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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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 (进入专栏)  

  

  引言:以民为本

  

  "乡村的问题"在中国也许是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争相给出解答方案,并且许多方面的讨论最终都会被归结到乡村发展的问题上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是跟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农为本的理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晚清解体之前,体现国家乡村关怀的"农政"向来都是国家行政的主体,同时也是国家行政得以维系的根本。农民的地位一直受到特别的强调,在士、农、工、商的职业序列中,农民仅次于官,至少在传统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意义上如此。甚至到了明末清初,也就是自明万历三十年(1602)至清康熙四十年(1701)这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还逐渐发展出了一种"民本"思想。在这里,"民"的核心依旧是指农民,"民本"的核心则是强调农民的权利。这样一种思想甚至在那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共识,并且,由于其不同于之前中国政治思想中所存在的用来服务于专制统治的以民为本的旧民本思想,而是一枝独秀地强调对皇权统治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一种以民为本的新政治文化的建构,因此也被后来的一些历史学者称为"新民本"思想。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见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在此思潮的影响下,作为中国历史上"民"这个阶级主体的"小农"以及他们所居住的村庄,逐渐成为社会大众思考和观照的对象。

  从乡村社会的传统治理而言,乡村秩序建构的核心理念从来都是强化礼教对人的教化作用,并不存在那种特意要改造农民成为新人的现代观念下的意识形态;其更多的在于感化和树立礼教的榜样,比如在清道光年间做过县令的包世臣在《齐民四术》"序言"中强调,要"明农以养之,贵礼以教之".②[包世臣:《叙》,包世臣:《齐民四术》,潘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在包世臣看来,造成农民生活苦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礼教的功能丧失,也就是他所谓的"为其上者,莫不以渔夺牟侵为务,则以不知稼穑之艰难,而各急子孙之计故也".③[包世臣:《叙》,包世臣:《齐民四术》]更有甚者,礼教不仅无法恢复,还被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态所取代,这就是"近世人心趋末富,其权加本富之上",④[包世臣:《叙》,包世臣:《齐民四术》]也可以说这是重农伦理向重商伦理的转变。社会的一切都以农业以外的收入,即"末富"为生活优劣的评判标准。这种情况在民国时代就直接表现为近代乡村工业对乡村社会的瓦解,如费孝通所说,是对乡土社会的"蛀蚀",也就是原本存在于乡土社会中的有营养的东西,都被新的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及其生活形态一点一点地侵蚀干净了。⑤[参见费孝通:《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经济》,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第15-17页]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乡村尽管属于文野之别的"野"的范畴,却被树立为国家的根本,其余则为末端。那时的乡村绝不需要改造以满足城市精英的特殊审美意识,维持乡村自然的"野"和"朴"的状态是许多人怀旧时最乐于抒发的情绪主题之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共同追逐的理想,在这种理想之下,"无为"曾经是这些知识分子或者士大夫最为认可的一种生活形态,并间接地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无为思想。当然,社会秩序也有混乱的时候,不过多数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生活窘迫,进而引发了社会秩序混乱;还有的是因为某个时代的舍本求末,使本来安土重迁的乡民成为流民,造成社会恐慌;以及随之可能引发的群体性的农民起义,乃至帝国对这种起义的一次又一次的镇压。不过,人们最终会寻求原有秩序的恢复,这种秩序的重建是依赖礼教的力量来实现的。

  因此,在帝制的传统中国,把乡村看成问题、进而要求改造农民,实现与城市生活的贯通,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更奢谈什么实现了。从这个意义而言,在那样的社会中,乡村从来就构不成一个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原有的、可能是建立在礼教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秩序。

  

  "晏阳初模式":乡村建设与民族改造

  

  帝制时代的乡村,尽管或由于连年的干旱或由于其他天灾人祸而导致了乡村贫困,如饥饿、无家可归,不过,由于乡村自身的调节能力,这类贫困往往会转化成为地方性的赈济、互助以及慈善的对象。国家也会借助乡绅而发挥作用,其核心旨在恢复原有的乡村社会秩序,使"农"这个"本"能够切实地得到稳固。不论是谁都无心去做那种组织乡村、改造乡村以及教育农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种运动显然把中国乡村界定为一种"有问题的乡村",此种观念突出地体现在乡村建设派的思想和实践中。

  在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乡村建设派的眼中,中国的乡村似乎真的出现了一种危机。不过,农民并不是最先意识到此危机的先行者,是那些跟乡村紧密相关的工商业者,最先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以及这种危机给他们的"买办贸易"所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①[梁漱溟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表述,参见梁漱溟:《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8-989页。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林刚教授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一点]作家矛盾的小说,不论是《林家铺子》还是《春蚕》都跟这一主题有着密切的关联。

  显然,在20世纪上半叶早期,乡村经济已经不再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与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经济最终以大量进口低廉价格的农产品而遭受重创,以损失最严重的1930年为例,这一年上海从国外进口洋米7138担,当时国产米的价格是10167元一担,而洋米的价格只有9175元一担,差价达到了0192元。尽管在那个时代种粮农民连年丰收,但是"谷贱伤农","丰收反而成灾",农业经济近乎凋敝,祖祖辈辈依靠种植粮食的农民纷纷走向破产。②[参见郑庆平:《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9页]

  而自晚清以来便有的"兴农"论者或许并不会注意到农业衰败的国际背景,而一再强调走"文字下乡"的道路,试图以此来挽救那些在他们看来是"目不识丁之愚氓".③[参见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28页]这样就将那个时代农业停滞不前的原因一下子归结到农民的素质和能力上了,并认为这些又是由中国传统的旧制度造成的。自维新运动以来的变革思潮都试图要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刘师培甚至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极端态度,在其19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强调,中国的事情没有一样东西不该有人站出来去加以破坏的。④[参见刘师培:《论激烈的好处》,《中国白话报》1904年第6期,转自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58页]在这样的氛围中,乡村自然也是难逃被改造的命运。那个时代最具平民改造意识的晏阳初博士深信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在于经济,1934年10月他以《农村运动的使命及其实现的方法与步骤》为题在《民间》杂志发表文章,其中谈到:

  有些人把农村运动,看做就是"农村经济".固然,看到中国今日的农村,它的破产的情形,那样地悲惨,那样地可怕,谁忍说不应当赶快救济呢?但是农村救济,不过是一时的紧急事情;虽说它的要求很迫切,但是没有什么远大悠久的意义。若竟把农村运动,全看做就是农村救济,这未免把农村运动的悠久性和根本性抹杀了。⑤[晏阳初、赛珍珠著,宋恩荣编:《告语人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在1930年秋就已经坚信中国乡村的问题在于"愚、穷、弱、私"这四大疾病的晏阳初博士不大可能会有兴趣思考经济崩溃的社会与政治原因;另外,他自身的美国生活经验以及在法国华人劳工界开展识字教育的成功经验,使其更加坚信对人改造的重要性。此时的社会几乎就等于是由一个人群所构成的民族,社会的改造也就等同于民族的改造。在上引的同一篇文章里,晏阳初继续写到:

  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较任何问题都严重;它的根本性,也比任何问题还根本。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其他问题的一切努力和奋斗,结果恐怕是白费力,白牺牲。⑥[晏阳初、赛珍珠著,宋恩荣编:《告语人民》,第33页]

  这样一种民族危机论,显然不是晏阳初一人所为,而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投射。用"晏阳初模式"这样一个概念来概述那个时代一批以挽救乡村破败命运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是比较贴切的,这些人都像晏阳初博士那样怀揣着一种基督徒般的拯救使命去想象中国乡村的未来。费孝通在1948年8月就曾撰文评论晏阳初当时发表的一篇名为《开发民力建设乡村》的文章,他批评了晏阳初单向度地把中国乡村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农民自身的"不是"上去的思维方式,认为晏阳初是以传教精神去了解教育的。

  在费孝通看来,这种"传教精神"就是先假定了自己的"是"去教育别人的"不是",接下来费孝通写到:

  传教就是"以正克邪",被传的对象在没有皈依宗教之前,或者说没有弃邪归正之前,满身都是罪恶。所以晏先生先得认定了"愚贫弱私"的罪恶,然后可以着手"教育";以知识去愚,以生产去贫,以卫生去弱,以组织去私。①[费孝通:《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费孝通文集》第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505页]

  具体而言,迎合那个时代民族改造浪潮的并且遵循晏阳初模式的知识分子们真切地希望,通过人种的改造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农村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国家的诸多问题。而对于人的改造,最为文明也最行之有效的途径莫过于教育。因此,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多不否认教育改造人、进而改造整个民族的社会功用,并特别乐于把乡村看成教育最缺乏的地方,那个时代倡导优生学的潘光旦就曾说过:"中国农民之本质应不劣,患在尚无适当之教育以启迪之耳".②[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我们看待社会的观念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改造社会的行为。因为观念在为我们的行为进行着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不会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有任何的不妥。就如同医生,特别是有西医背景的医生,他们一般不会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可能给患者身体或心灵上带来的痛苦而感觉到有任何良心上的内疚。因为在医生的观念里,治病救人是他的责任,个体的痛苦则是次要的事情;甚至很多时候是用更为神圣化的语汇"天职"来加以修饰。而且,进入医生眼帘的所有人都应该是病态的,并且渴望着他们的诊治。每一位从现代医学院训练出来的医生也许都不会排斥这样的信条,即只要能够使病人的病情发生改变进而产生疗效,患者的其他方面也许是可有可无的,道德只是医生的次一级的装饰品。福柯晚年孜孜不倦地为现代医生脑子里那些毫无情理可言的观念进行考据学的挖掘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把这样一套医生的思考逻辑应用于社会中之后,会引导着人们不知不觉地把社会看成一个活的有机体,并认为疾病会从这有机体的身上生发出来。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诊治社会的医生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大的有机体运行的理论基本确立之后,医生是不肯谈论什么理论的;西医更是缺少这种整体论的关怀,头疼医头是西医中司空见惯的医疗模式,这种模式通过一系列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而成为现代医学的核心模式。

  确实,社会的医生并没有比一般的医生高明许多。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被不断地重构成为社会整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社会的疾病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会发生。虽然我们无法得出强有力的推论:医生的思维在影响着社会医生的思维,但是早期中国社会的改良主义者,特别是强调国民性改造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曾经受到过西医的熏染并最终放弃了诊治病人的医生角色而成为了社会的批评家和社会医生;并往往都会借此阐发宏愿,要努力去拯救患上疾病的社会。在这方面孙中山如此,鲁迅也没有例外。借助民族性的反省和批判,每一个国民都被重新界定成"病人".

  作为近代乡村运动的旗手,晏阳初则是把目标瞄准了中国乡村社会。他认为,所有农民都患上了他凭借理性所诊断出来的"愚、穷、弱、私"这四大疾病,因此需要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对此加以诊治。这种思考乡村和描写乡村的模式在影响着中国近代以来民众看待乡村社会的眼光;可以说这是一种医生的眼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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