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盛: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和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5 次 更新时间:2009-08-15 0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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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盛  

  

  西方在近代社会通过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强烈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建设性”,即对社会的贡献通过批判的建设来体现。这样的传统,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圣王真正参与朝政之中,可以选择与朝廷合作;如果不能合作,他仍可以在民间跟君道配合,实现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如果朝政的道义基础彻底崩溃,他们也可以成为抗议精神的领袖,参与政治的空间是非常宽广的。

  在西方当代社会中,关于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角色困惑备受关注,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对这个领域的问题,我做了非常初步和基础的梳理,和大家一起探讨,看看中国的学者对此如何回应。其中,很多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西方的情况更严重,例如市场、媒体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和腐化。

  我们知道,在英语世界当中intellectual(知识分子)这个词最初起源于拉丁文,这个词成为流行的日常公共语言是近现代的事,与这个词比较接近的是“scholar”,早期是指中世纪神学院里做研究的神职人员,不是在外传教的那些牧师,神学院企图通过物理、化学、数学、天文的研究来证明上帝存在的那群人,我们通常称之为“scholar”。法国大革命以后,源于对圣经解释学理念上的分歧,再加上对基督教神学垄断世界的解释权、泥守神学教义、无视甚至打压客观知识不满,神学院中有一批scholar(学者)开始分化出来,而通过神学院这批学者的研究,知识论的问题开始出现,从而影响了更多的人在神学院之外开始知识建设的工作,由此这批人对社会的参与就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些人终于成为历史的标志,告别了中世纪,开启了知识掌握时代命运的近现代历程。可以看到,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就和一批从事知识研究和思想研究的学者有相当大的关系,如我们熟知的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孟德斯鸠、爱尔维修、拉美特利等等。法国大革命之后,索邦大学的两个讲师对一个宗教判决的结果非常不满,不惜生命代价去对抗那错误的判决。后来人们就用“intellectual”来描述这两个人的行为,于是“intellectual”被接受和被社会化。康德曾经认为,所谓知识分子,是自觉地将人类进步的责任和道义扛在肩上的人。“intellectual”的普世化则跟俄国的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彼得大帝当年在俄国组织了一个五百人左右的专家团到荷兰学习机械、造船等技术,临行前,他说:“你们就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俄国未来复兴的希望就在你们的肩上。”

  由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谱系是从法国的批判性开始,它形成了独特而坚定的传统,西方知识分子非常注重其抗议精神,即坚决跟政府保持距离,不直接合作,它的自我责任就是永远的批判者。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詹明信认为,最好的知识分子就在法国,他们一直站在社会运动的前沿,始终代表底层的声音与政府抗议。我想,如果他了解中国的话,也许最好的知识分子传统在中国。稍后我会展开说明。

  现代美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学院型的知识分子。“911”之后,我曾经在教工俱乐部遇到《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教授,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我问他为何没对“911”发表一些看法,他说这不是他的专业,而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意见更合适。虽然美国也有一些热衷于社会事务的知识分子,但是,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是美国知识界比较典型和传统的特征。不过这两年开始有些变化,即社会问题凸显,更多的知识分子也在思考如何回应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总体来讲,知识分子保持在政府以外的行为角色和抗议身份,是西方知识界一个普遍的特点。我认为,西方在近代社会通过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强烈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建设性”,即对社会的贡献通过批判的建设来体现。这样的传统,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在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认为,凡是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把知识分子和文化程度的高低联系在一起,以致于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成了啼笑皆非的事情。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文章中,他也有类似的观念。比如,他根据财产的多少划分阶级,雇农的标准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贫农只有小块土地,下、中农只有少部分财产,这些都是革命依靠和团结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时候首先根据生产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关系产生一定的阶级划分。假如说没有财产就是无产阶级的话,那么最大的无产阶级就是奴隶阶级,因为他们连肉体都属于奴隶主,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奴隶社会就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直到大工业社会,才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以知识占有量的多少来划分知识分子,这样就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跟西方有很大的区别。在西方,“知识分子”主要是个集合名词,指一个愿意承担社会公正和道义的阶层或集团;而在中国,我们通过知识的多少界定知识分子,就把“知识分子”跟无数个人身份联系在一起。经常会有人说“我是个知识分子”,这就导致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中国式的解释学困境。

  这个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日本。“intellectual”经日本人翻译为“知识分子”后传入中国,产生了望文生义的可能,知识分子成了有一定知识程度的个人,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对待,于是便有了“知识分子政策”。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不用的,人们无法想象对于“intellectual”这个代表一种社会的品质、道义、象征和责任的群体如何去落实政策。即使在最令人诟言的“麦卡锡主义”时期,也没有用过什么“知识分子政策”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在了解所谓西方“intellectual”传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来源于汉语翻译所造成的解释学上的困难。

  其实,我认为在汉语中与“intellectual”最契合的词就是“士”。所谓“士以天下为己任”,“士”指一个阶层,要求有一定的修养、文化和学术造诣,涵盖了承担人类进步的责任等特点。孟子说“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将“士”与农工商区别开来:士在具体的层面上没有物质性产品,既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器物,又不在经济上通有无,它的角色责任是为社会提供精神发展的方向,提供在价值上可以达到的高度,在精神和价值上保证这个社会的品质,因此它才是四民之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士”与西方的“intellectual”非常接近,但他们又有区别。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它们的区别意味深长,而且格外重要。

  从春秋一直到清朝中期,为中国思想发展提供重要文献的作者,特别在儒家谱系中,无一没有在朝为官的历史,如孔子、孟子、董仲舒、周敦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由此可见,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既可以从事非常具体的政治活动,比如和皇帝讨论政策应该如何安排,或者作为地方官去赈灾、筹办军饷、平定民患等;但是,他们又不是所谓纯粹意义的技术官僚,相比作官而言,它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和责任担当,因此,他们又可以成为非常纯粹的学者,譬如我们读王阳明的时候,很少能想到他作为大将军的现实背景。而且,对他们来说,作为学者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人格境界是更重要的,做官只是实践和展现人生境界和社会理想的必要途径,因此,为了政治和管理符合“天道”,真正服务于天下苍生,他们应当去做官,去朝廷与皇帝合作,使皇帝符合社会和天道人心的要求,同样,当朝政失去它的正当性,与士大夫的精神标准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也决不缺少抗议的精神。正如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思其君。”换言之,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参与社会的立场,可以与政府合作,而与政府的合作并非做政府的走狗,拍政府的马屁,而是说他有监督、辅佐、教育和批评最高权力者的责任。中国历史上,像海瑞这种“抬着棺材骂皇帝”的人虽不多见,但是他会成为一个精神典范。可见,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发展了与政府的合作,同时可以完成非常深刻的学术著作。所以,所谓圣王之道的问题,与柏拉图的“哲学王”不一样。柏拉图的“哲学王”就是我来当王,把我的观念变成社会准则。亚里斯多德认为这太危险了,因为哲学的理想性使得他有可能忽视现实的困难。可是在中国,圣王真正参与朝政之中,可以选择与朝廷合作,如果不能合作,他仍可以在民间跟君道配合,实现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如果朝政的道义基础彻底崩溃,他们也可以成为抗议精神的领袖,参与政治的空间是非常宽广的。这种可以合作、抗议、从事深刻精神建设的中国士大夫精神,我称之为“参与的建设性”,而这个价值是最为宝贵的,它对于一个社会维持“健康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健康的稳定”是全球社会开放时代的最合理的政治选择,它通过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建树一个既有合作又有抗议的政治生态,保持对天下苍生的现实关怀,又不失理想对现实的永恒照察,既避免单纯突出稳定而导致的“沉默社会”,又防止一味抗议所出现的“动荡社会”。其中,相当重要的因素就是能不能形成“参与的建设性”。

  现在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反省,批判的建设性容易导致偏执,知识分子除了批判的建设性之外,还有没有更积极的可能。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贬义词。在欧洲的法国、比利时等地方,有人视知识分子为一帮摇唇鼓舌、煽动舆论的骗子。今年正值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40周年,我受邀参加讨论“五月风暴”的经验教训。我以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经验教训就是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知识分子当时夸大了法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将法国拖入普遍性的动荡之中。福柯、皮埃尔•布迪厄、德里达,他们对萨特所代表的那种以制造群众运动为知识分子第一使命的角色有很多反省,后面我将会谈到皮埃尔•布迪厄对萨特的批评。这是他们现在的困境——传统的知识分子角色就是保持其抗议精神,但是知识分子在行使抗议权利的时候却使社会变得更糟,这是为什么?皮埃尔•布迪厄提出“symbolic power”(象征权力),即知识分子掌握象征权力,可以参与和影响运作和管理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与政治权力不一样,政治权力非常实质化,有军队、政府机构,知识分子不掌握这些东西,却真正影响这个社会。这就是孟子所讨论的“士”的角色和责任。

  但是,这种影响是不是只能通过批判这一个角度来完成?如何防止滥用“象征权力”,这些问题皮埃尔•布迪厄没有进一步讨论。其实,这一以抗议为己任的取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目前中国社会名声响亮的知识分子都以抗议政府为使命。我并非说政府犯错时,知识分子不该批评或抗议,但是偏执到只有通过批判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一个角度,那就是皮埃尔•布迪厄所批评的将其当作象征权力,却忽视了象征权力后面应有的警惕。阿克顿勋爵说所有的权力都易腐化,知识分子的权力也会腐化,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但是对它的认识存在很多缺陷。如何能让认识更完整,从而使得我们的行为更合情合理,这将是比较长期的思想任务。

  在西方一般意义上和象征权力的意义上了解知识分子的同时,还可以从制度化结构和从社会的实际运动当中来理解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它的合法性。现在有人讨论“公共知识分子”,虽然这个讨论一度很热闹,吸引了很多人参加,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严谨、叠床架屋。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公共的,不公共,哪来知识分子?值得讨论的应当是一个社会的公共性与知识分子是什么关系?换言之,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是不是一定能转变成社会的公共性,而不是一个阶层或小集团的自言自语。这个工作主要是通过黑格尔关于现代性的了解开辟出来的,黑格尔在了解现代性的时候突出公共性。现在的理解是公共性的出现一定跟知识分子有关系,所以像哈贝马斯现在重新来了解知识分子的时候,基本上集中在知识分子有没有能力来塑造公共性。

  黑格尔认为公共性的出现,第一个问题就是破私,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个体,那么任何公共性都会被解构。1989年我曾接受专访,后来发表在《光明日报》。当时我说,魏玛共和国后期海涅形容德国是一张宽广而温柔的床,各个不同的阶层躺在这张床上,同床异梦;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所有的阶层都在改革当中瓜分红利,却无人承担改革的风险,所以风险越积越大。国家危在旦夕,但是你却找不到承担风险和责任的群体。这一想法与我早年受黑格尔的影响有关系。

  黑格尔破私的第一前提就是要反对家庭。他认为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是影响公共性的一个毒素,必须突破家庭,才能进入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当然,黑格尔对家庭的强势批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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