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弥合断裂与暴露伤口

——关于“建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两种历史叙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1 次 更新时间:2009-09-02 20: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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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瑜  

  

  [内容摘要]最近几年,在以电视为媒介的大众传媒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关于“建国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的叙述策略。前者通过把50-70年代叙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使得革命历史不被作为异质性的存在,而缝合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断裂;后者则把90年代中期的下岗事件书写为一种个人的创伤体验,通过成功地治愈伤口而完成对当下社会的认同。这样两种策略不仅使得七八十年之交的“伤痕”获得修复,而且对于90年代中期出现的“改革共识”的破裂也做出了适当的响应。也就是说,一种日渐显影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使得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和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被顺畅地组接在一起,而且使得改革开放内部的裂痕也获得某种程度上的修复。因此,缝合断裂和治愈伤口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确立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式。

  

  引 言

  

  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执政党逐渐调整统治策略,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等一系列论述。这种论述暂时修正了90年代所急速推进的市场化政策,而转向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如废除收容制度、废除农业税、设立劳动法、全民医保等)。这种政策的调整一方面可以解读为某种社会主义传统的回归,另一方面也可以印证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回馈。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成为世界舞台中的“一枝独秀”,依然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一种“大国崛起”以及“领导世界”的大国心态开始浮出水面。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2009年“建国60周年”的紧要关头,如何叙述这30年和60年的历史,关系到大陆执政党是否能够建立有效的文化霸权(即一种获得民众高度认同的统治合法性论述),其中如何修复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断裂以及改革开放30年所产生的内部裂隙是最为重要的议题。

  借用文化研究对于文化霸权的理解,一种合法性的论述不在于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灌输自身的意识形态,而在于这种论述可以收编被统治阶级的诉求,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霸权的建立在于成功吸纳各种批判性的声音,以整合大多数阶层的认同。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社会来说,伴随着急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大众文化日益影响和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以都市为中心的大众文化提供某种“市民社会”的协商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并不一定获得以市场化为游戏规则的成功,尽管相关主管部门经常对大众文化现象进行管制,但最近几年一些大众文化现象却获得官民共享或“朝野一心”。因此,大众文化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建构,不如说更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霸权的争夺战。尤其是与一般局限在都市范围内的大众文化不同,电视剧、电视广告、电视栏目等以电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在中国具有更为广泛的收视率及遍布城乡各地的群众基础。相比知识分子的某种理论或精英的高级讨论以及官方意识形态的高高在上,这些“成功”获得流行的大众文化文本无疑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确立霸权的最为重要的表征及症候。

  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最近几年的大众文化文本,可以看出两种新的关于“建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叙述方式,即弥合断裂和暴露伤口。在这种意识形态整合中,可以看到革命中国或者说50-70年代的毛泽东时代可以很顺畅地融入这种关于中国伟大复兴的现代历史之中,革命历史不再是一种异质性的或负面的或需要被从20世纪历史版图中消除的异物,反而是借重对革命历史的重新讲述,使得这段异质化的历史获得重新讲述。相比80年代和90年代中前期把1978年作为历史断裂的叙述,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知识分子“启蒙共识”的破裂(“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一种试图弥合1978年作为历史断裂的叙述开始浮现出来。正如“新左派”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指出前30年代不是封建专制的历史倒退,而是一种现代化的另类尝试,或“反现代的现代性”。这种叙述在新世纪以来被官方转述为前30年也是一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益尝试(尽管“文革”的经验依然是负面的和失败的),前30年积累的国家工业化成果无疑为后30年推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50-70年代的左翼历史与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不再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而是一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追寻现代化的不同历史阶段。从而改革开放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和进一步推进,而不再是历史断裂之后的“新时期”。这种弥合“断裂”的叙述与把50-70年代尤其文革时期叙述为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以确立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更具有整合力和说服力。这种意识形态调整可以从新世纪以来就在中国大陆荧屏上火爆的“新革命历史剧”中看出,一种革命历史的有效讲述使得50-70年代不再被作为异质的历史而可以顺畅地连接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裂隙,尽管这些革命历史故事在多重意义上改写和消解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这些文本的重要性在于使得革命历史获得某种讲述的可能性。而对于改革开放30周年,相比八九十年代往往把改革开放叙述为一种连续的具有相似历史动力的时代,最近却出现了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把这30年叙述为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挫折、创伤的历史低谷又上升为今日的“大国崛起”。这种对历史及社会伤口的暴露,有效地响应了90年代中期新左派对急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不公的论述。与90年代中期主流意识形态极力来转移或掩盖这种社会伤口不同,如今可以更为有效地把对伤口的治愈作为一种论述当下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的意识形态书写策略。这可以从新世纪以来的大众文化不断地把90年代中期的下岗呈现为一种社会伤口中看出。

  从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可以看出其霸权效应来自于成功地吸纳或响应了诸多批判性叙述,弥合断裂和暴露伤口是两种有效的对于历史记忆中的创伤及伤口进行治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弥合断裂的方式来治愈革命历史的伤痕,另一方面则通过指认出历史伤口所在来修复当下意识形态的和谐(对于伤口的命名,要比伤口的无名化安全的多)。之所以存在着这样两种似乎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药方”,是因为它们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伤口。弥合断裂是为了修正毛时代与邓时代的裂隙,而暴露伤口是为了呈现市场化的政策对城市工人阶级的伤害,对旧伤疤的揭露是为了印证当下社会的和谐、繁荣与宽容。面对这种新世纪以来在大陆逐渐确立的主流意识形态霸权,批判知识分子该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恐怕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英雄传奇”的谱系与改写

  

  新世纪以来有一批革命历史剧获得高收视率和观众的普遍认可 ,还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诸如“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红色怀旧、“逢战必亮剑,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都成为流行一时的文化现象。这些电视剧主要有2002年热播的《激情燃烧的岁月》、2004年的《历史的天空》、2005年的《亮剑》、2006年的“谍战剧”《暗算》和2007年的《狼毒花》 。与90年代初期开始的官方全资支持的主旋律创作不同,这些电视剧基本上都是由民营影视公司以及有港资背景的公司投拍的电视剧 ,它们因意外的“热播”而引起了相似题材的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电视剧首先获得了市场意义上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恰好呈现出特定的社会文化症候。

  这些电视剧所采取的策略是把传奇式的人物与现当代的历史变迁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带有英雄史诗的色彩,这些革命军事剧也让人们联想起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多重意义上的改写,但基本上可以把这些电视剧作为对革命历史小说的新版本或“后革命”版本。与对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改编不同,这些电视剧都是根据新创作的小说改编,又被称为“红色原创”剧、“新英雄主义”剧或“新革命历史剧” 。这些电视剧具有相似的情节模式,借用一篇报导中的描述这些传奇英雄都是“草莽出身,投身行伍,娶了一个‘小资情调’的革命女青年,引发诸多家庭矛盾,‘文革’遭难、复出……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到《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再到《亮剑》中的李云龙,当红色经典翻拍剧屡遭滑铁卢时,将主旋律‘另类’了一把的红色原创剧却为我们开创了一个荧屏‘新英雄主义’时代” 。可以说,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开始,一种满口粗话、嗜好战争、血气方刚的将领形象延续到《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亮剑》中的李云龙和《狼毒花》中的常发(《军歌嘹亮》中的高大山和《军人机密》中的贺子达也有类似的性格特点)。这种英雄序列的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80年代新历史小说和90年代红色怀旧的双重改写。可以说,《亮剑》、《历史的天空》中土匪式的英雄更多地受到新历史小说的影响,尽管英雄传奇在50-8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中也是重要的类型,但经过新历史小说的改写,这些英雄形象的匪气和草莽气息更为突显,以至于这种形象成为男性英雄的内在特征。

  在这些新英雄传奇故事中,改写最大的是英雄成长的模式。如果说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在领路人/启蒙者的启发下把善/恶、好/坏的民间逻辑上转化为政治信仰、革命逻辑,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吕梁英雄传》等,那么这些新的革命历史剧则采取正好与之相反的策略,是把政治信仰、革命逻辑还原为民间逻辑。正如《历史的天空》中,姜大牙与杨司令的关系,是杨司令不断地把思想觉悟、纪律观念、政治觉悟、信仰教育、《共产党宣言》、革命的性质、纲领和目的以及共产主义理想等属于革命的大道理还原为姜大牙能够明白的岳飞、文天祥、《飞云浦》中武松杀张中监等戏文里的故事。而更有趣的是,如果说作为革命历史小说,英雄最重要的成人礼是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为党、人民、国家而献身,牺牲小我融入到大我之中等等。在这些电视剧中,这些民族英雄基本上没有经历什么成长,抗日、不当汉奸是他们天生的底色,而所谓成长,更多地体现在学习文化上,这就涉及到这些英雄最重要的特征,出身农民和没有文化,以至于在退休后的石光荣要在自家院子里种地以消磨时光。这种农民出身的军人形象固然与中共的历史有关,选择农民,或许并非偶然,农民在共产党的“阶级”表述中处在暧昧的位置,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始与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之间存在错位。在这里选择农民作为传奇英雄的底色,恐怕还与革命文化中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对立与冲突有关,尤其是在80年代以来的反右叙述中,知识分子基本上成为革命文化唯一的受难者,把共产党的革命等于农民翻身的叙述成为反右叙述的基本支撑点。因此,这些新革命历史剧中的英雄就具有达成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和解的功能,而这些电视剧中一个重要的戏剧性元素是妻子把这些没有文化的将军改造成有文化的、讲卫生的人。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石光荣与禇琴的争吵是泥腿子与怀有小资产阶级的女文艺青年之间的矛盾,但他们毕竟能相互携手走过“激情燃烧”的一生;《历史的天空》中姜大牙在政委的调教下逐渐改调了自己粗俗的性格,并拔掉了“爱情的牙齿”,改名为姜必达;《亮剑》中李云龙与书香门第的妻子田雨在新婚之夜共同研墨写作了一首夫妻恩爱的《我侬词》。这诸种白头偕老的场景与80年代初期讲述革命干部与年轻妻子的悲剧不同,这些出身农民的英雄人物具有化解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冲突的调解作用。

  相比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热播的宫(清)廷戏和韩剧,这些电视剧讲述的都是中国革命历史的故事,这种讲述被观众所普遍接受本身已经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化史内部的一个重要问题。新时期以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方案是建立在对文革十年的彻底否定以及广义的革命文化的拒绝为前提的,这就造成现实生活与历史讲述之间的脱节,或者说以革命历史所支撑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政党合法性与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存在错位,以至于官方意识形态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询唤人们的主体位置。与新历史小说、红色经典不同,这些新的革命历史剧不只是在消解英雄,而是重建一种英雄与革命历史的讲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对革命历史的再叙述,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把曾经异质化的革命历史,尤其是40-50年代被冷战所分裂的历史(国共之争)和50-70年代中的文革历史,以非异质的方式连缀起中国20世纪的历史,或者说把断裂的当代史连缀成连续的历史,并借助“英雄传奇”得以把曾经拒绝或无法讲述的革命历史缝合进破碎而断裂的20世纪中国历史。

  

  二、“历史/冷战记忆”的缝合与和解

  

  如果说这些英雄形象消弱了其革命色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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