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美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理论已经终结，与其伴随的文学理论也死了。英国文论家伊格尔顿近来出版《后理论》一书，宣布文艺理论在离我们远去，西方文论出现了危机，[1]“文学边缘化”、“文学研究者流失”成为一种文学界的国际性事态。[2]可以说，当代西方文论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关联，其重要语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构成的特殊张力场。
最新西方文论的发展，并没有因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不断翻新而止步。20世纪后期，西方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理论从发生发展到逐渐推向全球，已然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方法。当然，就理论的传承脉络而言，可以说，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不是普通的关于人与环境的文学研究，而是属于文化研究的大范围中的一个新拓展的理论领域。这主要突出表现在几个重要维度上：当代西方文论研究进入了“理论生产缓慢期”，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不再是层出不穷的花样翻新，而是重新重视作为自然和社会双重身份的“世界”，表现出文艺对自然形式的模仿价值；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仍未定型，仍在注重新历史、把捉政治意识形态、确定种族和性别关系中不断寻找新的审美视角和文化地基，重新确定自我理论学科形态；西方文论生产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师正在减少，经典性的文论文本也在减少，当代西方文论进入所谓“理论终结”时代或“后理论时代”。
一 现代性症候与当代西方文论话语
全球化现代性对西方文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本土化和全球化从来都彼此依存，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不仅在冲突中融合而成，而且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高的融合。作为强势的西方文论往往成为“文论输出”的高端话语，向第三世界“话语播撒”或“理论旅行”。但是这种单边主义的话语扩散，在20世纪末的多元主义和文化对话主义中开始失去自我中心地位而开始学会倾听不同地区的“文化发言”。这一总体境遇使得西方文论不再在形而上学理论思维中展开，而是具有了形而下的多元性、日常性、世俗性、大众性理论旨趣：
首先，西方文论“单一话语”正在让位于”多元文论对话”。“多元文论对话”既不是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也不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是坚持通过对话求同存异，从而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互动。多元文论对话强调尊重差异性文论。多元文论的提出和发展取决于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西方中心话语压抑的国家文化形象。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将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东西方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文学性”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诗学特征，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其次，在网络传播时代，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使速朽的口语写作超过经典书面语写作的价值，日常生活感成为这个时代的合法性标志。文字的魅力不再惊天地而泣鬼神，而是不断生产又不断被覆盖。从珍惜语言到滥用语言，语言成为随波逐流的无思平台；从人的神话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自足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心主义到感觉中心主义，整个世界和文学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整体倾斜，艺术肉身化挤压精神性成为这个时代的标识。
再次，当代西方文化艺术中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理性中日渐衰颓。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文化艺术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文学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不难看到，人们已经从前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空间化”——无时间。于是文学远离了高层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生态绿化，使人不坠入“白色写作”的怪圈，而是进入“绿色写作”的良善氛围，需要文学知识分子认真地思考。因为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地位。
其四，文字文化式微与视觉文化兴起。[3]欧美大众传媒改造了世界，带给人们视觉文化的冲击，数码相机千万像素乃至几十亿万像素，追求高清图像使图像魅力正在胜过乃至取代文字。无论说“文图时代”，还是“图文时代”，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不可忽视的方面，各种图像、影像符号对文字文本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冲击。[4]人类从诗歌乌托邦退回到小说叙事，再由小说虚构退回到散文真实，最后又退回到图像的直白。历史上操持文字的文人常为文字所苦恼、得罪、死亡、涅磐。古人对文字的感情极其深厚，在言、象、意之间不断尝试着沟通的可能性，其间甘苦感人至深。今天，文字正在败给图像，“文字被图像流放”似乎成为了一种世界性趋势。从某种角度来看，图片更具有视觉冲击力，它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类视网膜成像机制最直观、最丰满和最具震撼性的体现。图像很表面化，非本质甚至能一叶障目，认知图像不需要中介，而是目击道存的东西。人类是从图像开始的，无论是最早的新疆岩画、西班牙、法国山洞里的壁画，以及中国一些古陶器上面的纹理，都是原始图像。文字的出现比图像晚，恰恰说明了前者比后者高级、深邃、浓缩、更能打动人心。文字在历史中曾经占据了霸权地位，与此同时图像逐渐干瘪，沦为插图、说明图、指示图。直到一百多年前相机的出现，图像插上了机械复制的翅膀，得以飞速发展，最近几年间数码相机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图像完全淹没了文字，于是文字走向了衰落。正是由于图像的这种虚拟性和仿真性并存的特征，使得今天的大众传媒用 “图像”的方式编造出种种世象。文字是图像的灵魂，是人类理解的密码，没有文字人类将倒退回儿童时代；而图像是文字的升华、丰满和现实化。二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二 西方理论终结与反理论思潮呈现
西方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已经过去。[5]耶鲁大学斯各尔斯认为：如今，文学成了与其他符号系统——如时尚、肉体语言、运动等同样的东西，解构主义抽离的是文学思想、道德、情感的价值内涵，而文化研究则在所谓民族、阶级、性属的话语中走向大众化肉神话，导致文学研究被进一步“残片化”(fragmentation)，文学正在从社会公共性生活中日益退场。米切尔认为：从过去的25到30年来，由于媒体的红火，文学理论领域开始冷落起来，不少人转向了文化研究领域。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理论仅仅是边缘化了，而并没有完全终结，如弗莱（Northrop Frye）、米勒(J•Hillis Miller)、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取得的文论研究成果有目共睹。文论的泛化意味着它们从文学域撒播到生活域的各个层面，包括大众媒体、日常生活、个体经验、肉身状态中。
在理论大潮消退之时，更需要反省从精神分析批评、现象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解释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文化研究、生态批评的历史功过。看这些层出不穷的新理论的“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其开拓和探讨问题的深度是什么？怎样看待以“解构主义”为主潮的最新西方文论的整体迷茫？以及以“政治正确”(PC)为代表的文论政治化倾向的症候？不少理论家认为：正是由于最新理论的不断膨胀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泡沫，加之这些新潮文论面对社会和文本时被观念先行的虚无主义所笼罩，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流失和文学创作的失范，文学在不断翻新的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的冲击下，被任意解读分离乃至“误读”，使的新潮理论太过重视文学形式创新和肉身状态，文学指涉社会和世界的真实价值进一步消解，文学走向式微呈现出一种加速度轨迹。
当然，说当代西方文论与西方文学的复杂关系导致当今整个世界文学出现精神迷茫和创作失范是不公平的，其实，无论是文学创作与解释批评链条脱节，还是文学理论的自我创新和不断汰变的“理论失语”，其背后都有更为深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原因，需要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加以仔细厘定。
当代西方文论的全球扩张，深层原因是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全球播撒。现代性使当代西方艺术具有了文化霸权的话语平台。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殖民主义相关，短短200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但反过来，现代性也让西方和世界深受其害。因为在现代性发展和大国崛起的几百年历史中，世界告别了“王道”而成就了“霸道”，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残忍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犹太人赤身裸体走向毒气室时，面对苍穹呼喊上帝，上帝选择了沉默。无辜者因种族和宗教而集体被杀，这一现代性杀戮使艺术家突然醒悟并意识到：上帝没有出现而种族主义正在屠城，于是审美现代性开始放弃价值升华的追求，现代艺术家开始感受世界坠落般的恶心。萨特的《恶心》是里程碑式的，宣布现代性艺术不再让人赏心悦目，而是以血腥恶心为身份标识。从此，艺术家堕入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泥潭，对人类未来充满了悲观意绪。
西方乘着全球化的翅膀开始了文化霸权的飞翔。霸权（hegemony）是一种在文化领域中争夺“领导权”或“控制权”的话语。大体上说，“文化霸权”是由葛兰西在30年代详细阐述并用于文化研究的概念，主要是指统治者在某一历史时期实施文化权力。文化霸权将历史上属于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扩张化，使之成为人类对西方话语权力的普遍认同。于是，话语权力不是作为强权而是作为权威而得到行施，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被政治化了。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50年代的政治幻灭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说（end of ideology）。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认为：“人们在50年代末发现一种令人困惑的停顿。在西方，在知识分子中间，旧的热情已经耗尽，新的一代由于对那些旧的争论缺乏深沉的记忆，同时由于没有稳妥的传统可以依靠，所以正在一个从精神上已经抛弃了过去那种启示录般的、千年幸福幻想的政治社会体制中寻找新的目标。在探索‘事业’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绝望的、差不多是忧郁的愤怒情绪”。如此一来，不管现代性审美怎样承诺人类未来美景，物质会如何丰富，都已然无济于事——人类在价值崩溃中彻底绝望并世俗化，不再有人的生命与心灵的同一性快乐，剩下的只是以疲惫身体获得金钱的快乐，不再为心灵焦虑而只为金钱犯愁。于是，“现代性悖论”出现了——从真诚地反对现代性丑恶到假笑式的自我欺瞒，这样的“集体假笑”造成的人的精神灾害波及了被媒体炒红的艺术家，并在近20年类型化艺术中成功地转变为辨认人类精神生态失衡的意识形态符码。
于是，当代文学艺术呈现了后现代价值平面的全球世俗化。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主义哲学的支撑下，在艺术领域掀起来能量相当惊人的反艺术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的“反文学”、“反绘画”、“反音乐”、“反文化”甚嚣尘上，迅速播撒全球。领风气之先的美术领域大面积出现了现成品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波普艺术、光效应艺术、偶然艺术、极简艺术、大地艺术，终于将传统的架上油画和具象艺术彻底边缘化。人类世界大抵有两种艺术能撼人心魂，一是充满爱心的纯粹超越性艺术，一是被压抑扭曲的反抗性艺术。前者使人心灵净化，后者使人灵肉痛苦，丧失了这种哲学高度的艺术创作只是人文精神的名存实亡，不过是技术和市场操作的冠冕堂皇的浮躁而已。事实上，西方后现代主义既颠覆了前者又压抑了后者，使当代艺术成为颠覆之后废墟上的虚无主义精神的膨胀。于是，观念错位使当代艺术在缺失文化的情况下反文化，在丧失价值底线中反价值，进而造成艺术的视觉暴力和精神盲目。
当视觉暴力化和盲目化后，艺术感受成了问题，无目的无价值操守的艺术表达成为传统经验感受方式的报复行为，这直接导致了当代艺术精神生态危机。于是，理论终结的问题导致了“反理论”情绪的出现，并再次提高到人类精神漂流的高度加以指认。可以说，文学理论对文学的研究已经泛化，向社会各个领域播撒开来，文学理论在终结中，正在寻求新的话语形式和新探究领域。
三 文化冷战与中心话语文论霸权
进一步看，当代西方文论和世界文艺发展同美国全球文化后殖民战略紧密相关。近年来，随着美国政府一批重要文件过了保密期而开始解密，一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内幕被披露出来。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曝光说：美国为了完成与苏联争霸的战略目标，由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和操纵了文化冷战，而一些闻名全球的作家和艺术家则有意无意地变成了文化冷战的工具。中央情报局美国很会打“文化战”，它不遗余力地在第三世界推进“现代性”事实上是文化战争文化霸权的幌子——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插手，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从国库拿出巨资唆使一些人游说第三世界，全面进行洗脑宣传而推进全盘美国化。事实上，中情局是美国的文化部宣传部，其怂恿成立的“文化自由大会”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主要工作是用自己的新闻社出版社各种著名刊物，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并为音乐家美术家歌颂美国打压欧洲和亚洲而颁奖，从而扩大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
被控制的“文化自由大会”其实不自由，他被美国中情局所控制成为没有自由的政治傀儡。它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取之不尽的国家银行拨款。为了引诱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上钩，他们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0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通过“法弗德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大量收买本地文化打手。中情局工作人员这样形容：“我们根本就化不完美元，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帐，真是不可思议”。而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阿尔罗,克里斯托，罗素,伯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顿，洛危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帕洛克等等。
近来，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写作出版了《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6]，书中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人，他们从内部的进攻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再中情局授意下，大量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作品，以此摧毁古典和现代经典艺术。中情局将最富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变成自己行动站，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量举办“抽象表达艺术展”“行为艺术展”“现成品艺术展”。一些中央情报局人员毫不隐瞒地说：“中央情报局是五十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达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美国政府发言人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很直率地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宣传”定义为：“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霸权主义宣传和冷战心理战的目的是让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美国宣传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更直白：“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正如有评论所说：中情局将“艺术成为准军事资产”，“文化名流成为宣传工具”。中央情报局就是“文化战”或“文化冷战”“心理战”的别名。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解释更明了的了：“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真理。为了普及这个真理，我们将要使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心理战’。所谓‘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 中情局为大型艺术节提供经费。于是，美国多次搞“20世纪杰作”艺术节，为给艺术节提供经费，中央情报局紧急成立了一个虚有其名的“法菲尔德基金会”。当时的艺术节在巴黎热闹开幕，现代音乐名家斯特拉文斯基和“反美学、反悦耳和声”的勋伯格无调性“十二音体系”作品，在艺术节上演奏；还请来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等9个交响乐团，上演了上百部交响乐、协奏曲、歌剧和芭蕾舞。
四 族裔问题与性别政治的文论话语
在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中，随着解构主义对中心主义的消解，边缘话语逐渐引起理论家们的关注。诸如少数族文学、族裔散居文学、性别政治、种族修正主义等术语在文论中不断提出新颖的见解，值得研究。
少数族（minority）是一个有争论的术语。吉尔斯•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最初提出“少数人”这一概念，其后，阿卜杜尔•简穆罕默德和大卫•劳埃德等后殖民批评家对这一概念加以改型，并在《论少数族话语的理论：目标是什么》中指出：一种种族文学是否为少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其政治地位，只能根据政治意义定义的主体位置，即由经济剥削、政治权力剥夺、社会操纵诸方面带来的后果，以及在文化上对少数族主体和话语的思想意识统治带来的后果。” 换言之，少数族文学（minority literature）并不寻求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相反是要消解被西方现代性命名的所谓“经典”，从而使典范文学代表人类文化最高成就的看法受到质疑和对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少数族文学”阻挠那种一统的人类概念，而表达一种与主流话语抗争的立场，化解所谓“人类的”典范形式，还原在经典之外的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学原生态。
阿卜杜尔•简穆罕默德和大卫•劳埃德还提出“少数族文化”（minority culture）概念，认为：少数族文化都具有与欲将它们边缘化的主流文化敌对的经历，主流文化系统性地破坏以少数族地位产出的各种文化，使人民脱离自己的传统或大批消灭他们。这种被文化斩断的历史进程，再加上某些未开化的文化残留，即成为文化边缘化的常态标志。当今社会的文化发展，本应有不同的模式，却被西方现代性单一历史发展模式所取代，在这种单一模式盲视中，其他文化都被看作是不发达的、不完善的、幼稚的、非本真的、堕落的、罪恶的文化。在西方中心主义看来，这些边缘文化若要向更高的文化水准前行，就只有同化到欧洲中心主义成就上去。这无疑加速所谓落后的少数族文化向主流文化模式更加迅速地同化，文化正在大量地死去，世界正在单一化中变得怪诞。
与此相关，族裔散居（diaspora）或“移民社群”在西方文论中也频频出现，成为一种重要概念。对漂泊离散者的“漂泊离散意识”的多侧面研究，成为第三世界文学知识分子的新视野。这一概念为斯图亚特•霍尔首先使用，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认为：族裔散居经验不是由本性或纯洁度所定义的，而是由对必要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认可所定义的；由通过差异、利用差异而非不顾差异而存活的身份观念、并由混杂性来定义的。族裔散居的身份是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可以说，某些知识分子用权力发言但却认同于无权力性（powerlessness）。这种话语从别人的剥夺中吸取其资本，而同时又拒绝承认已拥有的特权。这实际上有可能将东方主义批评中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压抑，看成一种文化矫情般的诉苦，将对后殖民现象的反抗，当成一种“依凭无权力性”的“权力发言”。这种化约性的表述，甚至有可能成为强权话语的新支点。过去几百年来，帝国主义不断蹂躏非西方文化，因而西方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创伤和灾难的认识，比受它压迫的非西方文化要晚得多。
在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中，性别政治问题和种族修正主义同样引人关注。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将性别与政治权力关系加以联系而获得新的话语分析领域。这一概念为奥地利女性主义者威海姆•瑞奇在《性革命》中较早提出，认为：两性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男权和女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家庭中权力话语争夺产生了权威意识形态，必须让女性从家庭中彻底解放，才能实现社会和人的真正解放。凯特•米莉特在《性别政治》中通过劳伦斯、米勒、梅勒和热内四位20世纪作家的分析而得出结论：性别支配是当今文化中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男性通过性角色的划分为每一性别规定了行为、姿态和态度的详细准则，把女性限定在性和生育之类的事务中，为自己所支配，而且使这些规定看上去显得自然合理。父权制观念使女性依附于男性，在社会及家庭生活中，权力直接或间接地抑制着妇女，所以尽管民主昌盛，妇女却一如既往受着一种性别政治的压迫。因而，“性别政治”就是维护父权制的基本策略。
政治及对父权制与性别歧视的反对，给予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尖锐性和反抗性特性。一部男权史告诉我们：女人无史——历史规则的制定者是男性，历史的主体是男性，历史的书写者是男性，表现的客体是男性，历史阐释的权力者也是男性。女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变成男性书写语码的一个分子，她只能成为男性叙事话语中的“准男性”——用男性的语气、男性的语感、男性的语言、男性的意象去书写，这才会被男性社会所认可。那么，女性写作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以男性话语方式写作，她获得的可能是男性话语所认可的一种指纹和身份；用身体的方式进行写作，她可能获得了身体，但丧失了灵魂。这里凸显的是写作中的性别身份意识。性别身份意识有两种，一种是“看”，一种是“被看”。非西方面对西方或者整个东方面对西方话语时，东方被不断女性化而成为被看。事实上无论是过分女性化或过分雄性化都是对女性身份的伤害。更加雄性化或性对抗化所导致的女权主义写作成为了一种对抗的方式。但女权主义写作也许不是最佳的女性写作或身份写作方式，而是在另一层面对男权社会的认可式臣服。在我看来，颠覆男权中心写作的另类写作，表明女性艺术是一种良知的艺术。女性政治也许是对权力话语人格面具的撕破，可以不按男权世俗谎言规则出牌。她们的声音撕破了男性的话语中心主义面纱，拆解了男性的游戏规则。
五 后殖民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
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谱系中，不难看到文化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属下研究、多元文化论、文化身份等新话语。这些话语已然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中心话语。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早就被人谈论过，但是集中论述应是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他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认为：文化帝国主义不是用一个定义所能概全的，而是多种话语的多侧面描述的结果。它既是“媒介帝国主义”的权力话语，又是“民族国家”的话语，既是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话语，又是现代性的批判话语。其后一些学者在汤林森研究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蒂珊•奥沙利文等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中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在经济上更利于主控国家系统地扩展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控制、政治控制与文化控制，导致拜金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相对贫弱的欠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主次支配和附属依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支配第三世界国家，第一世界利用文化心理、文化产品、时尚风格、名牌样式向依附性市场传输，刺激其产生特定的文化心理需求与消费形态，在这种需求和消费中，西方国家不断灌输欧美的文化价值、精神观念和现代性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价值、精神观念和本土经验加以摧毁。于是，在跨国公司温情脉脉的全球展开中，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越来越遭到西方文化的控制和文化侵略和价值挑战。
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是与本质主义相对立的。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认为：把别人的差异性经验贬到低位，就具有排他主义倾向。排他主义表现出双重的占有欲：“根据经验而产生的排他的局内人观念，其次是根据方法而产生的排他的局内人。赛义德指出：“如果你事先认定，非洲的、伊朗的、或中国的、犹太的、德国的经验基本上是自成一体的、和谐的、与外界分离的，并且因而只为非洲人、伊朗人、中国人、犹太人或德国人所了解，你就首先假定了某个最主要的东西。我认为，这个东西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解释的结果──那就是非洲主义、犹太主义，或者德国主义，或者东方主义和欧洲主义。你可能因此只为那些最主要的东西或历史经验本身辩护，而没有促进对它的充分了解和它与其他知识的关联和依赖。结果，你就会把别人的不同经验贬到较低的地位。”排外主义方法的必然结果是，把后殖民或弱势范围分解为一系列竞争和敌视的社会文化话语，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情绪对立，在文学作品的中权力中心排他主义，会使被歧视的第三世界产生对第一世界产生强烈反抗情绪，甚至是出现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属下研究（subaltern studies）又称为“贱民研究”，由印度学者拉纳吉•古哈提出并加以研究。“属下”作为底层人民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统治者获得话语霸权而虚假地构造了历史。属下研究的目的在于：将印度历史的写作从西化精英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自主地真实地描述城市贫民和乡村大众这些所谓‘属下’人的艰难处境，通过重视属下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给殖民霸权的所谓现代性史学带来叙事危机。当然，这一文化研究在西方霸权中心主义话语中，成果相当有限。
文化多元论（culture pluralism）在文化层面上对抗单边主义文化，坚持世界不应该一元独霸，而应呈现文化和话语的多元多极。文化多元论在文学中的表现颇为疲弱，文学多元论者往往不触及文化与阶级支配的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化与中心权力的争夺关系，而将主要范围局限在大众文化研究中，认为大众社会存在多元团体，它们各自独立并且功能有限，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让观念不同者得以开放而自由方式竞争领导权；另一方面，民众也因此能够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领导者。无疑，丧失了前沿批判精神而醉心于大众文化神话，使得“文学多元论”逐渐丧失其理论锐气，而成为大众狂欢中的一个弱势理论。
六 后东方主义文论身份透视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当代西方文论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一般而言，学界将文化身份看作是一种共有文化体的自我认同。文化身份反映共同体中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符码给民族提供在现实变化中稳定不变和持续延伸的意义。另有一种看法：文化身份是不断遭遇文化断裂和非连续性，而后又不断重新获得自我新的文化身份，这意味着，文化身份在不变中有变，它沟通了自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others）文化镜像中对比映照中形成文化差异性的价值认同。[7]一般而言，文化身份潜在地存在于国内外各种权力抗衡中，其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语言、圈层、社群等因素使得身份构成形成斑驳陆离的色彩，意味着个体存在价值与其文化身份不可须臾剥离，相反总是受到整体社会和族群的深刻影响。在后殖民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身份又与话语相关联。在赛义德的话语谱系中，身份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如全球化中的“身份存在”、权力话语中的“身份认同”、后殖民的“身份立场”等。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身份危机”、“身份冲突”“身份认同”、“身份建构”、“身份重建”等话题，表明身份立场在当今世界实际上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重大话题，同时说明全球化正在使人们逐渐失去身份认同的基本特征，人们急于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共同体，以避免遭遇身份危机的虚无主义话语。可以说，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
从另一个角度看，获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已然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性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认同积极取向。文化身份不同于身份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个体的血缘家族辨识，而是群体、民族或国家人民和“他人”、“他群”、“他民族”、“他国人民”相区别，成为一个具有价值向心力文化共同体。在对自我身份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阐释的“双重焦虑”中，如何正确书写自我身份？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如何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怎样才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大体上说，“确认身份”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打破旧文化、旧观念和旧体系的时期。二是重新定位和身份改写时期，即去除旧秩序、旧形象的前现代性，而使自己在身份改写过程中确定真正的民族形象。三是新文化身份确认时期，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目的是揭露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把握自己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对话的权力，建立从冲突到对话，从差异到和谐，从敌对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从边缘化逐渐走向非边缘化，并重建自己已丧失的地位。
“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意味着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中走出来，将多元文化精神置于文化身份和文论身份书写中，减少对抗性而增加对话性。就文学理论而言，“文论身份”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这种与他者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前提条件。只有禀有了这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使自己既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属品，也不成为丧失身份的无家可归者，而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圈中具有自己正当的文化身份。这种和平而非冷战的文化身份文论身份重写书写，有赖于东西方彼此的理解和对差异的尊重。
就个体而言，往往是从文化集体无意识中获得自己的身份记忆的。他在家庭、学校、社会中，逐渐形成自己具有民族烙印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方式、终极关怀方式，当其成长起来成为民族话语的担当者时，其民族身份则上升成为显意识而指导其行为。在民族文化共同体和参与社会物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文化意识。这样，无论他在全球化时代到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完全无法放弃自己的集体无意识和母语经验。就群体而言，文化身份包括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从事思想创新和文化批判的人，大抵能从思想表达中透出该民族对世界进程的看法，其中必然包含着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可以说，据此而形成的伦理观、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终极信仰等都成为其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其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丧失了这个核心层面，文化身份的辨识就出现困难。
七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延展
面对现实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生态文化应运而生。作为学术史的生态文化理论的诞生于何时呢？学术界尚无定论。“生态学”一词，是由希腊语oicos（房子、住所）派生而来，最早出现在德语中，即die Okologie，英语为the ecology。生态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其思想渊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858年美国作家梭 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阐释了自己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他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反对喧嚣的城市，而赞美树林和溪流的自然世界。
一般认为，1970年在西方兴起的“生态主义”（Ecologism）开始了生态文化的艰难历程。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出现，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的。生态文学是生态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化在其制度形态层面被边缘化，如环境问题很晚才进入政治思考和环境保护制度等方面，注重保护物质生产的技术形式转变、能源形式转变，以及人类生活方式转变的生态场景，尽量不使其恶化；生态文化在精神形态层面，努力促进环境教育、科技发展生态化、生态哲学、生态神学、生态文学、生态艺术等领域的发展。并非所有写自然的作品就可以成为生态文学。有人认为，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文学解决，就是人的生态文学问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涉及人同物理环境、生物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利用、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作用，环境对人和人类社会的作用。
在我看来，所谓生态文学主要是指那些敏感地对现代世界生态危机加以揭示，对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加以批判，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加以反省的作品。生态文学并不将人类看成自然界的中心，也反对将人类的利益作为自然价值判断的绝对尺度。他们从一次次生态灾难的恶果和今后数不清的生态危机预警中体察到，只有将包括自然和精神的整个世界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人类未来终极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有效而全面地消除威胁人类存在的生态危机，从而获得重新调整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的和谐生存的地球。
相对于其他西方文论而言晚出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旦出现就在世界上迅速引起人们的理论兴趣，并不断加强这一理论的世界化进程。西蒙·C·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认为，生态批评的诞生因为视角不同而有三个不同的日期：作为文化术语的“生态批评”最初由威廉·罗依克特（William Ruekert）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十五年后的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创办“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以其重量级的话语权力，重新阐释生态批评的重要性，引起广泛地关注和响应，标志着生态批评学派的逐渐形成，但是还没有学派的纲领和正式理论出版物；1996年切瑞尔·格罗特菲尔蒂、哈罗德·弗罗姆编《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和劳伦斯·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的出版，生态批评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论纲领和重要的美学原则，并在学术界引起深度关注与研究，并不断在辩论中走向成熟的体系构架。
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神学（Eco-theolog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生态艺术（Ecological art）生态社会学(Ecosociology)、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深生态学 (Deep ecology)等研究领域如同雨后春笋，人们在西方文论的“高原平台期”中又发现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去掉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自然中心主义，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生态理论的基本法则，以此消除人类沙文主义僭妄的生态批评。与以前相比，“生态”一词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倾向性和实践意味，“生态”一词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含义更为深厚。生态哲学把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将自然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人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努力把生态精神培育为一种通向全新文明前景的思维方式、价值基础、精神信仰和文化观念。总之，今天的生态文化运动已经变成了一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人文思考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相结合、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与对一种更加健康完善的新文明的建设性思考并重的文化运动。
与其他的西方文论突显形而上理论思辨性不同，生态理论是一种直面人类现实处境的实践理论。生态批评家大都反对雅克·德里达《文字学》：“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文本中心主义看法，坚持认为：语言或文本的存在仅仅是实体世界的文化表征，并不能说明物质世界无足轻重要，文本之外的重要东西多不胜数，怎能说一无所有？贝特认为：“后现代主义宣称一切尺度都是文本尺度，生态诗学则主张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种可能性，即某种被称为诗歌的文本尺度可以使我们回忆起人类最古老的知识：没有大地尺度，我们就不复存在。”生态理论反对当代理论陷入“语言唯心主义”或“文化主义”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致力于将人类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当下困境揭示出来，走出“语言的牢笼”的自我画地为牢，超越语言文本的心造幻影，关注时代的困境。莱德菲尔德在《塞来斯廷预言》和《第十种洞察力》中强调：现代社会的腐败和贪婪是物质中心化和精神边缘化的人性异化造成的，腐败源自于整个世界物质主义弥漫的“有所企求”的贪欲，人们缺乏精神超越维度而处于现实欲望难平的浮躁焦虑中，这一系列现代文明病症导致了人类的整体精神失衡。一言以蔽之，西方人在近400年走上了文化偏执歧途，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准，这种的严重文化偏执症，导致人痴迷于物质增长而丧失人性深度和人文厚度。当然，这些尖锐的批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八 文论创新与西方文论症候
在当代社会文化与文论的外部层面诸多关涉问题加以分梳之后，我们回到当代西方文论内部本体层面的厘定，可以看到，就西方文艺理论研究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哲学逻辑话语层面、一般文论模式层面、具体的文论层面。如果说，哲学逻辑话语是整个文艺理论研究的灵魂而体现出文艺研究的共性的话，那么，一般的文艺理论模式则是文艺研究方法的当代运用，体现出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的思想个性，而具体的文艺理论研究则是介于当代文艺理论模式与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之间，可以借用一些新方法补充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总之，“理论模式”是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主体部分，它一方面受哲学美学逻辑方法的指导和制约，另一方面又不断从其它学科吸收新的思想资源，并在具体的文学现象研究中完善自身。因而，在对不同的文学理论模式进行探讨时，弄清这一理论的源起及其历史背景，阐述其重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指出其理论方法论特征，并通过其理论的具体实践运用，看其当代意义和局限之所在，就成为了我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可以说，当代西方文论与前沿性的西方诸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全球化浪潮中的科技、制度、文化、宗教息息相关。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核战争威胁使整个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与全球化相抗争的“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当今世界种族间的冲突层出不穷，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样化。无疑，这一切都影响着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聚焦点，同样也影响着文艺理论透视的折光律。
当代最新西方文论处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论方法毕竟只是研究西方和东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文化艺术的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目的。对西方最新文论的研究，是我们探索20世纪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没有凝定不变的文论研究模式，也没有终极真理的文论体系，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论方法是随着实践和思维的不断前行。
当代艺术被命名为“后现代艺术”，一些艺术家以进入后现代为荣，缺乏本真的文化反思能力，而陷入后现代泥潭之中。可见为艺术设限是人为自己设限的一部分，因为艺术本性与哲学本性本质同一。人类世界大抵有两种艺术能撼人心魂，一是充满爱心的纯粹超越性艺术，一是被压抑扭曲的反抗性艺术。前者使人心灵净化，后者使人灵肉痛苦，丧失了这种哲学高度的艺术创作只是人文精神的名存实亡，是技术和市场操作的冠冕堂皇的浮躁乏味。事实上，西方后现代主义既颠覆了前者又压抑了后者，使当代艺术成为颠覆之后废墟上的虚无主义精神的膨胀。观念错位使当代艺术在缺失文化的情况下反文化，在丧失价值底线中反价值，进而造成艺术的视觉暴力和精神盲目。当视觉暴力化和盲目化后，艺术感受成了问题，无目的无价值操守的艺术表达成为艺术感受方式的报复，这直接导致了当代艺术精神的危机。直面这种危机，则表征出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研究当代西方最新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有何意义？通过对其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对流派影响的深入研究对我们有何启发？这些思潮进入本土后有怎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移植？这种文化的理论旅行在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中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必须弄清楚的。
在我看来，研究当代西方最新文论的关键在于，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应力求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追问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将有助于新世纪中国文论批评的借鉴和自我反思，并对我们的文化理论策略和文学理论价值维度的确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进行当代西方文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近代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二战以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二战以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当代西方文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使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的问题；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摹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的问题意识；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当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当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文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新世纪审美价值重建。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换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文论的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在深处思。事实上，从中国身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互体互用”的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当代文化的高度看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本土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需要反思和重建。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唯新是求、追新逐后的方法，而应采用具体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到一个远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到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和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急待鼎新革故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 呼唤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守正创新与正大气象。在我看来，文论在走出西化误区坚持自我创生中，必须坚持面临原创性和创新性，减少标新立异性和无新抄袭性。
“原创性”是跨时代的首创，其新异性影响后世。它直接成为了经典而历久弥新，人们总是能从中找到新的和符合当下的文化精神资源；其文化软实力能量巨大，不仅在一个狭小的专业领域有影响，而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领域有重大影响；原创横跨多种领域，产生爆发性的能量，不可端倪不可超越。而“创新性”是一时一地或是一个流派，与成为史载成为经典的原创不同，它会被历史记一笔——创意新颖，人们会为它的新奇而感动；具有一定的当代影响，大抵只能红三两年，其影响超越不了这个时代。
“标新立异性”，其标志是成为“事件”，发现什么吃香，什么成潮流成气候就去标新立异，只满足于各领风骚三五天。惟新是求，结果是被更新的超越——很快就会被另一种比它更标新立异的东西所取代，所以它是短暂的。而无新抄袭西方已经无新可言无新可创，这类作品是生命力还没有发出就胎死腹中。
在中国新世纪文论创新上，我强调守正创新之路，是在“正”上面的“新”，其所表现出的基本美学特征是“正大气象”！所谓“正”是强调对中国文论传统文论的精神把握，所谓“大”意在标举大气磅礴的雄浑书风。这当然有别于时下一些文论小巧之风，小风格、小趣味、小噱头，可以说，标举正大气象和正大书风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论文化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我注意到，中国文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原创性消失，人们今天热衷于把握标新性。文学作品是给千百人看的，它的价值有赖于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评价机制，也有时代感和社会当下对这个作品共同营造的文化交流对话氛围。在公共空间的文化影响力增大的情况下，文论的境界提升变成民族文化导向的重要问题。守正创新的要求文论发展方向正，走一种中国文论未来发展的主流道路。“守正创新”的提出有其时代语境——今天中国文论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影响较大，传统经典流失较多。一些文论家感到很迷茫，因此，一味西化地将中国文论加以降解，甚至走到反经典非经典的地步，这些现象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而且是整个东亚的文化和艺术普遍现象。其文化话语是一种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误区导致的文化不自信，文论不自信。对此，我们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
守正创新和正大气象对当代文论家提出了很高的审美文化要求，因为当代中国崛起在世界文化语境中须有大境界。中国文论新世纪复兴需要文论大家，需要具有经典型严谨性的文论大师。守正创新意味着只能取法乎上，转益多师。那种照搬西方现代派的座位已然过时！需要总结思考的是：为什么二十世纪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中青年文论家，很乐于把传统消减或者是边缘化呢？大抵是受了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误导或是诱导。在今天美国出现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金融危机不是单一的，其实它是西方的金融体制危机、生活方式危机、流行文化危机、艺术表达方式危机的“危机共振现象”。西方文化标举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主义导致了危机共振。而中国艺术家遭遇的问题是，西学知识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地基？西方艺术观念是否不可以怀疑？西方的思想话语具有的虚无性是否不应该批判？如今那种以西方马首是瞻，以西方为最高境界的美国玫瑰梦开始破裂。我们应更加关注并回望东方去发掘自己曾经虚无化的传统和经典。
中国文论家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文化焦虑，担心自己创新不够，担心自己与传统相连。这种文化焦虑是一个世纪的文化失败主义导致的，只有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来疗治。“五四”时期提出的“废除汉字”、“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诸说法，在当时“启蒙与救亡”的特殊历史时代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当时中国战争频仍经济疲弱，综合国力地位排名在全球100位以后。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综合国力地位已经跃升全世界第3名，如果文化自卑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仍然甚嚣尘上，那就是一个文化背景错乱的症候！只有深深体悟本民族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和本根性，才能深切地融合中西诸家，才能成为新世纪真正的文论大师。
在我看来，在当代西方文论转型与东方文化价值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知识分子审理过的文化精华成分，才有可能在分析审理西方文论基点上，为新世纪重新“发现东方”的新文化形态，[8]“重建中国新文论体系”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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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塞义德认为：如今文学已经从众多人文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科南(Alvin Kernan)教授以非常刺激人眼球的字眼作为自己新著的标题：《文学之死》，（1990）表达了自己对文文学存在本体的危机感。
[2] Cf. Andrew Delbanco,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Literatur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4,1999.
[3] Cf. Kevin Robins, ed. Into the Imag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Field of Vision, London, New York: Routedge, 1996.
[4] CF. Joanne Morra and Marquard Smith, ed. Visual Culture, 4 Volum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5] CF. David F. Bell, “A Moratorium on Suspicion?” Publication of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PMLA), Vol.117, No.3, May 2002, pp.487-490.
[6]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
[7] 参王岳川《中国镜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8] 参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