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72 次 更新时间:2010-06-19 18:43:20

进入专题: 社会科学范式   “洋八股”     经验研究     后实证主义     方法论     问题     理论     假设  

彭玉生  

  

  提要: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讨论被提上议事日程。本文旨在分析讨论西方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方法论范式。通过分析总结国际一流社会科学杂志之范文,本文勾勒出经验社会科学研究的八个组成部分:问题、理论(文献)、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和结论。这种范式反映后实证主义逻辑,我权称其为“洋八股”结构。 文中重点分析问题、理论和假设三股,讨论提出好问题,做好文献分析的指导性原则;强调假设乃连接理论与经验之桥梁,并分析建构假设的几种常见策略和形式。最后,讨论了“洋八股”与本土化之关系。

  关键词:社会科学范式 “洋八股” 经验研究 后实证主义 方法论 问题 理论 假设

  

  自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70)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我们认识到了范式及其变革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根据库恩的定义,范式指被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都尚未形成统一的实质理论范式,但已经初步形成了经验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普遍性方法论范式。所谓经验研究,广义指从经验资料总结理论并用经验资料验证理论的过程。方法论范式指学术界通用的连接理论与经验的基本规则和方法,其存在为形形色色的经验研究和大大小小的理论讨论提供了平台。

  

  纵观当前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刊物,如《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都采用一种非常刻板、近乎迂腐的格式,不遵循这个格式,就难以发表。林毅夫(1995)也曾指美国经济学文章格式单一八股,千篇一律。笔者将这种结构戏称为“洋八股”,并力图从主流刊物中提炼出“洋八股”的一般结构,目的是为国内社会科学的年轻学者,特别是研究生,做规范化研究,写一流学术文章,提供一个范式参考。 

  

  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具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因此称“洋八股”。表1列出“洋八股”的八个组成部分,并与土八股做对比。

  

  

  

  尽管两种八股文都以刻板、学究为特点,在内容和功用上却大相径庭。“土八股”用来写作道德哲学的文章,而“洋八股”是经验研究的范式,反映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如Popper 1959,1963)。关于实证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的应用,学术界历来争议不断,比如基尔茨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宣布,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寿终正寝(Geertz,1973)。近几十年西方社会科学界涌现许多新方法论,如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但总体来看,实证主义依然是主流,并且越来越格式化。图1总结洋八股的基本结构。

  

图1 洋八股与经验研究的基本结构
(编者按:此处遗漏,原文如此)

  

  简言之,一项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做出总结。八个部分各行其职,环环相扣。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问题、理论(文献)、假设可以称为“前操作化阶段”,而数据、测量、方法和结果可以称为“操作化阶段”。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是因为操作化和资料分析阶段有程序和步骤可循,但同时由于其操作化不够、也很难严格,所以称作“软科学”。数据、测量、抽样调查、实地观察、统计分析或个案研究都有标准教科书可参照,而问题、理论和假设这三个“前操作化阶段”既没有标准教科书,也没有程序可循,甚至可以说带有艺术和工匠的特点,所以又有别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杂志的文章,一般短小精干,怎么做的试验,有什么发现,干脆利索,大部分文章不超过几千字。社会科学的文章则洋洋洒洒,动辄上万或几万字。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比较清楚,没有很多异议,概念定义和操作程序标准化,所以用于理论和概念讨论的篇幅很少,而社会科学研究则需要用大量篇幅澄清理论和概念纠纷。

  

  本文的重心在于分析八股结构中的前三股,即问题、理论和假设的功用以及关系,并试图总结粗线条的研究策略。其他各股,本文只予以原则性的概括,读者可参考相关教科书。

  

  

  

  一、经验研究的八个组成部分

  

  (一)第一股:研究问题

  

  问题是一项研究的灵魂,一般在文章导言中开门见山地明确提出。假设是研究的心脏,其前的文献分析和其后的数据分析都是为它服务的。但一篇文章应该起始于研究问题而不是研究假设,因为问题是开放的,可以容纳不同答案,而假设则容易排斥其他答案和解释。所以,从问题开始能使我们思路保持开放,避免偏颇;而从假设出发则有先入为主、排斥异己观点之虞。在实践中,研究者往往在动笔写文章前,有时在开始研究前,已经有了答案,即某种假设。即便如此,我们在文章中还是必须探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论观点、不同答案,以及相反的经验证据。事实上,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那些与自己相对立的理论观点,因为这显示了理论争议。如果一个问题没有理论争议,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争论价值。

  

  社会科学的经验问题可分三大类:描述性、解释性(explanatory)或意释性(interpretative)。对现象的描述和分类属于分类学的范畴。纯粹描述性研究在社会学和经济学已经比较少见了,除非所描述现象是全新的。在宏观和历史分析中,描述性命题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比如韦伯的世袭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以及黄宗智(Huang,2008)的“简约集权”,都是对中国历史上政体性质的描述。再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84)根据基础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和专制能力(despotic power)将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弱基础、弱专制(中世纪西欧封建),弱基础、强专制(封建帝国),强基础、弱专制(现代民主制),强基础、强专制(现代集权国家)。应该指出,描述性问题不同于描述性方法。描述性方法,如细致叙事(detailed narratives)、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等,是质性研究者常用来做因果解释或意义阐释的方法。

  

  一个好问题往往比正确的答案更加重要,因为好问题会激发讨论和争论,如果问题不好,正确答案也会很快被忘记。如何问好问题?我认为取决于个人的知识结构、经历和灵性。我在这里提出几个评价好问题的参考标准。

  

  ⒈具体。经验问题应该明确而具体,切忌空泛,以小见大远胜于虎头蛇尾。“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困境”这样的论题显得太宽泛,而“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的关系”则具体得多。“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过于含混,“社会网络结构与集体行动”则更加明确具体。纯实证研究最好看料下锅,根据手中的经验资料提出问题,脱离资料,好高骛远,就难免虎头蛇尾。假如手中的资料是个人收入,而提出的问题却是国企改革与效率,问题与资料便遥遥相望而不可及。

  

  ⒉集中。专注于一个研究问题,或者彼此相关的一组问题。当一篇文章问多个问题时,这些问题应该围绕同一个理论轴心,而不是同一个现象或事物。例如,研究社会关系在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民工求职过程中作用的差异,就比全面研究下岗职工的失业原因、心理冲击、婚姻稳定性以及再就业等问题更加有趣。如果一个博士研究生计划写一本关于乡镇企业的书,包含乡镇企业发展、农村金融、乡村财政、外商投资等多个主题,那么分在不同章节,各章有各自的焦点,也未尝不可。写书和写论文的要求不一样。

  

  ⒊原创性。原创诚然可贵,却是真金难求。研究新现象往往能提出新问题,但新现象本身的独特或罕见性未必是创新。用新资料研究老问题尽管有价值但绝不是创新,而对一些老话题或普通现象以崭新的视角提出研究问题则可能具有独创性。比如周雪光(Zhou,2005)采用新颖的制度主义思路来研究社会分层的老话题,为解决老问题提供了有趣的新视角。对新现象提出老问题尽管有价值但绝不是创新。有时,真正具有独创性的研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被人们接受和欣赏,例如科斯(Coase,1937)的问题:“企业为什么存在?”

  

  老生常谈的问题很难做出新意,比如布劳、邓肯的升迁模型,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便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到现在40多年来学术界对它进行了翻来覆去的研究,已经变得索然无味。此类研究的“原创性”大多体现于从某个未被研究过的国家(如中国)搜集新数据,此外很难再做出新意。问题不新鲜,数据新鲜也可以,二流杂志也许感兴趣。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围绕当前学术界前沿争论提出问题,虽然不一定有创意,但不至于陈词滥调,抱着老掉牙当宝贝。

  

  ⒋意义。这一标准包括语义上的意义和理论意义。语义上有意义的基本要求是研究问题要符合逻辑、符合事实,不应是假问题。不符合逻辑的假问题如:家猫是否质数?反正回答都没有意义。此类假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并不常见。不符合事实的假问题则充斥社会科学领域,如“如何保护大足野人?”就是一个假问题。“乡镇企业发展如何挤占农业发展劳动力”听上去似乎深刻,其实也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中国农业劳动力是过剩的。再如,进城农民工是否是造成动荡的“火山”,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导致全球粮食短缺,或者威胁世界和平,更显得荒诞。

  

  学术研究特别强调理论意义,即理论缘由(theoretical rationale)。每一个好的经验问题背后,都有一个理论问题,比如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是否理性,蕴含的问题可能是韦伯对中国法律的理解是否正确?理论问题的水平反映研究者的理论训练和理论修养,决定研究的价值。魏昂德(Walder,1995a)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是分裂的还是融合的?对许多中国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其实这个问题有深远的理论渊源,即新阶级理论。知识分子与官僚的冲突并非中国特色,而是社会主义体制自身的固有矛盾。

  

  理论意义的评价从根本上看是主观的。例如,科学研究本身是否是有意义就很主观,清朝的官僚们曾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雕虫小技。那么,谁来对重要性做出评判呢?判断理论意义不仅需要学者的理论功底,并且必须是学术界认可。定义重要概念、提出重要问题要比做回归分析困难得多。对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只能通过文献分析来证明自己的研究问题有理论意义。“遛狗”、“交谈中的口误”是不是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我的看法无关紧要,但是加芬克尔(Garfinkel)研究过这个问题,加芬克尔乃本土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之一代宗师,他感兴趣的问题一定是重要的、值得研究的。又如,倪志伟(Victor Nee)1989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文章,提出农村改革使普通农民受益更多,干部受益较少命题,并将自己的研究同泽兰尼(Szelenyi)关于匈牙利从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会转型的研究联系起来。之后,随着倪志伟学术声望的提高,他只需要从自己以前的研究中提出问题。

  

  借助著名理论可以是追捧,也可以是批判。追捧大理论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傍大款”策略,而批判大理论则被戏称为“稻草人”策略。无论是“傍大款”策略还是“稻草人”策略,都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实在在的经验研究,否则就成了追逐时髦的花架子。

  

  应该注意的是,对理论缘由的追逐也可能将研究引向歧途。科学发展史上充斥着基于不当理论范式的“假问题”,比如对“以太”的探索,对炼金术的痴迷。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套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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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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