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是走向世界新秩序还是走向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5 次 更新时间:2009-05-06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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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 (进入专栏)  

G20峰会由于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果,在全球一片喝彩声中结束了,当天全球股市的暴涨也反映了人们对峰会成果的乐观态度。英国首相布朗说:“一个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然而,这个前景是真实的还是海市蜃楼?世界金融市场与货币体系是从目前的混乱与无序,走向一个新秩序的建立过程,还是会由于大国利益的继续对立,走向一场新的世界性战争呢?目前的主张大体有三类,一是倒退回金本位制,二是倒退回以前的有监管金融体制和限制衍生金融的发展,三是通过建立超主权货币,恢复信用货币与生产增长的比例关系。已经退不回去的世界关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其实没有什么新意。

三大主张皆难成行 退回金本位已不可能

货币的基本职能有两个,即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金属之所以能充当货币职能,首先是因为金属是自然物,而生产这些金属的过程中也包含着社会的一般劳动,只是由于金属易分割、好携带的特点,使它成为了社会商品交换中用以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但是金属货币的自然属性使它一出现就在其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这两个基本功能中蕴含了矛盾。

自1900年至今,世界黄金产量只增长了12倍,同期内世界GDP却增长了30倍,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黄金的年产量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增长,但全球GDP却从30万亿美元增长到50万亿美元。所以,如果在商品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继续使用金属货币,就是硬要给一个不断长大的孩子穿一件小衣服,必然会导致长期通缩,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例如,按每盎司1000美元计算,每年的黄金产量价值只有800亿美元,而目前全球每年的GDP增加额却超过2万亿美元。

信用货币在保持货币增长充分满足社会商品生产发展要求的前提下,节省出了社会必须为生产出与其他商品等价的货币所必须花费的社会劳动。比如,印制100美元现钞所花费的成本只有4美分,而如果是制造美元金币则必须花费等值于100美元的社会劳动。由于信用货币可以大幅度节约社会劳动,因此提高了人的消费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所以货币金本位是不可能倒退回去的。

建立新秩序并不可行

这还是要从货币说起。信用货币是由各国政府用信用来担保的货币,其前提是政府要保证货币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这样就有稳定的币值,就不会出现通胀。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空心化”过程,导致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自给能力大幅度降低,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表现为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

到了这个时代,如果发达国家的信用货币供给继续保持与生产同步增长,由于国内生产的急剧萎缩,必然会发生严重的通缩,居民消费水平也要大幅度降低,因为在以前时代,一国的贸易逆差是不可能持久的,在消耗光了黄金与外汇储备后,必须得回到贸易平衡。

但发达国家在物质产业转移后,开始转入到大规模金融商品生产,尤其是利用衍生金融工具使金融商品的生产规模变得无限巨大,世界资本的主体也由此从物质产品的生产,位移到虚拟经济领域。到目前,世界每年的货币交易额高达700万亿-800万亿美元,其中与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关的部分只占1%,世界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额超过2000万亿美元,世界GDP却只有50万亿美元,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相关的金融活动仅占2.5%。各种股票、债券和CDO、CDS等衍生金融商品的本质也是货币,因为它可以在市场上随时变现,也被统计到广义货币的口径中,可能是M5、M6、Mn,中国等拥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用出口所获得的货币购买了这些金融商品后,发达国家就可以用所得到的货币来支付进口,从而形成了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新生态,而长期以来与生产和服务保持平衡增长的货币供给关系就被打破了,开始进入到一个货币脱离物质产品而增长的新时代。

虽然直到2008年7月前,美国的广义货币M2还基本稳定在8.3万亿美元左右,但是由这些金融商品所构成的准货币却已经在发达国家的操纵与推动下获得了空前增长。传统的货币形态如M3、M2等没有高增长,只是因为发达国家不是用增发货币的手段来购买贸易顺差国家的产品,而是用金融商品来交换,可是金融危机一爆发,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不得不“去杠杆化”,大批金融商品随之灰飞烟灭,美、英政府就不得不走到增发通货的道路上来了,这就是美国的广义货币M2在去年7月以后短短半年内就增加到8.9万亿美元的原因。

资本的基本属性就是不劳而获与贪婪,在传统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一般都在10%以下。例如长期以来美国汽车产业的利润率只有5%。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可以从国际产业转移中与衍生金融商品发展中赚到高达几十倍的利润,他们会愿意走回传统的发展物质产品生产的老路上去吗?

所以,让发达国家加强金融监管,限制金融商品的制造能力,无异于让他们自杀。不仅美国人嘴里的加强监管言辞是口不对心,要求加强监管调门最高的欧洲人同样是口不对心。200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2600亿美元,可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也有2200亿美元。

从人均贸易逆差看,2008年法国是1500美元,英国是2150美元,而美国是2260美元,如果没有了虚拟经济利益,目前除了德国与日本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中的贸易顺差国,多数发达国家都将活不下去。

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就是想退回原有的物质资本主义形态也退不回去。

奥巴马上台后曾经提出要恢复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甚至不惜用贸易保护主义来保住美国工人的饭碗,欧盟国家也曾提出所谓里斯本纲领,要在十年内恢复欧盟国家的产业竞争力。

但是,新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早已成为世界市场与分工体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只要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显着低于发达国家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竞争力就不可能恢复,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扩大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扩大的新全球化格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也决定了发达国家就是想倒退也退不回去,只有朝着更加经济虚拟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所谓“去全球化”过程只能是在危机严重爆发期间特有的现象。

由于加强金融监管不符合占居资本主导地位的虚拟资本的利益,就注定了所有有关加强监管的言论与条约,最终都会沦为空谈。当然这也不排除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会作出些姿态,但其目的决不是为了限制虚拟资本的贪婪与赚钱,而是为了让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家恢复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信心,继续大规模购买他们的金融商品。

所以,我看未来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方面做得最多的,不会是什么加强监管的事情,而是会在金融商品创新方面做新文章,利用一些新经济或技术概念来开始新一轮圈钱活动。

建立世界新秩序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吗?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本次峰会前后,那些拥有贸易顺差的发展中国家,在表示自己对建立世界新秩序要求的同时,又在不断呼吁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要求也被写进了G20公报。但是甘蔗哪有两头甜,顺差国家既希望用出口拉动自己的经济增长,在美国为缩小逆差规模而提出要限制进口的时候又感到恐慌,那么你让美国拿什么来和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作交换?

发展中国家在本次金融风暴中是会遭受金融资产损失,但是从新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好处,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得到的是筋骨和肌肉,丧失的是一些脂肪,总的看是利大于弊。

如果真的有什么新秩序出现,那就是全球化的终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没有了。

因此,新全球化之所以能如此在以前十多年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展开,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同时满足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像以往两次全球化那样,仅仅对发达国家有利,是因为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及其所创造出的金融繁荣,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产品剩余,从而给过剩形态的传统资本主义找到了一个消除过剩的新出口,建立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新平衡机制,更加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

这就是虚拟资本主义的积极历史意义,而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诞生如果没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也不可能萌芽和发展。

创建超主权货币仍是空想

如果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哪一方都不能得利,建立超主权货币就更是空想。

因为如果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货币,其机制必然是要求货币的增长与世界的生产增长同步,可是若没有发达国家用脱离物质生产增长的货币所构造的金融市场繁荣,就不会出现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相对于传统产业资本的强大盈利能力,又怎么会出现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怎么可能出现发达国家用金融商品与发展中国家的实物产品相交换的机制?

所以,由于现存货币制度是虚拟资本主义以及新全球化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虚拟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仍显着大于其消极作用,改良是必要的,但是若彻底革命,打碎了建个新的,就远没有到时候。

危机根源无法消除,战争是阻止美国经济落向深渊的最后刹车器

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以来,每当美国与世界经济在危机中出现一些暖意,有关“触底”的说法就不绝于耳,这当然反映了人们对走出危机的渴望,然而若作为客观认识就很糟糕,因为直到目前,导致爆发这场危机的根源仍然没有消除的迹象。

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的商业票据市场,这是美国金融机构维持短期流动性的最重要场所,在2007年高峰时交易规模曾达2.2万亿美元,危机爆发后猛跌到1.5万亿美元,去年10月美联储在这一市场购买了3660亿美元的票据后,曾一度上升到1.8万亿美元,到今年3月末又下滑到只剩1.4万亿美元。

这种情况说明,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并没有制止住美国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过程,金融机构的交易欲望和能力仍没有恢复,如果是如此,美国的经济紧缩就不会结束,而是会随着这一过程的继续不断加重。

危机根源无法消除的原因

我有一个猜测,就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很可能像上次日本金融危机中那样,是用资本金购买了大量有毒资产。

按照巴赛尔银行协定,金融机构资本金占全部资产的比率应为8%,资本金增加,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就可以扩大,反之则必须缩减。这8%的资本金可分为两部分,一半是现金不能动,另一半则可以购买金融资产。

在金融市场繁荣时,购买金融资产的那一半随金融市场的繁荣而膨胀,金融机构的放款与购买能力也随之膨胀,但是当金融市场发生崩溃的时候,为了保持8%的资本金比率,就必须去杠杆化,而由于金融市场在危机爆发后已经接近停摆,用资本金购买的有毒资产就无法进行处理,因此如果在这个时候把这些金融机构的盖子都揭开,恐怕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会因为核心资产严重亏损而必须破产清算。

这就是美国金融体系陷入了目前这种既不能破产,也不能交易状况的原因,也是美国政府最近修改了会计准则,允许金融机构不按市值,而按原始价值记账的原因。

但是金融商品总有要到期兑现的时候,账可以胡记,可合约到期总得兑现,所以金融机构的亏损终究要曝光。最终美国金融机构会亏多少钱其实也可以大体算出来,就是新世纪以来美国累积的大约6万亿美元左右的贸易赤字,这些钱是被美国以负债消费的方式给花掉了,到了还款期而还不了,就爆发了次债危机,引起了构建在这些底层信贷基础上的庞大衍生金融商品市场的崩溃。

本来五六万亿美元的亏损数字并不是让美国人扛不动的数字,问题就在于美国金融市场的这个盖子由于上面的原因无法揭开,只能让美国金融机构在合约清算的时候,以破产的方式进行“死亡曝光”,最后就看谁持有的合约期限长,有毒资产少和手中现金多,谁就能最后活下来,但到那个时候,美国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也已经崩溃了。

要想避免这个前景,一个办法是向世界各国借钱来填美国金融机构的窟窿,但是看来是办不到,因为自去年以来除了中国,欧洲与日本都在减持美国国债,而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自今年初以来也在减少。所以美国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由联储发货币,把美国政府的国债和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都买下来,因为从理论上讲,央行有创造货币的无限能力。但滥发美元的后果必然是美元地位不保,会造成严重的美元贬值,最终仍会导致美元与美元资产价格的崩溃。美国政府在今年3月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已经引起了世界性恐慌。

要想避免因滥发货币而引起美元崩溃这个前景,从经济角度看,唯一的出路就是美国能成功说服乃至迫使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增发货币,特别是要求在经济与货币实力方面最接近美国的欧元区国家也增发货币,唯此才能保住美元的币值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相对稳定,这就是美国在G20会议前要求把加大刺激规模作为会议主题的原因,美国人口中的“刺激”,实质就是要求其他国家多发货币。

美国借G20会议逼欧洲放松银根的打算落空

因为峰会所达成的协议,主题不是加大刺激力度,而是加强金融监管和改变IMF的结构。所以,G20峰会的胜利,不是美国的胜利,而是欧洲人的胜利,是欧洲在战后60年中在世界政治事务中第一次压倒美国而获得了主导权。所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峰会闭幕时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妥协。”显然,她所指的“妥协”,不是与会各国彼此之间的妥协,而是美国对欧洲前所未有的妥协和让步。

前面已经说过,老欧洲逼美国妥协,并不是欧洲人真想要建立什么世界新秩序,因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朝着经济不断虚拟化的道路上走,只是前进的速度有所不同。欧洲国家如果不能像美国那样拥有货币霸权,就不能走上像美国那样,用大量金融商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生存道路,在法国和欧洲由于产业外移所引起的居民消费水平下降,以及所引发的社会动乱也无法止歇。所以,欧洲人的真实打算,是要借美国危机深陷而从美国人手中夺取货币霸权。

由于欧洲经济在虚拟化的道路上走得比美国靠后,所以在本次由金融泡沫崩溃所引发的危机中,欧洲所受的打击就比美国轻得多。从金融市场规模看,欧洲与美国不相上下,是除美国以外世界另一个巨大资产池,因此一直以来,国际资本主要是在美欧金融市场之间流动,如果美国金融市场发生崩溃,国际资本的主要流向也只能是欧洲,这就为美元霸权地位因金融危机而严重削弱的时候被欧元取而代之,准备了条件。

前一阶段国际上有个很流行的说法,认为东欧会成为引爆下一阶段欧洲危机的因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与流入美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不同,从西欧流入东欧的国际资本主要是被投放到了物质产业领域,用以将东欧的工业技术基础迅速提升到西欧的水平,而不是被投放到金融投机领域。

这个差别主要反映在近年来流入东欧的国际直接投资不断放大,自冷战结束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一直是以东亚地区最多,但是到2007年,流入东欧地区的FDI第一次超过了东亚地区,这些国际直接投资就是主要来自西欧。东欧各国在金融危机中虽然存在由于出口下滑所带来的还债困难问题,但是西欧投资的生产能力还在,不会像纸面财富那样灰飞烟灭,只要欧盟的经济刺激力度足够,这部分生产能力就可以发挥出来,还债也就有了基础。

所以,东欧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不仅不会使其成为引发欧洲下一步危机的因素,反而会促使“新欧洲”更快地倒向“老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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