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传人洪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也是这个学派的宣言《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发表80周年。80年前，奥地利的马赫学会和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为了挽留石里克不去德国波恩大学任教，起草了一份书信，表达了他们对石里克的感激之情。1929年8月，该书信以《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为题发表在马赫学会的通讯上，由此，“维也纳学派”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标志而闻名于世。据称，“维也纳学派”以及“科学的世界概念”的发明权属于纽拉特，而他之所以选择用“世界概念”（world conception）而不是用“世界观”（world view），是因为后一个词有太多形而上学的含义，在狄尔泰和文德尔班的“精神科学”中有特殊的作用。他希望，新的术语能够表明他们的哲学运动具有不同的哲学和科学倾向。[①] 虽然维也纳小组的讨论开始于1924年，而且在石里克的这个小组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类似的讨论小组，但如今被看作是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主要代表的维也纳小组，却是从1929年开始为世人所知的：当然，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发表了这个宣言，更重要是在这个宣言发表一个月之后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一届“精确科学认识论大会”。这次会议被称作确立了维也纳学派国际地位的主要标志。[②]
维也纳学派在中国是与洪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维也纳学派的宣言发表之时，洪谦正在石里克身边学习，是一个年方20而生气好学的青年。虽然洪谦主要是作为石里克的学生和维也纳学派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而为中国学人所知，但他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意义已经不限于维也纳学派的中国代表，更重要的是作为西方哲学的科学精神在中国的象征，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语境中所受遭遇的一个典型缩影。时至今日，洪谦先生已诞辰百年、作古十六载，维也纳学派的宣言也已发表80周年。在这个历史时刻，我想简要地地回顾一下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奇特经历，讲一讲在当代中国哲学中遭遇过维也纳学派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那些思想。
一 与维也纳学派有关的那些人
我们如今都知道，洪谦是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第一人，但事实上，早在他之前，就有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撰文向当时的哲学界推介过维也纳学派：1933年3月1日，时年24岁的张岱年在《大陆》杂志第一卷第九期发表了《维也纳派的物理主义》一文，这被看作维也纳学派最早出现于中国的文章；1934年，张申府又撰文《现代哲学的主潮》，把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看作是当时世界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潮流。他们主要是通过阅读关于维也纳学派思想的著作来了解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把握能够达到非常准确的程度，这完全依赖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深厚知识基础和方法论的训练。[③]
但我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知道，张岱年是张申府的胞弟，想当年他从河北献县来到北京师范学校附小读小学，就是由于其二哥张申府的帮助，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也都与二哥有关，乃至后来的人生道路，都基本上是由张申府安排的。他发表在张申府主编的《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的30多篇文章是他学术道路的开始，张申府还在其中一些文章中附加编者按，由此推进其弟文章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1933年，张岱年发表的《维也纳派的物理主义》一文主张把逻辑解析法与唯物辨证法结合起来，这个思想明显地与张申府先前多次强调的观点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看出，张岱年对维也纳思想的介绍和分析应当是在张申府的直接影响之下，或者说就是对张申府思想的转述。张岱年193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能够直接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助教，一方面是由于他读书期间发表的大量文章（这当然与张申府有关）已经引起了当时国内哲学界的关注，另一方面（我认为毫无疑问地）是由于张申府的大力推荐。据称，早在1934年，张申府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把钱钟书和张岱年并称为“国宝”，而时年两人都不过是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所以，维也纳学派最早传入中国的文章虽然是由张岱年所写，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是张申府努力的结果。[④]
张申府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已经越来越多地为国内学术界所重视。他的哲学通常被看作是结合了逻辑分析方法和辨证唯物论思想的代表，但在我看来，他的最大贡献是向国人准确地介绍了罗素的哲学思想。他晚年回忆自己对罗素哲学的痴迷，非常人所能比及。他能够理解罗素的思想，有赖于他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数学专业，虽然他很快转向了哲学，但他最重视的还是数理哲学，包括数学基础问题和数理逻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所学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⑤] 正是由于具备了数理逻辑的训练，张申府才能够真正理解罗素提出的逻辑分析方法，并很好地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对日常事理和哲学问题的分析上。也正是由于对数理逻辑和逻辑分析方法的深刻理解和娴熟运用，张申府才能够对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给予高度关注，认为它是现代哲学中“最活泼有生气，最有希望，最有贡献，最有成绩”的派别。[⑥] 他还把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概括为：“解析的目的是在把思想，把言辞，弄清楚，籍以见出客观的实在。”[⑦] 其实，这也正是他所推崇的罗素所追求的目标。但他后来并没有对这种哲学给予更多关注，而是仍然钟情于罗素哲学。追究个中原由，恐怕是很快从维也纳留学归国的洪谦在这种哲学方面比他更有权威吧。
1934年，洪谦在石里克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荣获维也纳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在维也纳大学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两年。1936年夏，石里克被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学生枪杀。1937年初，洪谦返回北京，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讲授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这时，张申府因政治原因已经离开了清华大学，张岱年也辞去了在清华的教职，躲进北京图书馆的宿舍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大纲》。“七七事变”后，洪谦随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维也纳学派哲学。关于他在西南联大的工作情况，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说他在西南联大哲学系任教授，还有的说他没在哲学系，因为哲学系有教授不喜欢维也纳学派，所以他是在外文系教德文，只是在哲学系讲授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抗战结束后，洪谦应邀到牛津大学新学院担任研究员，一直到1947年。回国后，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1951年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56年改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65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直到1987年辞去所长职务，但仍担任北京大学教授。[⑧]
正如张申府终身以传播和研究罗素哲学为己任，洪谦则“以宣扬石里克的哲学为其终身职志”（贺麟语）。范岱年等人把洪谦在中国介绍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与艾耶尔向英语国家介绍逻辑经验主义哲学作了一个比较，认为“前者比较忠实与全面；后者更多地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⑨] 应当说，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但这还主要是针对洪谦在1949年前的工作而言。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的某些思想观点也开始提出批评意见，特别是在知识基础问题和真理问题上不同意石里克、卡尔纳普的观点，明确提出自己的反基础主义思想。这些都使得洪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形象，不再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的一个简单介绍者（无论介绍得如何忠实和全面），而是一个思考维也纳学派提出的哲学问题的真正研究者，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我想，正是由于洪谦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他才会得到国际哲学界的高度重视，维也纳大学的马特尔院长才会说他“在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美国《在世哲学家文库》的编者汉恩才会说他的文章是“一个强项”，东京大学才会认为他“对逻辑实证主义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都有深刻的认识”。[⑩]
说到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特别是对石里克）的感情，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正如同石里克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痴迷，或者是张申府对罗素哲学的痴迷一样。对石里克本人，洪谦在许多地方都表达了自己的崇高敬意，把他看作自己“心中的偶像”。对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洪谦也“忠实地”维护这种哲学的尊严，特别是在受到其他哲学家的误解或攻击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为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澄清误解，[11]或反击其他哲学家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任何攻击。[12] 而在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的这种捍卫中，他也会由于“爱心太切，以至于不加辨析地运用它”。[13] 尽管如此，洪谦追求真理、追求学术的弃而不舍的精神，曾深深影响和感动了几代中国学者。任继愈先生称“洪谦是向国内学术界介绍维也纳学派的第一人”，[14] 汪子崧在回忆西南联大时说，“在当时哲学系教授中，洪先生是惟一在国外专门学习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维也纳学派的。”[15] 杜小真在谈到萨特哲学的魅力时说，“洪谦先生注重逻辑和实证，但他内心的最深处却蕴涵着深深的人文关怀。他的‘执着’，他的‘傲骨’，连同他对我译介萨特的可贵支持和鼓励，时时会让我在他仙逝多年之后，仍然感到心灵的温暖”。[16] 靳西平为洪谦先生在文革时期的“沉默”而击掌，认为他是“为自己的学术立场而沉默”。[17] 王炜在回顾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40年历史时，对洪谦先生和熊伟先生的“述而不作”给出了自己的诠释：“他们大概都属于孔老夫子示范出来的那类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述而不作。他们知道，为学为文的重要和艰难，把能说的说清楚，已属不易，遇不可说的，不保持沉默，即是妄言与僭越；更晓得节省文字，才能让语言把意义显现出来。”[18] 这些恰恰是洪谦先生的座右铭：他最喜欢的格言就是苏格拉底的“我知我无所知”。根据范岱年等人的统计，洪谦先生生前只发表过31篇文章，其中1949年前发表10篇，1950-1979年发表6篇，1980年后发表15篇。1949年前发表的文章均被收入《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1949年后发表的文章则被收入《论逻辑经验主义》一书。[19] 而在1949-1979年漫长的30年中，洪谦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译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因为在他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就是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最大贡献了。的确，在洪谦主持下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为那个特殊时代的中国哲学界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直到今天，这套选辑仍然被看作是了解西方哲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后来，洪谦还主持编辑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后修订时改名为《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同样为国内哲学界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研究文献。主持翻译这些资料，洪谦都坚持了“信”、“达”、“雅”的基本原则，他对译文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哪怕是在当时已经非常著名的翻译家翻译的文章，也要求有校对，有时甚至还要两个人校对；但同时，他也非常鼓励年轻人尝试翻译，手把手地指导他们的译文。他对合作者的工作成就从来都是给予最大的感激，反而把自己的工作成绩放到最不显眼的位置。我已经看到不少专家学者撰文对洪谦先生的谦逊品格表达了敬意，他那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谦和的待人风格，正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共有的优良品德。已有学者撰文指出，洪谦先生一生不仅是在宣传阐述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而且始终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担负着时代赋予的使命。[20] 在烽火硝烟的抗战时期，他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国家学术事业的建设，他的《释学术》一文就明确地表达了一个学者的时代使命感：“当此‘胜利在望,建国工作’即将开始之时,吾人对此荣负之重任,似乎宜借既往,以参考未来,戒妄慎思,小心翼翼,共成此建国之神圣大业。否则,不特有负吾人之职责,同时亦将为万世子孙之罪人矣。”[21] 解放后，他依然对国家的哲学研究事业建议立言，呼吁加强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他于1957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被看作老一辈知识分子对国家建设一片热忱和忠心的最好表达。
说到与维也纳学派有关的人，还有一位不能不提，这就是冯友兰先生。他与洪谦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一段思想交锋，早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学术公案”；在我看来，他们之间围绕维也纳学派形而上学的讨论，不过是反映了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传统哲学观念与西方哲学观念之间的交锋。他们之间的那场争论及其思想分歧，我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冯友兰对维也纳学派的了解。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还没有任何材料能够清楚地证明，冯友兰曾与维也纳学派（除了洪谦之外）的成员有过直接的交往，也无法证明他曾读过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的著作。根据他著作中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表述，可以肯定的是，他主要还是从洪谦那里得到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当然，冯友兰曾在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后在30年代游历欧洲，并在40年代赴美讲学，这些经历可能会使他更加直接地了解维也纳学派。仅从时间上分析，只有他在1934年参加的在布拉格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上，有可能见到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因为这次会议正是维也纳学派成员在国际哲学舞台上第一次集体亮相，会议还开设了一个专门的分会论坛，由弗兰克主持，题目为“自然科学的前沿问题”，石里克、卡尔纳普、卢卡西维茨、莱欣巴哈、内格尔、莫里斯等著名哲学家都在这个论坛上发言。[22] 或许是由于这个论坛主要涉及到科学问题，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表明冯友兰参加了这个分论坛的活动。1946年他应邀赴美讲学，这时早已移居美国的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如卡尔纳普，他们的早期思想也招致蒯因等人的批评。加之他在美国的时间只有一年，主要精力在忙于讲授中国哲学，所以，冯友兰的此次美国之行也不太可能对维也纳学派有直接的了解。学界最为乐道的是冯友兰与维特根斯坦的会谈，认为这是他获取维也纳学派思想真经的最好证明。但殊不知，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本身就是同言殊道，这早已在洪谦那里得到了证明。更况且，30年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他的早期思想成为他自己批判的对象，所以，冯友兰与维特根斯坦于1933年的那次会面并没有使冯友兰得到维也纳学派思想的真义。当然，尽管我们无法证明冯友兰先生与维也纳学派之间有直接的个人联系，但必须承认，正是他在《新知言》中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批评，对于国内学术界了解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在客观上也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由于维也纳学派所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等人的思想同属于分析哲学的阵营，而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强调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关键作用，这样，与逻辑分析研究相关的哲学家自然就与维也纳学派有了思想上的血缘关系。在这里，我主要是指金岳霖和他的学生殷海光。
我们知道，金岳霖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后受命担任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通常认为，他“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的确，金岳霖是当代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对现代逻辑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我们也知道，卡尔纳普等人在现代逻辑的建立中曾起到了重要作用，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精神正是现代逻辑的精神，在这种意义上，现代逻辑应当与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金岳霖似乎并没有对维也纳学派表现出专门的关注，至少没有资料证明他专门就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发表过文章。其中的原因，分析起来可能有两个：其一，相比较维也纳学派的哲学，金岳霖更倾向于罗素的哲学，因为在他看来，罗素提倡的逻辑分析更是为了对世界有所了解，而不是像维也纳学派的学说那样，只是关注语言逻辑本身。其二，不同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金岳霖的思想具有非常强烈的形而上学情怀，他的逻辑学和知识论是与他的形而上学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维也纳学派是以反对形而上学为其哲学的基本出发点的，他们用来拒斥形而上学的主要工具就是现代逻辑。然而，在金岳霖看来，现代逻辑不过是一种更为普遍的“逻辑”的表现形式而已，他把这种普遍的“逻辑”看作是对“式”的研究，而这种“式”则是一切事物性质的规定，是“唯一逻辑”的逻辑。有学者指出，金岳霖实际上是把他的逻辑学“形上学化了”。[23] 由此可见，金岳霖的思想并不属于维也纳学派所在的逻辑实证主义，他对维也纳学派知多言少也就毫不奇怪了。
如今，我们对殷海光已经不再陌生，无论是在港台还是大陆，学者们对殷海光思想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但我在这里更关心的是他对现代逻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殷海光于1938年在金岳霖的大力帮助下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学习，4年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他毕生热心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他认为，中国文化极其缺乏认知因素，主要是由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而这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殷海光终生宣传科学、民主和自由，被看作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他在50年的生涯中致力于以科学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反思当时的台湾社会生活，但殷海光似乎并没有对以这种精神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做过专门研究，而只是在台湾大学开设过“逻辑经验论”课程。这表明，殷海光关心的并不是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本身，而更多的是这种哲学提倡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严格科学的态度。
如果从张岱年1933年的文章算起，维也纳学派进入中国至今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个过程中，当代中国的几乎所有重要哲学家都与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有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无论是赞同宣传还是质疑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说，维也纳学派传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西方现代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科学的分析方法与思辨的形而上学相互碰撞的历史，而在这种碰撞中，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始终处于守势和被动的地位。抛开其中涉及到的工具化、实用化倾向以及意识形态作用因素不谈，当代中国哲学从维也纳学派哲学中得到的不仅是逻辑逻辑分析的哲学方法，更有如何理解哲学性质的深刻启发，以及如何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看待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另类维度。
二，与维也纳学派有关的那些事
说到与维也纳学派有关的那些事情，首先不得不说1944年11月11日发生在洪谦与冯友兰之间的那场思想交锋。[24]
事情还要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1937年初，洪谦从维也纳返回中国，首先是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讲授维也纳学派哲学，后来跟随清华大学南迁至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教授德语，在哲学系讲授维也纳学派哲学。根据张岱年先生回忆，在清华期间，洪谦与同系的冯友兰、金岳霖等在基本哲学观念上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主要是洪谦反对任何建立本体论的企图，因此，他不同意冯友兰的新理学和金岳霖在《论道》中的学说。这样，“洪谦与清华哲学系的关系趋于淡化了”。[25] 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分歧，导致了洪谦在当时国内的学术环境中并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并由此引发了他与冯友兰等人的思想争论。
我们还要先交代一下这场争论的学术背景。根据贺麟先生的记述，西方哲学在中国开始“生根”，应当开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1925年“中国哲学会”成立和1927年《哲学评论》创刊，表明“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业已超出杂乱的无选择的稗贩阶段，进而能作有系统的源源本本的介绍了，并且已能由了解西方哲学进而批评、融会并自创了。”[26] 中国哲学会每年举行年会，在会上宣读的论文都是作者个人研究思索的心得。洪谦与冯友兰之间的思想争论，正是在中国哲学会在昆明举行的年会上发生的。冯友兰曾在1943年的《哲学评论》第八卷上发表《新理学在哲学上的地位及其方法》，批评维也纳学派拒斥形而上学的做法并没有取消“新理学”的玄学。洪谦正是针对冯友兰的这个观点提出批评。他认为，冯友兰并没有真正理解维也纳学派对于形而上学的态度，而且他的形而上学也并非如他所言是不可“取消”的。根据贺麟先生的记录，“冯先生本人当即提出答辩，金岳霖及沈有鼎先生亦发言设法替冯先生解围。”但我们今天已经无从查证冯友兰是如何答辩的，金岳霖和沈有鼎又是如何解围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金岳霖和沈有鼎是在为冯友兰的观点做辩护的。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琢磨的现象：作为逻辑学研究在中国的第一批哲学家，他们为什么会站在冯友兰的立场上，为他的形而上学辩护呢？虽然冯友兰最初也是由于对逻辑学的痴迷而进入哲学门的，但他对逻辑学的理解基本上属于“一知半解”的状态，他对逻辑分析方法的理解与维也纳学派以及洪谦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别。[27] 这些更使得我们对金岳霖和沈有鼎的做法感到迷惑。我们只能对此做出这样一种解释，即这是由于冯友兰当时的学术地位以及金岳霖和沈有鼎对形而上学的同情。或许也是由于这种学术地位的作用，当时并不受到哲学界推崇的洪谦的说法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虽然学者们都承认他的工作具有意义。
如果说洪谦与冯友兰之间的思想争论还属于学术范围内的讨论的话，20世纪50-60年代国内哲学界对维也纳学派的批评则更多地带有政治批判的色彩。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在中国哲学界引起了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在这场运动中，维也纳学派的哲学首当其冲，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典型遭到批判。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五个年轻教师以“伍思玄”为笔名在1959年的《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批判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和证实方法》的文章，认为“所谓逻辑分析井没有象维也纳学派设想的那样, 使他们‘超越’唯心唯物之外；他们的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实质上不过是巴克菜主义和马赫主义在一种‘新’的方式下的复活而已”，而且，“维也纳学派的证实方法绝不是证明知识之意义和真理性的方法, 恰恰相反, 乃是一种证明知识之不可能的方法。它是一种反科学、反真理的方法”。文章最后说，“维也纳学派哲学作为一种反科学的哲学, 象一切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一样, 其最终的归趋, 其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服役’（列宁）。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以实证主义和不可知论精神毒害科学, 把人类知识限制在经验的此岸, 而把那‘超越’的‘彼岸’的世界留给宗教信仰”。[28] 这显然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要求对维也纳学派的无理指责。由于作者们的批判采用的都是具有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这个批判文章在当时的哲学界造成了很大影响，为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受到更多的政治批判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文章采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所以，它也在客观上宣传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至少让哲学界更多地了解了石里克和洪谦的思想。
当然，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下，不仅年轻的学者难以坚持独立的学术思想，就连经历过战争艰难的老一辈学者也难以逃脱思想上的自我背叛。事实上，洪谦本人就在1955年的《哲学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批评卡尔纳普的文章，完全是按照政治的要求对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展开了政治大批判。这篇文章后来使洪谦先生感到自惭，他在晚年曾多次表示了对该文的不满，所以，范岱年和梁存秀在编辑洪谦的文集《论逻辑经验主义》一书时就没有收入该文。[29] 文化大革命中，洪谦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和翻译西方哲学史资料上，从1957年到1961年，在洪谦的主持下，四本《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陆续出版。从60年代初开始，洪谦又主编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为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工作突显了洪谦在逆境中作为一个学者的道德良心。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也重新得到了传播和重视，被看做新实证主义的代表而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国内思想界最具影响的西方哲学思潮之一。这当然与洪谦先生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80年开始，洪谦恢复了停止近30年的外国哲学研究，开始在国内外哲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与国外哲学界恢复了学术联系。其中，对国内哲学界影响最大的是他主持编译了《逻辑经验主义》文集。
正如洪谦先生主持翻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原著选辑》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后更名为《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一样，《逻辑经验主义》文集从一出版就成为国内哲学界了解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第一手资料，并且成为国内哲学学术研究的典范。该文集的翻译出版不仅凝聚了洪谦先生的毕生心血，而且培养和造就了国内一代研究人才。当年参加文集翻译的学者不仅有与洪谦先生同辈的长者，如江天骥、王太庆等著名哲学家和哲学翻译家，而且有更多当时正在学术发展中的中青年学者，如洪汉鼎、钟宇人、李步楼、周昌忠、贺绍甲、陈维杭等人，他们其中的大部分如今都已经成为国内外国哲学研究的前辈。洪谦先生在该文集的前言中还特别感谢了杜任之、朱德生和张惠秋三位同志，他们当时分别担任了一些行政职务，对洪谦先生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30] 这些表明，该文集的出版不仅是洪谦先生本人的一项工作，更是我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们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开始走向学术的道路。
洪谦先生不仅积极地组织翻译维也纳学派哲学的经典著作，而且身体力行地参与传播英美分析哲学的工作。1988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牛津大学等在北京成立了“中英暑期哲学学院”，邀请洪谦先生担任学院的名誉院长。他不但欣然接受了邀请，而且以他的国际影响力邀请西方哲学家参加学院的活动。暑期学院成立的初衷就是每年邀请来自英语国家的哲学家到中国讲解和讨论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强调以分析哲学的方式处理一切哲学问题。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暑期学院每年的学习内容基本上都与英美哲学为主，特别是在最初的几年里更是如此，例如，1988年第一期的主题为“分析哲学”，1991年第二期的主题是“科学哲学”，随后各期的主题分别为“心的哲学和认知哲学”、“现代认识论”、“哲学与应用伦理学”、“社会科学哲学”、“政治哲学”、“语言哲学”。进入21世纪后，暑期学院的学习主题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关注“生命伦理学”、“康德哲学”、“古希腊哲学”、“法哲学”等内容，但哲学讨论的方式并没有发生改变，仍然强调“有洞察力的阅读”和“清晰的思考”。这些正是分析哲学的训练带来的最有成效的结果。如今，暑期学院已经成功地举办了20年，国内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参加了学院的活动，接受了分析哲学的训练，他们已经和正在成为国内外国哲学研究和教学的骨干力量。应当说，暑期学院的成功举办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是在暑期学院的积极组织和大力推动下，1992年在北京举行了“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国际研讨会，1994年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洪谦：维也纳学派与当代科学和哲学”国际研讨会，这两次会议对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在中国的深入研究是具有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因为这两次研讨会不仅使中国哲学家在真正意义上与西方哲学家进行了纯粹的学术思想交流，而且完全确立了洪谦先生作为维也纳学派传人的国际地位。
在1992年的会议上，学者们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并对洪谦先生把逻辑经验主义与中国当代哲学的结合所做的贡献给予了肯定，认为他在中国起到了艾耶尔在英国和亨普尔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即向本民族的文化中注入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该次会议论文集后来由美国哲学家科恩（R.S.Cohen）、希尔派尼（R. Hilpinen）和我国哲学家邱仁宗联合编辑，由国际著名的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Kluwer Academic Publlishers）出版发行。科恩在编者前言中这样写道，以科学的方式复兴哲学研究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证明。“教条式的习惯或主张所带来的限制，危害了科学的真正进步，也的确危害了哲学理解的进步，但这些已经有望远离我们的时代了（虽然要完全摆脱习惯及其程序还很困难）。”[31] 在《回忆洪谦》一文中，科恩特别谈到了洪谦与维也纳小组的密切联系，同时指出了洪谦对当代中国哲学中的贡献在于给出科学思想的清晰性和严格性，强调了科学推理是人类生活的真正指南。
1994年的会议是洪谦先生完全确立国际学术地位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世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哲学家充分肯定了洪谦先生在研究和传播维也纳学派思想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大会名誉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汝信在致辞中这样说道：“维也纳学派是科学哲学史和一般哲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对世纪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维也纳学派成员, 已故的洪谦教授在中国当代哲学中担任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会议的目的在于, 从多个角度重新考察、重新评价维也纳学派所提出的哲学纲领。奥地利研究维也纳学派的专家哈勒作了题为《洪谦与石里克学派》的主题报告, 回顾了洪谦先生的求学经过。报告还介绍了洪谦与石里克及维也纳学派其他成员的关系。英国学者尼克·布宁探讨了洪谦与其同时代哲学家胡适、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等人之间的学术关系和争论。范岱年在报告中介绍了洪谦与纽拉特的关系。洪谦的学生们还回忆了在洪谦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的情景, 着力发掘了洪先生的人格操守和学术追求。关于维也纳学派学术观点的再评价, 人们着重讨论了石里克与赖兴巴赫的差别、蒯因对卡尔纳普的批评。[32] 这些观点都引起了与会的国内外学者的共鸣。
1992年2月27日，洪谦先生与世长辞，这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范岱年语）。这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哲学家，而且使世界失去了最后一位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但洪谦先生毕生为之努力的哲学研究事业已经在中国大地得到了生根，分析哲学的方法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家们从事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暑期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大陆学者与香港学者于1999-2000年分别在昆明和苏州共同举行了两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强调以分析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性，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哲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但这两次会议主要以分析哲学研究者为主体，是分析哲学家向中国哲学家发出的对话邀请，而本届关于“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国际研讨会则是由中国哲学家向分析哲学家发出的邀请，这更表明了对分析哲学研究方法的诉求已经成为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必需。
三、与维也纳学派有关的那些思想
谈到与维也纳学派有关的思想，首先要说的当然是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的研究工作。虽然洪谦先生被看作是维也纳学派思想在中国的权威传播者，但他并非对维也纳学派的所有观点都采取赞同的态度，相反，他对卡尔纳普、纽拉特、艾耶尔等人的思想有不少不同的批评意见，而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后来发展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应当说，正是由于洪谦先生的洞见，才使得他被看作在哲学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仔细阅读洪谦先生早年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和晚年的《论逻辑经验主义》，我们不难看出洪谦先生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忠实阐述和有力辩护，也可以看出他对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有效推进，对此，范岱年等人在《洪谦和逻辑经验论》一文中已经做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在这里，我只想指出，洪谦先生的思想阐发和观点论述不仅是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传播，更是一个中国哲学家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对哲学真理的不懈追求；他的思想不但包含了清晰的逻辑分析，而且饱含了中国学者对哲学智慧的特殊感情。例如，洪谦特别注意石里克对伦理命题的论述，强调伦理学是一门与知识有关的科学，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这与卡尔纳普等人的观点大相径庭。这恰好反映了洪谦作为中国学者的特殊伦理要求，即能够很明确地认识到伦理学在哲学研究中的价值，并且强调了道德需求对思想阐发的必要作用。而且，洪谦还坚守“师道尊严”，对自己的导师石里克的观点多有辩护，这特别表现在他为石里克在形而上学态度上的辩护。这些都表明了洪谦先生作为维也纳学派中国传人的思想特征。
应当说，洪谦先生在中国的最大哲学贡献是他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准确阐述，这包括了他为维也纳学派成员观点的辩护和对批评意见的回应等。其中，在国内哲学界最有影响的还是他与冯友兰的思想交锋。我们在前面已经对这场交锋的来龙去脉做了交代，这里要分析的是这场交锋的关键究竟何在。
胡军曾在他的《分析哲学在中国》（2002年）中对洪谦与冯友兰的思想交锋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结果却是“各打五十大板”，分别批评了他们的思想具有某种局限性，认为这场交锋的根源是他们都没有真正理解对方思想的真实意义。[33] 从大的方面来说，我基本上能够接受他的分析，但具体而言，这样的分析似乎并没有找到他们之间分歧的要害，也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通过阅读理解他们的著作，我发现，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是出于误解，而是由于他们对哲学性质的不同理解，由于他们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有很大不同。
在对哲学性质的理解上，洪谦显然遵循着维也纳学派对哲学的理解，把哲学看作是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由于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为了保障人类知识的确立，因此知识论问题自然就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认识世界的角度看，西方哲学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具有很大的实际效用，的确能够帮助人类很好地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真实面目。即使是在强调石里克伦理学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洪谦仍然是把知识论而不是伦理学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与洪谦所受到的自然科学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跟随石里克后不久，石里克就要求他先学习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他深受维也纳学派成员的自然科学背景的影响。这样的哲学背景自然就要求他用自然科学家的眼光看待世界，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处理哲学问题。这在他的所有文章中都表现得极为明显。反观冯友兰，则情况有所不同。虽然冯友兰早年也曾赴美留学，并一再强调逻辑分析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把哲学看作如同科学研究一样的认识论活动，而是坚持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是对人生问题的解决，关乎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他把哲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理解为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认为只有从“无知之知”中才能得到关于世界的本体论理解。显然，冯友兰是站在中国传统本体论的立场理解哲学的性质和任务，也是由此去理解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虽然冯友兰强调了哲学的本体论意义，但他理解的本体论与西方本体论还是有重要差别。其中的主要差别是，西方本体论强调的是对世界本原的终极研究，试图以某个或某些根本原则或原理或基质解释世界万物，这样的根本原则具有超越经验的特征，是世界万物得以产生发展的最终根据；而在冯友兰看来，本体论就是形而上学，追求的是一种“经虚涉旷”的天地境界。“形上学的功用，本只在于提高人的境界。它不能使人有更多底积极底知识。它只可以使人有最高底境界。”[34] 在西方，形而上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并不对立，两者相得益彰；但在冯友兰那里，形而上学与科学是背道而驰的，形而上学的工作是对经验做形式的肯定，而科学则对经验做积极的肯定，这里的“形式”是指“空”，但又指“灵”，“空”意味着形而上学命题不对任何经验事实有实质性的断定，而“灵”则是说形而上学命题对于一切事实都可适用。冯友兰把形而上学的方法分为正的和负的，“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35] 他强调的是所谓的负的方法，这就是他所谓的追求空灵的境界，他所谓的正的方法其实不过是用来说明空灵境界的手段而已。显然，冯友兰对哲学性质的这种理解与洪谦和维也纳学派的理解大相径庭，因为在洪谦他们看来，逻辑分析并非是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而是哲学研究的全部；对逻辑形式的研究并非哲学研究的手段，而是所有知识的本质。因为“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所有这些可能的陈述方式，如果它们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知识，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的逻辑形式。所以，一切知识只有凭借其形式而成为知识；知识通过它的形式来陈述所知的实况，但形式本身是不能再被描述出来的。形式的本质只在于知识，其余一切都是非本质的，都是表达的偶然材料，和我们用来写一个句子的墨水没有什么不同。”[36] 这些与冯友兰对逻辑形式和逻辑分析的理解完全不同。
正是由于对哲学性质的不同理解，他们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也迥然不同。我们知道，洪谦秉承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研究方法，以逻辑分析的方式讨论科学命题的意义，以语词辨析的方法澄清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例如，他认为，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并不存在，因为如果一个命题必须与现实有关联，那就必须用经验来检验它的真假，反之，如果一个命题的真假不可能从经验上加以检验，那么它就一定不是描述事实的命题；如果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不是经验命题，那么它就既不能以经验为根据，也不能为经验所驳倒，所以，它就是一个无效的命题。洪谦在批评马赫的实证主义时主要区分了它与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认为后者虽然继承了前者的反形而上学精神，但在一些根本点上则是截然不同的。同样，洪谦在批评冯友兰的新理学时也是采用了分析的方法，指出了冯友兰在知识分类上的混淆，并澄清了维也纳学派取消形而上学的真实含义，辨析了冯友兰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应当说，洪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评在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的。[37] 然而，冯友兰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则与洪谦大为不同。虽然他一再强调逻辑分析对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但正如胡军指出的那样，冯友兰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真正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他所理解的逻辑分析主要还是“辨名析理”的方法。[38] 我认为不仅如此，冯友兰在他的著作中其实更多地使用的是常识直观的方法，即根据我们的常识判断对他提出的形而上学命题作出肯定，而恰恰缺乏对这些命题的形式论证。例如，他对新理学形而上学的四组主要命题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常识直观的基础之上的。第一组命题“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逻辑上说，这就是同一律，A=A。但冯友兰把它解释为“某种事物是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这就从同一律进入了因果律，而这个转变是根据常识直观，因为常识中并没有追问同一律的必要，但这种追问却正好是形而上学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二组命题“事物必都存在”，这仍然是同一律的另一形式，但冯友兰将其解释为“存在底事物必都能存在。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这就是用存在者解释存在本身的意义，符合我们的常识概念。第三组命题“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都是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这些是说明了万物归一的道理，他最后由此得到“道体”、“乾元”成为一切流行之动力。这些观念显然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但却穿上了西方本体论的外衣。第四组命题“总一切底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底有”，这里是把“大全”和“一切有”等同起来。如果按照西方哲学的理解，“大全”并非全有，而是在一切的有之外的更大的东西，是决定了一切的有的东西。但这里把“大全”和“一切有”等同起来，其实是符合我们日常的理解，即认为一切存在东西的整体就是“大全”。从冯友兰对每组命题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不断地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理解，即我们对世界万物的混沌理解，因为他使用的四个观念都是非概念的，就是说它们都是无法言表的，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应当说，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既于观念的澄清无所帮助，也于我们的日常经验无所帮助。
尽管冯友兰的这种形而上学已经遭到了洪谦的釜底抽薪式的批评，但令人遗憾的是，冯友兰非但没有因此修正自己的理论，反而更为全面地推行着这种新理学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传播，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想之一。这其中存在一个历史的悖论：冯友兰当年正是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严密的逻辑并由于学习逻辑而进入哲学之门，他还在自己的著作中大力提倡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但在他的哲学中却存在着大量不完全符合逻辑要求的论述，而且他也正是由于这种混沌的思想方式而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面旗帜。我这样说并非对冯友兰先生不尊重，而仅仅是想说明，新理学的建立与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冯友兰形而上学哲学大厦的基础，同时，这也是导致新理学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纵观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经历，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以科学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哲学观念总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处于一种紧张的矛盾之中。更进一步地说，包括了维也纳学派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在进入中国的思想语境时也总是比较尴尬的境地，总是面临各种各样的“误读”，乃至于西学东渐百年之后人们依然在讨论“中体西用”之类的问题，甚至还有人试图彻底否认西学东渐的历史意义。在这种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下，重新认识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历史价值，重新了解维也纳学派进入中国的历史，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更为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自身的文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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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 Stadler, The Vienna Circl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Logical Empiricism, Wein and New York: Springer, 2001, pp.335-337.
[②] 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李步楼、陈维杭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页。
[③] 胡军：《分析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183页。
[④] 今年也是张岱年先生（1909年5月23日出生）诞辰100周年，在此特别表示纪念。
[⑤] 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⑥] 张申府：《张申府学术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8页。
[⑦] 同上书，第66页。
[⑧] 关于洪谦的生平，可以参考范岱年、胡文耕、梁存秀的《洪谦和逻辑经验论》一文，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3期。该文也收入范岱年和梁存秀编辑的洪谦的《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⑨] 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第333页。
[⑩] 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第348页。
[11] 洪谦：《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载《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2] 洪谦：《逻辑经验主义文集》，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3-45、69、257页。
[13] 程炼：《洪谦论弗雷格的数的定义》，2006年11月澳门“哲学交流与文化融合”会议论文。
[14] 任继愈：《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北京日报》2006年4月3日第20版。
[15] 汪子崧：《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载《不仅为了纪念》，三联书店2007年版。
[16] 杜小真：《应该感谢他——写在萨特百年诞辰、逝世25周年之际》，载《随笔》2005年第3期。
[17] 靳西平：《“海德格尔学案”带来的两个困惑》，载《开放时代》2000年第11期。
[18] 王炜：《外哲所四十年——尊师琐记》，载《王炜学术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19] 参见范岱年等人为《论逻辑经验主义》一书所编的《洪谦论著目录》以及《编后记》，该书第352-355页。但据何方昱考据，《洪谦论著目录》仍有疏漏，没有收入洪谦的另外三篇文章。见何方昱：《“学”、“术”统一：1940年代洪谦思想世界的另一面相》，载《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4卷第5期。
[20] 何方昱：《“学”、“术”统一：1940年代洪谦思想世界的另一面相》，载《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4卷第5期。
[21] 洪谦：《释学术》，载《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1期。
[22] F. Stadler, The Vienna Circl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Logical Empiricism, pp.358-359.
[23] 王中江：《金岳霖与实证主义》，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11期。
[24] 见范岱年、胡文耕、梁存秀在发表于1992年第3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中的《洪谦和逻辑经验论》一文（后作为附录重印于洪谦的《论逻辑经验主义》）。发表于1946年12月的《哲学评论》第10卷第2期第30-35页上的《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一文最后有“一九四四，十二，十五 昆明完稿”字样，并在“附记”中写道，该文是“作者本年11月11日在中国哲学会昆明分会第二次讨论会中的一个讲演”。但在洪谦收该文于《维也纳学派哲学》中时，取消了“一九四四，十二，十五 昆明完稿”字样，这样，附记中的所说的“本年”就容易被理解为该文发表的当年。如胡军在《分析哲学在中国》一书第196页上就做了如此解释。其实，贺麟早在写于1945年的《当代中国哲学》中，就明确地提到该次思想交锋。而且，洪谦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很快就去了牛津，直到1947年才回国。所以，即使没有“一九四四，十二，十五 昆明完稿”字样，从时间上推断，这场思想交锋也不可能发生在1946年。
[25] 张岱年：《回忆清华哲学系》，载《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9页。
[26]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5页。
[27] 参见胡军在《分析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对冯友兰的批评，见该书第144-145页。
[28] 伍思玄：《批判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和证实方法》，载《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
[29] 然而，洪谦先生的闭门弟子韩林合在编辑《洪谦集》时，却把这篇文章收入其中。
[30] 杜任之时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朱德生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领导，而张惠秋则是洪谦先生的学术秘书。
[31] R. S. Cohen, Preface, in R. S. Cohen, R. Hilpinen & Qiu Renzong, eds. Realism and Anti-real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992,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p.xii.
[32] 胡奈：《“纪念洪谦：维也纳学派与当代科学和哲学”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12期。
[33] 胡军：《分析哲学在中国》，第196-206页。
[34]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35] 同上书，第173页。
[36]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8页。
[37] 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虽然在昆明会议上对洪谦的批评有所回应，但他后来并没有写文章反驳洪谦，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分析起来，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洪谦作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的理解自然最有权威，或许冯友兰认为在这一点上无法与他相争；其二，由于冯友兰当时处于构建自己新理学的颠峰，认为自己的形而上学就是要与西方哲学决裂，所以并没有把洪谦的批评意见放在眼里。
[38] 胡军：《分析哲学在中国》，第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