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名济）先生，在他六十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自沉于北京的净业湖(积水潭)。他在留下的《敬告世人书》中明确写到：“吾今竭诚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
梁巨川何以“殉清”？何以要为一个已经灭亡、且肯定不可能再复活的王朝殉节？的确，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自宋代以来，总有为前朝殉难死节者不绝如缕，但是，在民主共和的呼声大倡，民国也已经七年的形势下，为什么还要“殉清”？确实，辛亥以后梁即有死志，但除了家事牵扯，也还想再观察民国一段时间，或等新国会开会时再吁告新议员而死。而民国的时局却不断使其失望。1917年曾发生过张勋试图用武力使清廷“复辟”的事件，梁巨川并不赞同此事，他曾为此数次投书张勋劝阻。张勋事败后，他痛感事主及预谋其事的名士大老无一人致命殉节，大致此时就已最后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甲子之年前自行赴死。
梁巨川之死，立刻引起了舆论的注意，而不管是否赞成其政见，评论者都表示了深深的惋惜。社会学家陶孟和认为他自杀是本于两种错误的理由，一是把清朝当国家；二是以为自杀能够唤起国民的爱国心。胡适认为他的精神让人敬重，但可能近年来接受新知不够。甚至梁先生本以为会骂他的陈独秀，也对其言行一致和“真诚纯洁的精神”表示了敬意。七年后，诗人徐志摩又重提此事，说即便梁进大学法科理清他所有的政治观念，他也还是会坚持自己的信念而赴死。因为，在“他全体思想的背后还闪亮着一点不可错误的什么——随你叫他‘天理’、‘养’、信念、理想，或是康德的道德范畴——就是孟子说的‘（所欲有）甚于生’的那一点。” 这种“精神性的行为，它的起源与所能发生的效果，决不是我们常识所能测量，更不是什么社会的或是科学的评价标准所能批判的。”
的确，陶孟和注意到了梁巨川此举的前后两个向度，一是对过去的“殉清”，二是他还试图唤醒现在的人们以图未来的改造。但是，他简单的将其殉节的前后意义都归结到“国家”、“政府”的层次上却是有误。甚至陈独秀也注意到梁所殉的是一种“主义”。而徐志摩应该说抓住了更为根本的“一点”精神，梁漱溟则将这一点“精神”径直称之为“道德的素质”。
我们可以再看梁巨川先生自己的心声。他说：““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就事论事，则清朝为主名，就义论义，则良心为通理。”
梁先生其实并不是一个顽固保守的人，他赞成变法改革，支持宪政、让儿女学新学，鼎力资助和参与最早用图画和白话开发民智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他四十才出仕，也非清朝的高官显宦，但他自觉对清朝已经有了一种连带关系，有了一种信义责任，他甚至愿意为这一责任去死，意在提醒这个逐渐丧失信义的世界应有所怵惕。他愿“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望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故其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呼唤起新也；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
正是立足于道义，梁先生一方面对完全否定过去的伦理纲常表示不满，认为“我旧说以忠孝节义范束全国之人心，一切法度纪纲，经数千年圣哲所创垂，岂竟毫无可贵？”。另一方面，又对民国以来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状况表示痛心，说：“今吾国人憧憧往来，虚诈惝恍，除希望侥幸便宜外，无所用心，欲求对于职事以静心真理行之者，渺不可得。此不独为道德之害，即万事可决其无效也。夫所谓万事者，即官吏军兵士农工商，凡百皆是。必万事各各有效，而后国势坚固不摇。此理最显，我愿世界人各各尊重其当行之事。我为清朝遗臣，故效忠于清，以表示有联锁巩固之情；亦犹民国之人，对于民国职事，各各有联锁巩固之情。此以国性救国势之说也。”
抽象的道义是要体现到具体的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上来的，而不应开空头支票。但是，我们在这些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中又不宜只看到“具体”，而更应当看到那抽象而普遍的道德精神和普遍原则，而有一些这样的最基本原则规范和崇高精神是可以超越朝代和时代的：应在旧朝存，也应在新朝存，在王朝社会是正当的，在共和社会也是正当的。甚至过去的君主也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才会有像清朝也曾钦定表彰明末曾抗拒自己的殉节者，反将变节奉己者列入“贰臣传”。而到了二十世纪，反而有为了狭隘的一己一党之功利而不惜践踏最基本的社会伦理的现象。
梁巨川先生并没有鼓吹传统的一种至高道德，希望社会“希圣希贤”，成就一种君子伦理。他所希望于民国之人的道德约有三端：一是勿仅斤斤于争权利、功利，也要讲责任、道义；二是各行各业、尤其是官员都要遵循自己的职业伦理，尽职尽责；三是社会要讲信义，尤其上层，要言行一致。他并引孟德斯鸠语，强调民主国的人们必须更重视道德。这就是他的相当具有现代意义的道德目标，然而，他所采取的手段的确又是相当传统的。为了唤醒世人努力建设这一基本的社会道德，他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对于这类自尽之事，我们自然不宜事先提倡其行，但却须事后敬重其人；甚至有此意者也不宜要求他人如此做，而至多自我奉行，且需要慎之又慎。但话说回来，如果一个数百年并非完全无功的王朝倾覆，尤其相伴的还有一种数千年并非完全无益的文化消亡，如果最后竟没有几个人为之捐躯死节，客观上也是这个民族的羞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