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把胡桃夹子

一,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本书?

让我首先想到写这本书的是欧洲黄雀，而非美国螳螂。美国螳螂捕捉世界权力在前，欧洲黄雀紧盯世界权力在后。我担心的是在美国霸主退休之后，前来接班的还会是欧洲，亚洲尚未真正崛起却要再一次衰落。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大国。不同的是，美国通过费城立宪完成了对国体的联邦化改造，从殖民地迈向世界权力顶峰；而中国则一直在集权与动乱之间挣扎，从世界帝国的御座滑向列强的厨房，成为任人宰割的肥肉。

邓小平的分权化改革救了中国。但其改革还没有在国家体制上完成建构，对内没有最终解决治乱循环问题，对外没有为自己安装好与亚洲其它国家联合的插头：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很难成为地区政治一体化的样板。假如中国缺席，亚洲的联合即便是可能的，也是做做样子的。如此，则世界权力中心将从北美重新回到联合起来的欧洲，分裂的亚洲将继续漂浮在世界边缘。

这是我在有生之年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写了这本书，并非想让别人睡不好觉，只是想让自己能够安眠。

二, 这本书是什么东西，又是干什么的？

它是一个飞去来器，从国内飞向国际，然后再飞回国内。看上去，它讨论的是国际政治，但意在中国内政，目的在于推动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国体改革，即从集权体制走向分权体制。国际反霸是推动欧洲联邦化的外部动力，也应该是推动中国内部分权化的动力，因为第一，如果不进行分权化改造，中国就不能象美国那样，把小国的自由与大国的力量结合起来，不能释放出中国的巨大活力；第二，如果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亚洲像欧洲那样联合起来的前景就很暗淡，因为与一个中央集权大国联合的中小国家政府，总会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地方政权。

那这本书又是干什么的呢？是干泥瓦匠的，它试图将中国民族主义的砖块与自由主义的砖块砌在一起，共同构筑中国新意识形态的基础。在世界历史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两次最成功的联姻，第一次是在16世纪的英国，二者联姻的产儿是英国国教会，亨利八世造罗马教会的反，不仅唤醒了英国的民族主义，也推动了英国宗教自由主义；第二次是在18世纪末美国的独立战争时期，《独立宣言》是民族主义与个人自由精神的完美结晶。这两次联姻分别把两个国家推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

而中国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走不到一个屋檐下。胡适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但警惕民族主义；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但不喜欢自由主义。排斥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造成巨大危害，比如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也包括中国。这本书的反霸权倾向是民族主义的，而联邦主义倾向则是自由主义的。

三,什么是这本书奉行的基本理念？

自由主义是它奉行的基本理念。

在汉语世界，也有些信奉自由主义的人，他们把本国政府当作火锅边的羊肉，随时开涮；但却把美国看成是自己养的老虎，不让别人摸它的屁股。似乎自由主义“十字军”不能申请出国签证，只能驻扎国内，专门对付国内专制；不能派兵海外，前去征讨国际霸权。

其实，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不信任任何权力，不论是国内权力还是国际权力。英国政治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 1834-1902）像不信任鲜肉的自我保鲜能力一样不信任权力，认为如果不对它采取措施，腐败是肯定的。在他看来，“自由建构于权力之间势均力敌的相互斗争和对峙的基础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使自由得以安然无恙。”[i]

这就是说，无论权力这块肉被放在国内，还是被放在国际，都要对它进行“制冷”处理。对权力的制冷方法是让权力相互制衡。不受制衡的国内权力是专权，不受制衡的国际权力是霸权。

因此，假如国内专制条件下的“仁政”、“善政”或“良治”必须受到怀疑，所谓“仁慈帝国”的新霸权也不能得到信任。对自由主义者来说，问题的关键是看权力是否绝对，不是看权力是否仁慈，绝对的权力今天可以仁慈，明天可能残暴。

有趣的是中国还有一种人，主张“以善致善”，虽然他们对西方霸权极为厌恶，但对中国传统权力结构却充满好感，以为只要把人本性中的“善”释放出来，就有善政，就能“为万世开太平”。似乎权力这块肉在国内能自动保鲜，保鲜膜大概就是人性中的善；到了国际上就会发臭，腐败的温床据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是在把假设当作前提，臆测当作论据，连逻辑实证主义证实原则的检验都通不过，更不用说通过波普尔证伪原则的检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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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阿克顿（Lord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 (1834–1902)）：《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冯克利校，第312页，《公共译丛》系列，商务印书馆，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