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从思想转向、学术转向到文化转向

——中国大陆3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9 次 更新时间:2010-08-17 22: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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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进入专栏)  

  

  当各个领域都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作为三十年中国大陆观念变迁的“内核”的学科领域——当然不能例外。所谓“总结”,意义有二:一是总结一下我们所曾做过的一切,哪些是已经做的?汲取经验和教训;二是总结一下我们所未做过的一切,哪些是应当做、可能做而又尚未做的?继续探索和创新。简短地说,一是回顾过去,二是展望未来。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一

  

  我认为,在最近三十年历史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正在并将经历着三个基本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为时代背景,已基本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转向”;作为对于90年代以来“学术转向”的回应,正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转向”;作为对于9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回应,将正式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转向”。

  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思想解放”是中共领导的以马列主义为主导的体制内的思想运动,而“思想启蒙”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倡导的以自由主义为旗号的体制外的思想运动。这里涉及两次讨论:一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

  1978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以及胡耀邦的组织下,理论界、政治界进行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从此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邓小平批驳了所谓“砍旗”、“丢刀子”的左派责难,支持了这次讨论。同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既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开篇之作。邓小平恢复了毛泽东确立的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以及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践标准的确立也就是第一次思想解放。1978年的思想解放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恢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的指引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拨乱反正”。也就是说,思想路线的恢复为政治路线的确立提供了条件。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确立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是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生产力标准的确立也就是第二、三次思想解放。1992年,已经离退的邓小平打破常规,以普通党员和普通公民的身份,“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锋芒所向,直指左派理论家、政治家。这篇谈话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压卷之作,也是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嘱。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这就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1992年的思想解放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指引下,中共十四大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历史转折。而1997年的思想解放则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冲破了“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中共十五大实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历史转折。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 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借用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资源宣扬人性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异化论这些自由主义理念。讨论中间,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有异化问题,包括“思想异化”、“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王若水发表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热烈的讨论。周扬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其中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由于担忧这一思想倾向将会加剧“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当时党和国家发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1983年,邓小平、胡耀邦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1984年,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做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历史观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但是承认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革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异化是针对资本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没有异化问题。这次讨论表现了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与坚守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共之间的紧张。这次讨论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思想文化具有重要影响。

  今天,20世纪80年代许多思想事件、思想人物正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是在三十年内,第一个十年依然是思想最为激荡、最为激动人心的十年。在长期由于极左思潮统治所形成的思想荒漠时代结束后,历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落差,这一思想瀑布所形成的历史景观,今天也许不再令人惊奇,甚至受人责难,但是它的历史成就是勿庸置疑的。总结20世纪80年代“思想转向”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在“思想解放”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延安时期的文化精神,重新沿着中国化轨道发展。邓小平重申了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并进一步提出了“解放思想”,从而克服了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态度,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道路。继毛泽东思想后,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不断成熟。邓小平曾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归功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实践标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和核心,生产力标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和核心。至今,当我们总结这一时代时,我们仍然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十年历史发展的首要的和根本的成就。这里既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中共几代领导核心和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凝聚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包括史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学风。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所在。

  第二,在“思想启蒙”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精神,重新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例如王元化等人所倡导的“新启蒙”,正是主张“回到五四,重新启蒙”。长期以来,除中共个别领袖和导师外,似乎谁都没有权利和义务创立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这是非常不正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解释者,同样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者、发展者。知识分子同样可以成为具有自己的思想创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和党外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结成巩固的联盟。当然,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转向”中,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乏思想创见相比较,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尽管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了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仍然缺乏既有时代影响又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思想创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依然寥若星辰。但是,不管存在多少问题,作为一种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力依然得到了证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无论主体性原则的高扬,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系统提出,还是价值论的研究等等,都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李泽厚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背景置换为康德主义背景,提出“人类学(历史、文化)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企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确立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他称其思想为“后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即沿着康德—马克思—伯恩斯坦这一路线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亦即沿着当年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是将其解释为经济决定论和经济一元论。直到90年代,这一“思想转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学术研究的风气。例如高清海的“类哲学”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第三,无论“思想解放”,还是“思想启蒙”,其实都是意识形态转向;无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其实都是意识形态论战。其中政治考虑多于学术考虑,政治期望大于学术期望。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总体上依然服从政治需要,甚至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或“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被人们戏称为“万金油”、“野狐禅”。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并非真正的学者和专家,缺乏自己独立的、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当时学术研究的风气是所谓“宏大叙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相比较,由于教学和研究的落后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的文化生活的影响日益式微。

  

  二

  

  到了20世纪90年代,思想主题逐步朝着学术主题和文化主题的方向演变。推动这一演变的主要是两次讨论,一是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二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转向。至今,整个学界,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所谓“学术”已经逐步获得了话语霸权。而所谓“学者”则通过这种话语霸权的获得,逐步争取到学术资源,并且掌握了学术权力。情况正如李泽厚所描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历史运动并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启蒙运动。只是那场思想解放、启蒙更加广泛一些,影响到了人民大众,尤其知识分子,而这次学术转向则只是影响到了学界。但其深刻、持久,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在某种意义上,学术转向标志着思想解放、启蒙的历史终结。

  这次学术转向是由一场关于学术规范问题的争论引起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现象(如抄袭剽窃等),邓正来等人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等刊,倡导“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在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 中,邓正来所谓“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其实就是要求中国社会科学从依附于意识形态之中独立出来。这种独立并不像思想解放、启蒙样提出与旧意识形态相反的某种新意识形态,而是拒斥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这里的关键是确立学术规范,实现学术自主。 这一主张得到两种重要反弹:朱学勤对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怀旧情绪,揭示了近代知识体制,包括大学的两面性:有利于知识传授,而有害于个性成长;有利于学术积累,而有害于思想创新。“民间思想”展示了被近代学术体制边缘化的思想的意义和价值。 刘小枫倡导“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个体学术”,揭露了“现代学问体系”的双重性,以及“对现代学问体系的地缘政治造反”:不仅仅是学术自主,不仅仅是民间思想,而是个体学术才是最基本的问题。

  在争论中,上述三种观点大致代表了关于学术规范讨论的三种基本倾向:邓正来强调学术规范是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保证;朱学勤强调民间思想的意义;刘小枫强调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个体学术的价值。此后,强调学术规范逐渐成为中国大陆学界主流。学术规范好比一座“围城”,通过各种显型和隐型的学术准入制度,在意识形态氛围中建立了一个学术的“特区”。在这个学术“特区”里,学者宣称:不做第一流的思想家,只做第二流的学问家。这里仿佛达成了一份契约,实现了一次交换:一方放弃了思想的权利,获得了学术的权力;另一方则让渡了学术的资源,保证了思想的权威。在当代中国大陆学术体制亦即学术资源(如各种项目、奖励、学术刊物——所谓权威期刊、核心期刊以及按照这一指标体系所设置的学位评定、职称评审制度等)配置中,纯粹学术研究获得了与意识形态学术研究大致相当的位置。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体制内学术,同时将民间思想、个体学术拒斥于体制外。这样,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启蒙氛围就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学术转向,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广场回到了书斋,钻进了“牛角尖”,躲进了“象牙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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