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推行以减税为目标的税制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6 次 更新时间:2009-03-13 13: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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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奉行市场经济体制已15年的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体制特有的困扰,即,容易陷入通货膨胀(价格上升)或萧条(失业率上升)的经济周期中。有时此类经济波动是相当剧烈的。

  目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不仅是有效需求不足,更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且有效供给的不足有超过有效需求不足的趋势,如商品品种趋同、重复生产、价格过高等原因造成的供给大于需求;品质伪劣的产品久久存在于市场中难以驱除,导致的表面上的生产过剩;因外国商品(如技术含量较高或奢侈品)大量涌入而出现排挤效应,导致国内同类商品的过剩等等。相应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在这个前提下形成的。

  无效供给所产生的负乘数效应,才是我国内需不振的主要原因,所谓扩大内需,扩大的应该是有效供给,改善供给的品味和质量,由此确保有效需求的实现,使潜在的购买力和政府欲启动的购买力变换成现实的购买力。

  因此,推行以减税为目标的税制改革就是必要的,应是我国经济决策者各选项中之首选,减税不是应急的临时性政策。

  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对消费和投资都是严格的制约因素,如生产型的增值税对企业购进设备不进行抵扣,影响了投资;对消费品中的汽车、汽油等商品征收过高的消费税和燃油税,制约了消费;对房地产投资征收土地增值税等过多的税费,束缚了房地产市场的正常发展,而部分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一刀切”的个人所得税宽免标准,则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降低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削弱了社会总供给,导致内需不振等等,都是制约供给的因素。

  减税在民间或学界有很高的认同度,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政府已经把减税列为2009年执政的选项。以往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两税合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以及酝酿已久“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增值税转型等,其实都说不上是政府在执行什么大规模的减税计划,而是行之既久的不合理税制的必要调整的结果。

  前段时间听到某位专家称中国不可能成为低税负的国家,这话没错,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确实是一个重税的国家。问题在于,在重税这条道路上,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也从来没有找到过任何出路,而寥寥几次的“盛世”,却都是在轻税的政策环境下才出现的,如汉、唐之前期,以及康乾时期。罗斯福说:“随意花钱的政府在松弛的财政政策的石头上撞毁的事情,在近代史上屡见不鲜。”看来在别处,这也是一条规律。

  减税,就是要把创造财富领域的税负水平,降到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更新换代能力的水平上,就是要使税收不损伤整个社会的投资、消费、创业、开发、更新的能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结构性减税”的思路,为减税的切实推行提供了某种机会。但也应承认,要使这个政策变为现实,难度还是相当大的。显然,在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中,最没阻力、最快出台的是“四万亿”,而阻力最大、最难出台实施的政策就是减税。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各种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支出大幅度增加,而经济急速下滑、国有企业利润下降、民营企业大面积破产倒闭等决定了财政收入增加将出现一段时间的迟缓。此外,从财税体制分析,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严重影响了地方的财政收入,不少地方财政将会面临收支困境,很难有能力进行大幅减税,等等。这一切,都给推行减税政策带来实实在在的压力。

  不过,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超6万亿元,算上预算外等收入来源,新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不会少于9万亿元,减税并没有失去财政基础。此外,政府还有足够的手段可用来弥补预算的亏空,如开征环境税、调整资源税费等,还有充裕的增发国债和地方债的空间。然而,减税却只有廉洁的政府才做得到。目前政府尚未表现出珍惜财政资源的充分诚意,豪华办公场所的建设及公款消费之类的耗费相当惊人,且成了顽疾,让人有无可奈何之感。另一方面,财政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 D P的比例却低到世界各国的末尾。我不明白,作为受公众委托执掌国家公权的人,为什么能容忍行政开支那么多,而用于民生的开支比例这样低?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现实压力,政府究竟还能不能做到认真地缩减行政费用?能不能避免一个职能和规模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无限政府”的诞生?

  其实,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许并不是许多人所担心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太多、太过,使艰难形成尚不成熟的市场机制被损害。实施积极财政的目的,本意应是带动民间的消费和投资,因为只有民间热了,供给才能有效,经济才可能热起来。如果政府借积极财政大行其道之机,继续给那些巨型的、低效的、与民争利的大型企业输血注资,将使财政大量失血,纳税人的血汗钱将被大量地无益耗费,那时候政府即使想给中小企业减税恐怕也为时已晚了。

  已有调查表明,政府扶持企业发展最好的体现是“降低税负”,占被调查企业的77%;另一项对上海480家小企业的调查也显示:“企业对政府的希望”依次是减轻小企业负担、减少税负和解决融资问题。在人们看来,政府减税比融资更重要,更急迫。

  对几乎所有的企业家来说,只要有来自外部的一定的保护、激励,资金链不被人为地切断,这个世界上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创业、发展的机会。此中的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政策是“激励性的”,让人们感觉到创业比闲暇好,创新比守旧好,纳税比不纳税或少纳税好,在此基础上,何愁供给不有效?何愁需求不提升?何愁就业不扩大?何愁经济增速放缓?何愁政府税源枯竭?

  减税确实难,但拒绝减税更难;拒绝减税又任意挥霍浪费珍贵的财政资源(俗话说,纳税人的血汗钱),我国的经济增长,我们的就业、我们的改革大业就会难上加难。减税是个好主意,不是个馊主意。这不应该是个很难弄懂的问题。

  经济衰退之时要减税,但政府的“另一只眼睛”还需紧盯货币的动向,不可过度放松,随时准备收紧政策,防止通胀复燃。这样做,既可保经济的适度增长,又可抑制通胀发生。其中的奥妙之处在于,减税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缓和需求过度的局面发生;减税还可以增加政府收入,若伴随政府对自身消费规模的控制,就能削平赤字,这就为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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