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已故李慎之先生在为《顾准日记》所写序言中这样评价顾准：“它使人们在人家问起20世纪下半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1]极富思想个性且颇为自负的李慎之能够如此盛赞顾准，光是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顾准思想具备作为思想史传承系谱中“伟大环节”的意义和价值。

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顾准这个名字对于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是遥远而陌生的——不管你是80后、90后乃至00后。就自己而言，只是在入读大学以历史为业后，通过阅读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和吴敬琏的相关回忆文章才逐渐知道有顾准这么一个人，并了解到他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要知道，这句话并非出自其它人，而是出自亲历30年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以“吴市场“而著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

待真正静下心来仔细阅读顾准文本（按：指《顾准文集》），特别是其中关于民主问题的论述。看着这些作者在极端艰难条件之下所写的文章，说实在的，其间的感动和震撼是难以言说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只有本科期间阅读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和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这两本书时能够相媲美。事实上，面对顾准，笔者相信任何一个读过其书、其文的人都会为顾准展现出的敏锐洞察力、深刻分析力和在迷狂年代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和理性思维而击节喝彩！更令人钦服的是，作者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并非在于扬名当世甚或流芳后世，而是出于赤字之心，以一介匹夫之身对中国历史和未来前途进行深深的思索，从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沉重历史命题。顾准的观点或可商榷，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是永恒的，也将成为后世学人继续思考和前进的良伴。正如王元化先生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中所说：“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2]

笔者自知学力不逮，难以窥其全貌，故在此以《顾准文集》中专门论述民主问题的四篇文章为文本（分别是《科学与民主》、《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选取顾准民主思想作为自己的讨论主题。即使如此，笔者仍谦卑自知，冀望诸位方家教正，以期共同推动对顾准思想的研究。当然，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更好的明天而在现在对过去进行反思。

二、民主的起源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写道：“没有一种真正的民主理论——而只有各色各样的民主理论。”[3]从中可看出人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看法可谓是“百家齐放，百花争鸣”。但在论及民主起源这一问题时却保持了一致：民主起源于古希腊。

在词源上，民主一词系出自希腊文Demokraiu，由Demo和Kraiu组成，前者意为人民，后者表示治理之意。[4]英文中的Democracy则是由Demo和Cracy构成，其含义也是统治归于人民的意思。“更准确的说，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这是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1]。

为何民主起源于古希腊而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古代文明地区？

对此问题，囿于当时国内有限的图书资料条件，顾准虽无法展开全面研究，但却凭借自身的敏锐抓住城邦这一线索，由此及彼而提出一系列于今看来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观点。

顾准认为“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独立的主权国家疆域是很小的”[2]。不论其规模还是人口数量，都无法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相比，其本质是“城市国家”。中国古书上所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情形是绝不见于古希腊的。由于城市国家地狭民少，因此，城邦拥有实行直接民主的客观条件。换言之，“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即所谓代议制度）的那种制度”[3]。故而在古希腊，每当发生关涉城邦未来前途和发展的重要事情时，民众便聚集于广场，对其进行讨论、通过演说表达各自观点以至相互之间的攻讦和辩难。这样一些政治活动除了能够提高民众参与城邦事物的积极性外，也促进了当时修辞学和论辩术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演说一项更是成为一名出色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

相比之下，顾准眼中的古代东方国家属于“领土国家”。这种国家由于其规模巨大、广土众民，人民分散各处，无法就某事进行希腊式的热烈讨论，故而在民众之间很难形成紧密的政治联系。因此，“领土国家没法实行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4]，“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5]。

进一步言，即使是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虽然相比于“领土国家”有着较好实行直接民主的条件，但其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具体说来，城邦民主的相对性或曰局限性体现在构成民主重要条件的“民”身上。在古希腊城邦中，“妇女不是公民，奴隶不是公民，农奴不是公民，边区居民不是公民，外邦人也不是公民”[6]。只有那些本邦的成年男性公民才有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民主的“民”并非是指全体自然人，而是指公民。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称的“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以及“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7]。

顾准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8]。

三、何为民主？

民主是什么？古今中外众多学者都对此作过精彩论述。在这个问题上，顾准的思路不是单刀直入式的给出民主的定义和概念，而是通过对人们头脑中关于民主问题的常见看法的评判开始，在两相比较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顾准在《科学与民主》一文开头列举了几种对于民主问题的常见看法。有的人把民主视为一种“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对方的决定”，或者认为民主指的是“政治上必须保留反对派，实行两党制”。对这些观点，顾准认为都有失偏颇，并没有真正理解民主的本质。

顾准的立论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出发，强调科学精神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在他看来，科学精神并非是指具体哪一门类的知识，其内涵和实质指的是人类不断认识自然和自身、逐步增进和扩展人类知识宝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知识的增长也是由小到大、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虽然允许也很有必要存在某种“知识权威”，但“权威主义”则应被打倒，因为它会束缚人们认识自然和自身的进度。换言之，顾准所说的科学精神所反映的是一种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两者构成民主的前提和基础。

不仅如此，顾准能够触类旁通，把科学精神与其哲学上的表现形式——多元主义进行了有效衔接，认为“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而“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本质上要求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1]。按照顾准的逻辑，当多元主义被运用于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也就成为“打破孔子的尊卑贵贱的伦常礼教的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如此，“国家元首才真正不过是一种服务，是公仆，不是皇帝”[2]。

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顾准提出了自己对民主的看法。他认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3]。在《民主与终极目的》一文中又曰：“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4]

顾准之所以这样看待民主，是与他自己受到美籍奥裔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阐发的民主思想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的。这里面涉及一段少有人知的学术心史。

根据《顾准画传》的记载，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等人的关心之下，1962年5月，已被摘下“右派”帽子（1965年，顾准二度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他再度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员。[5]恢复工作后的顾准仍如以前一样夜以继日的工作着，只不过这个时候的顾准在从事专门会计研究之余，还集中精力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译述工作。顾准在其《自述》中写道：“……我在这间办公室里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除了人民大学找来的一些会计书籍和期刊而外，我还埋头读了几本这里那里借来的，前所未见的经济、历史著作，译熊彼特的书，就是这最初的一、二个月中动的念头。”[6]大约用了一年时间，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翻译完成（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于顾准去世5年后的1979年出版，顾准署名绛枫，并由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为中文本作序）。从这些充满真挚、喜悦的文字中可以体会出求知心切的顾准在读到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后对其观念和思想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对此，我们可以从顾准与其胞弟陈敏之先生1973—1974年间的通信中体会到。[7]顾准在其《自述》中也坦承自己受到熊彼特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影响。“翻译以前，商务要求写出比较全面地介绍作者生平和学说的文章（介绍文章刊载在《动态》），为此读了熊彼特的几本著作。翻译一本书等于精读一本书，于是熊彼特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都对我起了某种的启发作用，我的‘共产主义两党制’就是这种启发的结果。此外，我本来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很不熟悉，此书的翻译成为学习这门课的入门课”[8]。

具体而言，熊彼特在书中对强调“人民的意志”（General Will）和“共同的幸福”（Common Good）的“古典民主”学说进行了批判，指出其与现实政治运作的不切实际。在批判的基础上，熊彼特提出了自己对于民主的理解。他在书中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立法的和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因此它本身是不足以成为目的，不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主会产生出怎么样的决定。谁想要为民主主义下定义，这一点必须成为出发点”，“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1]。相比于“古典民主”学说，熊彼特的这一“竞争性民主”概念更加强调和重视民主的过程性和工具性——即以“政治方法”、“制度安排”、“竞争性选举”取代了“人民意志”和“共同幸福”。在熊彼特的民主概念中，竞选→投票→获得政治权力→制订政治决策或达成某种制度安排成为这一政治过程的核心。在民主理论发展史上，熊彼特对于“古典民主”所进行的概念替换对其以后的学者——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综合上述并联系顾准《自述》中的话，可以看出顾准已放弃民主作为一种终极目的的观点，而是体认到作为方法和过程的民主应该着重强调政党和政治人物之间为获得选票而展开的竞争。换言之，民主首先是一项制度性安排和政治方法，或者说民主的工具性是摆在第一位的，其次才能考虑民主具有的价值性因素。就像人们造房子一样，民主的工具性是房子的地基，只有低级稳固，房子才有可能成为高楼大厦。

四、实现民主的内外部要件

有如前述，民主作为一个综合体，其包含上下两层因素。一是作为金字塔底层座基的“工具性”一面，即认定民主首先是“制度性安排”和“政治方法”。其上则是民主理念和民主价值等相关要素。

与之相应，要想实现民主，从外部来说则必须拥有若干制度性设计，顾准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中突出强调了议会的演进对促进民主政治的功用。顾准认为“议会，是在等级君主制的根子上长出来的”，一部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2]。而封建君主与诸侯之间的斗争，“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并不完全通过暴力，只要这种斗争的每一个方面，按照这种章程、必须力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它就势必要发展成为议会政治”。故而，在西方，有“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说法，而在中国则只有“迎闯王、不纳粮”的民谣。但两相比较，后者在层次上明显低于前者。同时，议会政治也使民主发展到“代议制民主“而非古希腊时期的直接民主。这并非表明民主政治的蜕化，而是历史发展的现实性所要求的。现代民族国家不可能做到古希腊城邦国家那样。议会的发展也催生了政党的产生。作为有立法权力的机构，法案能否通过势必关系到议会各派的利益格局。各派议员就法案的各项细节进行公开讨论和辩论，也能保证法案的“阳光性”，同时在最大限度上让法案得到充分讨论，尽量减小法案的负面效应。

从内部来说，顾准敏锐的看到了科学精神之于民主制度的重要性，而其根本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顾准鲜明的提出“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他看来，“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3]。顾准之所以这样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在于其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却同样给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沉重的“负担”。因此，要建立科学与民主，就必须突破这这副“重担”，在中国确立起科学精神。

中国古代虽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民本终究不能等同于民主。直至“新文化运动”以后，从西方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国人才逐步认识和了解、进而研究科学与民主，并盼望在中国也能够树立科学精神与建立民主制度。但正如李泽厚所言，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轴是“救亡压倒启蒙”，国家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科学与民主也未能在中华大地上真正确立起来。顾准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建国后虽屡遭磨难，但顾准身上的知识分子良知和责任感仍在，这也是驱使顾准在自身遭受不公正对待后仍然坚持自己的研究，写下一篇篇真挚文字的精神动力，他的目的意在思考和回答“娜拉走后怎样”的历史命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罗伯斯比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换言之，一个革命党在革命胜利、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之后应该如何尽快适应自己的新角色，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防止滑向专制是顾准思考民主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这也更加可以看出顾准的拳拳赤子之心。

[1] 顾准：《顾准日记》，陈敏之、丁东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李慎之序言第15页。

[2] 顾准：《顾准文集·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王元化序第136页。

[3] 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导言第2页。

[4]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6卷：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4页。

[1]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第2页。

[2] 顾准：《顾准文集》，第3页。

[3] 顾准：《顾准文集》，第8—9页。

[4] 顾准：《顾准文集》，第6页。

[5] 顾准：《顾准文集》，第160页。

[6] 顾准：《顾准文集》，第8页。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第113页。

[8] 顾准：《顾准文集》，第8页。

[1] 顾准：《顾准文集》，第235页。

[2] 同上书，第236页。

[3] 同上书，第235页。

[4] 同上书，第256页。

[5] 罗银胜、梁倩婷：《顾准画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第246页。

[6] 顾准：《顾准自述》（未刊稿），第355页，转引自《顾准画传》第247页。

[7] 陈敏之：《我与顾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第83页。

[8] 顾准：《顾准自述》（未刊稿），第355页，转引自《顾准画传》第253页。

[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302页、337页。

[2] 顾准：《顾准文集》，第245页。

[3] 顾准：《顾准文集》，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