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痛苦而高尚的乡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4 次 更新时间:2009-05-04 1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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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 (进入专栏)  

  

  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写了《轮回》(已出版)《旷野黄花》、《寂寞欢爱》(已出版),有人问我,这几部都是非现实生活题材,你不敢触击现实吗?问得好。

  应该说,我是个现实感——现实精神很强、开放型的作家,即使非现实题材,也贯串现代人文精神、现代意识,即离不开现实观照,回应着现实的精神叩问。这种现实感主要体现在对当下存在的精神层面,如文化精神、人格精神、人的精神等。如果我对当下这些缺乏真切的认知和把握,我就无法进行写作,或者说我不愿写。因为缺乏激情;一个作家的创作激情只能来源于所处的时代和现实。我以为这样来处理非现实题材,毕竟跟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作家的自由度会大一些,笔触会更从容 甚至更深刻一些。不过,它无法跟当下的存在更全面更亲密接触,跟现实仍会有某种程度的疏离和隔膜。不要说读者,就是我自己也认为这种艺术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能直接表现现实生活那种肉感和质感及疼痛感——丰沛的生命气息精神气息。任何艺术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当作家希望能较好地抒写表达自己某种内心情感及精神追求,他就会恰当地选择一种艺术方法,同样是现实题材,他也可能采取不同的艺术方法。

  然而,上述几部长篇有个共同之处,就是视点下沉。我仰视着精神的天空,但把关注点定在社会底层,定在逸出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人事上;这里我同意本雅明一个观点,历史只有在其痛苦和衰败时才能获得意义。这样,把笔触对准当下乡土的人和事——当下的存在,于我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关注着生活在的弱势群体。我关注世纪之交的乡愁。这些都属于“沉默的视野”,同样有着精神的绿洲。

  这部《恍惚远行》是我第一部以现实乡土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我所处的是中部地区一个贫困小县,依然被乡土所包围,接触最多的仍是乡土。当然,作为作家,我有乐意沉浸于乡土的秉性,在城里住一段便想去乡土走走。80年代初,我家还有几亩责任田,一到至忙季节,还得从厂矿回到家里帮收帮种。作为下放知青,我对乡土苦难有种血内情感上的体认。一接触乡土,我自然想起自己的下放岁月。90年代初,我还作为县一个工作组组长,驻村一年,结识了一些到今天还有来往的乡村朋友。平时,作为县中心工作,我还不时到乡村。应该说,60年代以来乡村历程我是熟悉的,尤其是80年代以来乡村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那种持续性的社会震荡、家庭震荡,心灵震荡——乡土震荡,给我这个已全家离开农村的人,仍是巨大的视觉冲击情感冲击和精神冲击。

  从情感、精神层面,乡土已漫漶一股空气般无处不在的乡愁。许多家庭实际上的解体,耕田的都是中老年人。乡土贫困而且被遗忘。对许多乡亲来说,他们在思想上处于一种空茫状态;在形体上,如小海在《父性之夜》所说:“他的膝盖/被一次次砸痛”。他们不会说是乡愁,可他们被乡愁所笼罩。他们依然为生存为乡土默默地奋起,创造,“迷蒙夜色中/我的父亲仍在扶犁耕作”,他们依然是生活中最顽强执着的础石。

  几年前我重返下放地,感慨乡村一些“善良弱势的家庭,没有受大冲击大折磨大炼狱,反而千真万确在精神上处于不为人知的孤立无援的悲凉状态。这种情形在乡间不在少数。这是几十年政治运动吞噬精神和心灵的必然后果。当时代转折生活转折,精神创伤——社会负面影响并不会自然而然消失,长期的精神苍白心灵脆弱使这种孤立无援更深巨更内在了。这是个人化的心灵拯救——精神拯救——自我拯救的时代课题,也是下放地——乡村的精神课题。”(《重返下放地》载《 上海文学》2002/⑤)

  去年春天我奔赴贫困山乡,所见所闻让我感慨不已。“生活如风,生活如潮,那种植根于血亲的乡土内在精神正挺到极限,恰恰又说明它正在震裂之中,或者说它正面临现代转型。检视百年动荡的中国,它深受挫折,精神之熵的后果是深巨的,面对并承受的都是乡土,但是,它依然永远是中国也是人类的人性之源与精神之源。”(《底层的热力》载《上海文学》2003/③)

  由于我的思想艺术兴趣点和局限,我写不出一些读者期待我的乡土性官场小说,反贪小说,艳阳天小说,更不要说城市小说了,我关注并思考比土地、官场、家庭等外在生活形态更深、更内在的精神领域。正如许多人所看到所感受到的,真实的生活比作家的丰富想像更奇特,更复杂更触目惊心,就是说,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事是作家无法想像的,但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所以有方家说,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

  这部长篇《恍惚远行》所涉及的几个核心情节,有两个就是活生生的案例。一是一个乡村精神病患者在乡里被打死(死于集体暴力)所引发的诉讼风波;一是一个乡村青年因阳萎而杀妻,从结婚到杀妻不到一年的时间,其人的的信条是: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他耽心妻子离开他)。90年代以来,乡村出现很多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人。他们所处的家庭,一般而言都是弱势家庭。他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毫无疑问,这是生活持续震荡而一些弱势者精神失去依恃的结果。乡村人处在这种震荡的、无从把握的环境,如果没较健康的精神建构,难免无所适从,沮丧失望,甚至绝望。这些人病变,滑向沉沦——死亡深渊,物质生活不如意是个主要因素,更主要的是精神失恃精神崩溃。60年大饥荒乡村人还有个虚幻的精神乌托邦,说具体一点就是来年一定比今年好,实际情形也是这样,“来年”的确有所改善。而现在这种精神乌托邦已失去效力,而且在现实生活面前,这些人看不出或不愿看到明年会更好,只要你到最贫困的山乡最贫困的家庭细心体察,除了土地给他们自然的亲和与动力,在身边的小孩子给以温馨和抚慰,他们看不出明年就一定好于往年,老的更老,生活负担有增无减,家庭内在精神的崩裂看不出能够弥合。

  而上述成为精神病人或罪犯的家庭生活状况恰恰不是在当地最差的。考察一些乡村家庭,有的虽受大冲击,但在时代转折生活转折中较快走出困境,一个重要的精神原因,就是这种家庭保存着文化精神。文化精神能在激烈的命运碰撞、社会动荡中得以保持,这也是乡村一些家庭的精神现实,一道让人感动的乡村风景。

  乡村一些弱势家庭都是一些善良子民,过去老实守法过日子,市场经济对人的要求就是更具个人化、个人主体精神应对生活,机遇与风险对乡村许多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一帆风顺的路可走,再没有那种无须个人进行思考、选择、奋斗就可分得一份好处的可能。现代经济现代生活需要现代精神,这现代精神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个人化主体意识、个人化的理性精神确立与强化。

  如果乡村弱势群的精神状态确是“一张白纸”,那也好办,万丈高楼平地起,可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实际情形恰恰证明不可能是“一张白纸”,而是处于精神之熵的空茫状态。我发现,乡村弱势群精神(思想)深处,仍被过时的文化意识形态所侵蚀所困扰。许多精神病人可以熟练地唱文革中的语录歌喊文革口号,足见文革思维深入人心。这里借用蔡翔一句话:那些已经被上流社会糟蹋不成模样的道德箴条,却被平民默默地守护着。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连基层官员都不相信,都采取功利式、应付式的那种过时意识形态,却被乡村弱势群当作箴条不由自主地维护着。弱势者首先表现为精神弱势,即精神资源的细微或匮乏他们接受的往往是上流社会最僵化、落后、腐朽的东西。当然,大面积腐败,普遍的不正之风倒让这些弱势群更加维护这些东西。弱势群体以这种方式承担起过去年代的消极面。

  像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凌世烟,在文革的环境中读书成长,满脑子“英雄—闪亮”意识,以斗争、你死我活、非白即黑的两极思维来不变应万变,他也反抗不正之风,反腐败,显然不是建立理性意识上,而是建立在做英雄的欲望上。英雄祟拜,源于崇拜英雄行为,而真正的英雄行为本质上是利他的、维护正义、保护弱者的,是奋不顾身的,所以人类有英雄祟拜意识,英雄也体现为一种人性力量一种人格精神。在现代中国,“英雄”总是跟权势、地位、享受联系在一起,在当今的好些生活领域更是向实利化、世俗化、粗鄙化、技术化靠拢,已经远离“英雄”本应该有的丰富精神内涵。就是说,在一些乡村弱势者心目中,所谓英雄就意味着实利实惠。他们崇拜英雄很大程度上盯住英雄真正的精神内涵不相关的物化层面,精神越走越窄可见一斑。

  另一主要人物石羊,他也出生在弱势家庭,从小崇拜凌世烟的叔叔(确实有过英雄之举)转而祟拜世烟,包含他家祖传阳萎雄根不举的缺失的功利性考虑,开始他只是想做一个合格的能人和男人,进而想掌握做合格男人的技巧和秘方,他下滑的精神轨迹就是如此。另一方面,传统思想(传宗接代)通过他父母和周边环境对他施以沉重的压力,他的心胸越来越狭隘,发展为怀疑妻子,最后举斧砍死一个还是处女的无辜者性命。

  乡村的生活震荡已转为精神震荡,对乡村弱势群而言,精神震荡的时间将是长久的,而原有的苍白精神底色已成为随生活一道前进的沉重负荷。

  在写凌世烟越来越按他的方式走向生命末日时,我突然感到,从乡土过来的人身上都有凌世烟的浓重影子,即是说凌世烟就是我,我就是凌世烟。他反感和反抗权势,其实他趋从权势,希望权势给他一个好的定位,即使他发精神病,也孜孜不忘实现英雄梦。正是在病变过程中,他感到自己开始实现英雄梦。许多人身上都有这种中国化的神经症性格。从人类学角度,现代人不管强者还是弱者,都有自我实现的动机,“英雄崇拜”就包涵此种动机,像凌世烟,动机与效果相分裂,只能酿成人生悲剧。

  我发现,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想教育,政治运动,某些重大举措的贯彻,都存在漠视人、漠视心灵、漠视基本人性、漠视人性尊严的倾向,都把人当工具、当符号、当实现某一任务的阶梯。而现代生活又需要公民化社会、人性化政府。进入现代 以来,尊重人性、尊重个人,珍爱生命,张扬人性尊严已成为世界文明主潮。所谓文化的承传当指这些基本层面的承传。谢泳说的好:“文化的承传,需要相对的稳定性,但中国社会的变革,却在这一点上最让人失望。”漠视人、漠视生命、漠视心灵的种种流弊在一些乡土正大行其道,这也是干群对立 、社会震荡的一个原因。所以,平等地善待人善待心灵、尊重人性尊重生命正是国民精神建构中最基本的东西。关注与关心弱势群体也必须从这个层面切入。物质关怀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关怀心灵关怀,把弱势者、弱势群体当作现代人、平等国民看待。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那种漠视人、漠视人性同样体现在弱势者身上,这种精神之熵不但摧折弱势者本人,而且通过弱势者本人危害社会危害他人。漠视人、践踏人性尊严的种种行径是罪,恰恰是那些被漠视被践踏的弱势者同样漠视人、践踏人性尊严,这既是罪,也是罚——对弱势者自己的罚,对社会的罚。小说中的石家,老实善良的石父对传宗接代梦寐以求,把儿子当工具,同样漠视人漠视心灵,他的罪是传统惰力给的,他出于好心给了儿辈, 在相对平稳的日子,这种罚不易察觉,而在生活真正转折时候,在儿子石羊身上罪与罚的体现非常明显,触目惊心。又 如凌世烟,他念念不忘为姐姐石榴申张正义,后来他逼村支书下台,都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反抗心愿,算是英雄行为,但他的动机同样建立在漠视人漠视心灵上面,他这种“虚幻英雄”只能自欺欺人,只能使自己途穷末路,他必须承受这种罪与罚。

  这里我又觉得,情形确如福克纳对于现实之关系的独特理解:过去是现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时刻刻都对现在发生影响。我们虽然进入新的世纪,但文革——过去时代并没有远去,我们仍行走于过去时代的阴影中。由于文化传统、历史、现实的多种原因,我们还没有完全形成尊重个人、尊重生活、尊重心灵、张扬人性尊严的精神氛围。我们应正视我们内心的黑暗即精神的黑洞。这乡愁之结让人痛苦,愁怅,扼腕叹息。

  目睹当今贫困山乡的现实,我认可这样一种判断:这一时代的“精神状况”看来恰恰是最缺乏精神的一种“精神状态”。我又重读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我们每当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时,我们会‘得到一定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我们损失了能在将来用于做某种功的一定能量。这就是所谓的熵。”精神状况也是这样。我们的精神之熵后果是严重的。

  伯林说“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他把乡愁看作一种最高尚的痛苦,所以乡愁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自世界进入现代,这种乡愁与日俱增,人类需要生存之故乡,更需要心灵之故乡。当今乡土上的人们倒为失去精神故乡的焦虑所困扰。在我把乡愁界定为既是痛苦又是高尚的,是说我们民族(以农民为主体)告别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融入一体化世界经济,那种深刻的生活转型必然给我们乡土以冲击以痛苦,感到“痛苦”就说明生活在蜕变在行进,“感到痛苦”就是一种高尚情怀;还有,所谓高尚,是说本土仍具备一定精神资源,它在当今生活在正悄悄发挥滋润心灵的作用。

  即便是贫困封闭的乡土,在上世纪现代风的吹拂下,也发生着变化,即使发源于西方的人文思潮也会对我们古老的乡土产生影响,因为这块土地上的人外出(如读书)经受了文明的洗礼,回到山乡,就不是先前那个人了,他就必然以这种那种方式把他的人文思想传给家人和乡亲。人文思想的基质就是确立个人,自由,生命尊严。这种人因历史原因长时间处在“沉默的视野”之 中,纯粹具民间草根形态,他们跟传统意义上的民间侠义之士有很大的区别是。小说中的父亲凌维森和井子人刘天树就是这两种类型。对刘天树这类民间义士,大家比较熟悉;特别对凌维森这种人,也决非我凭空捏造,同样有生活根据。感到惭愧的,到现在我才发现乡土中的这种人。但毕竟发现而且感知了,我还是欢欣。因而我更相信,乡土蕴涵现代人的精神资源。

  更何况,开放的经济生活现代生活使现代人文气息快速传播,有效地激活着生活;生活于其中的人也必定会产生这种需求,像小说中的父亲维森、哥哥世焕、姐姐石榴,以及晚年决绝离婚的张吉红等,他们的乡愁中富有进取向上的精神意味。这些人体现震荡中一种健康力量的复活和壮大。即使凌世烟这块毁灭的“破脏布”,其折缝里也闪现出自尊心、灵性、情感、希望的人性之光。

  视点下沉之处,人的太阳升起。在如此痛苦而高尚的乡愁中,我一次次进出于父辈子辈的内心 ——精神世界,一 次次走近既熟悉又陌生的乡村“多余人”……

  在一开始接触这一文学素材,我便确定这部小说用两种叙述(表现)形式,一是用第一人称(自家自己,“我”述);同时用第三个称(别处别人,“他”述),两种文体相映照,既凸现社会生活的严峻和繁复、人的复杂,又可凸现主人公的封闭、主观、病变、片面、精神空虚、孤力无援,毁灭是必然的。这样能较好地表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它不仅仅涉指主题,而且涉指随人物一道沉浮,低旋或高扬的乡土情感——痛苦而高尚的乡愁。(这是长篇小说《恍惚远行》后记)

  

  2003.3.14 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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