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中国人的“权利”概念(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9 次 更新时间:2009-07-11 15: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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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进入专栏)  

  

  中国领导人似乎并不情愿对政治改革给予同他们所珍视的社会经济目标一样的重视,西方观察家对此感觉失望,但是那些受政策影响最深的人——普通的中国人民——多少有不同的感觉。如果观察一下最近爆发于中国的抗议运动,我们将发现它们大多框定在孟子、毛泽东而非洛克、杰斐逊的话语中。?

  天命的象征含义在许多农村的群众抗议中很明显。仅仅在几年前,湖南的农民就以公元前3世纪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历史缔造者、起义者陈胜、吴广的姿态起誓,示威的队伍行进在“替天行道”的条幅后并以此表达他们希望乡镇政府减低税收的要求。孟子的声音回荡在他们的言辞中:“民怒弥天”、“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怒”。同样有趣的是地方政府对这些反对声音回应时的姿态,在湖南的一个乡村,税务局在办公处所外张贴了这样的标语:“国家税收如同征收皇粮,不可违抗。”?①但是今天的现实当然比皇权时代改变了许多,当代的农民示威者拥有了其他更现代的修辞武器来进行对抗、斗争。今天的示威者以毛泽东意味的语句来宣称:“造反有理!”、“一切权力归农民”、“农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新地主下地狱!”?②?

  农民并非是惟一从皇权时代与革命启示中寻找资源的示威者,在农村附近衰落的工业中心,近年来同样爆发了相似的群众事件,1992年重庆纺织厂下岗工人的示威抗议就是其中一例。1992年11月该工厂宣布破产,3000个工人需要自己找新的工作,而退休工人每月的退休金也从原来的150到250元减少到仅仅50元。为了抗议降低的薪金,请愿活动就此展开。??

  带领游行队伍的退休工人们在武装警察面前下跪,声泪俱下地恳求道,他们只想向当局提出请愿,以此获得原有水平的退休金,也就是生存的权利……退休工人们称退休金是他们退休前劳动积累的体现,属于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在职工人称:我们只是按命令来工作,商业的损失是由于指导生产的经济计划中的错误所致,因此损失不应该归咎于工人。政府应该对工人的未来负责,并为他们提供工作与培训,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③?

  如果说剩余价值和经济计划的说法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那么以下跪为形式体现的对基本生存权利的要求则有更为悠久的传统。?

  我们在城市和农村的示威中都发现了许多孟子思想的表述。例如1995年的一个报告就曾经写道:“辽宁和四川的工人们常以游街或集会形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要求获得生存所需的食物。”?④社会学家李静君(Ching Kwan Lee)对最近关于中国劳工动乱的调查总结道“生存权的要求在示威标语中占最大一部分”。?⑤在生存要求的表面就是今天的工人对长久以来形成的抗议模式的回应。在毛泽东及其同志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也就是1922年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时,罢工宣言就称“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⑥而最近安源煤矿的几次请命示威中,退休煤矿工人要求更高的退休金,这更显示了中央领导设定的小康图景与工人实际的经济状况之间的差距。?⑦?

  当代中国工人对于生存和经济要求的示威话语中往往夹带着马克思主义的修辞:“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工人阶级万岁!”?⑧而他们更为频繁地使用中央领导人的口号,比如在安源请愿者的例子中就是“加强三个代表!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迈步进入小康!”?⑨这些看起来像是回应官员们的口号实际上却是对于基本生存权这一古老要求的宣扬。一篇报纸上关于北方工业城市沈阳一系列的工人示威的报道作了以下描述:??

  “工人在政府办公楼前游行抗议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心软的官员难以驳回他们对补助金与工资的要求,沈阳市市长说,人民是我们的人民,至少他们要能吃上饭。”?⑩??

  可以肯定的是,席卷今日中国城镇的示威浪潮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农村,随着国家对农业税的废除,土地纠纷取代了抗税示威成为触发集体暴力的主要因素。即便如此,对于社会经济公正的持续要求——它们往往以对生存的道德要求为形式——?依然是联系起其他不同事件的线索。尽管土地纠纷关注财产权,但也往往以道德经济的话语被表述。如,在广东顺德最近发生的抗议土地征用事件中,村民们向更高一级的官员抱怨地方干部“不关心农民是否有土地和生计”。11深圳附近的一次土地纠纷事件中,抗议者向外国记者解释道:“我别无选择,我有责任与其他村民一起为保护我们的土地而斗争。我们要斗争到夺回土地,因为那是我们的命根子。”12而温家宝在对这些土地纠纷的情况作出回应时也宣称:“一些地方非法占有农民的土地,并且不给予农民合理的经济赔偿和生计安排,从而在农村引发了群众抗议事件……我们不能在土地问题上犯任何历史错误。”13此番论述之后便有政府为建设更公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许下的大量承诺。这些事实均体现了对于人民过上体面生活这种权利的广泛认同,而这又暗示着,尽管中国政府对于美国人定义的人权似乎缺乏关注,但是国家并不必然因此遭遇道德的真空。?

  尽管美国也面临着贫穷或者流浪者带来的持续的社会问题,我们却从未发现当代美国出现要求经济正义的社会运动,反之,大规模的运动通常都集中关注对个人公民权的要求。例如,数不清的、有时甚至带上了暴力色彩的关于堕胎问题的对峙,在其中,“泛生命论”(pro?life)的拥护者将未来孩子对生命的“自然权利”作为其论点的依据,而“泛选择论”(pro?choice)鼓吹者则强调“生殖权利”,即妇女对于控制自己身体的“自然权利”,尽管对抗如此激烈,双方均认同在这些激烈的论战中,政府需要保护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不管是要支持还是推翻1973年最高法院对于韦德一案的决定[Roe V Wad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f 1973])。?

  再来想想当今美国持续存在的其他不稳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极端主义武装团体,这些团体近年来在整个国家大肆发展起来,它们声称杰斐逊派的基本论点可以联系到一系列针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恐怖主义袭击上来。14这些团体坚持认为它们的行动符合美国革命的精神,它们崇尚拥有武器以维护自由的个人权利,而这种基于第二修正案的自由成为了它们活动的主要原因以及美国大革命的永久遗产。15密苏里五十一武装团的一位成员如此解释道:“大革命主要的触发因素同样存在于今天,那就是任何人不能干涉一个自由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16在这些团体的成员眼中,他们特立独行的武装团是为维护个人自由的自然权利,对抗压迫性的联邦政府而存在的。他们的许多文章经常涉及18世纪共和党的思想——把武装的公民视为对抗专制的最好防护手段,在其中托马斯•杰斐逊提倡武力的论述更是经常被带着极度热情的人所引用。17

  在美国,甚至根本上是经济问题的示威都是限定在公民权利的问题上。“加州抗税运动”(California Tax Revolt)就是一例,它成功地挑战了向上升的财产税率以及1978年第13条款,并点燃了美国类似的示威抗议运动。18运动的领导者哈维尔•贾维斯从公民对抗专制的权利这一角度而非社会经济上的考量来为他的行动辩护,他说:“美国自由政府的全部基础事实上被没有限制的税收所破坏了,这种不断上升的征税只能带来专政。”19

  上文论述了中国和美国的主流在权利概念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于大众示威的意义,但我并非想暗示所有的中国人仅仅考虑社会经济的安全而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考量,这样的论断会像认为美国人仅仅关心政治自由而远离一切物质利益的想法一样愚蠢。在中国存在与民主政治相关的运动,而美国则存在妇女要求同工同酬所引发的平等运动,这些例子都足以使我们抛弃那种误解。20但我相信,需要强调两种政治文化之间的重要差异,这一差异不但体现在抽象的哲学话语中,而且体现在政治修辞与大众抗议中。正因如此,我对近年来美国社会科学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心论点是相当怀疑的,这些论点认为近来我们在群体事件中可以观察到的大众使用的“权利”话语是对公民权的新诉求,而这种诉求会对中国政府的权威产生根本性的挑战。裴敏欣在论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法制改革时,提出中国社会整体上出现了“上升中的权利意识”。立足于对改革历史的观察来展望未来,裴敏欣预言:“中国处于萌芽阶段的反对派可能会变得更有弹性,更老练圆滑地挑战对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抵制作用的政治体制。”21同样,欧博文和李连江在他们对当代中国农村抗议运动的研究中也指出,“作为一个公民这样的认识正在渗透进大众日常用语中”。“我们不能低估这些上升的权利意识以及国内的‘权利讨论’的隐含意义,尤其是在一个一直以来对权利的保护相当弱的国家当中。”因为“今天对权利要求的反抗力量日后将变成具有深远意义的反霸权结构”。22而大卫•茨韦格(David Zweig)也将中国“当前政治和社会的两难局面”归结于“不断涌现的具有权利意识的农民与贪婪的企业化官僚阶级之间的对抗”。23美尔•古德曼(Merle Goldman)则在她的《从同志到市民》中论述到中国大众“在20世纪最近20年来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不断发展的对权利的自觉意识,特别是对政治权利的认识”。她接着说,公民权和市民社会快速而大范围的发展所拥有的潜力可以“产生具有如西欧发展早期一般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24

  1995年中国劳动法对于势如潮涨的劳资纠纷的影响引起了国内观察者的高度关注25。玛丽•盖勒(Mary Gallagher)把这个新的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制度看作能促发“社会冲突的增加以及中国工人的权利意识”。26同样的论断也出现在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一篇最近发表于《商业周刊》的文章受波兰“团结工会”的先例的启发,热切地指其为“一场席卷中国的新劳工权利革命”。27

  毫无疑问,“权利”与“公民”两词充斥在当代官方与大众的话语中。但是作为拥有生存权利的公民的要求似乎更多地跟随着孟子和毛泽东的步伐而非洛克、杰斐逊的自由传统。1922年毛泽东在其所写的关于推进国家劳动法实施的文章中,确定了劳动法所应赋予的三种“权”:(1)生存权;(2)劳动权;以及(3)劳动全收权。28当然,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最新的劳动法中公民权的新含义就预示了民主革命会在此基础上发生。社会学家李静君对法律及法定权利作为工人与官员互动的一种模式化语言而印象深刻;而事实上,当她告诉示威抗议的领导人他们的行为是为公民的法定权利进行抗争时,她得到的是嘲弄:“工人的想法并不是先进的!”“法定权利?什么法律,哪里有法律?”291995年劳动法的条文是为实现政府目的而设计的:“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0

  中国政府本身就积极地在“生计”和“权利”这两个概念中建立联系。在2003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政府资助的作为庆祝中国官方杂志《人权》一周年纪念的艺术展中,该杂志主编将展览称赞为描绘了“中国政府和人民要求人权的斗争故事。并生动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小康生活和积极发展中国的人权事业的精神”。31?

  尽管当代中国普遍的“权利讨论”是由官方鼓励展开的,这却并不能否定这些讨论将刺激进一步的大众示威抗议运动。事实上中国人的“人权”概念实际上可能包含了“人民的权力”(people?s power)的含义。然而,对于从国家那里获得所需福利的愿望(T.H.马肖尔称之为“社会性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却不能等同于保护对抗政府的权利的要求(市民公民权[civil citizenship]),前者也不能等同于对于政治参与的要求(政治公民权[political citizenship])。更进一步,中国人的“政治公民权”(比如选举权,举行游行集会的权利等等)通常也被理解为政府授予的特权而非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安德鲁•内森指出:“中国的政治权利一直被看成是由政府给予公民的,它的目的是使公民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32

  中国的“公民”一词——就字面而言是“公共性的个人”——隐含的意义是政治共同体中集体性的成员资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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