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走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2 次 更新时间:2010-03-18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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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 (进入专栏)  

像许多同学一样,对我来说,母校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是我人生的重要驿站。有了这个驿站,我才得以从一个地道的山村农民变成都市的知识分子,从一个生产队干部变成专家学者。在师专学习的时间还不到3年,但这3年对我的意义远远超越30年。3年中有意思的事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件在许多人看来可能很不起眼的事,于我来说却印象至深,很值得说一说。这件事便是走路。

走路是人生的第一课。人一生下来便首先得学会走路,会走路才能自立,才能正常地生活、学习、工作。如果把人的一生当作通向事业的旅程,那么上大学学习,也是学会走路的一个环节。不过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要说的走路,我这里所说的走路,完全是原始意义上的行走,包括散步、行路、疾走和漫游。除了上课、睡觉、吃饭之外,我在母校3年中最经常做的事就是走路。多的时候,一天要有三次长时间的行走: 早餐前的晨跑或疾走,午饭后的散步,晚饭后的长走。每天两次的走路是常态,每天走一次的情况反而很少见。即使是雨天,也少不了打着伞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悠然行走。走路是我在母校期间的生活方式,走出了许多趣味,走出了不少名堂。

我出生于农村,刚进师专时农村的改革还没有开始,家里极其贫穷。父亲年轻时就重病在身,只有大半个劳动力;母亲是民办老师,也只能算半个劳动力,加起来总共一个多点的劳动力。当时,每个劳动力一天只有不到1元钱的报酬,要养活全家7口人,其贫困状况可想而知,当时,全靠国家的全额资助,否则我根本上不起大学。记得当时每月的菜金是6元钱,我还想在这6元钱中省下一二元来买点书,因此吃饭总挑最便宜的菜,加上我本来也不吃肉,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青春期的严重营养不足。我在大学三年期间,瘦得真叫皮包骨头。有几位关心我的大哥大姐同学,多次悄悄地问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病?然而,我不但没有病,而且身体出奇的棒: 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照样精力旺盛,浑身是劲。用时下流行的话卖个乖: 那健身的秘密是什么呢?答曰: 走路。我在校期间通常每天走路在四五公里以上,常常是疾走。疾走或慢跑,其实有一个很流行的洋名,费孝通先生译为“脚勤”,英文是jogging,被公认是最简易有效的健身方式。30年前,我当然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洋名,更没有人告诉过我疾走有利于健身。纯粹是歪打正着,我在“前现代”时期做了一件“后现代”的运动。走路走出了健康。

我上师专时,已经做了近3年的地道农民,还是当时生产队里负责生产科技和植物保护的干部,也算是有一定实际经验的“社会人”了,与现在的“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很不一样。但从年龄上说,我也才19周岁,按现在上大学的年岁标准看还不算太大。这正是人生中一个情重泰山、义薄云天、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龄,好义结金兰,多莫逆之交。现在的好朋友中,好几位都是当年大学时代的“恰同学少年”。细细数点一下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竟然发现基本上也都是当年的“走友”。在大学期间,多数情况下,我们走路不是独自行走,而是结伴而行。几个同学一招呼,便争先恐后地行走在田间山野的乡村小路上,一边行走一边高谈阔论,谈理想、谈人生,谈家庭、谈国家,几乎无所不谈。谈着谈着,常常会争吵起来,吵得脸红脖粗;走着走着,还经常动起手脚,你一拳打来,我一脚踢去。现在老同学相会时还会提起当年的“金家脚”、“陈家拳”。古人说的“青春结伴好还乡”,在我们这里变成了“青春结伴好行走”。走路走出了友情。

现在的绍兴文理学院已经是一所相当现代化的本科大学,从硬件上与国内一流大学相比差距已经不大。漂亮的校园、完善的设施、优秀的教师、众多的成果,无不展示着母校今日的风采。但当年的绍兴师专,地处偏僻的攒宫,原先是一所监狱。我们住的宿舍,在我们入住不久前还是犯人的牢房。多数老师也都刚从中学选调上来,教学图书设施连一些好的中学都不如。学习条件之差,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但是,当时同学们刻苦好学的精神,恐怕是现在的大学生所难以想象的。记得食堂排队买饭菜时,许多同学手中除了拿饭盒外还拿着书籍和笔记本,边排队边读书学习。晚上在校园里幽暗的路灯下,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同学正在借光阅读。许多同学甚至出去走路时都不放过学习。外出走路时,经常带着书本或课堂笔记。走着走着,便在水库边或山脚下坐下来,打开书本开始翻读;或者干脆是一边走路,一边背诵外语单词或经典文章。按照字义来讲,这才是真正的“走读”,我自己也是“走读”群体中的一员。早晨慢跑至数公里之外,回来时则改为慢走,边走边读书思考,边欣赏周围的湖光山色。许多当时在学校里没有开设的课程,许多在学校里没有选修的外语,许多人生后来的选择,都是当年在母校周围的走路中获得的。走路走出了学问。

当年的母校在有数千亩之大的“东方红茶场”中间,周围是一片绿油油的茶树,再远处便是荒山野外。离校最近的村子恐怕也有数里地,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位置,正是当年监狱留下的独特遗产。这一遗产使得我们的走路看起来有些疯狂: 由于太孤单,总想走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去看看外边世界的精彩。经常一走就是十几里地,一走就是一个下午。“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省有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是绍兴的上旺大队。这个村离师专足足有十四五里地,却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见证了这个村怎样从当年的生产队集体经济,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攒宫离绍兴县城大约有五六十里地,校门口有长途汽车可到城里,但在3年求学期间我从未乘坐过,而是走路到好几里地外的码头,坐小船到城里。这一方面是因为坐汽车比坐船要贵两三倍钱,我舍不得多花几毛钱,另一方面也是因我更喜欢多走路。到轮渡码头要走过好几个村庄,可以沿途领略绍兴乡村的风土人情。当时,国家刚开始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也是在走路中最早知道这一基本国策的。有一次远足到十几里地外的一个山村,见墙壁上贴着一张令我们既好笑又惊讶的告示,我现在还记得告示的内容:“村民陈某某,又生一儿子,造成无计划生育,罚款一百元。”告示的行文令我们个个乐开了怀,而罚款100元更使我们相互咋舌: 快抵得上我们在校一年的生活费了。走路走出了见识。

在师专的最后一个学期,大学生活还没有结束,我就随77级大学毕业生报考了研究生。考完厦门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后,我便离开母校,被分配到老家诸暨的三都中学,边教书边等待厦大的录取通知。虽说离开母校后自己的身份从学生变成了老师,但是走路的习惯却一点没有改变。三都中学在数个村落中间,周围没有青山绿水,但几里地外有一座小山。每天傍晚我便穿过村子,来到山脚下走路。这时没有了昔日的同学,只能独自一人走路了。走着走着,有一天我的跟前忽然冒出一位老人来。他先自我介绍说,他是这里的看山人,就住在山里。接着他说,傍晚几乎没有人会独自到山里来走路,他看我孤身在山里转悠了好几天,不禁感到奇怪。“我以为你有什么事想不开,怕你寻短见,这些天一直悄悄地跟着你。”听了他的话,体会到老人对一个陌生生命的深切关爱,我非常感动。此后,我便与这位章伯伯成了忘年之交,直到老人去世。我也是章伯伯山居里的唯一常客。每次走完路后便在他那里喝喝茶,还不时从他那里拿些散发着泥香的鲜花和果蔬。你看,走路走出了奇遇。

我离开母校快30年了。这30年间我不知走过了多少路,说得夸张一点,足迹已经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世界的五洋七洲。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母校期间所走过的路,因为那是青春的脚步,它所发出的是青春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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