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2 次 更新时间:2009-04-28 14: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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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  

  

  摘要: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华人学界以来,其影响力使许多学者把它作为研究和解释中国人关系的路径,但在这种将“社会资本”与“关系”概念合并的趋势中有许多问题被遮蔽了。本文通过对社会资本与关系的各自抽象度、对应性和社会形态等的辨析,指出关系的研究基础是家庭本位的社会,而社会资本的研究基础是公民社会,它们在个体选择性、成员资格、公私利益、参与性和做人等方面都有差异。本文还探讨了关系及社会资本各自可能延伸出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关系;社会资本;家庭本位;公民社会

  作者简介: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大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后遂成为热门话题,受到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的青睐与运用,但同时也受到不少批评和反驳(郭毅、罗家德,2007;燕继荣,2006;达斯古普特、撒拉格尔丁,2005;曹荣湘,2003;李惠斌、杨雪冬,2000)。虽然社会资本的内涵并不确定,但与以往的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它直接探讨社会纽带的连接方式,这一点同中国社会讲究的“关系”概念的确有几分相似之处,所以被介绍到中国后即有了两者合并的趋势。那么,关系是社会资本吗?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没有被学界所质疑,而是被给予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肯定回答。理由似乎很简单,因为社会资本主要研究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就是关系的结构体现。网络与资本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网络偏重关系的结构性研究,而社会资本偏重关系的运行,其涵盖性可以包含对中国人关系研究的方方面面。显然,如果能将两者合并起来,不但可以验证社会资本理论的普世性,而且也可以为中国社会这一重要而持久的主题找到理论归属。

  可是,在这种理所当然的背后,中国研究者心中还有一点挥之不去的忧虑,即凭借目前的学术成果与生活经验,中国人所讲的关系在社会运行中所起的负面作用较多,而西方人所讲的社会资本则带有更多的积极性。如果我们肯定了两者的对接,那么,是不是说关系的负面作用也就是社会资本的负面作用,或者是社会资本理论可以解释关系的负面作用呢?这种忧虑虽然散见于一些有关社会资本问题的述评中,但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学者们处理的办法不过是对关系的运作做一次切割,其中隐含了中国人关系运用上的正当与不正当之分(张文宏,2003;李惠斌,2000;杨雪冬,2000),将中国人关系运作中的很多东西挡在外面,以便对接起来更容易一些。一旦有人就关系中的不良现象和问题向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理论寻求解释,我们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些都是不正当的问题,社会资本不研究这类问题。

  但是,这种拒绝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这是否意味着社会资本不能等同于中国人的“关系”呢?或者说,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只希望把关系的积极一面接管下来,而不涉及其余呢?中国人的关系当中是否可以按照正当与否来划分范围呢?这个划分是按照什么标准进行的,是道德上的、文化上的、法律上的,抑或政治上的呢?如果关系有不正当的可能,那么,这是关系本身所隐含的、还是关系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就好比我们判断刀的特性,是应该把它定为危险器械,还是说刀乃普通用具呢?最后,社会资本会有负面性吗,它同关系的负面性是否相当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至少可以从侧面检验关系是不是社会资本。

  如果把合并中的疑虑延伸到这一步,我们就会感觉到,要回答关系是不是社会资本这一问题,一种折中的答案是:很多地方相似,也有不少地方不同。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又要面临着去分辨哪些地方相似、哪些地方不同,在用社会资本研究中国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判断出了这些异同了吗?看来一个比较严谨而小心的回答是,两者同不同要看研究的主题。如果探讨的主题是个体对群体和网络是否具有投资与收益的问题,是增加交往、加强合作、建立信任等是否能成为社会团体、社区、企业整合的来源的问题,是个人、组织、社会本身是否能从社会资本运行中得到收益的问题,那么,关系与社会资本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一点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始终是社会学研究若隐若现的传统。正如马克思(1972a )所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都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齐美尔(1990)也认为信任整合了社会;而涂尔干(2000)则讨论了社会分工与两种类型的团结;M.韦伯(1987)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而G.米德(1992)的社会互动探讨与P.布劳(1988)的社会交换理论等则是研究这一主题的理论基础。要说差别,似乎社会资本提出的意义在于凸现和整合了社会学零散的观点及其与经济学的再次对话。在中国人的关系研究方面,在社会资本概念没有出现之前,有华人学者(黄光国,1988)也在用西方的符号互动论、交换理论或社会资源理论等来整合中国人的关系运作方式。在这类研究中,套用与整合西方理论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但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其发展出来的概念,比如关系强度、社会网络、信任、投资与回报等已不再是套用恰当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是不是社会资本的问题。

  从上述的小结中可以看出,回答“是不是”,首先遇到的是概念的抽象度问题。抽象度越高,普世性越明显;概念的形式性(外延)越强,其解释也越一般化,比如,人的研究可以分别在人类、人种与人格的层面上进行。如果研究人类,则探讨人类的起源与发展,对应的是高等动物;研究人种,主要涉及的是人类体质的差异,对应的是环境差异;研究人格,则关注于个体社会化或民族性塑造,对应的是社会与文化之异同:解释面最宽的是人类与人种(进化论、行为主义),最窄的是文化(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同理,如果社会资本指向的是社会合作与信任,那么这类研究是大多数社会共有的特征,其对应的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但也不要小看了关系,如果它被高度抽象,则范围更宽,可以泛指所有社会联系、交往、互动、交换和社会团结等,其对应的是高等动物的合群性问题。如果关系被定义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即所谓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那么其对应性是绝大多数社会都有生产关系、国际关系、阶级关系及公共关系等。至此,也许有学者要争辩:中国社会所讲的彼关系非此关系也。可见我们并不同意让关系这个概念无限放大,但为什么我们只想限定关系而不限定社会资本呢?显然,关系之所以被社会资本所覆盖,是因为我们把关系作为中国社会的现象,而把社会资本看作是解释所有社会的理论,用一个来解释另一个显然成了研究的必由之路(林南,2005;边燕杰,1999)。那么关系是否只限于中国的现象呢?它本身难道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吗?如果二者都成了理论,它们讨论的是相同的问题吗?社会资本不也是现象吗?这种现象能用关系理论来解释吗?笔者以为,这类争论之所以还没有被提出来,是因为关系还没有成为一种理论。

  为了澄清这两个概念的适用范围,一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我们同等地限定两个概念,并在同一层次上来确定各自的对应性。显然,这一层次的对应性同与其匹配的社会特征与运作方式有关,或者说社会形态不同,诸如农业的或工业的、乡村的或城市的、封闭的或开放的,其交往方式也不同,同时人们对交往的认识、理解乃至使用的词汇也就不同。而从这一层面回头来看概念的抽象性,我们还会发现,即使一个概念已经确定了它的内涵与外延,但若不置身于抽离这一概念的社会,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总带有自身社会的倾向,比如我们在理解西方社会的民主、个人主义以及西方人在理解中国社会的人情、面子等上面都有这样的情况。

  在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下的社会交往同小农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它造成了人们对家庭、亲属与老乡关系的重视,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血缘和地缘积淀性地成为中国人的交往基础。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关系”一词,其含义则格外复杂,运行也极为发达,其中既包含了关系强度、网络、信任、互惠与回报等,又包含了诸多其他问题。然而对这些复杂的含义,学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研究,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直至西方社会学家将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作为考察社会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一对行为变量时,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们才兴奋地将关系划归为特殊主义,以对应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普遍主义。应当承认,特殊主义是一个同具体社会特征相联系的概念,因此它在解释中国人的关系现象上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既然是套用,仍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翟学伟,2001;2005),而如果将社会资本也限定在社会形态的层面,那么它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鲍威尔(2003:101)有这样一段论述:

  社会资本包括充满生机的公民社会中的制度性关系,从扩大的家庭到邻里的网络,从社群团体到宗教组织,从年轻人俱乐部到家长教师协会,从地方商业组织到地方公共服务机构,从幼儿游戏组到巡逻的警察,等等,它们都建立在团结一致的个人主义和积极公民权基础之上。这种公民社会的核心是慈善、同情、信任和参与等价值观。

  从以上简略的讨论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关注抽象意义上的关系同社会资本含义是否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而不关注与其共同运行的社会的特点,我们将会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而社会资本有它自身运行的社会基础。

  为了比较关系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异同,笔者下面试举一例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如何消失以及如何又会浮现的。采用举例说明的方法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特点(科尔曼,1990),以至于F.福山(2003)在给社会资本下定义时也要指出这个概念具有事例性特征。例如,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一个农民生了儿子,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在婴儿过百日之际,此农民想设宴庆祝、四处传播,在众人面前炫耀,但以他家的年收入来看,他并没有经济实力达到高朋满座的效果。如果他坚持要宴请,就有两种地方规约会起作用:首先,要看他在当地的人缘关系如何,包括亲属、朋友、邻里、同学等,他们会不会(甚至带重要人物)来捧场;其次,按地方规矩,前来的所有人都会出礼。这样,用出礼的钱来抵消设宴的花费,既实现了庆贺、热闹、造势与加固关系的作用,又没有花自己的钱,甚至还赚了钱,这就是关系网络的作用。反之,如果此农民平时不善结人缘,没有人脉储备,这个活动就搞不起来。由此例来看,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大小不仅在于考察此人的勤劳、技能、智力和健康等状况(人力资本),还在于他调动其所处社会网络的能力,而这一方面的能力就是社会资本。同类的研究已经出现,比如中国人的婚宴研究(林南,2004)。正因如此,有些学者从微观层面上认为,社会资本就是指个人摄取其所处网络资源的能力,或者是他对所处网络的投资与回报的过程与方式。若从宏观角度看社会资本,那么社会网络的良好运行需要信任、规范、合作与互惠等作保证。从以上的事例到对社会资本含义的探讨,我们好像没有发现关系与社会资本有什么不同,似乎社会资本的确可以用来研究中国人的关系现象。其实,这里面有些关系意义被许多学者回避了,这就是中国的这类庆贺活动与编织人脉之间的名实分离。从表面上看,社会资本造就了活动,但这是一个漫长历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且目的也未必是活动所能显示的,就如同中国人外出开会、进修、培训而聚合到一起,其活动目的是一回事,结识一批要人是另一回事;上党校、读EMBA或MPA 、参加短训班等,学习什么也在其次,主要也是为扩张其关系网。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在一起吃过饭、照过相、开过会、同过屋、做过同学等都意味着关系建立的起点。由关系理论来推导这类活动,我们的考察重点是,什么人去了,哪些人就会跟去;什么人不到(尽管这个活动本身异常重要)什么人也不会去;也需要研究一个人的发迹及其社会能量是靠什么形成的;等等。由此,我们可以设想,此农民请客的动机有许多是隐性的,参与者的动机也是复杂的,也许这孩子的出生违反了计划生育,因此需要借助请客及要人到场来摆平这件事;也许这家人望子成龙,想通过建立关系为孩子的未来铺路。至少在中国,许多请客吃饭不仅仅是简单的祝贺、聚会,或炫耀性消费,而可能是摆谱(显示自己的文化与政治实力)、求人办事、向众人显示自己的网络优势或储蓄人脉等等。如果我们认定此农民的请客活动只是限于前者的收支相抵(这也是完全可能的),笔者以为,用社会资本理论解释足够了;如果其用意在于后者,那么最好就要回到关系理论当中去,因为中国人想在关系中所做的投入和收益在社会资本理论中是看不到的,或者会被忽略,至少在研究网络规模、信任、规范、合作、互惠和参与等方面不足以解释这些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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