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早期中国文化中经典的成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5 次 更新时间:2004-06-28 09: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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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书,义之府也。 ——《左传》僖公27年

  

  从西周到春秋,代表文化发展的一大景观,是文献的原始积累和这些文献的逐步经典化。这种文献的发展十分惊人,使得文明的发展取得了至少在形式方面的极大突破。

  

  我们知道,《尚书》的《多士》曾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但西周以前的典诰,基本上是由周人用文字传记下来。而这些被记录的文献要成为经典,必须依赖文化实践的需要和知识人的自觉传承。此外还需要其它某些因素,如, 传承便和历史的时间性有关,文化实践往往和仪式有关。本章以《诗》《书》为主,着力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文献化和经典化的早期发展;此外,我们不仅要说明诗书的文本的经典化,还要说明诗书运用的伦理化。

  

  简单说来,这是一个需要经典和创造经典的时代。固然,整个中国文化一直是一个不断的经典化的过程,如汉代五经博士之立,确立了五经的经典地位;唐代十三经的编辑,强化了十三经的地位。在汉代到宋代的发展中,儒、释、道各在其历史传延中不断把自己的思想家著作经典化,如唐代的慧能、宋代的朱熹的著述无疑是后来被经典化的突出代表。(注1) 然而,并不是每个时代在经典化的历史上都占有相同的位置,这也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文化的第一次经典形成的过程或原始经典的形成,是在西周到春秋。在这一历史时期,诗书(这里指后来所称的诗经和尚书)的文献体系和诗书的经典地位渐渐形成和确定。特别是诗(后代始用诗经的说法),在西周春秋的礼乐文化体系和礼乐文明制度中更享有明确的突出地位。诗的经典地位的突出不仅是礼乐实践的需要,也是为满足思想文化对权威的需求。诗书的最大特色是,它们之被作为经典,与天启和神示无关,这些古代的政治文献,以及宫廷、宗庙、民间的诗歌,在礼乐文化中一变而成为经典的素材,依靠历史性的权威而确定了自己的经典地位。这本身就是人文文化的一种特色。

  

  思想经典的特质是把描述性的经验上升为规范性的论说。人们首先要把多种经历的经验总结、提炼为格言,以达到表述上的普遍性。在格言式的表达方式中,具体经验已经变成普遍常则。但一般的格言、谚语、诗歌,如果没有经典的地位,则只能依靠偶然的机会传播和应用;而且由于它的权威性不够,最多被视为一些世俗智能,对人易缺少说服力和约束力。经典则不同,经典是一套论述体系,而非一二句格言,经典的文本在获得经典地位之后,成为此一文化中具有复制、规范、塑造能力的能动力量,其掌握群众的力量,极为巨大。也因此,经典由此成为文化的基本内核,使文化在其传衍发展中获得了自己鲜明的特殊性格。

  

  经典化包含的预设,是被经典化的文本的原本具有具体意义的话语可以被阐释为“经典”应有的意义。事实上在把这些文本进行引证的经典化过程中,已经充满着诠释的活动,特别是向着思想的规范性需要的方向的诠释。西周春秋的经典化过程,不是靠政治权威来宣布的,它一方面与西周春秋的朝聘制度和礼仪文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如诗),另一方面它是在知识阶层(包括各类士大夫)的反复引证中逐步集中和实现的。作为礼乐制度和文化的一部分的赋诗活动是一项有关于制度化的礼仪活动,同时,赋诗又是贵族交往活动显示修养、身份和传达信息的精致委婉的文化形式。在这方面,赋诗与诗的经典化并不是同一个过程。本章集中于春秋时代经典化过程的考察,故我们将在另文叙述有关赋诗的问题。我们在本章特别重视“引证”,这是因为,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人们对历史经验所获得的普遍性论断极为重视,“引证”的现象显示出人们对这些来自历史经验的言说、格言的注重,表示对过去的经验的注重。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引证本身就是将某些文献使用为经典的过程。所以,我们将主要通过春秋时代的多样的引证实践来说明《诗》《书》的经典化的过程。由于《易》的文本化我们在前章已经讨论过,本章就不再赘述。

  

  一、作为引证的“谚曰”

  

  在春秋文化的“引证”实践中,首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谚语。《左传》中人在谈话中引“谚”共十余处,现举出其中一些重要的例子:

  

  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隐公11年,72页) (注2)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桓公10年,128页)

  这两条都引“周谚”,可知其所引用者,应当不是地方的民间的谚语,而是周人常常使用的一种文化资源。前一条所引是强调应当客随主便,其讲法比较是规范性的;后一条则说宝物召灾,其讲法比较是经验性的。

  

  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棱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于无家’,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闵公元年,258-259页)

  齐人伐郑,孔叔言于郑伯曰:“谚有之曰:‘心则不竞,何惮于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国危矣,请下齐以救国。”(僖公7年,315-316页)

  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矣,其可畜乎?”(宣公4年,679页)

  

  这三段中引称的谚曰,都与人“心”有关,“心苟无瑕,何恤无家”含有问心无愧的意思;“心则不竞,何惮于病”似指心志要强。这些都涉及到人的道德心理问题。

  

  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室,反则成矣,既拜而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人反之,曰:“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昭公3年,1238-1239页)

  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彼何罪?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昭公19年,1405页)

  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唯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昭公28年,1497页)

  这几条都是有关乎生活经验的描述和概括。“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是说“卜居”的意思其实不是要找好的风水,而是要找好的邻居。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春秋时代进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职曰:“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诗曰‘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是无善人之谓也。”(宣公16年,768页)

  戏阳速告人曰:“大子则祸余,大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说。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定公14年,1598页)

  这两条中的谚语都和治国与道德有关。“民之多幸,国之不幸”指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这是一种很现实的政治观察。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包括启,寇不可翫。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僖公5年,307页)

  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和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宣公15年,759页)

  这些都是充满经历无数政治和历史事变的经验之谈。这里的前一句所引用的“古人有言”,也可能是以谚语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春秋流行的所谓谚语,不一定就是民间的俗语,不少是檃括前人的警语而成。又如:

  

  子产不待而对客曰:“郑国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寡君与其二三老曰:‘抑天实剥乱是,吾何知焉’?谚曰:‘无过乱门’,民有乱兵,犹惮过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乱?”(昭公20年,1404页)

  这里引称的谚曰“无过乱门”,又见于昭公12年传“人有言曰”。以下,我们就来看看有关的“古人有曰”。

  

  二、“古人有言”

  

  《左传》中称引古人之言的例子很多,以下列举若干,以见其面貌:

  

  夏,郑杀申侯以说于齐,------子文闻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僖公7年,316-317页)

  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矣。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文公17年,625-626页)

  夏舒征?s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宣公11年,715页)

  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齐,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宣公15年,759页)

  韩厥辞,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成公17年,903页)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襄公24年,1087页)

  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闻卫国之言,吾子独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襄公26年,1113页)

  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谢息为孟孙守,不可,曰:“人有言曰:‘虽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礼也’。夫子从君,而守臣丧邑,虽吾子亦有猜焉。”(昭公7年,1288页)

  宣子辞,子产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施将惧不能任其先人之禄,其况能任大国之赐?”(昭公7年,1291页)

  人有言曰:“唯乱门之无过”,君若惠保敝邑,无亢不衷,以奖乱人,孤之望也。唯君图之!“(昭公22年,1433页)

  以礼防民,犹或逾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礼也,其何以为诸侯主?先民有言曰:“无秽虐土”,备使奉尸将命,苟我寡君之命达于君所,虽陨于深渊,则天命也,非君与涉人之过也。(哀公15年,1692页)

  

  不管是“古人有言曰”,还是“人有言曰”,或是“先民有言曰”,这些都是称引古人之言的不同说法。

  

  在这些“古人之言”中,大体上可以分为几类,一种是宗教信仰的概括,如“死而不朽”;一种是社会经验的描述,如“知臣莫若君”;一种是用来借譬和修辞,如“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鹿死不择音”;最后一种是规范性的诫告,如“唯乱门之无过”、“非所怨恨勿怨”、“无秽虐土”。其中规范性的诫告居多,表现出当时人们对规范性资源的迫切需要。

  

  三、“前志有之”

  

  上面所说的“古人有言曰”,在称引时都没有指明称引之所自来,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话出自何人何书。在春秋时代也有一些称引文献的例子,如“志”类文献在春秋大量被称引,就是其中之一。按《国语》中申叔时答楚庄王问,列举了一系列贵族子弟应当学习的文献及其功能,其中列举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共九类文献。按楚庄王与鲁宣公约同时,这九类文献应当是春秋至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贵族普遍使用的文献。

  

  这九种文献中的“故志”,亦称“志”,照申叔时所说,是一种有关“兴废”即历史成败经验教训的总结,应与政事之官和史官有关。春秋时代的人常常称引“志曰”,多即这种志书。(注3) 不过,春秋时代引用的“志”的范围似比楚语所说更广。以下来看有关这些志书的称引。

  

  臾骈之人欲杀尽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文公6年,552-553页)

  这里所引的志曰是有关战争双方应当遵守的规则,即不能杀害敌方的子嗣后代,强调战争也有“忠道”。

  

  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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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哲学评论》 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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