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北京最冷的一个冬至。
送走金开诚先生回到北大，我重新走进冰天雪地的未名湖，一种人去楼空、大师谢去的悲凉不由涌上心头。开诚先生走了，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北大书法所所长。他在北京大学工作了五十年，我和他有二十多年的学术交往。金先生的离去让我感到不仅是北大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和书法界重大损失。
一 薪火相传的学术人生
金先生的乐观大度，使人们没有意识到病魔的出现。今年四月，我发现他脸色越来越不好，尤其是四月下旬给书法研究生上课，他讲到最后说他很累讲不动了。在我的印象中，多年来，他去人民大会堂和各种会场开会，都是声若洪钟惊四座！到了今年五月四日北大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和北大校庆110周年书法展在北大图书馆开幕时，我近距离地站在先生旁边，才发现他脸色不好。我就提醒说：先生您脸色不太好。他说：我一直发低烧。我说：那可要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海外大学任教，等到我七月份回来的时候，他夫人和女儿告诉我说他六月做了手术，我当时很震惊。马上赶到医院。一见面他就说：我这次得的是癌症，我年龄也大了，吉凶难料。我说：先生别这么想，手术不是已做了吗？癌症病人很多，很多人都会得这个病的，他们大多数不是渐渐好了吗？我说，同学们还等着上您的课呢。结果，没多久先生就出院了，我心中很高兴。再见面我感觉他明显瘦了好多，起码瘦了二十斤。
只过了一个星期，先生又发烧住院治疗，病情更严重。我又一次到医院去看望先生，这次去见到的情形很不妙。我看到先生正处于昏迷状态，鼻孔插着氧气管，他女儿舒年守在床头。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我想他也许会醒过来。他女儿说：这不是睡，是发烧，体力不支，处于半昏迷状态。这次见面后，金老师就再也没出过院，那是十月份的事了。
到了十一月初，金先生病情更严重。我带着第二届书法班的几个同学去医院。让我感动的是，我一进门他看见我，眼睛特别明亮锐利地说：你来了，我要坐起来！我说：先生你别动，您就好好躺着就行。他不同意，拉着我的手，攥得特别紧。我觉得在这种劲道中他想传达一种想法，一种力量，想表达他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我使劲把他扶起来，心里很难受。但先生半坐着什么也没说。我能理解这种生命的茫然——见到很熟悉很亲切的人时，他头脑清醒想跟你表达某种生命深层感受，但病体衰微又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后来，他拼足体力对学生们说：“我明年还给你们讲课。”但我们都知道先生可能等不到明年了。因为他是六月做完手术后，医生说超不过半年，而且这段时间医院发了三四次病危通知书。学生们回来后说，自己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这样一位病重的老人，他一心为了工作，一心为了他人，一心为了国家，一心为了中国文化的崛起，一心为了将中国美好的东西传出去和传下去。
我率领北大书法所代表团12月14日早晨8点飞往汉城。飞机降落仁川机场允许开机时，我开机一看是金舒年副教授发来的噩耗：金先生于今晨6：50病逝。巨大悲痛使我一下就怔在韩国机场。我告诉大家金先生去世了。曾来德教授和同学们都很吃惊和悲伤。第二天韩中第十四回书法交流展在光州双年展大厅隆重举行，展厅里韩国来了大约二百位书法家，我在会议上宣布了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以后，韩方的主持人宣布，集体为北京大学书法所金开诚教授默哀。看到那么都外国人，为中国的这样著名学者、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崇敬并默哀，我感到了一丝欣慰。
回顾金老师在人生的最后这段日子，我认为先生是很坦荡的，视死如归，他没在我面前说过痛苦。他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最艰难的最后时间里，完全靠坚强的意志来维系自己的生命。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刚做完手术住院的日子，他居然躺在床上跟他的女儿口述文章。就这样，他还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等报纸上。
二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金开诚先生在学术界、书法界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他做学问和写书法都很严谨，他在韩国出《金开诚文集》四卷，尽管他眼睛不好已不能自己校对，但他对排版错字盯得很紧。我深刻地意识到为什么叫“校字如仇”。有人认为出一本书就是荣誉，其实出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你的政敌立一个把柄，为后代留下笑柄。对此，金先生说了八个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金老师是一个专注于精神的学者，对自己的生活不甚在意；先生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一个得到别人的恩惠就会经常去感谢的人；先生是一位澹定坚强、无欲则刚的蔼然长者。先生对学术和艺术体现了八个字——惜时如金，疾恶如仇。他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对自己是惜时如金，对社会和艺术界的不良现象是疾恶如仇。
金先生备课超出常人地认真，讲稿上那细细密密的小字密密麻麻地，而且对着镜子录音练习讲授，他几乎把自己讲课的每一段内容都背下来。我有时候很疑惑地问：先生口若悬河，文惊四座，为何还要这样费心备课？他说：哪怕是成了教授博导，也要像青年教师第一次上台那样小心翼翼地去上课，这才是上课的本质。如今一些人上课已经是开始随便聊天闲扯，但这么多年来，先生讲课的认真严格的程度没有丝毫改变。
金先生在北京大学书法所授课期间，研究生班的学生并非正式招生的硕士或博士，他们进入北大就带着敬仰的眼光看待北大名教授。像金先生这样的北大重镇级教授，很多已经不上大课。然而金先生却坚持连续几天上大课，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金先生去世后我对学生们说，先生是为你们累死的。记得每次上课后下午五点多钟，我送他回家，见他坐在后车座上，面色憔悴，极度疲劳。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能够一天连着上六个多小时课，中午只是简单地吃顿饭，这种人格襟抱是多么难得！
金老师在无锡一所大学做书法所所长，他经常到无锡给大众讲演。他自豪地说自己开创了一个先例——不收费讲演。我说这很难啊，今天的经济学家出场费动辄好几万，像您这样的名教授，收费标准应该也很高。他说我就不收费，我一定要纠正这种恶劣作风。他在无锡面对市民和干部，创立了这样一个长期免费但的讲座，受到了热烈欢迎和好评。在一切都以商品和金钱来衡量的当代社会，金先生的这种人格境界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
北大很多教授都非常忙，号称空中飞人，对学生的论文看得也不是很认真。我出席过很多博士硕士论文答辩，可以说一些导师对学生论文并不认真，对其中论题、文字的错误等没有纠正。金先生和我在书法所招收了研究生，先生看论文时眼睛很不好，买了个高倍放大镜，逐字逐句地读。后来把这个学生叫来，金先生提了近百条意见。先生学问是巍巍高山，但又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在一点一滴中让人感受到其人格魅力与精神滋养。那个学生一改过去狂态，说从此以后为人为学要向先生学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什么要这样做？先生告诉我，这叫做爱惜羽毛，一个人从黑色的毛、杂色的毛，好不容易修炼成白天鹅，通体白色羽毛，但稍不留神，一点污渍，一泼脏水，就能污染了羽毛。学生论文出了问题，老师有重大责任，所以为人为学，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金先生为北大书法四周年题词：“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不能只靠北京大学‘金字招牌’吃饭。既然书法界是个名利场，那么我们的特色就在于偏不计较名利！我们要大讲为弘扬祖国的标志性艺术——书法作奉献，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奉献。我们一无人员编制，二无经济来源，三无活动场所；但‘至少我们还有梦’。我们还有笔墨纸，我们就要拿笔墨纸来做这个奉献之梦。” 金先生很关心书法的国际交流，认为北大书法所提出“文化书法”，主要就是从事书法的国际交流，要将汉字的审美化书写国际化，先生跟我说，一定要走出去，中国书法如果自己关起门来，变成一个退休老人玩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了；书法必须要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当这么多的外国人学了汉语和汉字，拿起毛笔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文化就如春风化雨般点点滴滴输出去了。
老一辈的治学态度，在今天能够保留和传承下去的已经很少。人们所理解的全球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美国化，因此似乎只要是向美国学习的就是很先进，坚守中国自己的文化就是保守落后。这种太多的文化误读使得中国文化不断被边缘化。实际上，当今西方文化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过分的强调竞争导致尖锐化的斗争，最终演化为层出不穷的战争。而金先生《关于中和中庸思想的古为今用》说：“中庸可以拿一杆秤来作比喻，一杆秤，你怎么用它呢？它的秤锤要在秤杆上面移动。怎么移动法？要根据所称事物的重量，这个秤锤才移动，移动到哪里一点，秤杆平了，把秤杆摆平了，也就把重量搞定了。这个就叫中庸。所以中庸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你把握住了这个动态平衡点，它这个事物就被你摆平了”。这是多么不同于西方的对东方智慧的的理解！
现在一些学生动辄就喜欢大话，研究大而空的东西。而金先生治学的方法很值得学习，他善于从语词句篇章的细处入手做学问，从文辞的考辨到书写自己的思想，其学问是由小及大，有具体而广博。先生不仅仅是个古文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个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晚年献给了东方文化和中国思想的重建大业，站在中国立场上为中国文化发展做贡献。他终其一生做了重新梳理中国文化的工作：看哪些文化已经死亡了，哪些是文化中的碎片需要整理，哪些是中国学者需要重新创造的新文化。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是衰败淘汰的文化，而是经过欧风美雨的冲刷，成为生生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
金老师为中国学术文化和中国书法文化的崛起鞠躬尽瘁，不幸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倒下了，他应该像季老、文老那样活到一百多岁。先生曾和我说过，北大就看两头，一个是口头，一个是笔头，此外都不重要，以先生的口才——文不加点，以他的笔才——立马可待，定会取得更高的成就的。可惜天不假年，不想先生就这么走了……
先生还说：我不怕古人，我就是研究古人的；我也不怕名人，我本人也比较有名；我更不怕前人。我问那您怕什么？他说我怕后人：不畏先生畏后生。前面一代先生的墓志铭是由这一代书写的，先生这一代人的墓志铭也将由后人书写。他通过点点滴滴地人格修为和精神践行，将自己的音容笑貌留存人间，留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08年12月21日冬至日于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