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伟 李朗:1949年以前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萌芽

——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5 次 更新时间:2009-03-04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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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伟 (进入专栏)   李朗  

【内容提要】自上世纪末,国内学界对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化,但较多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缺乏对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历史的梳理与研究。本文大体以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为线索,从大众媒介意识的初步培养----正式开始----发展形式及民国时期学界关于 “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的探讨等方面,对我国1949年以前的媒介素养教育萌芽进行初步的考察,以此来探索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本土化道路。

【关键词】媒介素养 教育 萌芽

“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产生于西方,因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呈现出一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其实若就向公众进行大众传媒知识教育这一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内涵而论,从1815年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诞生起,中国便有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因子。自此以后,媒介素养教育的因素不断增长。

1949年以前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萌芽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和方面:

一、大众媒介意识的初步培养——以近代中文报纸为起点

中国近代报业起始于1815年第一个中文近代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刊。伴随着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我国报纸素养教育也拉开了序幕。在中文报纸产生初期,中国普通民众文化总体水平偏低,大多不知报纸为何物,于是当时的报纸承担了对民众普及“报纸是什么及人们能利用报纸做什么”这类知识的任务,主要目的是让民众接受报刊。随着报业实践的推进,论述报纸性质、功能﹑作用及报纸的采写编常识与新闻知识的文章日渐增多。另外,清末还出现了读报、讲报活动,为民众认识报纸提供了帮助。

(一)、介绍报纸性质

报刊产生初期,各大报刊都将报纸作为新生事物向受众介绍它的基本属性。

如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1834年1月刊载了《新闻纸略论》一文。这是中文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纸的专文,它论述了报纸的起源、性质及新闻自由等报纸的基本问题,是对民众报纸素养的一次显著的启蒙。

1872年4月30日在《申报》第一号刊登的《本馆告白》中“记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1]介绍了报纸简明、通俗易懂并与日常生活接近之性质。

同日《申报》的《〈申江新报〉缘起》中“盖古书之事,昔日之事;而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也”[2],指出了书报之区别。

(二)、介绍报纸的功能与作用

1815年8月5日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一文点明了报纸的教化作用:“浅识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得成智,恶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进诸德……”[3]。

1878年《循环日报》发表了王韬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指出了办报对民众的三大益处:“知地方机宜”“知讼狱之曲直”“辅教化之不及”[4],提出报纸具有信息传播及辅助教育的作用。

在1896年8月9日《时务报》第1册中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梁启超指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一谓也”[5],点明了报纸的“去塞求通、耳目喉舌”作用……

类似的介绍在近代报纸最初的发展时期较为普遍,对国民建立起基本的大众媒介概念奠定了基础。

(三)、介绍报纸采写编知识

随着报业的兴起,报纸上开始发表探讨报刊采写和编辑经验的文章,以交流办报经验及提高办报人及报纸撰稿人的采编专业素质, 吸引更多的人来读报、写稿。这是早期报纸素养教育的一种显著形式。

如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就从微观的角度,指出“书所讲道理,要如彩云一般,方使众位亦悦读也”、“察世俗之每篇必不可长也,必不可难明白”, 讲述报章写作技巧。

早期对报纸采写编知识的介绍往往从介绍西方报纸开始并与之相交融,如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东土》、郑观应的《日报》、陈炽的《报馆》等。在借鉴西方报界经验先例的基础上,国人开始提出自己的采写编的思想。

如1872年4月30日在《申报》第一号刊登的《本馆告白》中“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提出了新闻采集要求的猎奇性。

1896年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写道:“报之例当如何?……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6],对报纸体例予以了初步介绍。

这段时期,通过发表论说、发刊词、报序、章程、刊例等各种方式,报纸向公众传达了越来越明晰、系统的采写编知识,提高了公众参与报纸工作的能力。

现代报业时期,报纸自身开辟园地,对读者、公众进行采写编知识的教育就更加系统化、专业化了,并从报学知识转向全面的新闻知识的探讨。如《晨报》第6、7版特辟“新闻纸问题号”专版、《大美晚报》每周五设《记者座谈》、《解放日报》设《编辑室》,涉及新闻理论、新闻教育、报业管理与运作,成为读者与编者交流并获取新闻知识的重要平台。

(四)、对报纸负面作用的批判

近代报人不仅极力推崇报纸对国家强盛和民众素养提升的积极作用,更难能可贵的是,部分报人已经逐渐意识到报纸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并发文以警醒读者,使其培养对报纸正确的辨识能力。

1898年8月31日,上海《汇报》发表《论报章之弊》,指出当时报刊宣传的六大弊病:谤上、惑众、好异、导谣、失实、自欺。

1902年6月22日,《大公报》第6号发表论说《原报》,其中的“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藏否人物,颠倒是非”[7],指出当时报界存在追求奇闻逸事、记者不重视采访而信笔捏造新闻的状况。

  1903年9月17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说新闻纸之职分》,对报纸为了招徕读者刊登“毒蛇为大王”之类的荒诞、迷信报道进行了严厉批判,以提高民众对这类报道的鉴别力。

1904年3月2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论今日中国之三大怪相》,对报馆的所谓“怪相”进行了揭露和批评。

(五)、清末的读报、讲报活动

清末,我国出现了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以官吏和士绅阶层为主体、城乡百姓为对象的读报、讲报活动。仅1901年至1911年间见诸记载的阅报、讲报所(处)就有220余家,可见当时民间的读报、讲报活动的兴盛。而且“清末的阅报讲报活动具有较为规范的组织形式,多有固定的场所,并分为陈列各类报刊供阅读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的阅报所(社、处)和配备专职或兼职讲解人员,以朝佣夕趁、不通文墨者为对象,侧重讲解报章的讲报处(所)”[8],阅报所(社、处)扩大了报纸传播的范围,使更多的人能接触到报纸,讲报处(所)的日常活动为一般市民国民素养及报纸素养的提高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这些读报、讲报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济南在“四关四隅分设阅报处八所”后,“因阅报者日多又添设三处”[9],即为其中一例。

清末的读报、讲报活动,第一次将大众媒介和普通百姓密切联系在了一起,使报纸成为民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方法,并使这一点为民众所认同,从而大大加深了报纸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这种形式在以后的历史时期演变为阅报栏、读报小组等,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媒介素养教育作用。

二、电影素养教育简况

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大众媒介引入中国,是在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的“西洋影戏”。随后,一些电影工作者,通过报刊进行电影评介和工作经验的交流,都对公众具有电影素养教育的作用。

1897年在《游戏报》第74号上刊登了《观美国影戏记》(作者不详),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篇电影评论文字。1897年,上海天华茶园放映影片时,曾在1897年7月27日的《申报》刊登广告,其中就对电影做出如下描述:“此戏纯用机器运动,灵活如生,且戏目繁多,使观者如入山阴道上,有应接不暇之势”[10],再如1895年5月2日上海《趣报》发表了观众一篇介绍“西洋影戏”的文章,“堂上烛灭,方演台戏。第一出为......以上各出,人物活动,惟妙惟肖,属目者皆以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也。”[11]从这些描述可见国人最初对电影的模糊认识。当时,电影在国内外正由萌芽而向幼稚转变,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那时的报纸大多只局限于影片的预告及广告、新影院及电影公司、影星介绍,并未深入到电影艺术及技术等专门知识,并无专门的报纸版面或大众电影刊物刊载电影知识。

1919年“五四”后,电影逐渐脱离戏剧的叙述与表现方式,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质,电影素养教育开始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上海的《新闻报》创设《电影周刊》一栏,专门介绍电影知识;1920年,《申报》开始刊载电影的评介文章,涉及当时电影界现状、影戏事业经营、电影学校、电影与通俗教育的关系、电影研究会、影片史,其文字以浅白、通俗见长,让读者在阅读报纸的过程中增加了电影学理知识。

整个民国时期,为了吸引电影公司在其版面刊载广告,许多报纸开辟出一定版面来介绍影剧知识﹑刊登影剧评介,如《申报》的《电影专刊》、《时报》的《电影副刊》、《晨报》的《每日电影》、《中华日报》的《银座》、《新闻报》的《艺月》与《艺海》、《国民公报》的《戏剧与电影》、《民报》的《影谭》等,都能见到与电影相关的诸多文章,对国民认识电影、以批判的眼光鉴赏电影具有引导作用。

由于电影工作离一般观众距离较远,受众的电影素养普遍不高,所以影剧评介仍是注重于电影一些基础知识的普及。以《民报》的副刊《影谭》为例,《影谭》开辟了《电影时评》、《映画列车》、《银色随笔》、《银色杂写》、《银坛小醮》、《谈影集》和《电影文章医院》专栏,既有长篇连载的电影戏剧论文,又有短小精悍的电影时评、杂感等与观众较接近的文章,成为国人探讨电影的园地。《影谭》不仅推介国内的电影,还开辟了《苏联电影导演专栏》,介绍苏联的电影事业、电影技术与艺术理论及电影作品,并对当时中国引入的苏联电影以集体执笔的方式,发表影评进行推介,让国人能逐渐具备对国外电影的鉴赏和评判能力。

在二十世纪初还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电影的期刊,如1921年在北京的我国最早的电影刊物《电影周刊》与《大众影讯》、《上海影坛》、《影戏杂志》等关于电影的大众杂志。这些早期的电影报刊,通过介绍一些电影欣赏及论述电影与戏剧差异的知识,培养了观众对电影的审美趣味,丰富了电影知识。

除通俗化影剧刊物外,此外还有一些杂志专门致力于电影电化知识的推广,如:1936年12月5日创刊的《电化教育》,发表了大量探讨如何通过电影对国民进行教育并提高文化素养的文章,表明了国人对于电影素养教育的初步设想。如《教育电影化与电影教育化》、《电影教学的导论》等。该刊还刊出了关于电化教育研究及电教技术的文章,极其全面地介绍了电影教育理论及实践知识。

部分影人为了满足大众对电影业的好奇与兴趣,开展了以电影剧本的写作和操作实务知识的普及为目的的社会化电影函授教育。1924年,明星电影公司的创办者之一周剑云和该公司的摄影主任汪煦昌等人开办“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并以根据从业实践经验编写的《影戏概论》、《导演学》、《编剧学》作为该校授课教材。学校对普通的电影知识、场面调度知识及专业电影知识都做了细致的讲授。

三、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设立——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正式开始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设立“新闻学研究会”,研究会面向所有喜好新闻学的人士,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每周开展听课、练习、研究、议事等活动,内容涉及采访、编辑、排版、印刷等报纸工作及新闻选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组织等新闻学理论。由于“新闻学研究会”的大众参与性,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正式开始。

此后,国内高校陆续成立了新闻学会或研究会,传播新闻知识。如中央政治政治学校新闻学研究会、四川大学新闻学会、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社等。这些学会经常举行“新闻讨论会”,邀请国内外新闻界人士,探讨新闻学理论与实践问题,向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在校师生、校友等进行初步的新闻教育。

民国时期还产生了众多的新闻群众团体,如报界协会、报界公会等,这些新闻群众团体经常举行新闻讲座、座谈会、讲演、报告等,共同研究和探讨各种新闻学话题。如1927年,成都新闻记者协会开办了新闻记者暑期讲习班。   1936年,成都市民众教育馆及青年会主办的业余学校都开设了新闻班,由报界著名人士授课。1942年1月,中国新闻学会筹办了学术讲演,邀请中外新闻界专家、学者演讲。1944年5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支团直属一分团在少城公园民教馆设立青年新闻班,传播新闻知识。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研究会会刊——《新闻周刊》于1919年4月20日出版,成为我国最早传播新闻学知识的重要期刊。此后,《新闻学刊》、《报学月刊》、《新闻学季刊》、《新闻学周刊》、《集纳批判》、《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季刊》、《报学季刊》、《报人世界》等新闻刊物纷纷创刊。这时的专业期刊主要致力于新闻知识的普及与业界人士的相互交流,如:民国十八年三月初版的《报学月刊》在序言中谈及本刊任务为:“首析新闻之本质,次述新闻纸与人生之关系,末论我国新闻事业不振之原因”[12]。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研究会主编的《新闻学季刊》在创刊词中写道:“如何使新闻事业之本质数量增加,如何解决此时此地新闻界所遇之特殊困难,……待报界之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而新闻之定期刊物尚矣”[13]。这个时期新闻专业期刊读者面已较广,新闻学教育已经开始社会化。如上海新闻记者社创办的《新闻记者》每期都刊登读者来信,且对所提问题均做解答。如在第一卷第二号上,有一封署名为一非的读者来信,他自称是“新闻事业外圈的人”写信询问:“用什么方法采访新闻和写稿,可以避免乡豪保长们的恶感?”编辑人员回复道:“把公正两个字去对付他们,依着真理凭着舆论不抹杀事实,这是最重要的态度”[14],这就在无形中向广大受众传输了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等原则。一些非新闻类文艺刊物如《前途》、《青年界》、《读书月刊》都特设“新闻研究”专栏。有的刊物虽未设新闻专栏,却也经常发表新闻学论文,如《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文化建设》就属此类。

随着民众对媒体和新闻兴趣的高涨,各种社会化的新闻教育方式如函授、夜大、自修、训练班、进修班及在职新闻干部培训等逐渐发展起来。

如1925年上海新闻大学设立了新闻函授部,报名者达700多人。同年,上海新闻文化界开办上海新闻专修函授学校,学制为6个月,第一期招收学员就达200人。1929年9月,重庆新闻学研究所开始招收学员,学制3个月。1930年,成都的黎明社、中华通讯社联合组织新闻函授社。1932年6月,上海新世纪也设立了新闻函授科,分为本科、选科及研究3类。1933年1月,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建立,对爱好新闻学的人士进行培训。1939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宣传部合作筹办新闻专修班,招收学生100名。1946年9月,四川大学夜校新闻专修科招考学生44名,学制3年。孙伏园讲授了《新闻与文学》、《报刊各种文体研究》等。1946年9月和1948年10月,中国新闻学院开办函授班和函授学院,学制均为半年,共招收国内、海外学生共130人。各类新闻团体、院校提供的社会化新闻教育,为希望获得新闻专业训练的青年提供了必要的新闻知识与经验。

据统计,1920年—1949年全国新闻教育机构总计60余所,其中10余所为社会化新闻教育机构,如湖南自修大学新闻学科(1921年)、新闻大学函授科(1931年)、申报新闻函授学校(1933年)、中华新闻补习学校(1937年)、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1938年)、新华社新闻训练班等[15]。这些社会化新闻教育为国民认识、理解传媒,提高媒介素养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广播素养教育的发展

1923年,上海大来公司私设广播电台,成为我国广播之始。为了使广播事业得到发展,它利用《大陆报》刊登了大量介绍广播的文章,人们逐渐认识并认同广播,然后接受通过广播获取信息的方式。《大陆报》有关广播知识的文章,是我国广播素养教育的开端。此后报纸上不断有介绍广播的文章出现,如1925年10月10日,《申报》刊出《无线电之有利于中国》一文,精确地说明了无线电广播的作用。

民国时期,广播事业非常发达。在1929年8月5日新公布的电信条例中,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交通部或其委托机关之核准,得由地方政府公私团体或个人设置”为条件,允许开办民营广播。于是民营广播蓬勃发展,至1937年,全国百瓦以上的广播电台已达到51座。广播事业的勃兴,带来了广播素养教育的普及。

与此同时,一批有关广播事业的专业期刊也随之产生,对受众进行辅助性教育。如1934年9月,由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编印的刊物《广播周报》问世,既传播了无线电广播知识,同时又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文化素养。由交通部成都广播电台编辑的《广播月刊》等也对民众认识广播发挥了作用。

有关广播教育的期刊也应运而生。1936年11月创刊的《播音教育周刊》开设民众教育栏与中等教育栏,传播国内外播音知识和国内播音教育法令。1942年,由金陵大学理学院出版的《电影与播音》杂志,特设“无线电信箱”一栏,以回答读者关于广播与无线电技术的种种疑问,并刊载各省电教通讯、具体的实施播音及电化教育的构想和意见、播音的技术及施教方法、各省及国外电化教育实施的状况等知识。在该刊第一卷第六期的《实施播音教育小意见》一文中,作者特别谈到“我国的广大农民目不识丁的占多数。一个中心学校应该有一只强有力放大的收音机,每天在播音的时间,公开的让农民尽兴的听,并从旁加以指导。”[16]强调播音教育也要顾及农村地区。这些刊物都为民众传播了一定的广播知识,使他们的广播素养得以提高。

民国时期,报纸中也出现一些文章,指出广播的负面作用,这也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一个标志。如1935年7月1日《申报》发表署名为都君的时评指出:“一般电台经营者受金钱的诱惑,使本来应做传布消息功用的广播电台,成为了商家的宣传工具。”同时,该文章对播音的内容也进行了批判,批评当时私营电台播出的娱乐节目为了迎合大众,“大都偏于低级趣味,殊乏涵义可寻”,至于“鄙俚油滑之对白,回肠荡气之歌唱,足以诱发青年颓废之观念”。1936年3月17日《立报》发表署名为了了君的短评,他对北平的广播以旧戏为主、商业广告为辅的内容大为不满,指出“这是把一种很好的工具用错了地方”。这些文章的作者,对广播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一方面体现出在媒介素养教育的长期潜移默化之下,民众对媒介的认识已经日趋成熟;另一方面也更加启发了民众对传媒的逆向思考,培养了民众对媒介的思辨意识和批判接收媒介提供的信息的能力。

五、通讯员培训——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方式

通讯员培训是新闻教育社会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提高大众媒介素养的办法之一。

《申报》1872年创刊后不久,就在杭州设置了第一个外埠通讯员,并建立了我国最早的通讯员系统。中国早期的全国性大报、通讯社和财力充足的报社都较为重视通讯员队伍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建立健全通讯报道网并注重发挥广大通讯员的作用。1921年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工人周刊》,在编委会下附设“北京劳动通讯社”,在各地招聘通讯员。192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上,就将建立工农通讯员的工作列入全党任务。在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上,又要求地方党组织将建立和训练通讯员作为日常任务来完成。1942年,为了贯彻中央“全党办报”方针,各地纷纷建立通讯员制度,扩大了新闻工作者的培养范围,通讯员培训进入一个繁荣时期。

1949年前的通讯员培训大致有以下三种基本形式:

1、通过报刊针对通讯员的写稿及投稿问题给予实际的指导

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中色华》报创刊。创刊后不久,就在党、政府和群众团体中,组织了400多名通讯员。《红色中华》报从第五十六期起,设立《写给通讯员》与《通讯生活》专栏,对通讯员进行业务辅导。

1942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通讯采访部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联合创办了《新闻通讯》专刊,作为联系和培训通讯员的方式。该刊在复刊词中明确指出了该刊的任务:“交流探访写作经验及通讯组织的领导经验,解决通讯、探访、写作中的困难,研究各种有关问题,以达到提高通讯员、提高稿件质量、把人民的新闻事业——报纸、广播工作做的更好”[17]。

《新闻记者》刊物也不定期发表研究各类通讯及通讯员的系列文章,以培养通讯员经验与才能的实际技巧。《上海报》报社则以专刊形式印发《采访须知》读物分发给各地通讯员。这些新闻(通讯)刊物、专栏中的文章都给通讯员写作与投稿给予了实际的指导。

2、开办新闻函授或训练班,培养通讯员队伍

1933年1月《申报》附设“新闻函授学校”,以通信方式,对该报各地的通讯员进行业务指导。1941年,由青记太岳办事处同青记战地服务队同志共同组织成立太岳山区新闻工作训练班,采用各个单元启发的讲授方式,开展了采访与写作、读报常识、编辑术、发行术、印刷术等学科的辅导。同时,教务处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领导学员举办了《群众报》、《民声报》(油印报纸)及《文化前线》、《文化战士》(墙报),使学员不仅具备各新闻部门知识,并能够展开实际工作。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提高通讯员写作及发稿效率,浙江省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及东南日报社等联合筹备了战时通讯人员训练班,开设了新闻事业发展史、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参考资料收集法等与通讯报道直接相关的课程。

3、设立通讯部或特派新闻记者对通讯员实践工作进行指导。

《红色中华》报社设立了通讯部,从写作方法到具体修改稿件,对通讯员进行培训教育;《上海报》报社派专门的特派员到上海各区,指导通讯员的采写技巧;《解放日报》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常派特派记者,除报道外,还兼任培训通讯员的工作;新华社设立通讯处并向陕甘宁各专区派驻特派记者,对通讯员进行业务辅导。

根据实际情况,各报社(通讯社)通常综合利用三种方式,使“非专业”的通讯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整个社会的媒介素养也因之得到了提升。

六、共产党党报素养教育的发端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党报(以下简称党报)所进行的党报素养教育主要是指导包括广大党员在内的受众理解无产阶级新闻观与业务要求以及了解党与党报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利用党报宣传鼓动组织广大民众参加革命运动。

如1921年7月7日《劳动周刊》发刊词中谈到“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给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18],强调了无产阶级党报的阶级性。

1922年《向导》在《敬告本报读者》中指出:“《向导》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报。共产党——穷党——与著述机关绝对不同,因为他由出版物得来的代价仍然用在宣传事业上”[19],鲜明地将共产党的党报与其他出版物区别开。

1932年3月《红旗周报》发表《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一文,主张报纸的新闻完全用白话来写,社论和论文应该选用具体的事实对党的政策和行动口号作通俗的解释,应该通过革命的大众文艺﹙演义式小说﹑短篇记事以及唱本﹑小调等)来宣传,强调了党报贴近群众的通俗性。

1942年5月的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党八股的死刑》,分析党八股的特征和危害性,论述反对党八股的意义和方法。同时,该报还发表社论《展开宣传战线上的新阵容》,指出整个宣传工作应按毛泽东提出的整顿三风的精神进行改造。这些都是整风时的新闻业务知识新探索。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致读者》详细阐述了党报的概念,并提出要使党报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必须:“第一,贯彻着坚强的党性。第二,密切地与群众联系。第三,洋溢着战斗性”[20]。

1943年3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提出“党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的工作”及“党报是党的喉舌”等观点,并进一步阐明了党与党报的关系。1943年6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政治与技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认为党报应做到“政治第一,技术第二”[21]。

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提出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22]的新闻定义。

1945年3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一文,具体论述了新闻的真实性问题。

1945年12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从五个W说起》,专门讲述新闻的五要素,指出“新闻必须有五个W(When-时间,Where-地点,Who-人物,What—事情,Why—为什么),犹之乎人的头脸必须有耳、目、口、鼻一样。缺少了一样,就不成样子。”

1946年5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电讯要简练》一文,指出“电讯在新闻中是最精干的形式,它以最简洁的文字和最高度的速率来报道最重要的新闻”,并简要介绍了电讯的写法。

胡乔木在1946年9月1日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日报》的《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中提出:“我们做革命工作而又能识字作文的人都应该学会写新闻”“因为新闻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可以说,不学会使用这种形式,他就不要说什么宣传——而宣传,当然是我们大家都有的责任”[23],阐释了新闻写作的普及对于无产阶级新闻宣传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出提升受众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充分重视全员参与报纸工作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有着十分悠久的党报素养教育传统。

七、民国时期学界关于“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的探讨

基于对民众“媒介素养”状况的判断,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对提升社会的媒介素养的意义与方法展开了初步的研究。

民国时期,我国民众的文化素养总体偏低,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很小,鲍振青在《余之中国新闻事业观》一文中有如此描述:“教育未普及,识字者人数有限,国人阅报能力未充,新闻纸只为一般识字界之读物。”[24]此外,还有更为细分的论述。如孙如陵在《复兴农村与发展报业》一文中提到:“目前合全国精英所经营出来的报纸,只为少数知识分子所享,而于大多数的农工同胞是无与的。”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谁都知道:阻碍报纸向农村发展的,就是文盲太多。报纸读者应有起码的知识水平,报纸对于目不识丁的人,只有包花生,糊窗壁之用,没有其他好处。”[25]其实他们所提的读报能力就是一种基本的“媒介素养”。

除了能认识到民众文化素养的普遍缺失外,有学者还从社会舆论建立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到“媒介素养”缺失的弊端。潘君健在《报纸评论和社会舆论》一文中写到:“过去由于人民的知识浅薄,对于少数人或报纸评论所提出的意见,往往没有认识和判断是非厉害的能力,所以到后来不是盲从人家的意见,就是随便反对人家的意见,这样,健全的舆论当然是无从成立。”[26]

也许正是因为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民众“媒介素养”的总体状况,感觉到了部分民众意识的开化与萌芽,学界也出现了不少具有“媒介素养教育”启蒙特征的探讨。

1906年2月5日,《申报》第二版发表《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文中谈到“报馆之发达与否,必视新闻纸销数之多寡以为断;而新闻纸销数之多寡,必视国民程度之高下与报馆能力之大小以为衡。”[27]指出报馆进步的程度与国民进步的程度是互为因果并相互促进的。文章还指出报纸的普及使政府更加开明,社会各阶层对报纸逐渐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读报风气渐长,国民的文化素养也因此而得以大大提高。

在《上海记者》的《论新闻教育》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阅读报纸、讲述故事、练习写作新闻稿,编辑小读物,这些都是社会教育的关于新闻教育方面的事业。有许多人便是这样在社会教育里面学习到了新闻学的知识。并且更进一步,有许多书店店员、报馆印刷工友,他们由于接近新闻纸制作机构的缘故,也有因此便充当新闻记者的。这便是社会教育里的新闻教育,这种新闻教育在有形无形中养成了不少的新闻人才,普遍地提高了一般社会人士的新闻学知识。”[28]此番话鲜明地提出了作者所认同的一种“媒介素养教育”方式或渠道。

有学者还提出了更为细化的教育方案,惜莹在《新闻教育问题》一文中针对报纸及其读者有这样的论述:“……读报运动的目的,首先的自然是企图读报人数的增加,而最重要的还是养成看报人有鉴别报纸好坏的能力。因为看报人有了鉴别报纸好坏的能力以后,报纸的销路当然要和报纸改进与否而成正比例。报纸要求销路增加,一定要设法改进他的阵容和实质,而需要对于新闻学识素有研究和经验的人才来参加工作。新闻教育机关为应报业的需要,自然要改进他的办学方针。新闻教育更加发达,看报人的程度也跟着提高。于是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业在连环的体系上同向前进了。”[29]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归宿或最终目的实际上是读者、报纸、新闻教育者的“共赢”,这也点出了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原因和价值。

可见,虽然在民国时期的诸多媒介刊物中并没有出现“媒介素养教育”的字眼,但已出现了一些具有其启蒙特征的言论,许多学者具备了较为朴素的“媒介素养教育”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1] 申报馆:《本馆告白》, 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申报》第一号

[2] 申报馆:《〈申江新报〉缘起》,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申报》第一号

[3]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一期,

[4] 王韬:《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光绪四年(1878年2月19日)《循环日报》

[5]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

[6]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一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

[7] 论说《原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6月22日)《大公报》第六号

[8] 李斯颐:《清季末叶的阅报讲报活动》,《文史知识》2002年第七期

[9] 李斯颐:《清季末叶的阅报讲报活动》,《文史知识》2002年第七期

[10] 申报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7月27日)《申报》广告

[11] 《徐园记游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2日)上海《趣报》

[12] 《〈报学月刊〉创刊词》,《报学月刊》创刊号, 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初版

[13] 《〈新闻学季刊〉创刊词》,《新闻学季刊》创刊号,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出版

[14] 见《新闻记者》第一卷第二号,中华民国廿六年七月五日

[15] 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16]赵振同:《实施播音教育小意见》,见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电影与播音》第一卷第六期

[17] 《新闻通讯》第一期 ,新华社太岳分编社,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日出版

[18] 《劳动周刊》发刊词,民国十年七月七日

[19] 见《向导》第十五期,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0] 社论《致读者》,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延安《解放日报》

[21] 社论《政治与技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十日延安《解放日报》

[22] 陆定一 :《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延安《解放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一日

[23] 胡乔木:《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延安《解放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

[24] 鲍振青:《余之中国新闻事业观》,《新闻学刊》第一卷第四期,中华民国十六年出版,

[25] 孙如陵:《复兴农村与发展报业》,《报学杂志》第一卷第五期,南京中央日报社,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26] 潘君健:《报纸评论和社会舆论》,《报学评论》创刊号,申时电讯社,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出版

[27] 《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2月5日)《申报》第二版

[28] 瞿学文:《论新闻教育》,《上海记者》第五期, 上海记者会社,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29] 惜莹:《新闻教育问题》,《报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申时电讯社,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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