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细节都让我们牵肠挂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2 次 更新时间:2009-05-11 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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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冰点  

  

  不必问灾区有什么新闻,这里未必有你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从灾区回来的人,带来一些鸡毛蒜皮的寻常事。那是一群从灾难中挣扎出来的人,努力回归原先生活的轨道,是一群和你我相似的小人物的悲喜情感,是一些关于生存的命运纪录。

  很难解释,“生存”是什么。在四川,有人孤身离开充满悲伤记忆的家,离开怀孕的妻子,远赴外地“讨生活”,也有人紧紧守在已倒塌的房子周围,守在埋葬儿子的墓地旁,苦苦等待好日子的到来。

  拼搏,苦熬,这些词,并不能道出有关生存的全部内涵。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式。

  一年前,一场大地震,许多生命被夺去了。那时,我们曾经祈祷和祝愿,祝愿逝者灵魂安息,生者在迷途中重获希望,在伤碎之地慢慢消去苦痛。接下来,日子该怎样进行,血脉如何延续?那时,谁也不知道。

  眼看着,一年就过去了。对于灾区之外的许多人来说,曾经发生的那场灾难就像一个遥远的背景,它就在那里,不曾被忘记,但也并不真切。人们散乱地传递着那里的许多消息,一些英雄被树立起来,又被推倒在地,一些悲伤的高潮被反复掀起,然后又迅速归于忘却。荣耀一个又一个上台,争议一个又一个扑来,在眼花缭乱的变幻中,那些最寻常的人的形象,却始终模糊。他们不会说很漂亮的话,也没有太离奇的经历,然而在这场灾难的背后,他们承受了最大的生离和死别。

  今天,我们惶恐不安地重回灾区,生怕再次触碰到人们心底的伤疤。我们重回,不是为了纪念而简单地旧事重提,也不是将此视作新闻盛宴,认为自己不能缺席,更不是以猎奇的眼神去刺探灾区,用以赚取人们的关注。我们想说,任何借题发挥,或借此灌输不着边际的宏大理念,此时此刻都不是最佳时机。

  这一年来,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的,是一些无法按捺的牵挂和思索:灾区曾经和正在发生什么?父母们的眼泪干了吗?孩子们的新教室结实吗?锅里有肉吗?每个细节都让我们牵肠挂肚。

  我们每每也想知道,一年时间,生命有没有自行寻找到出路?

  地震过后,有些东西永远凝固了,譬如汉旺的钟楼、北川的县城,以及映秀小学的废墟。在这些地方,时间仿佛再也没有光临过,大朵山茶怒放,课本再没有多翻一页,门依旧开着。有些人偷偷来看一眼,然后捂着胸口匆忙离开。因为,谁也无法承受这静止的悲伤。

  然而生存终究不能停下:那种最普通的人,以及最平凡的处境。从地震结束的那一刻起,一种坚韧的力量就开始生发。它不是来自动员,也不是来自安慰,而是来自人类体内最原始的生命本能,只要人活着,就不会消亡。

  在四川,在地震一年以后的四川,确实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那些身往灾区的旅游者,到过每一个遗址,拍下每一座倒塌的楼房。他们因为还埋在废墟底下的死者数字而惊呼,然后带着一种悲怆离去了。他们错过了灾区最真实的东西。

  而最真实的东西在拥挤的板房里,在凌乱的店铺里,在充满平常人的生活里。在这些地方,你甚至找不到什么新鲜故事,多半是为了房子担忧,或因生计发愁。高兴的事情也都细碎得很,可能是新领到了两床棉被,在山西读书的儿子考得了好成绩。

  然而这就够了。在被地震毁损的几千平方公里土地上,正是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交织起来,才构成最动人的乐章。这些个体命运不够宏伟,也未必惨烈或激荡人心,但却蕴藏着深沉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变成一砖一瓦重建家园。

  我们也注意到,许多人的生活仍未回归正常。有的母亲,还在丧失子女的痛苦中煎熬,其中一个,直到如今还在靠酒精的麻醉才能勉力支撑。有的人始终不能从梦魇般的经历中醒来,甚至宁肯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居无定所,有些人彷徨无依。

  对他们来说,苦难依然在延续。能找回一种最普通的生活,对他们乃是一种奢望——很多人,其实从来就没有要求过更多东西。

  今天,随着又一个时间节点的到来,人们最初退去的激情正悄然回来,逐渐回归常态的灾区,正重新点燃人们的好奇,媒体再次掉转镜头,对准人们最不堪忍受的景象。对此,我们只想说:嘘,请保持静默。

  因此,一年以后,我们重回这里,只关注日常生活和微末故事,企望发现这片土地上的平凡动人之处。正是抱着这种愿望,我们住进了映秀的板房宾馆,来到了汉旺的工地,走进北川的老县城。我们还想知道,那对将儿子背回家的夫妇后来怎样了。

  平常的故事,平常的悲欢,和一些七零八落的生活琐事,地震一年后,这就是我们在灾区最常见到的东西。这里没有不得不说的新闻。如果非说有,那就是,看看生命如何在寻常处找到出路,看看一场巨大的灾难,刻骨的创伤,最终如何消化在日常的细节里。

  

  

  

  本报记者 林天宏

  

  走在连山坡村雨后泥泞的山路上,程林祥总会产生一些幻觉。

  有时,大儿子程磊会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还是七八岁时的模样。儿子牵着他的手,高高扬起下巴问:“爹爹,咱家什么时候能买一辆汽车啊?”

  有时,他也会隐约看见父亲程瑞全走在前面不远处。老人裹着穿了10多年的蓝色围裙,背着背篓,拎着一把锄头,锄去路面上突出的山石。

  但大多数时候,这个中年人不得不回过神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的大儿子和父亲,都已经不在了。

  去年的“5·12”大地震中,映秀镇漩口中学的高一学生程磊,在倒塌的校舍中遇难。程林祥与妻子刘志珍,冒着余震,步行了50里山路,把17岁儿子的遗体背回了家乡水磨镇连山坡村,并把儿子安葬在家后面的山坡上。

  上个月,程林祥70岁的老父亲程瑞全,又在家门口这条山路上出了车祸,连人带车摔下了数百米深的悬崖。

  现在,这个39岁的男人只能用忙碌的方式,来暂时麻木自己,不让自己想起这一切。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巴,去山下的镇子上买水泥,他要和山上的邻居们一起,修好这条“该死的”山路。

  

  车祸

  

  这是从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深处通往山下水磨镇的唯一一条道路。

  路长1.5公里,是在山体上一锄头一锄头硬生生挖出来的,路面最宽的地方不足4米,最窄处仅两米多点,下面就是数百米深的悬崖。一旦遇雨,路面和沼泽地没什么区别,一层厚厚的泥巴,“就连下坡都要使劲地踩油门”。

  去年的大地震,又震松了山路旁的岩壁,稍有点风吹雨打,山上就会往下滚石头。路面被震裂了,很多地方裂开了数十米长、半米宽的大口子。

  一年来,这条路上接连已经死了两个村民,都是开车时稍不小心摔下了山。对于大山深处的连山坡村一组13户人家、58口人来说,这条路已经成了“随时可能送命的老虎口”。

  事实上,只要头一天下雨,次日一早,程林祥的父亲程瑞全就会默不作声地出去修路。生前,老人一直渴望把这条土路修成水泥路,可村里根本没这个财力。老人能做的,只是用锄头把滚到路面上的山石锄掉,或是刨些泥土,把被雨水冲开的大口子填上。

  程瑞全从17岁开始做木匠。他的手艺,在当地很有名。前两年,老人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平常已不大接活了。但地震后,很多倒掉的房子需要重建,人们纷纷找上门来,老人只得重新出山。

  3月20日,是农历中的春分。吃过早饭,程林祥便开着自家的小四轮,载着父亲和妹夫下山干活儿。他母亲原本并不同意他们这天出去,因为“就连过去的长工,春分都得休息的”。但要盖房子的人太多了,他们耽搁不起时间。

  小四轮就快没油了,出门前,程林祥咕哝了一声:“今天开出去不知道能不能再开回来。”这句话让边上的妻子刘志珍听见了,她气恼地质问:“这叫啥话?把油加满了就是了!”

  程林祥也不还嘴,载着父亲和妹夫下了山。可10分钟后,这辆车子就再也开不回来了。

  这段山路中部有一处大拐弯,路面裂开个大口子。往常程林祥每次经过这儿,都会小心翼翼地放慢速度,可这天,小四轮的马力总也加不上去。他有点着急,踩了脚油门。

  那一瞬间,他感觉车轮在口子上剐了一下,“好像完全不受控制”地冲了出去,在悬崖边上打了个弯,翻下山去,一头栽进了山下的河里。

  悬崖下松软的草垫保护了程林祥和他的妹夫,他俩滚下了几十米,奇迹般地竟没受伤。可当他俩在一块山石边找到程瑞全时,发现老人的头被撞了个大口子,满脸是血。待两人费尽气力将老人背上路面时,已经没气了。

  

  援手

  

  刘宏葆到程家那天,正是4月4日的清明节,老人的丧事已经办过了十多天。

  刘宏葆是广东佛山援建水磨镇工作组组长,到水磨工作已经9个多月。有一天,他无意中听人说起程家夫妻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回办公室后,他从网上找出相关报道,仔细看了几遍。

  “没想到在这样的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伟大的父母。”作为一个父亲,他“感动感慨得不得了”,清明节一早,他领着8个同事,开了两辆越野车,带着些钱和慰问品,上连山坡村去看望程家夫妻。

  那天早上,天上飘着小雨,山路又成了沼泽地。就连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开起来都“像开船一样”,汽车的轮子在悬崖边一个劲地打滑,吓得刘宏葆“一身冷汗”。

  这天,程家夫妻也早早起来了。他们在家门口摆了一张供桌,放了一些供品和黄色菊花,祭奠老父亲和大儿子。刘宏葆9时左右来到程家时,祭奠已经结束了。夫妻俩把菊花抖碎了洒在地上,家门口一地的黄色花瓣,星星点点。

  前一天,村干部向他们打招呼说刘宏葆要来的事。夫妻俩特意为工作组备了一桌饭菜——腊肉、豆花、土鸡蛋,摆满了整张桌子。但刘宏葆说自己“一口都吃不下”。他直截了当问刘志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来水磨镇之前,刘宏葆是广东佛山市的市长助理,在当地主持过高能耗产业的转型工作。他曾淘汰了佛山一大批高能耗的陶瓷产业。如今,地震之后重建的水磨镇,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地震之前,这个被青城山、卧龙、三江等著名旅游景点环绕着的江边小镇,却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能耗工业区,有着州里最大的水泥、电石、稀土等高污染企业,镇上的许多农民,都在这些工厂里打工。

  但山上的村民们很不喜欢这些企业。自从工厂的烟囱开始冒出浓烟,刘志珍家的田地里,几乎连玉米都种不活了。“我们就算饿死,也不想去这样的厂里打工。”她生气地说。

  地震之后,很多工厂都被震塌了,处于半停工状态。借此机会,刘宏葆与阿坝政府协商,想把这些高污染企业统统迁走。他请来北京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做规划,目标是把水磨镇打造成一座以旅游业与教育业为主的全新小镇。

  他的另一个任务是,修好那些地震之后损坏的道路。水磨镇下属的18个自然村,刘宏葆都带着同事去过,但像连山坡村这样危险的山路,却很少见。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把门口这条路修成水泥的?”面对亲自找上门的刘宏葆,刘志珍犹豫了老久,终于开了口。

  刘宏葆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这个“忙得已经半年多没睡过好觉”的中年男人,甚至很细心地帮助程家看了看风水。原本这条土路直接对着程家的大门。他让程家等路修好后,把门的方向改一改,或者在门前加个照壁,“挡一挡晦气”。

  “我要把水泥路修到程家的大门口,但我更希望把镇子重建好。”

  事后,他解释说,“我不仅是在修一条方便通行的路,我要修的,是一条帮助他们通向城镇化的道路,让他们的命运发生根本的变化。”

  

  愿望

  

  得知刘宏葆要来的消息,头一天晚上,刘志珍一夜没睡着。她翻来覆去,想着该不该开口,让“这个大官”帮忙修修这条路。

  那些天,程林祥几乎吃不下、睡不着。大儿子死后,他有大半年没怎么出去做活儿,才刚刚忙起来,却又因为自己的疏忽,送掉了父亲的命。他一夜夜躺在床上流泪,刘志珍甚至一度担心丈夫会疯掉。

  妻子非常理解丈夫的自责。在大儿子程磊死后,刘志珍也总觉得是自己把儿子害死的。

  程磊初三毕业那年,差了几分,没考上汶川县最好的微州中学。本来花上4000元,就可以上那所学校,但程磊当时谈了个“朋友”。为了把他俩分开,刘志珍坚持让儿子上了映秀镇的漩口中学。

  自从儿子死在倒塌的校舍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母亲每天都躺在床上不起来。她一度想到过自杀,可死在哪儿呢?如果死在家里,就成了全家人的负担,可如果不死在家里,“又怎么能和儿子在一起呢”?

  自从《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对夫妻背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后,全国许多的好心人,纷纷捐钱捐物,安慰这对夫妻。一个来自广东的熊姓企业家,去年6月还专门来了趟程家,承担起他们二儿子程勇从初中到大学的所有费用。

  最让刘志珍感到安慰的是,二儿子程勇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地震之后,水磨中学的校舍成了危房,在这所学校读初三的程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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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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