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默:我上了五所小学——忧患中的快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5 次 更新时间:2010-05-15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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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默 (进入专栏)  

我上了五所小学。为什么这么多?因为那是在苦难的旧中国,山河破碎,我的小学生活也就随之被撕裂了。幸而,中间并没有耽搁,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读完了。

我是湖南衡阳人,那地方开始上学的年龄比较小,一般是六岁,叫做“发蒙”。我还要更早,五岁就上学了。一、二年级我都住在家乡农村,学校名叫“萧族小学”,校址就是当地的萧族祠堂,与私塾相比,算是“新式学堂”了。妈妈受过中师教育,算是乡村中的“知识分子”,在学校当了近十年的校长。所以,那座祠堂就既是学校,也是我的家。我对老家的样子记得很清楚,八岁离开她,到我1961年清华建筑系毕业,十几年没回去过,还能凭着回忆,画出她的外景。那是一所座北朝南靠山面水左河右路所谓“风水”极好的地方。凭着建筑布局分类,属于“三进两横”式,就是三进院落左右隔长院各有长楼的大建筑。我和妈妈还有哥哥就住在西楼中段底层。画面看得见的东楼前端底层就是我上一、二年级的教室。

 

但我对学习的过程却记不得了,印象中只有老师教的一首歌:

同胞们 / 听我给你说 / 我们的东邻国 / 有一个小东洋 / 几十年来练兵马 / 国势也称强 / 一心要把中国亡,同胞唉!

这首歌的第一段我至今还唱得出来。后面还有几段,说的是东三省沦陷和南京大屠杀的事。

还有几件事记得,一是夏天经常发洪水,祠堂因为位在山脚,没有被淹,前面的操场以至东面的小桥,还有桥东两百多米通向公路的小路都淹没了。但还是照常上课。几位老师站在桥上两边作为路标,小路两侧都有树,学生涉水而过。

二是过壮丁。从邻近各地抓来的所谓“壮丁”,个个都骨瘦如柴,几百名壮丁,都挤着住到这里。所有外门全都锁死。西路是全体老师和住校生的宿舍,与中路之间的三座门也堵死了。我记得,每天黄昏才把这些壮丁一串串地用绳子牵着,到操场前面的河里洗澡,全都光着身子,防止“开小差”。当然,课就上不成了。几天或一两个星期后壮丁被押走了,老师和五六年级的学生要清理全校满地的粪便,有时还要掩埋留下的死尸。但妈妈不允许中低班学生参加,连看也不许。妈妈说押解这些壮丁的军官好“作孽啊”,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壮丁们!

应付学监是学校的大事,因为妈妈是校长,我多少知道一点。学校本是全族共办的公益事业,由族里长老也就是地方乡绅管理,以族田和捐助的收入支付教师工资,只要是萧族子弟,通通不收学杂费,还发书发本子。政府并不给钱,但还要时时派来学监。一听说学监要来,那可不得了,首先要大扫除,学监到各班时,学生们个个都要坐得笔直。妈妈就得请人买菜买肉打鱼打酒,让他们吃饱喝好,还要请几位长老作陪,把他们打发走,才放下心来。至于是不是要塞什么红包,我就不知道了。这笔招待费,对于经费本来十分紧张的学校来说,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1943年,日本人快要打来了,人心惶惶,全家准备逃难,学校只得停办。抗战胜利后,听说又办了几年。

30多年以后,文革晚期,我头一次回了一趟老家。我的堂兄从干部队伍里被清洗出来,“下放”到了老家,住在一所临时建造的土坯屋里,离原祠堂不远,我也住在那里。我找到祠堂,却早在前些年拆掉了,在原地建起了一座又丑又乱的中专。其实原先的大屋是现在已难得见到的典型的南方传统祠堂,具有文物价值的,可惜了。我遇到几位正散坐在树下抽烟的乡亲,一问,几乎全都姓萧。有一位老者对着我仔细打量,忽然用浓重的乡音发问说:“你怕不是老七吧?”我说我正是“七伢子”呀!他忽然站起来:“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有一回你生病了,还是骑到我的肩膀上从乐鸿堂送到学校去的。”恰好,我还隐隐记得这事,真是分外亲热。他说的乐鸿堂是爷爷在乡下的老宅。

话题转到学校,原来在坐的多位中年人都上过这所小学,也就都是我的老校友了。有一位说你姆妈办的学校比现在的学校好多了,毕业生比现在高中生都学得好。我忙说“你这不是奇谈怪论吗”!“奇谈怪论”是当时批邓常用的语言。乡亲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才不管什么奇谈什么怪论,事实就是事实吗!我还想与这几位敢讲话的老校友谈下去,可惜小儿子吵着要走,现在想来真的是非常遗憾。

像这类族办或乡村自办学校,现在是早已消失了。那些族中的“长老”,在土改中不是被划为“土豪劣绅”,至少也是“地主富农”,随着土改,当年起着民间自治作用的乡绅阶层灭迹,这类学校自然也没有了。只有萧族族长、当年任衡阳市图书馆馆长的我的爷爷,被作为“开明士绅”保了下来,还作为湖南省特邀代表参加了1949年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出任衡阳市法院院长,文革前逝于任上。

父亲当年在西安工作,寄来钱,妈妈带着哥哥和我,一路转乘各类汽车,颠簸万里,经桂林、贵阳、重庆、成都、宝鸡,两个多月以后才到了西安。我被送到离家不远的雍村小学插班读了三、四年级。爷爷领着全家其他十几口子人,辗转逃难到重庆我姑母那里安身。

但在西安也摆脱不了日本人,飞机经常要来。正上着课,日本飞机一来,就得进防空洞。空袭警报先是预警,仍然上课;再是二警,课停了,收拾书包;等紧急警报一响,就背着书包跑步进洞。学校操场一侧正好有一个高十几米的土崖,并排挖了几个防空洞,下台阶进洞,是一条直直的隧道。最里面可能还有横洞把几个洞连接起来,还有竖洞通到崖顶通风,但我没往里走过,怕黑。我们都经过训练,知道哪班进哪个洞,井井有条。夏天洞里有点冷,老师叫大家互相抱起来。那时候小,不管旁边是男是女,都紧抱到了一起。但直到抗战结束,我们学校倒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我对学校的音乐课印象比较深。我们学校条件比较好,有钢琴。音乐课在礼堂上,课前,女音乐老师就坐在那里弹琴,特别好听,好多同学就围在那里听,直到上课。我们学的歌不少,首先是抗日歌曲,像“义勇军进行曲”(现在的国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游击队之歌”、“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国旗飘飘”,还有“黄河大合唱”里的歌曲。老师不但教歌,还要讲一些民族存亡的道理,我们也总是唱得十分激动。除了这些歌,还有好多外国歌,比如“伏尔加船夫曲”、填了词的“舒伯特小夜曲”、“小鳟鱼”、“扬斯基进行曲”、“我的家庭真可爱”,还有好些记不清名字的歌,总之,都是世界经典歌曲。有时还从留声机听一些原声片。女老师是专门学音乐的,要求我们唱出感情。虽说在那时音乐也是一门“副课”,可老师似乎有一种使命感,教得很认真,无形之中陶冶了孩子们一种美好的情操,培养了孩子们一种向美向上的心灵。这种对音乐的体认,我一直忘不了。到上世纪50年代我在南京上高中时,已经是建国以后了,离中学不远还留着一所基督教青年会,每星期天都有一次唱片音乐会,都是经典音乐包括交响乐,虽然听不大懂,我还是常去。

我忽然想到我的女儿在文革刚过上小学时,回家来竟唱起了“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待: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问她,说是老师教的,真是哭笑不得。现在我的小孙子也上学了,只有十岁,又流行起了新花样,崇拜起了小虎队、超女什么的,我当年唱过的歌他一个也不会。其实像这类好作品,学校大概是教了的,可能只认为是“副课”,中考也不会考,不那么重视吧。当然家长也有责任,但连他的爸爸妈妈也都只喜欢这些,又有什么办法,可见美育的传承是很重要的。

雍村小学有一门现在早就没有了的“公民”课,主要讲“三民主义”,也讲一些什么叫“公民”,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知识。比如“开会”,就得有一套程序:先由主席提出“议题”,参加会的人也可以“提议”,但需要多少人“附议”,才能列入。开会要记录,经过讨论、辩论和举手表决,最后形成“决议”,必要时还得选出“执行委员”,负责决议的执行,下次会议要主席报告执行情况……等等。我们的班会就是这样开的。但建国以后,这些都不管用了,开的又有许多斗争会、批判会,就更不管这一套。没有讨论,没有表决,“发言”只能一边倒,被“开会”者都不许“狡辩”,只能“老老实实”认罪。开完一次,对被“开会”的人还要加上一句:“明天还要‘开’你的‘会’!”吓得那人一夜都睡不着觉,与我那时学的关于“开会”的概念完全不同。

“公民”课上经常的内容还有战争形势,挂着大地图,有中国的也有世界的。老师在上面用粉笔涂着各种颜色,插着好些不同色彩的小纸旗,说明战事的发展。那时我们还没有“国统区”、“解放区”的概念,也没听说过“八路军”这个词,总之,凡中国地图上没有敌占区颜色的,就都还是咱们中国占着的。我最喜欢上这种课,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对盟军的节节胜利,大家特别高兴。从此我就喜欢上了看地图,虽然只有小小年纪,却记下了好些洲名国名地名和它们的位置。这种状态至今不减,随便你提出哪个国家,哪座城市,重要的都能一说就找得出来。至少对我来说,这可能是那个特殊的年代练就的特殊本领。以后我的孩子上了中学,我问他湖北省和河南省哪个在北哪个在南,竟答说河南在湖北的南边。要他找,却满地图胡指。

我们从小经历过的民族苦难,养成了我们这一代人至死也不会稍减的爱国情怀。

雍村小学还有一种最特殊最受欢迎的课——“故事”。每逢星期六下午两节必然开讲,孩子们盼了一周,这时是最兴奋的时刻。我们的男班主任就像是一位说书的,什么都讲:武松打虎、大闹天宫,借东风,还有福尔摩斯,亚森罗平,跨国间谍川岛芳子什么的。记得还有大人国与小人国、鲁滨逊飘流记,印象最深的是苦儿流浪记。爱国故事更多,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八百壮士等。这虽然不是一堂正式课,连“副课”也算不上,老师却十分认真,讲得真好,也许在他看来,这才是一堂最重要的课!

直到现在,我仍然非常感谢这位老师,给我们打开了一片多么广阔的天地,可惜我没记住他的名字。我的课外阅读就是从三年级开始的,从此爱上了阅读。读得很杂,当然大都是小本子,不认识的字跳过去,见得多了,自然也明白了,发音则以半边字暂代。记得读了《安徒生童话》、《大人国》、《小人国》,《天方夜谭》。《苦儿流浪记》不太薄,因为太动人,也硬是读完了。找到一本《昆虫记》,也读了几篇。印象最深的是《爱的教育》,那是以一位意大利四年级学生周记的口气写的,让我增加了对善良与丑恶、勇敢与怯懦、正义与邪恶的好多感受,比单纯的说教,印象深得太多了。还读了一本美国人萨洛扬的《菩提树》(后来知道它有好几种译本,现在的一种译名是《我叫阿拉木》),也是以一个十一岁孩子的口气写的,好玩极了。一次,阿拉木的堂兄一大清早偷了一匹马,他一听说就从床上“跳”进了衣服!我很喜欢这个“跳”字,一辈子没忘记,感觉到阿拉木天天都生活在快乐之中。阿拉木有一次在学校发表了一通题为“世界大战果为徒劳乎?”的讲演,结论是世界大战好得很,得了奖,骄傲极了。他们是从亚美尼亚迁到美国的大家族,大家都来向他祝贺,只有老爷爷摸着他的头说:你可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啊?到了你活到我这么大年纪,你就会明白,你今天用这么纯粹漂亮的美国话说出来的东西,是多么的荒唐!我喜欢这种幽默的调调和美国人的开明与开朗。可以说,近来我写的一本回忆性散文集,许多地方采用了幽默的写法,就深受了这本书的影响。

总之,我特别喜欢雍村小学,上世纪80年代我到西安出差,曾去找过,可惜也已经拆掉了,但还有一点旧屋在,那座令我们接触到什么是真正的美的音乐教室兼大礼堂,当时感到是那么大,却忽然变得小多了。

五年级时,我们家迁往北方一座当时还不大但通铁路的城市,读了两所小学,分第一、第二,都叫扶轮小学,学生主要是铁路职工子弟。因为第一所比较远,下学期转到较近的一所。这里曾经是沦陷区,因为战争,一切都破破烂烂,但两所学校都开有一门很新鲜的课,叫“演讲”。与阿拉木上的美国小学一样,让学生轮流上去发表演说,或长或短,说什么都行,训练学生在众人面前的表达能力和胆量,充分表现自己。有些同学有备而来,照着写好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念,老师总是不满。有的一上台就一通儿瞎侃,还挤眉弄眼,却赢得老师表扬。现在琢磨,这是不是日本人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日本刚投降,在当地还保留下来了。为了写这篇文章,昨天我特地问了小孙子,说他们小学没这门课。也难怪,中国有好长时间,连大人都不敢“充分表现自己”了,哪能容得小孩子胡说八道!不过我以为,不管哪国,哪怕是日本鬼子留下来的,这个演讲课还是挺好的。

六年级又回到西安,因为我们是湖南人,就上了设在两湖会馆里的“两湖小学”。那是一座很大的大厅,围着大厅三面都是二层楼房,隔成教室,走廊朝向大厅,另一面是舞台。舞台上方悬着一块大匾,上书“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八个大字。同学多数都是湖南或湖北人。印象比较深而且特殊的是这所学校相当重视乡土教育,虽然在西安,却专门设有有关两湖乡土史的讲座,教给学生一些家乡历史地理和名人的知识,像屈原、伍子胥、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物的名字和事儿,就是在这时知道的。清明节全校师生步行,来回走了几十里到南郊两湖墓园祭奠家乡先人,傍晚才回到城里,也算作一次郊游(当时称为“远足”)。我记得全校同学分到几家饭店吃饭,打打闹闹,我还第一次喝了酒,老师并不禁止。

五六年级我一时迷上了“旧小说”。一次,想读《水浒传》,租书摊摊主说租出去了,推荐我看《荡寇志》,说这本和《水浒传》一样,都写的是水泊梁山的事。一读,却是一本与梁山好汉作对的书,既然租到,也就读下去了。没用脑子,只看故事。然后才读的《水浒》,大多也只是读故事。什么《大八义》、《小五义》、《施公案》、《济公传》,西游三国封神都是这时读的,满脑子黄天霸、窦尔墩、白眉毛徐良、南侠展昭什么的,英雄豪杰、牛鬼蛇神,有点走火入魔(其实,如果得到及时的指导,我应该还要更多读读唐诗宋词古典散文什么的,不过这些在中学时得到了一些补充)。但好处是让我的作文从五年级起,就经常被老师挑出来,贴在教室后面让同学们看,有时还由老师读出来,使我很得意过一阵子。从此一直延续到中学大学,读了不少外国小说,不过我上的是工科大学,几乎就没读过什么人文社科类的理论书,很是遗憾。

其实照我的体会,就拿语文课来说,老师大可不必太多讲什么全篇大纲、段落大意、结构分析之类,更不必要求学生死背,点到为止就行了,作者本人就未必写过什么大纲的。只有唤醒和带动孩子们天生就有的好奇心、求知欲、表达欲、成就感和童真的善良,尊重孩子们的独立性,给他们展开一幅广阔的世界图景,引导孩子们尽情享受获得知识的快乐,才是更重要的。

有时,我真的很可怜我的上五年级的孙子,整天忙于应付比我那时多得多的一大堆作业。我那从读书中得到的快乐,他都很少享受到。

我认为,作为专业教育,大学当然是最重要的;作为启发儿童心智,培养性格(个性与人格),小学就是最重要的了,中学则是小学教育的延伸与扩展。我甚至觉得,小学教育在三个教育阶段中,是最重要的,将影响到人的一生。

《马太福音》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味,怎能叫它再咸?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头,任人践踏。”老师们,千万可别让你们教导的孩子,失掉他们的天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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