怀揣五彩斑斓的梦想。这梦想，有的是想摆脱过去僵化体制的束缚，有的是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比如办公司发大财，或者仅仅只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梦想点燃激情，才能让城市的高度和速度节节攀升。也许这梦想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如此简单，可这简单的梦想在当年也不寻常。

了解深圳的人应该还记得特区成立不久后的“蛇口风波”。1988年1月13日晚上，蛇口青年与来自北京的三位教育专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关于“淘金者”的辩论。专家在演讲中把来深圳的人分成两类，一是建设者，二是淘金者。专家肯定建设者的奉献精神，批评淘金者为了个人的利益，认为个人价值只有在群体价值中才能得到体现，应该把国家放在第一位。

可专家的发言并没有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收获满堂喝彩。蛇口青年反驳说，创业和淘金，不那么容易分清楚。到深圳来为什么不能赚钱?淘金者赚钱既没有触犯法律，又为深圳建设出了力。这顿抢白，让教育专家恼羞成怒，于是把这番话写成内部材料，上报中央和有关单位，说蛇口青年在会上有“明显的错误言论”，由此引起轩然大波。

现在一些人也许不以为意，认为这些讨论只不过是关于个人权利的常识，可每一次常识的回归都要冲破重重阻力。现在回头来看，“蛇口风波”是观念与路线之争，触及底线与红线。专家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想法，这想法形成一道坚固的壁垒。蛇口青年，更准确地说，深圳的拓荒者们，只能凭借过人的勇气和胆识不屈不挠地冲击它，突破它，最终改变并将之塑造成思想解放的风景。

思想解放的成果，是人的全面解放，是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及自由的可能。泰戈尔写道：“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一切社会发展终归要落实到人的发展，“向着完美伸臂”是人类亘古以来的内在需求。此后的深圳人，走过万水千山，视野更开阔，在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里龙腾虎跃，可谓开放者。开放者承续拓荒者的精神气质，从没有梦，不敢有梦，到敢于做梦，踏上寻梦旅程，再到梦想成真，超越梦想，将个人价值融入城市发展。

深圳今天的一切成就，附丽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西方社会在惊叹中国奇迹的同时，也提醒未来中国可能遇到困难。一些知名智库提醒，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中产阶层不断壮大，也就意味着权利意识的全面觉醒。如果只有消费者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个社会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持久，这是西方的视角。而从自身角度来看，只有在一个公民权利与责任对等的社会，人才有尊严，才能以自由促发展，才能迸发出无穷的活力。

再次引领改革的风潮，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优化配置权力和权利的份额，以此激活创造、创新、创意的市场。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和风向标，“尽早建设公民社会”，再一次造就梦想与自由的奇迹，堪当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