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毛泽东晚年社会心理评析

——兼论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和现实昭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61 次 更新时间:2009-03-31 09: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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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武 (进入专栏)  

  

  摘要:毛泽东晚年在思想方法、政治理念和道德情操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缺陷,是与我们民族和人民的精神世界中的消极方面直接相关的.今天,有必要开展大规模地、深入地公民意识教育,发动群众参与解决当前最迫近的重大社会问题――腐败问题的斗争,认真地、坚定地把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下去.

  关键词:毛泽东 社会心理 公民意识

              

  小序 

  

  从思想方法、政治理念和道德情操这三个方面,对毛泽东晚年社会心理进行评析,不但对于全面和深入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会有所助益,而且对于客观和正确总结那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使新时期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沿着较少曲折的道路前进有积极意义.一个民族,只有真正了解过去,正视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不讳疾忌医,才能以健康的社会心理,昂首阔步,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创造辉煌的未来!

  马克思当年曾谈到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政变,使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伴演了英雄的角色,揭示了这场戏剧的某种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并不"平庸而可笑",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在晚年,竟又做出了一系列违背党章和宪法,侵犯人权,导致人道主义灾难的怪事,这必有其某种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当年曾谈到普鲁士王国的政治状况,指出国王的"不中用",是与臣民的"不中用"相适应的.中国党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并非"不中用",曾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丰功伟绩.但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竟无任何有力、有效的抵制,而自觉与不自觉地予以容忍和追随.民族传统文化中太多的历史重负和党的斗争历史中的某种精神之累,正是使毛泽东晚年社会心理中的主要方面――消极面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发生在1957年至1976年这二十年间中国大地上的几幕悲剧,既是毛泽东晚年错误之严重的表现,也是广大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之存在过失的反映.

  

  (一)思想方法 

  

  (1)哲学家?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爱智"者和"我思"者,经常能够独出心裁,语惊四座.这一特点,即使到了晚年,也未曾改变.在三十年代后期陕甘宁根据地那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毛泽东系统学习了刚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并在1937年以<辩证唯物论提纲>为名,陆续给当时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讲课.其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人们熟知的两节.对比当时苏联的流行读本,应当说,毛泽东的<提纲>并无原则上的新意.当时苏联哲学界在讲到实践时,只限于认识论这一视角,而未及价值论这一视角,毛泽东的<提纲>也不例外.在讲到辩证法时,把恩格斯在<反杜林>和<自然辩证法>中的有关论述,概括为"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这三大定律,毛泽东在<提纲>中也重复了这一点,并谦虚地说"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在一年后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排除在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之外,毛泽东对此未置可否.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提纲>有两个不容忽视的优点,一是结合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政治事例和当代中国的革命实践,一是语言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易为当时大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所接受.一些听过毛泽东讲课的干部,后来常常回忆起自己受教育的情况.党的领导人陈云多次讲过,毛泽东曾要求他学好哲学,他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所讲述的哲学理论,对于改进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帮助很大.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要求全党干部学点逻辑,学会处理他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时讲到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曾将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化为"两点论",这都是有益的.他在1957年参加莫斯科会议期间,力主在<宣言>中加上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内容,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晚年正处于现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但他对此知之甚少,对于以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为背景,而又具有丰富内涵的现代哲学的诸多流派几乎不知.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在发达国家先后创立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1905年)和广义相对论(1916年),海森堡(1927年)、玻尔(1929年)等人创立和解释的量子力学,使人们逐渐学会了根据主体实践的需要,设定观察客体的"参考系"的思维方法,以及正确认识客观事物中的"测不准(不确定)关系",恰当地使两个似乎相对立的原理"互补"起来的思维方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发了多值逻辑和模糊逻辑等新的逻辑学科的出现,推动了非线性科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等)和现代系统科学(信息论等老三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新三论)的产生,以及多向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的广泛运用.毛泽东晚年的中国社会比较封闭,而曾与中国关系密切,并在哲学方法论上对中国影响较大的苏联的哲学家们,面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成果,只在科学技术的意义上给予了肯定,却指责爱因斯坦、海森堡、玻尔等大科学家陷入了"唯心主义",这对当时的中国哲学界发生了有害的影响.诚然,毛泽东晚年曾在<庄子>那里拾取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一思想,赞赏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发表的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文章,并在与周培源等科学家交谈时,进一步阐述了"基本粒子"亦可分割的思想.以致在他去世后不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科学家格拉肖曾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毛泽东晚年还提出辩证法只有"对立统一"这一个规律的思想,做为一家之说,他的这一思想,对于启发人们不拘泥于"三大基本规律"、"四个基本特征"的流行观点,是有益的.不过,关于"毛粒子"的提议,并未得到科学界的普遍响应.事实上,即使是运用单因果的线性思维方式,也是可以得出"无限可分"的结论的.至于"一个规律"之说,在毛泽东的解释和运用中,愈来愈突出了斗争性,走向了片面性和绝对化,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危害.毛泽东晚年"爱智"与"我思"的品格,引起了许多非专业人士的尊重和钦佩,如政治家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就将毛泽东说成是哲学家,以致毛泽东在1972年与尼克松会面时,开口就说"只谈哲学".国内外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位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和战略家,但正象当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报告中称毛泽东为科学家,未必贴切一样,今人称毛泽东为哲学家也未必贴切.在业内人士看来,毛泽东在哲学上未见有过重要的创见,更未在推动现代思维的发展上有过独到的贡献.当然,如果把凡以哲学为专业并有较为深入研究的学者和虽无专门研究却是智者的人,都称做哲学家的话,那么毛泽东也可称做哲学家.

  (2)社会历史观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几经思考,终于选择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社会历史观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将社会划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部分,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此,马克思又进一步用盖房子做比喻,把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说成是基础,而把政治法律――各种意识形式说成是上层建筑,而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这里的比喻同任何比喻一样,都是有缺陷的.但是它的提出,对于传统以来的唯心史观是一个重大突破和改变.后来,恩格斯和考茨基对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的含义及其辩证关系,做了重要的补充.再后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包括M•韦伯在内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做了进一步地阐述或补正.例如毛泽东就讲到了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M•韦伯就讲到了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毛泽东还把中国古代<汉书>中讲到的"实事求是"与唯物史观联系起来,甚至在他的晚年还曾要求全党同志按客观规律――经济规律办事,把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二是指明了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批评布•鲍威尔的英雄史观时,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扩大,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后来,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决定作用,并谈到了个别人物可以起重要作用.普列哈诺夫和列宁又对个人、领袖的历史作用做过专门论述.在毛泽东那里,便简化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国已故历史学家黎澍又对此做了有见地地探讨,深入地论述了群众同个人在创造社会历史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毛泽东晚年在批判林彪――陈伯达的"天才论"时,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虽然这种提问方式和用语未必确当,但他在理论上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还是明确的.不过,在理论上相信唯物史观是一回事,在社会心理深处是否真的相信唯物史观又是一回事.毛泽东晚年从总体上背离了唯物史观的这两个主要原理.一方面,能否真正从社会存在这种客观事实出发,做到实事求是,是与人的主观世界的状态,即知识结构、认识图式、思维能力乃至主体需求直接相关的.一个主观世界状态不佳的人,即使真诚地想要做到实事求是,也难以达到目的.另一方面,能否正确地处理领袖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是同领袖人物的世界观和总体素质有直接关系的.一个世界观愈来愈不正确,总体素质下滑的领袖人物,是不可能把群众当成社会历史的主人的,――甚至有可能把群众当成自己手中的工具而任意摆布.

  毛泽东晚年已不能认真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这一"社会存在"进行调查研究了.他有时也离京到外地视察,但大多是走马观花,抒发感慨,赋诗言志,接受欢呼.在大跃进期间,面对已暴露出的严重问题,他所感到和见到的还是地方干部与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高昂热情,甚至是"喜看稻菽千重浪"(1959年),"芙蓉国里尽朝暉"(1961年).这种景象,正同他的思想中这样的"图式"相吻合:"六万万个穷棒子",正在画着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在路过武汉时,会见了老友李达.这位早年曾参与建党的哲学家,已注意到当时党的报刊和社会生活中的那些浮夸吹牛乃至弄虚作假的现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卫星"),希望党的领导人不要陷入唯心主义、唯意志主义.毛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必须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给干部和群众泼冷水.两人争执起来,最后是不欢而散.在这场争论中,李达自然成了"失败者",以致种下了日后"文革"中被诬为"反对毛主席"而遭迫害至死的祸根.与此相关的是,毛泽东晚年在总体上陷入了英雄史观.十八世纪意大利社会学家维科认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神祉时代后进入了英雄时代,而后将进入凡人时代,这种见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这里的英雄时代相当于人们通常说的中世纪,在这样的时代,需要并必然出现少数在素质上和地位上大大高于普通人的英雄人物,他们中还会出现个别领袖人物,能带领群众去实现某种社会目标.毛泽东生长在旧中国,借用维科的说法,那个时代具有明显的英雄时代的特征.英雄欲和领袖欲是把双刃剑.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形成的英雄欲和领袖欲,促使他博览群书,积极思考,刻苦锻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在中国革命中派上了大用场.但在晚年,他的英雄欲和领袖欲未经调整,导致了他的专制主义和个人专断.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版的<巴黎革命>日报上,有位作者写道:"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作者要求人们适应新的时代,即维科所说的凡人时代,勇敢地站起来!毛泽东晚年却反其道而行之,欣赏和鼓励人们在他那"最高指示"面前顶礼膜拜.他虽然讲过缺了谁地球也照常转的话,但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把自己的那些语录看得十分重要.直到"文革"后期,他还预言:在他去世后,人们会继续把他的那些话奉为圭臬,无非是他所谓的右派会利用他的一些话,他所谓的左派会利用他的另一些话,而左派终将打倒右派.很明显,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似乎永远离不开他的那些"语录",离不开他所框定的思想和轨道.他既高估了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又低估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然而他估计错了: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他所基本信用的"四人帮"就被粉碎了.中国的党和整个社会并没有发生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分裂,中国人民要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不再靠"语录"过日子了,更谈不上打"语录"仗了.在经过短暂的徘徊之后,中华民族走上了新的复兴之路,这虽是一条艰难曲折之路,但从已取得的成就来看,这肯定是一条光明之路!

  (3)斗争性与两极化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接受了辩证的思维观.这种辩证的思维观,在它的大师那里有着并不相同的面貌.在黑格尔那里,它是与绝对精神――上帝联系在一起的.黑格尔多次谈论"对立统一",要求"在统一中认识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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