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源:从先赋到后致:新中国60年社会流动机制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1 次 更新时间:2010-01-24 10: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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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源  

  

  内容提要:社会阶层结构位序的变化既表现为社会流动过程,也表现为社会流动机制作用的结果。新中国60年社会流动的基本轨迹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流动机制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内容。新中国的前30年,社会流动机制以先赋性规则为主导;后30年,社会流动机制在指导思想、规则选择和政策导向方面实行了三大转变,后致性规则日益成为主导社会流动的基本原则。在今后的社会变革中,自主、公平、平等的流动机制的继续完善和发展,将促使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和活力喷涌。

  

  关键词:新中国 流动轨迹 流动机制 流动规则 三大转变

  

  社会流动机制是指决定人们在其社会中获得一定地位和实现社会流动的历史背景、制度设置、动力路径、主导规则的某种组合作用。而决定社会流动机制性质的则是流动规则,即先赋性规则和后致性规则。所谓先赋性规则是指与生俱来的、个人不能选择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包括国家制度、政策安排、教育环境、家庭背景、天赋秉性等内容,是社会流动的基础。所谓后致性规则是指人们通过后天的勤奋学习和主观努力,而获得的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同时社会按照人的能力、努力程度和工作实绩,给予相应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地位。一定社会的流动机制的价值取向决定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而社会流动规则的选择又决定了社会流动的内容、形式和结果。探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及变化的一般规律,揭示现行社会流动体制存在的弊端,确立后致性为主导的社会流动规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流动的理论和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60年社会流动机制演化的基本轨迹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由此带来社会阶层结构的重塑。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流动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由原来主要通过国家政策性安排转向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社会流动。人们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增多,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开始减弱。但制度安排带来的先赋性以及类似先赋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作用仍然很强,非制度性因素独特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①

  根据不同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特点,新中国的社会流动机制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重塑性的社会流动”。所谓重塑性的社会流动是指不同社会阶层的地位因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使社会结构体系发生了颠覆性的位序变革,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通过革命上升到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而原来社会的主流阶层,则下降到社会的底层。1949-1953年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占中国人口90%的农民群众通过土地分配获得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极端贫穷中解放出来,而地主、富农在土改中失去了土地和财产,其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1953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和随后开始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民族资产阶级阶层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其社会地位开始下降,这种趋势并被不断强化。而城市的工人阶级,在党的过渡时期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断上升,并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1957年,由于政治思想领域的“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斗争影响,导致“反右”斗争被扩大,部分知识分子受到冲击,全国有55万多人错划成右派。这一阶段的社会流动由战乱状态进入和平状态,革命性的政治力量和强制性的社会制度促使了新社会结构体系的成型;新生的革命政权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结构调整,各社会阶层地位次序发生了历史性的颠覆,原来处于社会主流地位的资本家、地主、富农阶层因失权而沦为社会低层,原来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上升为社会主流阶层。

  第二阶段:1958-1965年,“计划指令性的社会流动”。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有了较大提高。为适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竞争和工业化的需要,国家作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主要是: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定型,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城乡分割户籍制度的实施,干部与非干部的人事制度安排,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二元单位制结构。清楚的身份标志限制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政治身份、人事身份、单位身份三种身份形式使人成为国家和单位的附属物,人们在突破身份限制时,变得机会较小而成本较高,流动主要表现为政府计划和制度设置主导下的身份性社会流动。这一时期突出的事件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1961年的“精简下放”。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1月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的实质是限制农村人口进城。1961年以后,随着户籍制度的全面贯彻执行,《条例》成为构成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体系的基石,成为阻止正常社会流动的尚方宝剑。

  第三阶段:1966-1977年,“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流动”。由于文革的发生,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强力地加入了社会流动过程,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决定了人们流动的方向和瞬时的社会地位变化。一方面,二元身份体系继续影响和主导着人们地位;另一方面,政治运动对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严重的冲击,个人几乎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整个社会流动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1)大批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被打倒、批判,其家属和子女也受到牵连和冲击,300多万干部和家属下放农村;(2)一些造反派参加了各级革命委员会,成为文革期间唯一向上流动的社会成员;(3)1600多万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奔赴边疆、农村。虽然他们的政治地位没有变化,但经济地位急剧下降,从城里人变为乡下人。

  第四阶段:1978-1991年,“变革性的社会流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的提出,使职业与身份结构体系的一致性被逐步打破,公民的“经济人”身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二是高考的恢复,大批农村青年燃起了向上社会流动的热望,通过自己的勤奋学习,进入大中专学校,获得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以先赋性原则为主导,还是后致性原则为主导来考察当代中国的流动机制演化的基本轨迹的话,我们认为,1977年12月的国家高考制度的改革具有标志性意义。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改革,使一大批共和国的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当今社会的栋梁,是社会流动机制的重大进步。三是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行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农民群众重新获得劳动自由和人身自由。这一时期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主要是在国家政策松动和初步改革的条件下进行的,虽然自致性因素开始发生作用,但相对于国家的制度设置和政策安排,个人努力的作用还是相当微小的。如农民工进城,还是受到了种种制度限制和政策排挤。

  第五阶段:1992年-现在,“市场化的社会流动”。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发表,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竞争机制的进入使人们的社会地位发生日益深刻的分化,社会各阶层的职业地位(权力、收入、声望)的升降与个人的努力和能力的相关度更加密切,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和壮大,从而形成了国家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无业失业半无业人员等十个基于职业的社会阶层,这种阶层结构划分基本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体系。②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复杂性和演化的过程性,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经常错位,导致政治地位相对较高而经济地位并不一定很高,反之也一样。这是中国的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结果。

  (1)“下海经商”、“下岗职工”、“农民工”、“老板、经理”等成为社会流行的关键词。一是为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一些国家干部和国企领导放弃原有的政治身份“下海经商”,成为新一代的有产阶层;二是一些农民中的优秀分子,通过办厂经商成为民营企业主等新富阶层;三是由于国企的转型改制,原来地位比较优越的城市工人,或者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员工,或者成为下岗职工,有些甚至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四是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

  (2)国家开始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公务员也不再是“铁饭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干部录用主要由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毕业生、组织调配安置退伍军人、从社会上有计划地吸收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这种干部录用机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对维护当时社会正常运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诸多弊端:如用人制度不健全、缺乏竞争激励机制、干部聘用缺乏客观标准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标志是1993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国家公务员的义务与权利、职位分类、录用、考核、奖励、职务升降、工资保险福利、辞职辞退、管理与监督等作了规定。1994年6月7日,《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颁布。随后,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工作实际又制定下发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形成了涵盖笔试、面试、体检、考核、监督等诸多环节的考录法规体系,考试录用国家公务员工作开始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法》规定: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以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同时领导干部的任用也需要集体讨论,任前公示,试用一年。至此,公务员考录工作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据统计,从1994年至2006年,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垂直管理系统连续13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共录用公务员4.5万人。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考试录用公务员近110万名。

  (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确立,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知识分子是被改造的对象,虽然他们的文化身份较高,但政治身份是低下的,并被不断地边缘化;其工资收入也有下降的趋势,这种现象到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顶峰。当时就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这种形象的说法。实际上早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③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④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但由于具体的工资改革没有跟上去,而其他社会阶层通过政策的放宽和改革先富了起来,导致知识分子阶层经济收入相对下降。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的工资制度的改革和干部政策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一是知识也是生产力。科技成果可以入股、拍卖和转让,一部分拥有专门技术的人员先富起来了;在大学和科研部门对课题研究、论文发表、讲课等进行奖励。二是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和福利参照国家公务员标准执行。三是干部选拔中文化水平成为重要的标准,使大批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成为国家管理的主要力量。

  综上所述,新中国60年社会阶层地位变化过程,既表明了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说明社会流动机制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嬗变,即政治、政策和制度安排等先赋性原则,逐渐被以努力和能力为主的后致性原则所取代,社会流动走向公平时代。

  

  二、当代中国社会人口流动机制的主要特点

  

  社会流动的发生意味着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从低社会阶层向高社会阶层流动,或者由于个人的失败从高社会阶层向低社会阶层滑落。在等级制社会里的身份变化(无论是政治学意义还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一些人社会地位的上升,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社会地位的下降;而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平等程度越高,社会地位差距越小,中等社会阶层人员则越多。但在当代中国社会走向平等的过程中,“平等”却时常被误解,许多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人们的社会流动被各种制度和政策所限制,流动不是完全自由的流动。尤其是前30年,个人的地位变化与国家的政策变化紧密相联,先赋性原则基本上主宰着人们的命运。

  (一)新中国前30年社会人口流动机制的主要特点

  在新中国前30年里,我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国家运用强力政策干预和行政机制控制迁移人口的数量,引导人口流动的方向,影响流动人口的构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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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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