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菲:林昭——精神史上的圣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6 次 更新时间:2010-04-09 16: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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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菲  

  

  林昭生活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仅仅过去半个世纪的“反右”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曾存在”的时代。在他们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样被人所熟悉。

  

林昭是谁的时代

  在一份林昭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她家庭及历史情况的简略描述:母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这并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员的实际情况。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沉入长江。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的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回忆起这样一个场景: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投身革命的熔炉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从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北大的风骨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

  在北大,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讲述了林昭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

  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为思想而殉难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1966年5月,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悔悟,好好改造。

  40多年后,古稀之年的张元勋还清晰记得那一幕:“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那一年年底,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上联是:?下联是:!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和意义——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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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峡文学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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