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问灾区有什么新闻，这里未必有你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从灾区回来的人，带来一些鸡毛蒜皮的寻常事。那是一群从灾难中挣扎出来的人，努力回归原先生活的轨道，是一群和你我相似的小人物的悲喜情感，是一些关于生存的命运纪录。
很难解释，“生存”是什么。在四川，有人孤身离开充满悲伤记忆的家，离开怀孕的妻子，远赴外地“讨生活”，也有人紧紧守在已倒塌的房子周围，守在埋葬儿子的墓地旁，苦苦等待好日子的到来。
拼搏，苦熬，这些词，并不能道出有关生存的全部内涵。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式。
一年前，一场大地震，许多生命被夺去了。那时，我们曾经祈祷和祝愿，祝愿逝者灵魂安息，生者在迷途中重获希望，在伤碎之地慢慢消去苦痛。接下来，日子该怎样进行，血脉如何延续？那时，谁也不知道。
眼看着，一年就过去了。对于灾区之外的许多人来说，曾经发生的那场灾难就像一个遥远的背景，它就在那里，不曾被忘记，但也并不真切。人们散乱地传递着那里的许多消息，一些英雄被树立起来，又被推倒在地，一些悲伤的高潮被反复掀起，然后又迅速归于忘却。荣耀一个又一个上台，争议一个又一个扑来，在眼花缭乱的变幻中，那些最寻常的人的形象，却始终模糊。他们不会说很漂亮的话，也没有太离奇的经历，然而在这场灾难的背后，他们承受了最大的生离和死别。
今天，我们惶恐不安地重回灾区，生怕再次触碰到人们心底的伤疤。我们重回，不是为了纪念而简单地旧事重提，也不是将此视作新闻盛宴，认为自己不能缺席，更不是以猎奇的眼神去刺探灾区，用以赚取人们的关注。我们想说，任何借题发挥，或借此灌输不着边际的宏大理念，此时此刻都不是最佳时机。
这一年来，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的，是一些无法按捺的牵挂和思索：灾区曾经和正在发生什么？父母们的眼泪干了吗？孩子们的新教室结实吗？锅里有肉吗？每个细节都让我们牵肠挂肚。
我们每每也想知道，一年时间，生命有没有自行寻找到出路？
地震过后，有些东西永远凝固了，譬如汉旺的钟楼、北川的县城，以及映秀小学的废墟。在这些地方，时间仿佛再也没有光临过，大朵山茶怒放，课本再没有多翻一页，门依旧开着。有些人偷偷来看一眼，然后捂着胸口匆忙离开。因为，谁也无法承受这静止的悲伤。
然而生存终究不能停下：那种最普通的人，以及最平凡的处境。从地震结束的那一刻起，一种坚韧的力量就开始生发。它不是来自动员，也不是来自安慰，而是来自人类体内最原始的生命本能，只要人活着，就不会消亡。
在四川，在地震一年以后的四川，确实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那些身往灾区的旅游者，到过每一个遗址，拍下每一座倒塌的楼房。他们因为还埋在废墟底下的死者数字而惊呼，然后带着一种悲怆离去了。他们错过了灾区最真实的东西。
而最真实的东西在拥挤的板房里，在凌乱的店铺里，在充满平常人的生活里。在这些地方，你甚至找不到什么新鲜故事，多半是为了房子担忧，或因生计发愁。高兴的事情也都细碎得很，可能是新领到了两床棉被，在山西读书的儿子考得了好成绩。
然而这就够了。在被地震毁损的几千平方公里土地上，正是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交织起来，才构成最动人的乐章。这些个体命运不够宏伟，也未必惨烈或激荡人心，但却蕴藏着深沉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变成一砖一瓦重建家园。
我们也注意到，许多人的生活仍未回归正常。有的母亲，还在丧失子女的痛苦中煎熬，其中一个，直到如今还在靠酒精的麻醉才能勉力支撑。有的人始终不能从梦魇般的经历中醒来，甚至宁肯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居无定所，有些人彷徨无依。
对他们来说，苦难依然在延续。能找回一种最普通的生活，对他们乃是一种奢望——很多人，其实从来就没有要求过更多东西。
今天，随着又一个时间节点的到来，人们最初退去的激情正悄然回来，逐渐回归常态的灾区，正重新点燃人们的好奇，媒体再次掉转镜头，对准人们最不堪忍受的景象。对此，我们只想说：嘘，请保持静默。
因此，一年以后，我们重回这里，只关注日常生活和微末故事，企望发现这片土地上的平凡动人之处。正是抱着这种愿望，我们住进了映秀的板房宾馆，来到了汉旺的工地，走进北川的老县城。我们还想知道，那对将儿子背回家的夫妇后来怎样了。
平常的故事，平常的悲欢，和一些七零八落的生活琐事，地震一年后，这就是我们在灾区最常见到的东西。这里没有不得不说的新闻。如果非说有，那就是，看看生命如何在寻常处找到出路，看看一场巨大的灾难，刻骨的创伤，最终如何消化在日常的细节里。
路
本报记者 林天宏
走在连山坡村雨后泥泞的山路上，程林祥总会产生一些幻觉。
有时，大儿子程磊会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还是七八岁时的模样。儿子牵着他的手，高高扬起下巴问：“爹爹，咱家什么时候能买一辆汽车啊？”
有时，他也会隐约看见父亲程瑞全走在前面不远处。老人裹着穿了10多年的蓝色围裙，背着背篓，拎着一把锄头，锄去路面上突出的山石。
但大多数时候，这个中年人不得不回过神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的大儿子和父亲，都已经不在了。
去年的“5·12”大地震中，映秀镇漩口中学的高一学生程磊，在倒塌的校舍中遇难。程林祥与妻子刘志珍，冒着余震，步行了50里山路，把17岁儿子的遗体背回了家乡水磨镇连山坡村，并把儿子安葬在家后面的山坡上。
上个月，程林祥70岁的老父亲程瑞全，又在家门口这条山路上出了车祸，连人带车摔下了数百米深的悬崖。
现在，这个39岁的男人只能用忙碌的方式，来暂时麻木自己，不让自己想起这一切。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巴，去山下的镇子上买水泥，他要和山上的邻居们一起，修好这条“该死的”山路。
车祸
这是从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深处通往山下水磨镇的唯一一条道路。
路长1．5公里，是在山体上一锄头一锄头硬生生挖出来的，路面最宽的地方不足4米，最窄处仅两米多点，下面就是数百米深的悬崖。一旦遇雨，路面和沼泽地没什么区别，一层厚厚的泥巴，“就连下坡都要使劲地踩油门”。
去年的大地震，又震松了山路旁的岩壁，稍有点风吹雨打，山上就会往下滚石头。路面被震裂了，很多地方裂开了数十米长、半米宽的大口子。
一年来，这条路上接连已经死了两个村民，都是开车时稍不小心摔下了山。对于大山深处的连山坡村一组13户人家、58口人来说，这条路已经成了“随时可能送命的老虎口”。
事实上，只要头一天下雨，次日一早，程林祥的父亲程瑞全就会默不作声地出去修路。生前，老人一直渴望把这条土路修成水泥路，可村里根本没这个财力。老人能做的，只是用锄头把滚到路面上的山石锄掉，或是刨些泥土，把被雨水冲开的大口子填上。
程瑞全从17岁开始做木匠。他的手艺，在当地很有名。前两年，老人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平常已不大接活了。但地震后，很多倒掉的房子需要重建，人们纷纷找上门来，老人只得重新出山。
3月20日，是农历中的春分。吃过早饭，程林祥便开着自家的小四轮，载着父亲和妹夫下山干活儿。他母亲原本并不同意他们这天出去，因为“就连过去的长工，春分都得休息的”。但要盖房子的人太多了，他们耽搁不起时间。
小四轮就快没油了，出门前，程林祥咕哝了一声：“今天开出去不知道能不能再开回来。”这句话让边上的妻子刘志珍听见了，她气恼地质问：“这叫啥话？把油加满了就是了！”
程林祥也不还嘴，载着父亲和妹夫下了山。可10分钟后，这辆车子就再也开不回来了。
这段山路中部有一处大拐弯，路面裂开个大口子。往常程林祥每次经过这儿，都会小心翼翼地放慢速度，可这天，小四轮的马力总也加不上去。他有点着急，踩了脚油门。
那一瞬间，他感觉车轮在口子上剐了一下，“好像完全不受控制”地冲了出去，在悬崖边上打了个弯，翻下山去，一头栽进了山下的河里。
悬崖下松软的草垫保护了程林祥和他的妹夫，他俩滚下了几十米，奇迹般地竟没受伤。可当他俩在一块山石边找到程瑞全时，发现老人的头被撞了个大口子，满脸是血。待两人费尽气力将老人背上路面时，已经没气了。
援手
刘宏葆到程家那天，正是4月4日的清明节，老人的丧事已经办过了十多天。
刘宏葆是广东佛山援建水磨镇工作组组长，到水磨工作已经9个多月。有一天，他无意中听人说起程家夫妻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回办公室后，他从网上找出相关报道，仔细看了几遍。
“没想到在这样的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伟大的父母。”作为一个父亲，他“感动感慨得不得了”，清明节一早，他领着8个同事，开了两辆越野车，带着些钱和慰问品，上连山坡村去看望程家夫妻。
那天早上，天上飘着小雨，山路又成了沼泽地。就连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开起来都“像开船一样”，汽车的轮子在悬崖边一个劲地打滑，吓得刘宏葆“一身冷汗”。
这天，程家夫妻也早早起来了。他们在家门口摆了一张供桌，放了一些供品和黄色菊花，祭奠老父亲和大儿子。刘宏葆9时左右来到程家时，祭奠已经结束了。夫妻俩把菊花抖碎了洒在地上，家门口一地的黄色花瓣，星星点点。
前一天，村干部向他们打招呼说刘宏葆要来的事。夫妻俩特意为工作组备了一桌饭菜——腊肉、豆花、土鸡蛋，摆满了整张桌子。但刘宏葆说自己“一口都吃不下”。他直截了当问刘志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来水磨镇之前，刘宏葆是广东佛山市的市长助理，在当地主持过高能耗产业的转型工作。他曾淘汰了佛山一大批高能耗的陶瓷产业。如今，地震之后重建的水磨镇，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地震之前，这个被青城山、卧龙、三江等著名旅游景点环绕着的江边小镇，却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能耗工业区，有着州里最大的水泥、电石、稀土等高污染企业，镇上的许多农民，都在这些工厂里打工。
但山上的村民们很不喜欢这些企业。自从工厂的烟囱开始冒出浓烟，刘志珍家的田地里，几乎连玉米都种不活了。“我们就算饿死，也不想去这样的厂里打工。”她生气地说。
地震之后，很多工厂都被震塌了，处于半停工状态。借此机会，刘宏葆与阿坝政府协商，想把这些高污染企业统统迁走。他请来北京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做规划，目标是把水磨镇打造成一座以旅游业与教育业为主的全新小镇。
他的另一个任务是，修好那些地震之后损坏的道路。水磨镇下属的18个自然村，刘宏葆都带着同事去过，但像连山坡村这样危险的山路，却很少见。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把门口这条路修成水泥的？”面对亲自找上门的刘宏葆，刘志珍犹豫了老久，终于开了口。
刘宏葆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这个“忙得已经半年多没睡过好觉”的中年男人，甚至很细心地帮助程家看了看风水。原本这条土路直接对着程家的大门。他让程家等路修好后，把门的方向改一改，或者在门前加个照壁，“挡一挡晦气”。
“我要把水泥路修到程家的大门口，但我更希望把镇子重建好。”
事后，他解释说，“我不仅是在修一条方便通行的路，我要修的，是一条帮助他们通向城镇化的道路，让他们的命运发生根本的变化。”
愿望
得知刘宏葆要来的消息，头一天晚上，刘志珍一夜没睡着。她翻来覆去，想着该不该开口，让“这个大官”帮忙修修这条路。
那些天，程林祥几乎吃不下、睡不着。大儿子死后，他有大半年没怎么出去做活儿，才刚刚忙起来，却又因为自己的疏忽，送掉了父亲的命。他一夜夜躺在床上流泪，刘志珍甚至一度担心丈夫会疯掉。
妻子非常理解丈夫的自责。在大儿子程磊死后，刘志珍也总觉得是自己把儿子害死的。
程磊初三毕业那年，差了几分，没考上汶川县最好的微州中学。本来花上4000元，就可以上那所学校，但程磊当时谈了个“朋友”。为了把他俩分开，刘志珍坚持让儿子上了映秀镇的漩口中学。
自从儿子死在倒塌的校舍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母亲每天都躺在床上不起来。她一度想到过自杀，可死在哪儿呢？如果死在家里，就成了全家人的负担，可如果不死在家里，“又怎么能和儿子在一起呢”？
自从《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对夫妻背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后，全国许多的好心人，纷纷捐钱捐物，安慰这对夫妻。一个来自广东的熊姓企业家，去年6月还专门来了趟程家，承担起他们二儿子程勇从初中到大学的所有费用。
最让刘志珍感到安慰的是，二儿子程勇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地震之后，水磨中学的校舍成了危房，在这所学校读初三的程勇，去了离家100多公里以外的眉山上学。每到放假，才能回家看一看。
原本，这个15岁的小男孩儿很调皮，在班上是“让老师头疼的人”。但现在，他学习很努力。上学期末，他的总分已经进步到班上第二名。学校特意给程勇发了2000元奖学金，他原封不动地上交给父母。刘志珍告诉他，可以用这笔钱去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我还是把钱存起来吧，以后上大学用。”程勇回答母亲。
这个原本悲伤的女人，逐渐变得坚强起来。她把那些好心人的电话都存在了手机里，逢年过节，主动发短信问候。“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下去呢？”她时常这么问自己。
公公遇难后，刘志珍一手操办了老人的丧事。周围的邻居说，“村上十几年来没见过这么风光的葬礼”。可看着丈夫一天天消沉下去，她心里“像刀扎似的”。
刘宏葆上门那天，有一同来的佛山记者问她：“家里这么困难，你怎么不和我们领导要房子、要钱，要修这条路做什么？”也有相熟的邻居笑话她“猪脑壳，进水喽”。
“以前我有两个儿子都不怕，现在只有一个了，我还怕什么？”她回答：“修路是我公公生前的愿望，我要帮他完成。”
当然，刘志珍心底也还有一个愿望：每次下山，她都绕着去镇子上正在新建的汶川二中看看，虽然“看不明白建筑的学问”，但她希望佛山的援建队能把这个学校“修得牢靠些”。
“以后，老二就要在这里读高中了。”望着山坡下的汶川二中工地，她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到时候，我就能告诉他，要是再遇上地震，你就不用往外跑了，待着别动。这个教室很安全。”
准备
“狗日的要修水泥路喽！”对于这个原本宁静的小山村来说，这消息就像一粒火星子丢进油锅里一样炸开了。
从4月初决定要修路开始，连山坡村一组的50多个村民连续开了5次会。很多村民丢掉了原本的工作，从成都、都江堰等地赶回村子里，商量起这件“自家的大事情”。
但经费实在太紧张了，整个镇子都在重建，到处都需要钱，建材的价格一直在猛涨。刘宏葆挤了挤预算，从原本的工程抢险资金里抽出30万元，可这笔钱也只够购买砂石和水泥，以及租用必须的机器设备。
而且，村民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村民希望修路能买自家的砂石；有些人地里的青苗会被毁坏，他们想着要点赔偿；有人开始时捐出了自家的几块棕垫，可回家被老婆一说，又反悔了。
这些没读过多少书的村民们，开始动用自己所有的生活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自发组成的修路队，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10多岁的女娃，全部是义务参加。他们在一张中学生的作文纸上，写下了连山坡一组58个村民的名字，出工的人画上一个圈，缺席者画个叉，每缺一个工，就罚款60元钱。
为了节省经费，村民们动用各自全部的社会关系。搅拌机是一个在镇上修摩托车的村民从表哥那儿租来的，每个月900元,比市场价少了300元；另一个村民找朋友买了200多吨水泥，每吨比市场价便宜了30元，光是这一项就节省了6000多元。
修路队成立了4个小组：施工指挥组、测量组、材料采购组、财务监督组。每个组的“领导成员”有3人，由村民自发投票、选出村民小组里“最有威信的人”担任。每天晚饭后，他们就集中在程林祥家里，分配第二天的工作，协商正在出现的问题。
程林祥也慢慢从消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这些天，他正带着一帮年轻人，到10多里地外的深山里砍树，然后用摩托车拖回家里，加工成一块块2米来长的木板，供修路使用。
按照山里的风俗，在父母过世后的100多天里，做儿女的不能剪头发。程林祥两个多月没剪过发，头发已经很长了，上面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木屑。可他只管埋头加工木板，甚至都顾不上抖一抖。他手上那些掉了漆的木工工具，都是父亲留下的。
“忙起来就不会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了。”他说：“我要修好这条路，帮爹爹完成他的心愿。”
山下的刘宏葆，正忙着镇子的重建，没有亲自过问这条路的进展。但从旁人那儿，他或多或少听说了一些修路队点点滴滴的故事。
“村民们太值得尊敬了。”他感慨地说：“如果灾区的老百姓都能够这样自救，那地震后的重建工作该省多少心啊！”
4月29日这天晚上，在修路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刘志珍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又地震了。这条山路上挤满了从山上滚下的大石头，她怎么也爬不过去，可程磊突然间出现在她眼前。他让刘志珍抓住自己的脚踝，带着她慢慢飞到了一块平地上，把她放了下来，然后就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这个母亲和旁人回忆起了这个梦，很认真地问道：“你说，军娃（程磊的小名）是不是想告诉我，这条路一定能修得成？”
那个人还没有回答。她就自顾自地点了点头，笑着说：“我想，一定是的。”
夜话
夜深了，山里下起了小雨。
这是4月30日晚上9时许，修路队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材料和机器设备全部到位。山路太窄了，搅拌机和水泥运不上去，只能放在半山腰的一块空地上。
担心材料和机器被人偷走，修路队的壮劳力们自发组织了一个守夜队，每天轮流排班守夜。他们住在堆满水泥的救灾帐篷里，有人从山上的家里抬下了一张木床。
这天下午，在这条山路上，修路队差点又出了车祸。前一天夜里刚下过雨，一辆运砂石的小四轮打滑失控，半个驾驶室已经冲到了悬崖外。幸好后面装载的砂石很重，才没有摔下山去。
“狗日的，差个两秒钟，我就没命喽！”这天晚上，正好轮到这辆小四轮的司机程建超守夜，在一片漆黑的帐篷里，这个19岁的大男孩手舞足蹈地回忆起那惊险的一幕，嘻嘻哈哈地笑着。他的哥哥程建学原本在映秀镇打工，在去年的大地震中失踪，至今没找到遗体。
“你小子积德了，命大啊。”一起守夜的几个村民也大笑着。在外人看来，他们谈论的好像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山村的夜很冷，4个守夜人只能挤在一床被子里取暖，有人打亮了打火机，点上一根烟，在微弱的火光下，可以看到从嘴里呵出的阵阵寒气。
但接下来讨论的，却是一个很热闹的话题。有人问道：“你们说，等路修好了，我们该怎么感谢佛山的人？”
“摆上三天三夜酒席，请他们喝个痛快。”程建超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人家有纪律，不能喝酒的嘛。”有人表示反对：“我们送他们山上的特产、土鸡蛋，城里面卖一块钱一个呢。”
“那些东西吃几天就吃光了嘛。”又有人表示反对：“我们还是送锦旗，写上我们所有人的名字，敲锣打鼓给他们送去。”
“我们给这条路取一个名字吧，和佛山有关的。”沉默了很久的程林祥突然开口说：“我想好了，就叫佛援路，佛山援助的路。”
不过还没等别人说话，他又否定了自己的建议：“佛援路不好，不好看，还是叫佛缘路吧，我们和佛山有缘分。然后，再给它刻块石碑，能传个几百年。”
“老程，你还真有两下子啊！”有人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夜里10时多，累了一天的人们逐渐沉默了，雨越下越大，打在帐篷的顶上，叭叭作响，远处隐约传来几声低沉的狗吠。透过厚密的雨幕，在暗灰色的天幕下，有着大山沉默的侧影，山岭的最高处，闪烁着几道微弱却又清晰的灯光，温暖着守夜人的视线。那儿是他们的家。
开工
佛缘路终于正式开工了。
5月2日早晨8时，修路队的人们吃过早饭，陆陆续续来到程家的大门口集合。这儿热闹得“像赶集似的”，就连路旁猪圈里的几头大肥猪，也兴奋得嗷嗷直叫。
开工之前，程林祥把自家的饭桌端到门口，搭成一个临时香案，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开工仪式”。桌上摆着四碗供品——土鸡蛋、豆花、蛋糕，以及一块切成方块的肥肉。他点燃了蜡烛和香，烧了一叠纸钱，又磕了三个头，求山神保佑施工顺利。
进入4月中旬以来，这里便进入了连绵的雨季，雨陆陆续续下了半个多月。但开工这天却是个大晴天，十几天都隐没在云层后面的太阳，此刻从云缝中探出头来，阳光温暖地铺在山路上，香案上的两个酒杯，反射着柔和的白光。
“真是个好兆头哩！”有人兴奋地叫道。
按照先前的计划，修路队分成了两个部分，大部分青壮年到山下的搅拌机那儿搅拌好水泥，然后用小四轮送上山来，老人和女人们都留在山上。他们要用木板搭出槽子，用来固定水泥路面。
现在，有人用镰刀削好一根根木桩，有人负责把它们捶进土里，还有人把木板横过来钉在木桩上，一块块连接起来。这道流水线的工序高效而有序，不到一小时，程家门前十几米的山路，就被木板整齐地包围起了。
不过，山下的男人们却碰到了一些麻烦。
小四轮的马力太小了，装载的水泥又太重，当车子行进到一个坡度很大的上坡处时，就怎么也爬不动了。司机连忙打电话，把山下的壮劳力们喊了上来帮着推车。
小四轮和男人们一起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声，人们的身子倾斜，用力紧绷着，和路面的夹角越来越小。用了半个小时，小四轮才终于爬过了这个土坡，来到程家门前。
由于用时太长，拌好的水泥即将凝固。等候已久的老人和女人们一拥而上，用锄头把水泥快速地扒下车斗，有人拿着手动压路机，开始平整起路面。
这儿的许多村民都有修路的经验。过去镇子上修路，他们去打过工。不过，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们是在为自己修路，由此引发的心情，也很复杂。
“以后赶猪下山去卖，就好走多喽。”有的人兴奋地说。
“我们以后就成立一个专业修路队，去帮人家干活，狗日的赚他一笔钱去。”有人用玩笑话表达着自己的愿望。
“走了几千年了，都是泥巴路，搞什么水泥路嘛。”一个70多岁的老妇人嘟囔着，用锤子使劲地把木桩钉进地里。
直到上午11时左右，这条大山里从古至今的第一条水泥路，终于有了最初的模样。尽管此刻，它仅有1米多长。
中午收工时，前一天才从佛山赶到水磨镇的一位摄影记者，想要给修路队拍一张集体合影。虽然山下的几个壮劳力一时上不来，但留在山上的人们，却有些迫不及待了。
刘志珍大声指挥着人们，拿起自己的工具——锄头、铁锹、锤子，站好自己的位置。现在，她是村里公认的“女强人”，人们都有点“怕”她。一个穿红短袖的村民，甚至被她指挥着爬上了一旁的小四轮，因为那样站得高，“拍起来会比较好看”。
可真正拍照的时候，这个“女强人”却“露了怯”。
修路队的成员们看起来个个都有些紧张。他们一脸严肃地盯着镜头，摄影记者喊起了“一、二、三”时，原本板着脸的刘志珍，突然间“噗哧”一声笑了。她很不好意思地用手捂着脸，干脆哈哈大笑起来。
祭奠
下午5时过后，水泥路面已经铺出去10来米了，可刘志珍却放下工具，悄悄回到家里。
按农历，这天是四月初八，也是程磊周年忌日。可大家都在忙着修路，程林祥说：“既然电视上都说‘5·12’，那就到那天再办吧。”
但这个母亲却放不下儿子。她从厨房的斗橱里抽出两根蜡烛和一些香，还有三叠纸钱，拉开吱吱作响的木门，往后山坡上走了。
地震后，很多人都劝她搬到山下去住。有一个北京的企业家甚至愿意资助他们，在山下的镇子上买一套房子，但这些好意都被刘志珍拒绝了。
“我要在这里陪着他。”沿着崎岖的山路，她边走边说，“如果我搬到山下去住，儿子在这里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当初我把他背回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程磊的坟离家很近，走上5分钟就到了。她蹲下身去，熟练地插上蜡烛和香，用烛火点燃了纸钱。
已经整整一年了，这座用石头垒起的小小的坟茔上，爬满了茂密的野草。坟前还有不少供品，这一年来，陆陆续续地有不少来访者，在这儿祭奠过这个17岁的男孩。
几个月前，在清理程磊的遗物时，刘志珍意外地发现了儿子初三时写的一篇作文，是儿子写给她的，题目是《成长的路上，她牵着我的手》。虽然那些用蓝色钢笔墨水写成的字迹，已经略微有些褪色，但每一个字，刘志珍都记在了心里。
在作文的结尾，儿子这样写道：“……在我成长的路上，她总是牵着我的手，带着我越过一道道高坎，翻过一座座大山，她从不放开，也从不厌烦，她，就是我的妈妈。”
可现在，这个母亲却不能确定儿子的灵魂是否已经回家。程磊死后，刘志珍许多次地梦见儿子，可他几乎没有在家里出现过。
只有一次例外。2009年的春节，家里大门上的门神画像旧了，刘志珍把它揭了下来。当天晚上，她就梦到程磊从外头回来了，坐在堂屋的饭桌前，说自己要吃炒黄瓜。可吃完后，他放下饭碗，转身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总担心他回不了家。”回忆起这个梦，她揉揉被纸灰迷住的眼睛，低声说道：“等路修好了，他来来回回的，也好走多了。”
山林里一片寂静，回应她的，是微微抖动的烛火，与纸钱燃尽后冒起的一缕青烟。坟边有一大片不知名的黄色野花，它们只在春天开放。
收工
夜色慢慢笼罩了佛缘路，已经是晚上7时多了，修路的人们不得不收工。他们带着疲倦的身躯，大声讨论着明日的工作，沿着山路各自回家。小山村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沉寂。
5月2日这一天，修路队并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水泥路面只铺了短短的10多米，按照之前每天40米、40天完成的计划，显然差距不小，但程林祥依旧信心满满。
“万事开头难嘛。”这个男人扛着手动压路机，笑着说，“等过几天熟练了，说不定能超进度完成任务呢。”
结束了祭奠的刘志珍，此时已经在家里做好了饭。丈夫辛苦了一天，她特意多做了几样菜。吃了几口，程林祥突然放下筷子，走到那台用了14年的21英寸旧彩电前。他拿出一张碟片，放进VCD机里。
2008年春节，在广东打工的程林祥的弟弟程平，带着新买的DV回老家探亲。他给热热闹闹的一家人拍了录像，然后刻成了光盘。不过，碟片被看得多了，卡得很厉害，就像是一张张照片的回放。
那个时候还没有地震。在这条熟悉的山路上，程瑞全老人依旧裹着他的蓝色围裙，侧着身子对着这台“新鲜玩意儿”，脸上有着孩童般的微笑。
长大后的程磊一直不爱照相，二弟程勇和一帮娃娃恶作剧般地把他围在中间，他逃避着镜头，露出羞涩又无可奈何的神情。
碟片的最后，是一朵朵在夜幕中腾空而起的烟花。那是大年三十那天，程林祥带着二儿子程勇下山去买的。夜里12时，程磊亲手点燃了一根烟花，在绚烂的花火中，一家人快乐地大喊着：“过年喽！”
在不久的将来，这条程磊燃放过烟花的山路，会变成一条平坦的水泥路，这条路有一个他父亲取的名字——佛缘。这条路从他的家门口蜿蜒而下，在它的尽头，一座全新的小镇也将拔地而起。
在那里，会有一座30多米高的汉式楼宇，名叫“春风阁”，它将是震后汶川的新标志；会有世界上第一条1200米长的羌族风俗街，楼上是住宅，楼下是商铺；还会有从汶川县城迁移来的阿坝师专。这座岷江边美丽的川西小镇，将迎来成群的学生和络绎不绝的游客。
而在程家这座略显简陋的二层小楼里，这个17岁男孩和他的爷爷，也从来不曾真正离去过。他们就这样活在已经泛黄的电视屏幕上，活在夹杂着饭菜香的空气中，活在程林祥眼角滑落的眼泪里。（摄影：穆纪武）
映秀：临时与永恒
本报记者 张伟
1 从某种意义上说，映秀镇目前并不存在——如果你也承认，单靠废墟和铁板房并不能搭起一座城镇。这里仍旧有很多人，在镇子四周，身穿橙色制服的外来工人溜达着，脸上沾满灰土。在小镇西部的神箭大道上，妇女和儿童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坐在货车后面招揽生意。此外，就是那各式各样的旅行者，他们撑着伞，戴上墨镜，背着硕大的旅行包，跟在手持红旗的女导游身后，在镇里穿行，并不时停下来拍照。
事实是，这里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是一座由短暂的繁华堆积而成的板房小镇。只是你不能说这就是映秀，它顶多只能算作过去映秀的一个倒影，或者，从旧映秀拾起的一副骨架：店铺里没什么生意，麻将桌被搁置起来，或者支在不容易看见的地方。街道上那些脚步匆忙的人们，多半并不相识，甚至，这里根本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听不见鸟叫，连撒欢的猫和狗都难得一见。这并不是一座过往川西小镇应有的模样。
如今，在映秀，一切给人的感觉都是暂时的。人们住着蓝顶和白墙搭起的临时住所，与临时的邻居拌嘴，孩子们在临时的校舍里七嘴八舌，公务人员在临时的办公室里清点着商铺数量，审核着结婚材料。有时候，这里连婚姻都像是暂时的，十几对破碎的家庭不知不觉就拼在一起，没有仪式，有的甚至不需要法律手续。当一男一女，并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就无声宣告了一段新生活的开始。
在一家板房商店的门口，坐着一个眉头皱起的女人。她50来岁，穿着印花的绸布上衣，脚上拱着拖鞋，暗暗发愁。她说，没有房子，她不能踏实下来重新规划生活。不到一年的时间，她搬过3次家，就在前几天，镇干部来告诉她，现在的住所马上要被拆除，她又要搬家了。
“过一天，算一天。”这样的不安定感不仅属于她，也潜藏在许多人心里。尽管商店里已经摆满所有需要和不需要的货物，尽管笑容早就爬回人们的脸上，但要说找回安稳的生活，只怕还为时过早。
安稳的生活曾经有过，但与映秀镇一起，被从平地上抹去了。地震在一瞬间完成了第一步，它把有热闹集市和曲折小巷的映秀镇，摇成大块的断壁和挂满裂纹的危房。从那之后，人工的拆除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炸药和推土机一起用力，残缺的城镇轰然破碎、倒塌，然后被填埋。一个月以前，人们还能指着废墟，辨认出从前的市场和自家房子，而现在，那里什么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一片平地。
在推平的废墟之上，一个新城镇正在被规划。映秀太小，它被两条大河和几座山峰团团围在中间，除了废墟底下那一片平地，根本找不到落脚之处。因此，人们怀着复杂的情绪，接受了这个有点残酷的现实。他们刻意不去想新房子的下面将会埋着什么，那可能是许多曾经温暖的家庭、热闹的店铺，也可能是永远甩不掉的记忆。
2 对于过去，人们情绪的确复杂，这从他们对待废墟的态度便可看出。“漩口中学”遗址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它就伫立在映秀最大的板房区北侧，隔着一条马路，每天来来往往的人，都免不了看上几眼。不过，地震后完好立在楼上的“漩口中学”4个红色铁制大字，被人摘了下来，扔在废墟一侧，生了铁锈。
另一座建筑的命运更加曲折。在人们迫不及待将废墟推平的过程中，它原本已经被爆破，向北倾倒，但忽然传来消息，说镇上要保留几片废墟作为将来的旅游景点，于是，它连忙又被保护起来，还进行了加固。
在许多年以后，人们也许只能通过这些废墟，追忆从前的映秀镇是什么样子。但现在还不需要，因为那一切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一个脏兮兮的瘦小男人，抓起一幅平面图用手比画着，路从这里进来，这是交警大队，这是农业银行。然后，他用寥寥数语复活了整个小镇。
如果你在镇上走，停下来和每一位幸存者闲聊，就可以凭借他们平淡讲出的细节，拼凑出小镇映秀曾经的模样。那是一个让人满意的地方，热闹、富足，每个人都能在脑瓜里搜集出最好的片段。刚刚初中毕业的小静喜欢逛街，对她来说，那个小镇很大，她能钻进一条条弯曲的巷子，找出藏在巷子深处的服装店、卡拉OK歌厅和网吧。读6年级的马红秀喜欢去山里玩，她把秋天的落叶捡回来，满满地夹在书里。而那个81岁的老妇人虽然只剩下一颗牙，却攒了一肚子故事。她能从几十年前开始回忆，并给外来的客人唠叨起最细碎的个人恩怨。
几乎所有人都愿意提起一个叫“市场”的地方。那是个集中了所有繁华记忆的十字街头。平房和楼房密密麻麻地挨着，服装店挨着五金店，不远处又有铁匠铺，最有名的烧烤店和最大的录像厅相距只有几分钟路程。最干净的是牙医的小铺子，而理发店里的小姑娘打扮得最好看。
现如今，黄土和瓦砾替代了牛羊和少女。唯一立在空荡荡的地面以上的，是两棵黝黑的老香椿树。60岁的罗术清就站在那里，喃喃回忆起过去。老香椿树原先就在他的院子里，他舍不下自己那十几间小青瓦屋顶和白瓷砖墙壁的房子，舍不下院子里那棵十几年的李子树。再过一个月，李子一熟，整个大院儿里四五户人家的小孩子都该来偷李子吃。但是，房子倒了，有的老邻居死在倒塌的屋子底下，李子树也被砸断，只剩下枯黄的树桩子埋在土里。
地震夺走的这一切，牢牢刻在他心里。老罗用自己沾满泥巴的黄胶鞋尖四处画着，哪里是自己的院墙，哪里是排水沟，都清清楚楚，甚至连几年前刚盖起的厢房地基线在哪里，他都能从一片泥土之上指出来。他在这里住了30年，生了两个儿子，养着8头猪，如今，只剩下那两棵大儿子生下不久就种下的香椿树，以及没有被埋住的黑运动鞋、木桌子腿和竹笊篱，证实着他的记忆。
但这些支离破碎的情节，并不能再现这个曾经拥有1．8万人的小镇全貌。就好像满满当当充塞在板房里的那些旧家具和旧电器，也并不能把人们带回过去的生活。这都是从废墟底下挖出的家产：被砸碎了边儿的白瓷花盆里种上了花，但已经干死。鸟笼里没有鸟，摩托车灯被砸碎，冰箱和电视机上也带着裂痕。这是从倒塌的房子里抢救出来的仅剩的财产。
3 在映秀，如果你愿意，你能听到许许多多关于房子的故事。
渔子溪村一对老夫妇，拉扯着一大家人，花光了全家19万元的积蓄，盖起了两层楼房。地震前的那个春节，他们带着全家人，高高兴兴地住进了新房，准备安度余剩的岁月。枫香树村的一对夫妇，把几年来赚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修房子上，赚一笔，就修一点，最后修起来的房子，有950平方米。这样的故事说都说不完，每个人说起自己的房子来，都带着骄傲和满意的神情，不论是裸露的水泥墙，还是种满阳台的花，都会被形容很久。
如今，房子没了，也就意味着一切都没了。一种被称作“根”的东西，也随之而去。住在板房里，他们最关心的仍是房子。前几天，有的干部召集人们开会，告诉他们，将来的房子要花钱买，而且价格不菲。
开会回来，许多人叹着气，眼睛里又蒙上了一层雾。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没有房子，“做什么都没有底气了”。
但没有底气的日子，仍然有板有眼地进行着。有一家开在板房里的旅馆兼饭店，桌椅是从倒塌的学校里搬出来的，漆着黄色油漆的椅背上带着编号。而老板并不避讳，他有最充分的理由：“我们要生活呵。”
在其他地方，一张桌子和一口锅是不能被称作饭店的。当然，其他地方，旅馆也不该是这个样子：分到一间板房的老妇人带着孙子挤在其中半间，另外半间用衣柜隔开，放一张床，铺上政府免费发放的被褥，就可以招揽客人。要价很公道，20元一晚，“电视可以归你看”。
人们在寻找着一切可以赚钱的办法。而旅馆和饭店是最简单的办法。镇上第一家旅店去年10月4日开张。到如今，人们甚至可以在其中享受到无线上网。饭店的菜架子上有最常见的时令蔬菜和鱼肉。当然，价格并不便宜，因为交通不那么便利，别处卖两元钱一斤的西红柿，这里要卖到5元钱。
该镇工商所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粗略统计，这些私人饭店的数字是惊人的。“也许有200多家”，这名工作人员一边说，一边客气地递过一根硬盖中华烟。这些开在板房里的饭店和旅店，不用注册，不用交税，甚至不需要缴纳电费和水费。
被地震夺去的一些东西正在慢慢回到这里。邓三妹重新开起经营了十几年的烧烤摊，尽管规模小了很多。这个烧烤摊，见证过映秀最热闹的夜晚。镇上的铁匠又开始在路边出售自己打制的锄头了，但生意并不好，塌方和滑坡毁掉了大部分农田，人们将有很长一段时间用不上锄头。
商店里的物品堆得满满当当，很少有店铺只卖一类货物，往往是黑布鞋旁边摆着牙膏和牙刷，或者看到雨伞和化妆品一起出售。卖建材的店铺很多，但是重建尚未开始，光顾的人寥寥。有人在路边摆着塑料玩具车，仔细一看，全都是黄色和红色的微型推土机、微型吊车，和微型混凝土搅拌机，正和镇旁路上来回开过的那些车子一模一样。
镇里没有书店，有位细心的老板摆出了《知音》和《青年文摘》，销售的数量远不及她的纸钱和香烛好。
“只要给市场一点机会，商业就会繁荣起来。”一个外地人这样说，他是一名记者，关注着整个镇子的复兴。去年7月份，电还没通，第一家外地人开的理发店就开始营业了，10月刚过，第一家网吧出现在镇上，24台电脑很少空位，染着头发的少年在里面聊天，或者玩一种叫卡丁车的游戏。
一个月前，镇上第一家录像厅也开始招揽客人了。老板是从前镇上唯一的牙医。地震前，他刚刚花30多万元置办了仪器，结果全部压在废墟下。台球桌、游戏室，板房里几乎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所有娱乐。你也可以在小摊上找到所有时兴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盗版光盘。
如果不是遍地的板房和近处的废墟，外地人也许会觉得，这里跟川西每一个小镇没什么两样。你可以看到，街上不时走过穿着短裙丝袜、喷着浓浓香水的当地姑娘。下雨的夜晚，饭馆里灯火通明，许多人围着饭桌，用夹杂笑声的四川话大声谈论着。
板房前面，砖头垒砌的花池里种满了花。在映秀，花草被种在各种可能的容器里，有砸碎的花盆，有掉了瓷的铁盆，有红色塑料脸盆，甚至有的用塑料袋包起，塞在废旧轮胎里。
4 但这就是眼下的映秀：一个住在板房里的小镇，一个什么都是临时的小镇。
即使是以“胆子大”远近闻名的映秀生意人，也没法摆脱心里的惶恐。有一位女老板，她卖过菜，开过服装铺，并经营着镇里最大的录像厅，9年前，一场大火烧光了她的房子和所有财产，但她没有气馁，又一次盖起了两层楼房，并还清了所有欠款。而这一次，地震一来，她又瞬间一无所有了。
地震后，她也在板房里开起了旅店。但和以前不同，她把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存到银行里。她深怕目前的一切都是短暂的，远不如存折上的数字实在。这个数字已经接近5000元。
映秀镇一家银行的账簿，忠实地记录着这种变化。从地震到现在，这里的存款余额从2975万元，增加到3757万元，增长了782万元。而与此相反的是，以前居高不下的贷款数额，现在却一直在回落。
银行外面的提款机屏幕上，落着厚厚的尘土。有人想提取7万元现金遭到了拒绝，因为库房里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金。
在邮局，堆满了外地寄来的各种邮包。有手机这样的稀罕物品，也有外地人捐来的衣服，以及送给小学的教材。不过，这些邮件投放起来并不容易，邮递员往往找不到收件人。有的时候，这人明明今天还住在这里，明天再去找，却搬走了。
法庭的审判厅里，黑色椅子上落着一层薄灰。镇上专门为人们写状子的文化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皮鞋上沾着灰土。他不需借助笔记本就能背出，地震过后，他替15对夫妇写了离婚状子。有些夫妇，因为其中一方独吞了地震补偿款，结果吵闹起来，不可收拾。另一些，则是地震前就有矛盾，但一直将就着过，地震一来，孩子死了，房子也没了，“再也没什么牵挂了”。极少的人，“有那么一两对”，是因为地震逃生的时候，“没有牵一下手就跑”，而产生了不信任。
除此之外，关于财产的纠纷最多：父母死后，兄弟要争遗产；房子倒掉，原先付出的租金却要不回来，最后总要闹到法庭去。
地震过后，外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赶来，这让当地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也开始学起了普通话，尽管他们的乡音十分顽固。有一幕场景让人难忘，一位50多岁的妇女，正一板一眼地学着用普通话说“美好”。
记者也越来越多。在映秀镇的公墓，看墓老人已经不再像开始那样紧张。经过几名记者的点拨，他们两人已经掌握了被拍摄时的姿势要领，一看到镜头对准自己，便会拿起扫帚，不看镜头，把目光望向远方。
而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5月12日周年纪念日高峰，人们早开始忙活起来。埋葬着大部分死者的公墓前，参观者和祭奠者与日俱增，卖香烛的老人和防火的老人一下子都有了事情可做。照相馆里一张又一张地印着“震中映秀”的塑封照片，每张10元钱。骑着摩托车的青年专门载人到附近的地震喷发点参观。几乎每一个生意人都铆足了劲儿要大赚一笔。他们都明白，周年纪念的高潮来得快，去得也会很快。
当然，在映秀，最令人欣喜的消息是，地震时刚刚出生的婴儿，如今已经在步履蹒跚地追着游人拍照了。而在中滩堡村，失去了两个女儿的母亲邓清秀，正在肚子里孕育着新的生命。再过一个多月，孩子就要出生了，这是今天这座临时性的映秀小镇上永恒的东西。
汉旺:停止与开始
本报记者 包丽敏
时间在汉旺镇的老城区永远停止了。至少从广场上那座钟楼看起来是这样。它的指针，一动不动停在了14时28分。一年来，它再也没有前进过。
这座凝固的钟楼，如今被人们称为“5·12钟楼”。“原来外头哪个晓得这个钟楼呢？”一个叫刘启禄的小摊主说：“现在全国都晓得，全世界都晓得。”
地震4个月后，老刘就在钟楼下不远处摆了处小摊，专卖各种地震纪念品。他卖一种钟楼模型，小小的，黄铜色。据说地震后不久，汉旺镇所在的绵竹市里就有人嗅到了商机，批量生产了大批这种模型。他还卖纪念照片，但只卖一种，仍然是这座钟楼。
像这座钟楼一样，某种程度上讲，汉旺镇也停止了。
在镇上曾经最繁华的中心街区，那些建筑的废墟和遗骸凝固在那里，保留着一个川西小镇在本世纪初的最后模样。踏实制鞋店、香飘飘糕点、神龙瓜子、老陈鱼具店、阳光婚庆，还有罗胖子牛肉店，门脸儿都还在。一家时装店橱窗上贴着“新款上市”，姐妹美容美体SPA馆却放下了卷帘门，一品坊茶楼还留有订座电话，叫水晶之恋和靓妆女人的店铺空空如也，特调果汁雪泡的冰品店再也没有了顾客。山里人歌厅和南少林跆拳道馆只剩下两块招牌，东南珠宝店却照旧钻石5~5.5折，外加礼品。农村信用社门窗皆无，但它所在的那座6层楼镶着的4个镏金大字仍然响当当：金融大厦！汉旺客运站尽管已经倒塌废弃，却还是“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站乘车！”
一条警戒线将通往中心街区的道路封锁起来，几个警校的学生被派来把守。有关部门决定，这些废墟将建成一处地震遗址，供人参观和凭吊。汉旺人既往的生活就终结在这片废墟里，到处都是遗迹：一只凉鞋，一只红色女式挎包，一只变形的不锈钢水杯，一张工人退休证，或者一个绒布玩具。坍塌的门框上还剩半边春联“福到财来千秋富”，那是屋主对自己寄托的祝愿。塑料模特的肢体，散落在瓦砾堆上，这里一只腿，那里一只手。
即使是在这个有意要被凝固起来的地方，其实仍能感到时间在走动。这里曾经到处是救援的人、呼救的人、哭喊的人和死去的人，弥漫起尸臭，到处撒着白色的消毒粉。现在，这里只剩废墟。一场雨过后，草木散发出清香。树木照样长绿，失去主人的樱桃又一次红了。
如今，汉旺镇唯一还能看到死亡的地方，是刘启禄和他的同行们的影碟机。据刘启禄的说法，是一位不知姓名也不留电话号码的外地人，开着一辆没有牌照的车，把一批又一批自行刻录的VCD送到刘启禄们的小摊上贩卖。这个人还给刘启禄配备了一台很小的电视和发电机，好让他向前来购买这些纪念光盘的顾客一遍遍播放地震后的场景。从刘启禄的小摊，沿着钟楼往南，短短100多米的距离内，共有4个小摊在卖这些光盘以及其他地震纪念品。
那座钟楼，一年里不知道跟多少个或面色凝重或面带笑容的凭吊者和观光客一起合过影，迎接了不知多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团体，以及散客。“外国人也不少！”
1 记者一直渴望在汉旺镇新的规划中找到新钟楼的位置，可始终没能如愿。但这并不等于汉旺时间依然停止。事实是，44岁的建筑女工任文秋就总在赶时间。每天早上8时，她都要准时赶到工地，给工地上的技术工人打下手，一直干到下午6时，中午只有一个小时休息和吃饭的时间，晚上还总是加班。
再过一年，这块离汉旺镇老城区约两公里的工地上，将要建起一座全新的镇子——汉旺镇原地异址重建。汉旺人说，这一次要离龙门山远一点。跟任文秋一样，工地上几乎所有工种都在赶时间，原定三年完成的建设任务将压缩到两年完成。
“时间不够用啊。”一位施工人员擦着晒得干黑的脸，说：“一个字，累！”
去年地震后不久，来自江苏无锡市的援建人员就开进了汉旺镇。二三十个说着软软的吴语、一点不能吃辣的江南人拖着行李，离开家人，带上一个厨子，着手对汉旺镇进行全新的规划。“小任务，大政治，我们一点都不敢懈怠的。”援建队伍中的一位处长说。
据说，新镇里将来的楼房，会融合江南风格和川西民居的特色。但不少汉旺人其实直到现在还害怕楼房。比如一家旅馆的老板娘，地震中砸断了一条腿，一边脸颊至今还有一处凹进去，尽管家人都住进了自家并未倒塌的楼房，但她照旧拖着不大利落的腿，一直坚持住在院子内搭的地震棚里。“脑壳虚了嘛。”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一个小学生，到县城亲戚家做客，虽然大着胆子走进楼房，但当他看到杯里的水轻轻一晃时，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还听说，去年地震后不久，汉旺的帐篷小学开学，老师们去通知孩子们上学，不少孩子开口就问：是楼房吗？楼房我不去。
不过任文秋对这些新建的房子并不担心。“这个房子建得好的很，”她和同伴用手比画着说：“柱子这么粗！”
自从新镇开建，这个矮个子的汉旺本地女人就来到工地。今年5月12日前，将会有一座自来水厂、一所医院、一所幼儿园以及一所小学率先竣工。任文秋一直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工地上打杂。“一根柱子（就有）36根25毫米的钢筋，我都数过。”她又伸出食指和拇指比画：“两根钢筋之间距离才这么宽！密密匝匝，一层层交叉的。钢筋扎一层，混凝土浇灌一层，再扎一层，再浇灌一层。”
“我们看了好开心，这回放心了。”她咧开嘴笑。
“我回去跟邻居的娃娃说，这回你们要享福了，那么好的学校，10级地震都不怕！”
2 她的这个说法，想必今年读六年级的男孩杜一也会赞同。今年4月底的一天，他和两个女同学放学后溜进了这个工地。远远地，他们看到那所已经开始刷外墙涂料的新小学，女同学忍不住叫了起来：“哇噻，好漂亮！好爽啊！”等他们走到跟前，杜一也忍不住叫了起来：“比我们原来的学校好一万倍！”
杜一在汉旺镇中心小学从一年级读到五年级，去年5月12日,学校那幢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教学楼从两头楼梯口开始垮塌，杜一当时刚刚跑到楼梯，被埋了进去。“我什么都不知道了，等睁开眼，发现眼前黑的，就喊救命。我现在简直没法回忆，像做梦一样。”这位班里的小班长说。他最终被幸运地救了出来，只是头上缝了20多针，但是班里的11个同学却永远离开了。他的同桌也死了。
杜一经常想起那些同学，有时在梦里会见到他们，毕竟，“我们在一起5年了”。有一次，他梦到自己站在原先学校的操场上，突然四周的房子开始垮塌，地也往下陷，“只有我一个人，好孤单啊，我就哭，然后就醒了，醒了发现脸上真的有眼泪”。
所以杜一害怕楼房。不过他指了指那所新建的小学，说：“这个房绝对敢住，因为它是现浇的、框架结构的、柱构造的。”
这个小学男生一口气说出的这些术语，让他的女同学很是惊讶，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他于是解释：“现浇的，就是先用钢筋扎好，再把混凝土浇上去；框架结构，就是房子不会倒……”他把从大人那里留心听来的话，像背书一样非常顺溜地背给女孩们听。
如果问汉旺人现在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什么？那么小学里一位姓张的老师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房子。”如果你恰巧听到12岁的杜一和他11岁的女同学李倩在放学回家路上的对话，你也许会相信这个判断。他们就像两个大人一样，突然低声讨论起谁家的房子属于哪种等级的损毁，需要哪种程度的加固。要是你对此表示惊讶，他们就会仰起脑袋，不以为然地告诉你：“这是常识呀！”
去年地震过后，镇上的居民先是在救灾帐篷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大多搬进了离老镇好几公里外的板房区。住在板房里，人们在屋外搭个棚棚做饭，去公共卫生间上厕所，家家私底下必备一只夜壶。最怕的是打雷，下暴雨以及刮大风，还有冬天太冷，夏天太热。最开始入住的时候，一下雨，板房区的路面就泥泞不堪，有时一脚踩下去，烂泥立刻没到脚背。即使现在，雨后的路面依然布满积水。隔壁人家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自己有什么私密话要说，要么放低声音，要么干脆把自家的电视音量调高些。但人们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他们会知足地说：“比住帐篷好多了。”
还不到5月，板房区里有女孩已经穿起了透明丝袜和短裙，也有女人穿上高跟的凉鞋，露出涂了丹蔻的脚趾头。板房里开了不少美容美发店，其中有一家不仅提供48元起的烫（卷）染服务，还出售美甲和彩色文身，并且可以烫睫毛和嫁接头发。此外，有日用百货铺子，有干洗店，有眼镜行，有台球桌，有租书铺，还有个周聋子专门换拉链、缝裤边。
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在期待中谈论着房子。新镇上将要建起一批廉租房和安居房，他们揣测着将来的分房政策，也无法确切知道究竟何时能搬进新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需要为新房支付一笔不菲的购买费用。按汉旺镇党委书记张扬武的说法，是“由于房子抗震级别高，导致造价成本高，与居民收入低构成矛盾”。
而汉旺镇辖下那些农村的村民，除了少数人家房屋没有震塌，近90％的人家都在忙着重建。他们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完工，而且田里的麦子也快熟了，需要地方来存放，更何况，镇政府要求他们必须在5月12日之前开工。
汉旺，现在是建材商的天堂。尽管随着一家又一家建材店不断开张，商人们抱怨说利润变薄，生意难做，但灾后红砖、水泥等价格确实一度猛涨，即使现在价格下跌，也只是回落了一点，仍然远比灾前高得多。一家外地的水泥厂特地到汉旺所属的绵竹市设了办事处，镇上一家水泥店也打出鲜红的横幅：“泰安水泥，横空上市。”
板房区边上，新近开了一家偌大的建材市场。不少此前并没做过建材生意的商人也寻到这里，租下店面。一位来自四川乐山的王姓商人开了一家陶瓷店，开着面包车下乡去兜售。大多数农民们通常只舍得买几角钱一块的外墙砖，五六元钱一块的地砖。他盘算着等到新镇上的新楼建得差不多，就多进些高档货，去卖给那些总要讲究些的城镇人。“现在是卖方市场，建材厂家是老大，牛得很。”他撇了撇嘴说。有个卖陶瓷的商人去进货，当场拍出20万元现金，但等了一夜也没能拿到货。
农民们抱怨如今房子的造价比灾前高。除了政府10000多元的重建补贴，他们不得不动用以前的积蓄，积蓄不够的就去信用社贷款，或者找亲友借。
但无论如何，当你看到路边简陋的板棚里，摆上一些蒙着尘土的家具，便取名叫“家私商场”，或当你看到汉旺镇上一个小小的临时市场里，开起了五六家窗帘布艺店，在棚棚里挂起花色艳丽的窗帘时，你确实能感觉到，汉旺在复苏。
3 临时市场，就建在汉旺的老镇和新镇之间。
本来是一块长着草的荒地，就在汉旺人搬进板房不久，这里先是来了一家药店，接着是一家副食品店，都是自搭的简陋板棚。现在，这里有了菜市场，熟食店，粮油店，时装店……甚至手机专卖店。大大小小不下10家饭馆，有3家化妆品专卖店、4家美发店和一家美容馆，4个卖烤串和夜啤酒的摊位。还有一家网吧，往往经营到半夜两三点。就连卖板鸭的，都有好几家，分成“刘板鸭”、“唐板鸭”和“赵板鸭”。沿着市场往上走，有一家宾馆营业了，服务台上放着一盒名片供客人自取，上写“按摩服务”。
4月中旬，复苏的汉旺终于开了一家稍微像样的茶馆。尽管茶园紧挨着臭气熏天的活鸡活鸭店，周边还长着荒草，也不可能像以前镇上的茶馆都“空调开放”、“豪华机麻”，但毕竟是敞亮的板房，摆起麻将桌，还用几大盆绿植做着点缀呢。不过跟以前一样的是，茶馆招牌上不写喝茶，仍叫品茗。
但是汉旺人有着共同的惆怅。“汉旺以前好闹热！”他们总这样感叹。
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东方汽轮机厂迁到这个小镇，汉旺逐渐成为工业重镇。汉旺人相信，是东汽厂带动了小镇的经济繁荣。2007年，汉旺镇GDP实现近38亿元，财政收入近亿元。人们追忆小镇曾有的“安逸”：镇上有十几家歌厅和舞厅，几十上百家麻将馆，一家三星级标准宾馆……一个水果摊女老板说，她那时总是进昂贵的水果，100多元一个的榴莲从不乏人问津，上百元一斤的松子一天能卖出十几斤。就连电动三轮车的生意也好得很，一辆三轮足以养活一家人。
直到现在，许多汉旺人还坚信，当时汉旺一个镇经济总量要超过北川一个县。但这一切皆因地震改变了。受创的东汽厂将总部搬迁到了德阳，1万多名职工和家属也撤离了汉旺。
“我们总是说，这是汉旺的第二次地震。”镇党委书记张扬武说。一些悲观的人甚至觉得“东汽厂走了，汉旺也就完了”。虽然伴随着新镇的建设，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但如今就连电动三轮的生意，也一落千丈了。
不过你从汉旺人的脸上轻易看不到这些惆怅和悲伤。
他们总是笑脸相迎，热情地打着招呼：“坐嘛坐嘛！”然后热情送别：“慢去！”其实只要随便询问一个汉旺人，总有或远或近的亲友在地震中遇难。但如果你不问起，汉旺人跟任何其他地方的人一样，看上去是快活的。悲伤，现在往往只在一个人独处或睡不着的夜晚来临。
正如“5·12钟楼”的指针，悲伤其实一直凝固在那里，只不过埋得更深。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小小的临时市场至少有着五六家丧葬用品店就能知道。据说清明节，更是摆满临时小摊。去汉旺镇的公墓，看看一家几口人合葬的碑文，还有那些写着同一个亡卒日期、贴着孩子照片、刻着“爱子”、“爱女”字样的墓碑，你就能触摸到汉旺人的悲伤。
“汉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许多汉旺人会摇着头说。这里面既有悲伤，也有对未来的迷茫。
然而镇上的官员相信，汉旺镇的未来在于把握“地震带来的机遇”。失去了东汽厂的汉旺镇，未来的支柱产业将会是旅游业。一条途经汉旺通往九寨沟的黄金线路将要打通，到时借助地震遗址和即将着手打造的绿色食品基地，汉旺将努力留住这些游客。汉旺还正准备吸纳来自援建地区的产业转移。此外，借着在这场灾难中的知名度，希望“能多争取到资金和项目”。
死去的人们已无须再操心这些了。他们中有几千人被集体埋葬在山上一个巨大的陵墓中。在这处山头上，他们可以俯瞰整个汉旺——那个凝固的老镇子，以及正在拔地而起、搭满脚手架的新镇子。
北川:过去与未来
本报记者 徐百柯
一则震动全国的死讯，贴在一堆广告中间。黄色的讣告上是冯翔的名字。四周贴满了白色纸片：“招聘”、“饭店转让”、“门面出租”、“住房出租”、“售房公告”……一个人的死亡被一座县城涌动的活力所包围，但并不能淹没。
这就是如今的北川。一股力量拽着它急不可待地奔向未来，另一种情绪却总把它扯回过去，难以挣脱。
1 安昌镇代表着北川的现在。这里原属安县，震后划归北川，成为北川羌族自治县的临时县城。往北35公里，北川的过去被埋葬在老县城曲山镇。
然而这过去总会突破空间和时间，向安昌袭来。北川县委宣传部在办公楼内的房号是5—12。似乎一语成谶，在这里工作的冯翔始终没能从5·12的阴影中走出。4月20日凌晨，这位宣传部副部长在绵阳的家中自缢身亡。亲近的人说，他无法摆脱地震中的丧子之痛。
讣告张贴在安昌主街上的布告栏里。在这座充斥着各式各样故事和机遇的县城，信息的交流量巨大。除了从满坐于茶铺或饭馆的人们口中飘出，许多信息会被打印在纸上，贴上这块布告栏。
信息的更替极快，旧纸片随时会被新纸片遮盖。但从4月21日下午起，占据半栏的讣告被保留了好几天。人们小心翼翼地在它周围变换广告，不让每日行进的新生活打扰滞留在过去的死者。
2009年被北川县委、县政府明确为“全面重建的开局之年”、“重建工作大干快上之年”及“对整个重建工作全面谋篇布局之年”。安昌镇上的北川干部们，目前工作大多已指向“再造一个新北川”。然而他们时不时会被扯回老北川。
一位和冯翔相熟的副局长拒绝了关于冯翔自杀的采访。但和他默默地坐上几分钟后，他叹了口气，挑起了话题：“中层科局级，压力是最大的。”他抱怨道，封闭的老县城，总会激起外人的兴趣，因而“不断有接待”，或是任务，上级部门来人，或是人情，同学朋友等等。
“人来你这儿，你得带进去吧。我们不愿意进啊！进去一次，回忆一次，伤心一次。你们要来，各人去看都要得，莫让我们带！”他说，自己每个月都得有两三次要陪人进曲山镇，“更莫说冯翔了，他的工作就是陪着记者去采访”。
问起家里情况，这位副局长语气如常，“老婆没了”。又指着对面的股长，“他15岁的儿子没了”。“我们和冯翔，都是同病相怜啊。他又爱好文学，想的东西可能更多。”
冯翔的讣告里这样表彰道：“（他）积极协助国内外媒体记者深入到灾区进行采访。”布告栏前的围观者中，曾有人手指这句话，念了一遍，然后说：“这不是让他撕伤口吗？”
伤口始终在，就像不止一个北川人告诉记者的，“始终有团阴影在那儿”，就像被摧毁的老县城静静地躺在此处往北35公里。只是北川人更愿意独自去舔舐这个伤口。
原先在曲山镇做汽车装饰生意的袁安保，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孩子。每次老县城开放，他都会回去祭扫。虽说“每进去一次，就痛苦一次”，但总有一条隐秘的绳索扯着他回去。
袁安保到安昌时，几乎一无所有。后来借钱在安州大道旁开了北川泰兴汽车美容公司，沿用了在曲山时的名字。这条路两边，一年来陆陆续续开了不少商铺，大多是来自曲山镇的人开的。“现在见到，大家感觉像是亲人，都是从5·12里爬出来的。”袁安保说。
邓群华开的北川诚信婚介职介所也在安州大道边，但得上一个坡。据她自己说，她这是安昌镇上唯一一家北川人开的婚介，“其他都是安昌人开的”。所以她特别投入，认定在大灾后替乡亲牵红线“是件积德的事情”。
婚介所开了两个月，邓群华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在她这里登记详细信息的已有两三百人，光留电话的还有一百多人。目前她已介绍成功了三四十对儿。
“来的人，三四十岁的为主，大多是地震里没了老公或老婆的。拿着配偶死亡证明来的就有一百多个。好多人经过地震，觉得没什么意思，人几分钟就没了，所以根本就不想再找。过着过着，唉，看见别人有个家还是挺好的，于是也就想找了。”
“也有外地的。不知道为什么，外地女的愿意找北川男的，外省男的也愿意找北川女的。”邓群华印象挺深的一个小伙子，浙江人，准备在安昌投资搞农家乐，就想找个北川媳妇，“还说等将来新县城修好了，把家安在这儿”。
2 安州大道从县城主街往东延伸，2公里外就是北川新县城的选址，即将开工建设。不少北川人会笃定而自豪地告诉你，新县城的名字，永昌镇，是总书记亲自命名的。县委书记陈兴春对此不置可否，只是笑着建议记者：“这个你就别写了。”
北川新县城的定位，将是一座“羌族文化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国际名城”。没有人会怀疑此点。总书记“一定要把北川建设好”的指示、总理“再造一个新北川”的要求，以及400亿元资金、强省山东的援建、中规院的超强规划阵容……一切都意味着，新北川必将也注定会成为一座“国际名城”。
安昌镇上邮政营业厅内，立着“北川新县城开工暨5·12周年纪念系列邮资明信片”的展板，及“热烈祝贺北川新县城奠基纪念邮品限量发行”的宣传架，注明“欢迎大家提前预订”。
与此同时，北川老县城将受到保护，建成“世界首座以整体保存地震灾难原貌，集见证、展示、纪念、警示、科普、科研等功能于一体的地震遗址博物馆”。
走进被封闭的曲山镇，能看到墙上用红色涂料写着大字，“严禁破坏地震遗址，北川博物馆宣”。北川大酒店对面街角的一辆面包车，被塑料布蒙上，上书“北川博物馆封”。废墟上，隔不远就会发现“废墟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请不要践踏”、“地震文物属国家所有，应受法律保护”一类的标语牌。
一个尚未奠基，一个已被摧毁，对比永昌和曲山，或者说新老北川，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
5·12过后，许多四川人坦率地承认，震前甚至并不知道北川这个地方，对曲山更是闻所未闻。如今，即便是永昌这个还只存在于规划图纸上的名字，能说出的人已不在少数。
震前，绵阳所辖县市中间，北川排在末位。如今，北川县委书记陈兴春是绵阳市委常委。绵阳本地论坛上，能见到诸如标题为“北川县委书记获任绵阳市委常委”这样的讨论帖子。有人留言：北川，绵阳最弱的县，让地震给“震”牛咯。还有人说：这次任命有意思，在地震前可能谁都不会想到绵阳市委常委兼任北川县委书记！
3 “安昌、北川，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皇帝跑到这个地方来过。”老安昌陈永华心里装着更大的“想不到”。“我们这一代人遇上了。这么小的地方，胡锦涛来了3次，温家宝不下5次。上一次温家宝到这里，从车上下来，步行了很远。我当时在红绿灯那儿执勤，离他的距离只有四五米。你说，在我前面不知多少代人，可以说2000多年从没有过。”
如果你知道，安昌至今只有一盏红绿灯，那么你对这种“兴奋劲儿”或许会有更真切的理解。
当然，如果你据此想象这个“小地方”，那你多半会犯错。2．8平方公里的县城，挤了5万多人——这还不包括山东援建人员的数量。连这里的空气里，都飘着一股躁动的活力。
每天早上7时过后，安昌的主街上就开始变得热闹起来，直到晚上人才渐少。接近9时，狭窄的街道上甚至开始堵车，各种各样的汽车喇叭声、摩托车的笃笃声，响成一片。
西河桥头的刀削面馆，去年下半年买来了削面机器。老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生意太好，老得捧着那么大一团面用手削，累人。”
安昌镇原是安县县城，置县历史长达627年。2003年县城迁至花罧。自此，安昌在萧条中煎熬了好几年。镇上居民尝到了从县城“沦落”为普通场镇的滋味。“以前还算是闹热，搬了就冷清了。路灯烂了没人修，是嘛，当官的都搬走了，哪个管嘛？晚上漆黑一片，鬼都要打死人。”
陈永华长期担任安昌镇城市管理办公室主任，他对安昌的变迁最有发言权：“县城迁走后，镇上的门面大部分关上了，东西卖不出去，商品降低了几个档次，原先六七百、一千多一件的衣服好卖，现在只要超过五百的都不好卖，一两百的居多。市政设施老化，路灯、地下管网、排洪设施年久失修，街道破烂不堪，群众怨声载道。镇上也确实没钱。政府穷得，书记、镇长去饭馆赊账，人家不认！”
去年7月，刚上任不久的陈兴春召集安昌全镇重点人士开了一个大会，表示，“从现在起，我们住在这里，就有责任把这里建设好。要人我给人，要钱我给钱，你们只管做事。你需要10万，我绝对不会只给你解决9万。”
北川临时县城的入驻给安昌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不到一年时间，镇上“再没有一栋房子是空着的”。而安昌也给新北川提供了展示重建活力的舞台——这里毕竟是一个“正常”的场镇，具备同样安置了大量北川灾民的擂鼓和永兴板房区所没有的优势。
活力重回安昌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涨价。蔬菜从几角钱涨到两三元、三四元钱。“以前办招待，四五个人，六七十块就行，现在起码翻倍”。记者曾在一家装修不错的饭店前台，听到如下愤怒的叫喊：“什么！你们也太贵了，比成都还贵！”
最萧条时，这里三室一厅100多平方米的旧房，五六万元就能买到。而现在，“没得十几二十万，你买得走哦？”以前空房到处都是，“想租哪儿就租哪儿”，临街门面也就三五千元一年。现在，一年3万，还必须一次性交3年。
安昌出现了不少新事物。住宿，以前贵的有县委的安州宾馆，便宜的有安县人民旅馆，“刚解放就有的老字号了”。人民旅馆定价，单间30元，两人间15元一张床。厕所公用，洗澡单收5元。
现在，这里一下子冒出好几家“商务酒店／宾馆”。一家打着“北川”名号的商务酒店，有着气派的羌族风格外立面，标间168元,能上网的大间228元,远远超过绵阳同类宾馆的价格。另一家商务宾馆，则需要大道拐小道，再拐进一个院子，一个小门洞前写着“请上三楼”。
这里刚刚开张了一家装修夺人眼球的珠宝店，开业优惠，购钻石8．5折。街上原本有两家小规模的老店，一家根本不卖钻戒，另一家只能拿出两只小碎钻，售价不过一千多元。
这里还刚开了一家非常气派的洗浴城。一打听，生意不错，外地人居多，重庆、成都的，外省山东的，还有顾客操着“标准的”的普通话，不知道是哪里人。
主街上，两个商家打擂般大肆宣传。一家的大幅招贴上写着：“打造北川顶级休闲会所，魔指天堂，帝王享受敬请等待，员工招聘中。”另一家则写着：“新起点商务KTV现场招聘点。安昌镇娱乐航母即将闪亮登场！与安昌镇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步走——安昌镇革新换代的娱乐精品店！安昌镇的夜生活文化将更加多姿多彩！”
这座县城也在学习一些陌生的词语和句式。比如镇上仅有的两家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楼盘，一家的广告词是：“呈现的不仅是生活的配套，而是城市的责任。”“放飞心情，回归属于心灵的晴空。”另一家则是：“每天我们面对城市的飞速车流，霓虹斑驳的商厦……一切的一切，似乎只是在提醒自己必须上紧发条，身不由己的裹挟在种种城市的潮流中，心灵日益疲惫……”
最后也许连开发商都意识到，这样的表述暂时还不属于安昌和北川。于是红色大横幅打出，与这里的居民直白交流：“丽都花园为纪念5·12大地震一周年特推出8度抗震震不倒精品住房8套，价格1496元／m2。”
4 在安昌，老县城商店内，货架上摆满劣质皮鞋、布鞋、解放鞋、塑料凉鞋，门口立着大牌子：“北川、汶川5·12大地震实录，VCD、DVD光盘，真实历史，催人泪下。”音像店外的黑板上，第一行写着“5·12北川大地震（纪实）”，第二行是“我的青春谁做主”，再下面是“传闻中的七公主（韩）”。小店前，“北川、汶川大地震光碟”的牌子，和“矿泉水、饮料水”的牌子、“介绍保姆”的牌子，以及“新进上海产优质全棉布”的牌子，杂乱地摆在一起。
当你在安昌的街头看到这些时，才会突然意识到，原来一年前的那场地震，如此致密地嵌进了这座县城的日常生活。
这里还随处能见到安县的痕迹，比如安县人民医院、安县电影院、安县人民公园，甚至安县兰花协会。宾馆里收到的也还是安县电视台而非北川电视台。但这里的人们，包括安昌人、北川人，以及各路外乡人，都急迫地想拥抱一种新生活。从琳琅满目的招牌里，“北川”、“羌家”、“羌乡”、“大禹”、“羌汉一家亲”……能看出他们对一个新北川的向往。
在北川县工商局和安昌镇工商所内，新北川的经济活力能得到数据的阐明。这一局一所的办公地点，大概是最“工商”的，楼下就是整日繁忙的西河市场。未进办公室，便先闻着一股混合着鸡鸭毛、鱼腥、花椒、卤肉香的味道。
震前在北川工商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共有3000多户，震后恢复了2000多户，其中在安昌的有四五百户。北川的企业，震前登记有460多家，震后只剩下一两百家。近一年来，新注册了195家。
在安昌工商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安县县城迁走前有八九百户，迁后减少了不少，目前已增至1300多户。所长介绍说，以前来办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一个月也就十几二十户，现在至少七八十户，集中在餐饮、建材和休闲娱乐等行业。
许多新登记的商户都希望打上“北川”的牌子，“因为北川成了世界关注的北川，感觉可能东西会好卖些”。一个商户想叫“北川唐家山腊货”，被告知不允许。结果他灵机一动，说自己姓唐，招牌做成了“北川唐家山腊货”。
约北川县委书记陈兴春采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终于约上，请他评价临时县城的这股活力。他说，这个变化只是初步的，不算什么，你明年再来。但他又说，重建，尤其是人们精神家园的重建任重道远。
“我其实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因为不好说，说得过头、说得悲观，都不是灾区的态度。”陈书记这样表示。
这种矜持，该是北川的态度。这样方能确保北川在过去与未来的拔河中，找准步调。
无处可逃
李曌走了很远的路，去北川老县城给丈夫和儿子烧纸，比她到得更早的是记者。
无论从哪个角度，她都能看到机器和镜头正等待着捕捉她啜泣、恸哭或者空白的脸。她很清楚，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印在那个不足手掌大的视屏框里，只要她进入“状态”，镜头就会拉近，拉近，她的脸会变大，变大……那就是叫做“特写”的东西。
这些“长枪短炮”让她浑身不自在。原本，她只想烧着纸，用自己的方式，跟丈夫和儿子说说话，但这个私密的愿望显然成了一种奢侈。谁让她是“董玉飞之妻”呢？儿子在地震中死了，心碎了一次。大半年前，她的丈夫、北川农办主任，用一根绳子带走了他自己，她的心又碎了一次。
她只能草草结束祭奠，回到板房区去陪幸存下来的父母。但等待她的，是另一台摄像机。
这个女人无处可逃。她可以用刘海遮住地震落下的眉角的疤痕，却很难从镜头前遮起她内心那道淌血的伤口。
自己人的镜头
这个40多岁的男人做过许多事情，当过兵，务过农，甚至还想着盖个农家乐。但他唯独没干过记者。要不是那场改变命运的大地震，他大概也不会和记者打什么交道。
地震把房子震塌了，也把领导震来了。同时蜂拥而至的，还有一群争先恐后的记者。起初，他也许带着新鲜和羡慕，看着那些记者把镜头对准领导。但后来，当他自己也拿起DV，开始拍摄时，他发现做个记者并不难。
DV是别人赞助的，要求只有一个，把村里的重建过程拍下来。很快，他轻易掌握了记者那一套，不但能分辨电视镜头哪些是摆拍，还能偶尔讽刺一下记者“一看就很假”。
至于他自己，可从不拍假的东西。透过他的镜头，你能看到每一场关于重建的会议，看到村干部们撕破脸的争执喝骂。这一切，别人倒也不避讳他。理由么，村长说的，因为他“是自己人，不是记者”。
带路人
和被地震摧毁的生活一起逐渐回归常态的，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东西。
比如，到棉广高速金子山站打听一下，司机们会向你介绍这样一个男人。不管你车里装着什么，不管你的货物运往何方，只要4张百元大钞，你就能换来一份支援灾区的“派遣调拨单”。于是，收费站免去高昂的费用，卡车急驰而去，目的地，当然不是灾区。
每天，一车又一车货物以赈灾之名，“借道”此地。一条民间智慧自发寻找到的优惠门路，煞有介事地开通起来，甚至形成了自己的“规矩”。比如，白天是不行的，要等晚上，警察下班的时候。
灾难来了，家园毁灭，巨大的伤痛似乎可以暂时抑制人们内心之中恶的种子，而使闪光的人性显现。但是，毕竟，那种暂时的状态，终于过去了。生活一天天回到过去的样子——好的样子，和坏的样子。
看起来，一些美好的东西一旦毁灭了，总得慢慢恢复，而另一些东西死灰复燃的速度，却出人意料。
救助盲点
灾难的齿轮一旦转动起来，似乎就很难停止，至少在汶川县漩口镇村民王学兵那里看起来是这样。
先是紧挨着震中的房子在地震第一时间灰飞烟灭，他从此失去了爹娘，还有全家赖以生存的95头山羊和40多只鸡。接着，地震次生灾害悄然而至，仅剩的28头山羊又被泥石流吞没6头。但是灾难显然并不想放过他，也许他还没顾得上庆幸劫后余生，3个月后，灾难就将他击倒——为避让山上的飞石，他发生了车祸，伤痕累累，多处骨折，躺进了医院。
熬过地震和泥石流，这个四川汉子即便谈起家毁人亡，也决不唉声叹气。但这一次，因为总也凑不上两万元的医疗费，王学兵忧心如焚，终于痛哭失声。总有社会救助体系下的盲点，他用眼泪表达的，是灾难面前一个个体的孤立与无助。
好在总有挺身而出的陌路人为他呼吁，一笔笔钱从远方汇入他的账户，为这场漫长的灾难画上幸运的句号。最近，他出院了，开始谋划新的生活。对于那些素未谋面的好心人，这个农民只有一句朴实的乡音：“以后过来耍啊！”
（点评撰稿：赵涵漠 周凯莉 付雁南 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