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孤证不立——也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8 次 更新时间:2010-04-09 16: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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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进入专栏)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9年3月2日发表陈述先生文章,《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陈先生说:“关于长沙建没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历史界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有,作者更得意的依据大概就是毛泽东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表,说 “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

  毛泽东究竟是哪一年加入中共党的,似乎不必太当真,反正,毛就是中共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自己在1945年筹备党的七大时也回忆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一版,第291页)毛泽东这段话很朴实,讲到党创建时的情况是可信的。他入党没有介绍人,入党具体时间他也没有说。

  五年前,笔者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王炯华作访谈。王先生是李达专家,从事研究二十多年了,著有《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达评传》等专著。我们这次访谈题为《李达与毛泽东、陈独秀》,发表在2004年第七期《书屋》杂志,就涉及到了毛泽东入党时间问题。

  李达从1921年2月起曾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集中共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中共一大召开就是他发的通知。因为是秘密的,开什么会自然没有说明。李达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其中给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信就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63、79页)1957年“七一”同武汉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座谈时,李达说到毛泽东参加一大的情况。1962年“七一”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又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两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 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或者说,这样的“小组”还没有达到建党的层面,上引毛泽东所述“我们……是很小的小组”,这个“我们”,应该是就全党而言的,并不一定专指长沙。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

  李达的这个说法,还有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可以印证。萧三1954年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书印出来了,后因故没有发行。在该书第六章三一节《可纪念的“三十节”》中,萧三写到一大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开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时说:

  “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彭为湘乡人,1924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引者注)、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 ( 转引自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24—325页)

  有关“三十节”的事,据萧三说,是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易礼容也有同样的回忆。其实,易礼容1979年9月11日接受胡庆云、高军、邵维正、周子信访问,后由访者整理出《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1980年4月又经易礼容本人修改定稿),文章与萧三说的略有不同:

  “毛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当时因为社里人很多,谈话不方便,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他说成立共产党,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3000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30个人,救70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我说:瓜熟蒂落,就干吧。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当时我们怕被敌人发现,没有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有材料说湖南有个三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不过那时不叫做三人小组。时间是1921年九十月,即在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名单我记不清了,当时新民学会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李达曾说过,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只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是对的。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的共产党核心,这是毛建党的重要力量。但讲事实,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一版,第282—283页)

  对照来看,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开会”的大致时间是相同的——一大以后,“开会”的地点和形式也是相同的——协操坪、树林下,边走边谈,只是参加人数多少各人回忆不同。但不影响得出这个结论:湖南党组织是一大后建立起来的。

  1920年,毛泽东到底忙乎些什么,现在无从考证,但从《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二版)附篇《毛泽东生平大事简表(1893年12月—1920年11月)》中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这一年,毛泽东除了到北京、上海跑了一趟,编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两本外,主要做了以下这些大事:一是成功地推动“驱张运动”(“张”即“湖南省督军张敬尧”,百度上搜索的“张敬尧”词条说,张“因遭到当地军阀、土豪的反对被迫辞职”,其实这是不确切的);二是创办湖南文化书社;三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发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全自治”与“半自治”》、《反对统一》等多篇文章,主张制定“湖南宪法”,建立“湖南共和国”;四是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就有较详细的记载,说“毛泽东积极地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对象”。当时,第一师范有个叫张文亮的学生(后来这个学生并未参加革命,成了神经失常的人),接受了毛泽东建团的任务。他在1920年9月至12月的日记中(这本日记是从贺尔康烈士家中得到的),简略地记录了这件事情的经过——“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找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最确切的记载”。以下摘自张文亮的日记:

  “1920年9月10日。至通俗教育馆,通俗报明天出版。何先生(按:指何叔衡)要我投稿,我已当面允诺。

  回师范,晚与毛泽东谈事颇多。

  9月25日。昨日泽东哥来邀我,今天下午赴游江之约。抵文化书社,会见杨开慧君。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按:即萍乡之行),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12月7日。到文化书社见泽东、殷柏。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转引自《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19页)

  从以上日记可见,这几个月毛泽东用心最多的是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到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写信时也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陈仲甫”即陈独秀。这表明毛泽东知道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建共产党,也表明他本人或长沙方面当时还没有组建共产党。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说:萧子升“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68页)。” 毛泽东“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又提出‘有组党之必要’”,大家并“达到了完全一致的认识”。(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17页)所有这些都表明,说毛泽东是1920年入党证据是不足的,即便毛泽东自己填写了,也只是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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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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