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几个关键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1 次 更新时间:2010-04-13 09: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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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 (进入专栏)  

  

  摘要:世界秩序问题是根本性、中心性的国际问题。当代世界秩序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本文就当前世界秩序争论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学者的重大日程是世界秩序研究:对驱动世界秩序(经济、政治)演化的主要因素做出评估,对未来的世界秩序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多样探索。

  

  关键词:美国霸权;经济危机;新兴大国;世界秩序;中国

  

  第一个问题:“单极世界”是否终结?美国霸权地位是否动摇?“后(美国)霸权”时代到了吗?

  

  冷战结束后,相当多的美国人以为由此开始了一个“单极(世界)的时刻”。[1] 但此后不久,就有不少学者认为,“单极时刻”持续的时间太短,不幸“终结”了。[2]“9•11”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单极时刻”确实过去了。[3] 金融危机显性化之前,美国出现“后美国的世界”[4] 和“无极时代”[5] 等论调。这些看法表明,“冷战结束后”时期结束了。在目前的经济衰退期间,“单极时刻”终结论在美国大体上得到自我认知。华盛顿没有多少人再高谈阔论“单极世界”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家不得不现实地承认,美国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深刻变化了的世界。[6]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国也有许多类似的评估。澳大利亚在其充满争议的十年一度的新《国防白皮书2009》中认为,“单级时刻”开始终结。[7]

  “单极世界”的逝去是否也意味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应该说,不能简单地回答“是”。

  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破坏性尽管空前严重,但是否最终将不过是一场超级巨大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8] 若此,危机后的美国迟早会复原,可能更加强大。

  2007-2009年的美国金融危机,[9] 确实反映了美国经济体系或者“美国(发展)模式”中存在着深刻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自由化,放松管制以来,有限的政府对无限的金融市场的监管是弱的、不够的和失败的。[10] 这类深层次问题几乎不能在短期内予以解决。美国经济面对一个或者甚至更长一点的“失去的十年”的可能。[11] 美国和世界可能迎来长期的“滞涨”局面,[12] 而非许多人幻想的“复苏”,包括美国在内,为应付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救急的“刺激”经济计划,多数没有见到明显效果;而过时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体制本身就是目前的问题,而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若美国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根本结束这次经济收缩,且不能避免或者缓解“失去的十年”的趋势,这次危机将是美国从其世界权力巅峰下行的转折点。

  从“软实力”的角度看,这次危机前,美国在伊斯兰、拉美、欧洲等世界主要区域遭遇空前批评或者抵制。更多的人认识到美国是许多世界问题的源头。“反美主义”是对霸权的怨恨和不满的总体表现。霸权原来的宿敌或对手更是把霸权的危机当作其战略机会。当今,美国遭遇了一系列的来自其敌国或者对手的公然挑战。不过,在亚太地区,美国仍享有“软实力”的优势。[13] 总体上,“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危机后可能有所下降。[14]

  

  第二个问题:“单极时刻”的开始终结是否被新的“多极时刻”的出现取代?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加速了吗?

  

  一些西方人认为,美国陷入危机,其他的非美国力量的“崛起”更加迅速了,尤其是中国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其影响力和实力加强了。果真如此?情况也许正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经济体在不同程度上也陷入危机。美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的危机也是其他国家的危机。

  即使危机代表着“美国模式”的失败,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模式”就成功了。在全球化几乎等于“美国化”的背景下,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尤其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不受美国危机影响的国家、地区、公司和个人。所以,这里没有一个失败等于是另一成功的必然逻辑。而且,说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已经创造了不同于美国的发展模式,是不负责任的、不符合事实的看法。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主动“加入”或者被动“纳入”以美国经济为主的全球经济。今天中国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更加远离原来的“苏联模式”(中央计划经济),而与美国的经济管理和调控模式更加接近。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在它们与美国的交往过程中大体“美国化”了。中国1986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是无条件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在经济体制上与美国的经济体制接近。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就国家而言,至少所有的主要国家都是输家,只是输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的现实。欧盟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集体应对危机的不力。日本也一样陷入金融危机。而从“西方中心”论出发而界定的“新兴大国”,几乎无一例外,也一样陷入金融危机,即使这些国家的一些人不愿意承认存在“全球金融危机”,只承认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面对危机重重的世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真的准备好以“新秩序”替代美国主导的旧秩序吗?有无替代方案?它们可行吗?

  

  当旧的东西失败了,人们自然想寻求某种替代的东西。这是一种本能的自然反应。寻求“新的世界秩序”,替代目前的经济模式和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的观点很多。

  “替代”(alternatives)即“抉择”,是非此即彼。当旧的东西不能运行,旧的东西破产,旧的东西漏洞百出,旧的框架 “倾覆”,并带来毁灭性的经济、社会、政治,甚至安全后果,这个时候,重新抉择是必然的了;“替代”有时意味着历史的循环,是交替,反复“折腾”。早先被遗忘、抛弃和批判的东西,现在居然“神奇”地、静悄悄地、理直气壮地回来了。这就是用旧方式、旧办法解决新问题、新挑战;“替代”可能意味着深刻的批判,是建立在对过去“全盘否定”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社会(包括国际体系)变革方案;“替代”,可能是“有病乱投医”的盲目,实际上,到了后来,盲目性带来的不是发现了社会变革的道路,而是陷入了比原来更大的困境,甚至绝境;“替代”,可能意味着“恍然大悟”,终于认识到那些原来早已存在的警告、建议、方案的价值。

  世界各地提出了不少的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但这些方案之间相互冲突。各种不同价值、意识形态、处在不同的利益、权力和财富结构下的人们,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看法各不相同。

  是新的多边机制(制度)还是新的大国合作?为解决现在的危机和预防下次的危机,有不少人认为应该建立新的多边经济体制,有人把其叫做“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15] 世界上主张加强多边主义的力量还是很多的。第一,欧盟就是多边主义的化身。第二,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甚至其他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是主张多边主义的新兴力量。在过去的繁荣年代,这些国家的一些部门、地区、集团和个人获得了全球化的利益。美国为基础的世界“金融帝国”和“消费帝国”在冷战结束后的扩张主要发生在这些国家和区域,而不是旧的欧洲或者亚洲的日本等地区,美国与这些国家形成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国际分工(如美国与中国形成的经济关系)。但在危机年代,因为美国是危机的根源,一些国家不得不寻求与美国的“脱钩”,至少,从长期趋势上是如此。于是这些国家在继续支持一种新的与美国合作的大国关系上充满着无奈、犹豫、不确定。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和运作的大大小小的多边机构或体制一直支持多边主义,因为这些制度存在的正当性来自于多边主义。第四,继欧盟之后,世界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盟,这些机制至少在其所在的区域范围内支持实用主义的、非正式的多边主义。

  金融危机期间,“20国集团”(G20)而不是“七国/八国集团”(G7/G8)被当作了新的多边主义的主要代表。照旧运作的“八国集团”不得不寻求与20国集团的平衡。[16] 联合国研究小组建议以“全球经济理事会”(GEC)取代“20国集团”。[17] 2009年1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会议上建议签署“全球经济宪章”,设立类似联合国安理会的“全球经济安理会”。[18]

  但是,多边主义的怀疑者和反对者从来就不是少数。在这个世界危机的年代,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许多人降低了对理想化的可能是低效率的多边主义的预期,而是对大国之间合作的传统国际政治智慧表现出兴趣。日本评论家船桥洋一认为不要去塑造和建立什么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是塑造新的大国合作关系,尤其是日美中的三边合作。[19] 这位评论家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在美国,一方面是奥巴马政府在积极地实质性地重返多边主义,他继布什政府召开第一次和英国政府举办第二次“20国集团”的金融峰会后,将于2009年9月在匹兹堡举行第三次“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另一方面,许多现实主义倾向的战略家认为要加强与大国,尤其是诸如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的关系。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主张形成美中“两国集团”(G2)应付全球严峻的挑战,引起热烈争论。[20] 主张诸如美中合作的大国合作,是因为对目前陷入慢性危机、缺少改革的现存国际制度的失望。[21] 所以,解决当前的挑战、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最可行的、最有效的方式是美国和中国的谈判。[22]

  与中国很遵守现存国际规则不同,其他新崛起的世界强权,尤其是印度,因为各种理由并不遵守现存的国际规则。这构成了对多边主义世界体制的致命打击。印度以“目前国际上没有建立将禁止核试验与全球核裁军相联系的机制”为借口,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23] 。有意和正在开发核武器的国家,如朝鲜和伊朗,都在挑战现存的国际规则,而联合国安理会,尽管不断地对这类挑战做出一些就事论事的反应,但实际上难以有效而根本地应对这些挑战。

  世界霸权美国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依赖美国霸权的力量竭力支持霸权的复兴?美国2008年的总统大选,无论是哪位候选人,都对美国的重大经济、军事、外交政策失误和所面对的尖锐挑战多少有所批评。其中批评最多的还是美国民主党的奥巴马,认为美国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的,发誓“变革”,让美国重回“正确的道路”。在外交政策方面,这次选举等于承认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要不也就没有美国民主党所称的“恢复”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主题了。[24]维护美国为主体的既有世界秩序的力量很多。日本根本不想改变目前的世界秩序,而是在目前的世界秩序根本不变的情况下寻求修补。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等几乎都是现存秩序的维护者,而非修正者。在美国内外支持以现存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力量的努力下,不是一种新的非霸权的、多极的世界秩序取代单极的秩序,而是单极世界的再次强化。

  还有一种替代的思路,那就是建立和发展非霸权的国际合作。美国确实是现存许多国际规则的建立者和组织者,但是,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一些重要的国际规则不是在美国主导下签署成立的;霸权国家由于各种原因,经常不执行或者变相破坏(如双重标准)旧有的国际规则,甚至很少参加新的国际规则。

  这里,为检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两位分别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组织了一个“没有美国的国际合作”的研究项目。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发现,尽管有美国霸权的反对,但是,针对一系列迫切的世界共同问题,国际社会还是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25]

  这项研究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国际社会能通过一些机制、行动对美国霸权的负面作用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尽管如此,考虑到美国是全球问题的最大来源国,没有美国的合作,一些国际合作可能有效(假定美国并不干涉这些国际合作),但许多全球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第四个问题:美国霸权衰落后,是否将出现更多的区域安排作为“后霸权”时代的替代?地区化是否将加速?地区组织是否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

  

  地区安排是对国内和国际秩序的重要补充,既是针对民族国家的国内治理的一种替代,又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治理的关键环节。自从在欧洲诞生了欧洲共同体或者欧洲联盟这样的地区安排,这种替代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实际上,《联合国宪章》的“地区安排”规定是1945年时的预防性国际措施:要求地区安排不要与全球性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原则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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