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介绍讨论英文文献中社会科学诸领域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关注其中活跃的研究主题和活动、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因果机制，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竞争和对比。我们按照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领域来组织本文的述评，但我们强调这些学术研究领域之间的关联、延伸和交融，特别将这些研究工作与组织学的分析概念和思路加以对比，强调它们之间互相促进的关系。我们的述评一方面肯定这一领域引人注目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特别提出批评性意见，指出这一领域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学术上的种种不足，以期未来的研究加以弥补克服，从而进一步提高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

关键词：组织研究；组织制度；组织变迁；转型社会

一、英文文献中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的学术背景

本文旨在介绍和评价英文文献中“中国组织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状况。这个领域是我们以“中国组织现象”这一研究对象而圈定的，所以，我们首先来大致勾画一下这个领域及其文献的范围边界。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组织现象”是广义的，即那些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组织方式、机制和过程有关的各种现象和课题，而不仅仅局限于有关正式组织的组织学研究。我们考察的英文文献涉及了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中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工作，如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这些研究工作通常发表在社会科学的英文学术杂志或英文学术著作上。我们的述评特别关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研究工作，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推动了学术活动；另外，过去30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

这一述评起始于我们的两点基本观察。第一，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s ，即政党、政府机构、企事业组织等等）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毫无疑问，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一直是一个组织的社会（organizational society），即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编织在各种正式组织（特别是国家统辖的正式组织制度）之中。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正式组织的演变一直处于中国社会大规模制度变迁的中心位置。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转型本身正意味着相应正式组织的变革，而这些正式组织同时又为法律、市场以及其他治理机制提供了组织基础。因此，正式组织在经济活动、公共政策以及人们生活机遇等各个方面继续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说，制度转型首先体现在正式组织的变革和创新上，而传统制度和途径依赖也正是通过正式组织的形式和活动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组织现象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大转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第二“，中国组织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领域在过去的30年里有了长足的进步和知识积累，使得我们有可能对相关的英文文献加以梳理和评估，并介绍给从事有关研究工作的国内学者，以期推动今后的研究工作。在过去的30年中，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从规模上（研究的数量）到分析的广度上（从各类组织的发展演变到它们对社会不平等、社会群体重组、资源分配以及社会运动的影响）都有着明显的进步。许多研究工作提出了独到的理论解释和分析主题，揭示了组织现象发生的内在机制和过程，加深了我们对中国组织制度以及中国社会的理解认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讨论的许多研究工作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组织学研究。我们把这些研究划归在“中国组织现象”这一领域是因为它们有着类似的研究对象，即中国社会的组织现象，或者它们采用了与组织分析密切相关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概念。

在评述有关英文文献的具体研究工作之前，我们在本节首先简要介绍一下组织研究的学术背景，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学和中国组织现象研究这三者之间的联系。

在英文文献中，社会科学研究和组织学之间有着长期、互惠的学术关系。在美国，组织学成为特定的学术研究领域发轫于二战之后（Perrow，1986；Scott ，2003）。早期的组织学从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汲取了许多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例如社会学中的韦伯式科层制模型（Merton，1952）、政治学中利益集团和政治联盟的作用（Lindblom，1959；March ，1988）以及对政府组织的经济学分析（Downs ，1967），等等。

经过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和演变，组织学发展起了针对正式组织的结构、过程和机制的一系列理论模型、分析概念、研究工具，以及有关各类组织现象的研究课题。今天，组织学已经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Scott ，2003），其中心命题即是：正式组织有着与其他组织形式不同的结构、过程以及运行逻辑，因此需要特定的分析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式对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清晰可见：组织社会学发展起来的的分析概念和解释性逻辑，如新制度理论（DiMaggio Powell ，1983；Meyer Rowan，1977）、组织群体生态学（Hannan Freeman，1977）以及网络分析（Burt，1992）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教育学以及企业管理学科的研究；组织分析的模型也应用于研究社会分层（Baron ，1984）和社会运动（Davis ，2005）等诸多领域。在政治学领域，组织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分析解释政府的决策过程（Allison ，1971）和政治行为的组织基础（March ，1989；Moe，1991，1994）。在经济学中，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明确借鉴了以西蒙、马奇和赛特创立的组织行为理论（Cyert ，1963；March，1958；Simon，1947）。

而新组织经济学也从组织学经典研究中获取灵感，大量引用韦伯（Weber ，1946）、马奇和西蒙（March Simon，1958）、伯纳德（Barnard ，1938）、代顿（Dalton，1959）和克罗泽（Crozier ，1964）等研究工作。组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在述评中力图突出这样一个主题，即社会科学研究与组织学之间的进一步交融与对话，可以有力地推动和深化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区分“组织研究”与“组织分析”这两个术语（“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vs.“organizational analysis ”）。我们用“组织研究”这一概念概括以正式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活动，而“组织分析”则特指那些明确借鉴组织学理论或分析工具的研究工作。

阿利森（Allison ，1971）有关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经典研究为“组织研究”与“组织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分析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政府的决策过程时，阿利森对比了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式：（1）理性模型，（2）科层制政治模型，（3）组织过程模型。

理性模型源于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它假定人们采取理性行动，有前后一贯的目标，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而科层制政治模型则反映了政治学的分析视角，强调了科层组织中与政治进程相关的多种因素，如多重利益、部门间讨价还价以及政治联盟等机制。最后，组织过程模型则反映了组织学的理论思路，特别强调正式组织内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机制，如有限理性、满意原则、风险规避以及建立在规章制度之上的组织行为等。阿利森的研究指出，这三个理论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决策过程和结果的不同侧面。尤其重要的是，正式组织有着其特定的机制和过程，需要相应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概念，因此组织分析的视角不能被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或模型所取代。

但在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的领域中，社会科学和组织学研究两者之间的互惠交融才刚刚开始。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各个学科中有着长期的研究传统，这些学科为中国组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早期阶段，各个领域的研究方法相近，以描述、个案访谈和长距离观察为主，反映了当时的学科研究状况。在研究对象上，这些研究尽管偶有跨越学科边界的尝试举动，但基本上还是体现了各自学科本身的特点：社会学家着眼于作为工作环境的正式组织，以及它们对社会流动、社会生活和群体构造的影响；政治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领域，比如政策决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以及政府组织行为；而经济学家则主要关注工业组织，如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绩效。

近年来，随着中国研究从“区域性研究”（area studies）转向以学科为基础（discipline-based）的研究活动，这一领域在研究课题和分析工具方面既呈现出学科的特点又反映了跨学科的融合。一方面，各学科的方法越来越突出，如经济学的正式建模、社会学的实证统计分析等；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如今，企业行为以及政府内部的组织行为和晋升模式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研究课题；政治学家大量借鉴经济学有关激励和信息的分析概念来解释政治组织及其运作过程；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则对涉及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治理机制等课题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在我们宽泛界定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这个领域中，研究活动呈现出多样化格局，引发了不同学科研究课题、理论思路和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交流、竞争和融合。但另一方面，组织学领域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概念在这一研究领域才刚刚发生影响。

本文不能涉及这一文献的所有方面或研究工作。我们有选择地介绍评论一些重要研究课题，梳理相关研究工作的主要线索，并讨论主要的理论思路和研究发现。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按照学科领域即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来组织我们的介绍和讨论，并在介绍每个学科领域之后加以简短的评论。但我们在讨论具体学科领域时也会有意地参照对比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强调学术领域之间的差异、联系和对话。在肯定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特别指出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和研究设计上的不足，以及这些学术领域之间缺乏沟通和积累的状况，并强调组织分析对推动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以商学院为中心的中国组织研究，特别是中国企业研究，有了很大发展。篇幅所限，这一文献不在我们的述评范围之内。

以下章节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我们以学科领域为着眼点来介绍评价该领域中有关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工作，这些学科领域依次为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具体课题，即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兴衰这一组织现象的多学科研究工作，来对比和讨论不同学科的理论思路、研究风格、分析方法及其局限性。在结语部分，我们对这一文献加以综合评论，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今后研究的课题和方向。

作者单位:斯坦福大学、上海高校社会学E2研究院(周雪光)

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赵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