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中国遭遇达尔文:福耶、祸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2 次 更新时间:2009-12-28 0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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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近代中国所接受的达尔文,是一个斯宾塞化的达尔文,是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的魔法释放出来的三大魔鬼:物质主义、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成为无所不在的社会风气。

  

  《中国与达尔文》

  [美]浦嘉珉著 钟永强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505页,44.00元

  

  今年是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给人类带来颠覆性思想革命的科学家。这位不信神的进化论发明者,生前曾经被教会保守派视为妖魔鬼怪,死后却埋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与牛顿的墓相伴。进化论改变了十九世纪以后的世界,也深刻改变了近代中国。二十世纪之初,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说:“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 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进化论的核心是生存竞争说,它改变了中国人对宇宙和历史的整体想象,使得重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成为迫不及待的现实。

  这一切对于中国人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力本论中的竞争与强权

  

  进化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力本论的宇宙观,它与儒家以德为本的宇宙观截然不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天下”在西方的船坚炮利冲击下轰然倒塌,以华夏为中心的礼的世界彻底崩溃了。严复介绍进中国的斯宾塞的历史进化论,为“力”在中国的登台亮相,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想舞台。早年章太炎也是进化论的信徒,翻译《斯宾塞全集》,首译斯氏的《论进境之理》。进化论以牛顿的力学世界观为基础,将力看成是万物变化的源泉,也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严复讲“鼓民力”,在他这里,力的含义还比较狭窄,局限在感性生命的体力层面。力本论最有影响的传播者是梁启超,在梁那里,力的内涵要则要宽广得多,有“心力”、“胆力”和“体力”三种,涵盖了知性、意志和体力三个层面。当“德”的世界崩溃之后,中国人应如何适应这个为“物竞天择”所主宰的世界?既然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人心秩序相通,那么,当宇宙将力作为自身的发展动力的话,那么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也应当如此。人的“心力”、“胆力”和“体力”,作为宇宙力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人们世界观的核心。在进化论狂飙的推动之下,加上梁启超的鼓荡,一股力的宇宙旋风在晚清平地而起。中国人的世界观从有机的伦理世界转变为机械的物理世界,物理的力代替伦理的德,牢牢占据了宇宙与社会的主宰位置。

  在这个力的物理世界之中,不再是精神与伦理,而是物质和实力;不再是形而上的道,而是形而下的器,成为世界的主体。1860年开始的自强运动开创了富国强兵的先声,戊戌变法之后,到处都是工商富国、军国民教育。在晚清流行甚广的,莫过于杨度鼓吹的“金铁主义”,金代表经济(富民),铁代表军事(强国),对内实行“富民”和“工商”立国政策,对外执行“强国”和“军事立国”方针。“金铁主义”的结果是金钱与铁血压倒一切,代表精神势力的士大夫阶级日益衰落,而原来被排斥的边缘阶级商人阶级与武人集团在“金铁主义”推波助澜之下,逐渐占据了清末民初的舞台中心。

  当礼的世界转向力的世界的时候,这个新世界最令人诱惑之处乃是进步。那么,进步的动力何在?曰竞争也,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历史进化论颠覆了古典的人性预设,人与动物一样,都以自我保存、生存发展为终极本性,因而生存竞争便成为社会的主轴。在晚清,最早引进进化论的是严复。严复比较复杂,他的进化论之中,有强权的逻辑,也有天道的善恶。真正对社会发生广泛而持久影响的,是“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梁启超将竞争的强者逻辑发挥到了极点。在梁启超看来,十八世纪流行的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等到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出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只能沦落为被奴役的命运。1899年他在《论强权》中干脆利落地宣称:“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

  在这里,梁启超混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概念:权利与权力。所谓权利(rights),乃是自然法通过人定法所保障的正当权益,是人所以为人、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最基本的人权。权利与人的自由有关,具有道德的正当性。因而也成为自然权利。而所谓权力(power),则是对其他人的主宰和控制的能力,是一个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外一个人的可能性。权力产生不了自由,它导致的只是宰制甚至奴役。权利与权力这种明确的分界,是自由社会的基本常识。然而在一个缺乏自由与人权的威权社会之中,权利和权力便会等同一体:权力越大,宰制他人的能力越强,自身的权利也就越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权利不是来自于不证自明的天赋人权。缺乏正当的道德理由,而只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下的结局,谁有能力控制和奴役别人,谁就拥有了权利,因而也拥有了为所欲为的自由。权利的大小便等同于权力的强弱,一个人的权利不是建立在平等的道德理由上,而是对他人控制的不平等的基础上。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等级制的官僚帝国,但中国的等级制与欧洲不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通过科举和发财等个人努力可以上下流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各个阶级有各自的职责,各有其尊严所在,所以能够各安其位,各守其职。但在中国以官僚为中心的等级制中,平民阶级虽然可以向上流动,一夜鲤鱼跳龙门,但稍微有点才气和野心的,是很不安分的,因为那个社会惟有往上爬方有尊严,在底层永远是受屈辱的。中国人没有基于抽象的造物主、自然法或者法律的平等传统,因而也没有普世性的权利观念。在一个官僚为中心的社会之中,惟有权力独大。有了权力,便可以操控别人,你所享受到的作为人上人的“权利”也就越多。事实上,这种人上人的“权利”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特权,官僚士大夫特有的权利。权利是平等的,不依赖是否有权力,而特权总是以一定的权力为前提。中国人只有以权力为基础的特权概念,而缺乏普遍平等的权利概念,即使到了晚清的梁启超,也无法区分权利与权力的差别,误将权力认作权利。而这两个发音完全相同的不同观念,至今在中国人大脑当中还是混沌一片,对平等的权利的维护,最后都搞成对人上人的特权乃至控制他人的权力的追求。

  

  浮士德精神与能者生存

  

  同样为了国家富强而建构力的秩序,1895年前后时期的重心是不同的。自强运动重视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是器物为中心的富强;而到戊戌维新运动,富强之路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国家富强所需要的国民的能力。正如史华慈所说的那样,严复发现西方之所以先进,中国之所以落后,“关键性的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西方赞扬人在德、智、体诸方面的能力,它不支持消极的、隐退的态度,而支持奋发进取和表现能力的精神”。史华慈将严复发现的这种西方精神称为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浮士德精神”,正是这一精神导致了西方的富强。而严复所赞赏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为“浮士德精神”提供了一幅宇宙神话的证明,而自由民主制度,不过是最终解放个人潜能的制度化环境。

  从物质之力到人之潜力,这的确是一个大转向。西方的富强,不仅是物质的强大,而且是精神的焕发。资本主义的发生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不仅需要制度,更需要一种精神。“浮士德精神”正是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一代象征。与中世纪的基督教重视“救赎”,儒家传统看重“成德”不同,近代的“浮士德精神”在乎的是“成才”,是人的能力完美展现。深刻影响严复和近代中国其他思想家的斯宾塞,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后的归宿点并非国家,而是人的个性;但他所说的个性乃是以“能力”为中心,是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而这种潜能正是认识与改造世界、获得世俗意义上幸福与快乐的能力。斯宾塞坚定地相信,自由竞争能够创造出最优秀的个人,所谓最优秀指的是在生存竞争的环境下拥有最有效率、最能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其伦理原则用通俗的话描述,就是“赶快干活,否则完蛋”。斯宾塞作为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家,集中体现了自由竞争时代资产阶级自信、竞争、进取、冒险、永不满足、生气勃勃的近代“浮士德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深深打动了严复、梁启超等一代中国思想家。

  这种浮士德式的新国民精神何以产生?严复和梁启超深受斯宾塞的影响,认为在于提高民德、民智和民力。德、智、体,在儒家学说之中本已有之,但在晚清启蒙思想家那里,不仅体力,连德性和知性本身也被视为一种“力”,一种具有生产力的能力,即所谓的“德力”和“智力”。德性也好,知识也好,日益丧失其内在价值,一切只是从生存竞争出发,看其具有多少提高生存竞争力的实用价值。适者生存变成了能者生存或强者生存。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个人,来自斯宾塞的学说。斯宾塞心目中的个人,既非具有浪漫情怀的意志个人,也非追求眼前快乐的享乐主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具有能力的生物,是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充分发挥自己所有潜能的个人。这是一种能力主义的个人,是适应生存竞争时代的能者和强者。这种能力主义的个人也有自己的快乐。他的快乐既与世俗的享乐主义不同,也有别于传统的道德与精神之乐,而是一种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精力得以充沛外溢之乐。斯宾塞对心目中的“快乐人”有一番生动的描绘:“他一觉酣睡到天亮,跳下床铺,一边穿衣一边唱歌或吹口哨,下楼时容光焕发,稍有刺激就会哈哈大笑,真是一位精力四射的健康人。他不仅意识到自己已有的成功,而且由于自己的能量、敏捷、多谋对将来也充满信心。就这样,他满心喜悦地开始自己那天的工作而没有丝毫厌腻之感;他每时每刻都体会到高效率工作带来的满足;回家时还有大量的剩余精力进行好几小时的休闲活动。”

  好一个竞争时代的“快乐人”!他的所有自信、快乐都来自他的高效率和事业的成功。这正是新教运动之后布尔乔亚人格的典型写照。正如史华慈十分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斯宾塞虽然确信个人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最终收益人,但他所指的个人,“不是任何作为个人的个人,而是只有那些具有最高的德、智、体能力的个人,才将得到尊重。在他的信条中,决不尊重不称职者和失败者”。在一个不相信眼泪、只问成功与否的生存竞争社会,真正得到尊重的不是多数失败者,而是少数赢家,而这个赢家,被时代视为豪杰,创造时势的一代英雄。到了晚清,新的英雄豪杰代替了传统的有德君子,成为时代的人格象征。儒家学说之中本来有修身与经世两个实践的面向,但在晚清思想界,由于受到内忧外患的形势逼迫,虽然修身依然重要,但经世思潮已经占据主潮。为了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德性,而是能力;不是立德,而是建功。梁启超在《新民说》之中,几乎用所有的篇幅,论述和打造适应新的竞争时势的英雄人格。这种人格,一反儒者的柔弱仁慈,具有强烈的企图心、扩张性和好斗力,用陈独秀后来的话说,便是一种“兽性主义”:“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兽性主义”自然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在清末民初,当传统的礼的秩序崩塌之际,由进化论所催生的力的秩序,不仅造就了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新的时势,也开始铸造一种由能者与强者为标志的新的国民人格。对力的推崇、对能力的赞许和对强者的膜拜,成为这个竞争时代最嘹亮的声音。

  

  清末民初的乱世浊象

  

  历史进化论本来承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历史前景,通过竞争与淘汰而实现进步,最终从野蛮社会走向人类共同的文明社会。然而,晚清以来,物质文明在进步,但各种各样的现实与人心之恶也在借势发展。最重要之恶,乃是放弃了道德制约,任凭力在世道横行。晚清古怪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对此有敏锐的察觉。他欣赏中国的清流派领袖张之洞,但对他提出的“中体西用”说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个互相矛盾的双重标准:“中国人就个人而言必须继续当中国人,做儒门‘君子’;但中华民族——中国国民——则必须欧化,变成食肉野兽。”辜鸿铭讽刺“中体西用”说是“道德上的耶稣主义”与“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古怪结合。他尖锐地指出:“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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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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