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经过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到的更难更窄。
——费正清
一、引子
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4次开会，讨论安徽的问题。其时，粉碎“四人帮”已经8个月，中国各地到处都掀起了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揭批查运动。而在安徽，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却以“安徽特殊论”为由，始终对此没有动作。安徽全省一潭死水，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众怨声载道。
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撤换干部，以此强行推进安徽问题的解决。
这一天，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到邓小平家中向他辞行，万里此前刚刚被中央调往湖北，任二把手——无疑这是降格使用。小平对万里说，你先别忙着去，再等等。
此时，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正是在这个会上，邓小平官复原职，但他对政坛的影响在会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小平显然已经想好了万里的去处，他不止一次说过，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
正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紧急召回了在营口出差的万里，他列席会议，并最终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6月22日，就在中央决定下达的当天，万里走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个月，万里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四人帮”遗留的组织问题，掀开了安徽揭批查的盖子，显示了万里作为一个“解决难题能手”的魄力。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坦承自己不了解农业，于是，他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个记者朋友搞调查。从皖南、皖东到皖北，这一走陆续就是三四个月，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
在安徽农村，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形让万里深受刺激。在安徽金寨，这块曾经养育百位共和国将军的英雄土地上，万里走进了一户农家，黑乎乎的屋内，三四个人竟无人起身招呼，都窝在冰冷的床上，裹着网状般的破棉絮。出来后万里才知道，因为铺上的女人没有裤子穿，根本羞于见人。
在冰封的土路上，万里走下吉普车，与路边的青年农民交谈，问他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解开绑着棉袄的草绳，里面竟是空的——农民根本穿不起一件秋衣。小伙子拍拍肚子说，没别的要求，肚子圆起来就行，少点山芋干就行！
在皖南泾县，老百姓闪烁其词地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新四军在这儿的时候。
在凤阳、嘉山铁路沿线，万里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逃荒。万里到任的最初数月，尴尬地接到了无数来自邻省的电话或电报，要求安徽派人把外出讨饭的农民带回去。
这一年的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勉强维持温饱，67％的队年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了25％。
凤阳是全国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从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9．6亿斤，而国家返销给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23年中，国家给凤阳拨发救济粮食4．1亿斤，救济款2838万元。而每到青黄不接时，大批的凤阳农民身带介绍信，怀揣户口本，下江南，上河北（淮河以北），“身背花鼓走四方”，几乎讨遍了大半个中国。
作为执政党的省委书记，面对解放近30年依然赤贫的农村，面对他治下的人民，万里流下了愧疚的眼泪。
他痛心疾首，问了自己三个问题：
——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普及大寨县，是中国的出路吗？
——人民公社这个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没有积极性？
万里“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后来，作为万里农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吴象说：“正是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万里回到合肥，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再去作专题调查，商讨对策。几番调查和研究之后，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这是1977年的冬天。
安徽“省委六条”出台，迅速在省内各地推行，效果颇为显著，农村冬麦的播种率大大高过以往。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个省委决定的诞生》，还配发了编者按。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途中，郑重地向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推荐了安徽的“省委六条”。
而在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看到报纸后，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
很快，春节就要到了，陈永贵返回昔阳县，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的“省委六条”开始了强力反击。
时值1978年早春，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年份，北京、安徽、山西，这个中国版图上的三角点，围绕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开始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政治大角逐。但是，发人深思的是，最离经叛道的、势力最为弱小的一方，却渐渐占据了上风，并且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变革。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
30年后，当我们试图再现这场历史正剧之前，有必要对此前的中国农村制度变革做一简要回顾。
二、历史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自己的根据地开始了土改运动，将高度集中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耕种，并以此获得了中国农民的热情拥戴，也因此让感恩戴德的农家子弟，义无反顾地上前线打天下，并终于在1949年打下了江山。随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陆续铺开。80％的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得到了土地，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购买牲畜，添置农具，兴修水利，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这一朴素的信念让中国农民在随后近30年的折腾中，即便处在极度的赤贫中，也没有根本动摇跟党走的决心。
1953年，全国开始互助合作运动，但绝大部分是私有基础上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855亿斤，人均占有620斤,比1949年的418斤提高202斤，这是全国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了批判农村“小脚女人”的右倾思想，提出要加快发展合作化。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而在此前只有14％的农户入社。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195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化。到1958年当年，就全面实现了公社化。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全部收归公有，生产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破坏。公社化3年，正是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惨重的大饥荒之年。
1961年，面对饿殍遍野的广大乡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全省实验推行包产到队、到户的责任田，毛泽东含糊地批准他进行实验，这使得安徽的粮食迅速增产，并有余粮支援河南、江苏等地。但随即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安徽的做法，曾希圣因此被撤职。在此前后，浙江、山东等地，也有小规模的包产到户的尝试，最终都无疾而终，所有参与其中的干部，全部被整肃，无一幸免。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其中一大罪状就是推行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自此，“包产到户”犹如强力炸弹，谁碰谁将被炸得粉身碎骨。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场大饥荒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毛泽东亲自主持，由刘少奇、田家英等参与起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承认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显然，这是从激进的人民公社制度回调到了高级社时代，但毛泽东始终认为，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在内心所期待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绝不容小农经济肆意扩张。
几年后，陈永贵的出现，顺应了毛泽东的理想。
1964年开始，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成为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毛泽东亲自题词“农业学大寨”。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不仅是农村，学大寨运动甚至进入到全国各行各业。10年“文革”，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魔术般地从虎头山走向中南海，荣升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陈永贵致信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过渡”计划。该计划的第一条就是将“农业六十条”规定的三级所有，过渡到大队所有。陈永贵坚定地说：这种过渡“势在必行”。身心俱疲的毛泽东没有予以答复，只是转政治局讨论。在那个年代，为了学大寨，县里公社常常会强迫农民铲掉花生、豆子，种上麦子或高粱，因为要“以粮为纲”。至于任意没收自留地、任意没收农户自家养的鸡鸭猪羊，更是家常便饭，这类行为被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要学大寨，首先要割的就是这条“尾巴”。
与此前的中央“农业六十条”相比，这种大寨路线显然已经严重地偏左了。但中央依然认为还不够。
1976年12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个月，中国百废待兴，华国锋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距上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可见，在那个时候，从毛泽东到华国锋，大寨这个典型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三、交锋
1977年的冬天到来了。
北京。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党中央随即以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座谈会将已经严重偏左的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又一次推向了极端。如此这般，农民本来就被割短的“资本主义尾巴”将一点不留，农民本来就缺少的自主权将荡然无存。许多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各省干部回忆起十几年前的那场大饥荒，无不心有余悸，浑身发冷。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1977年11月15日~21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省委六条”。
“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农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不急于搞“过渡”；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万里在会上说：“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主要靠政策，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
此前无人敢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生产”。
很显然，安徽“省委六条”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安徽“省委六条”，彻底否定了“穷过渡”的发展方向。
这是一出对台戏。
万里深知，“六条”在这个时候出台，犯了大忌，也犯了天条。但这个出身于孔孟之乡、深谙圣贤之道的秀才心里有底。他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
1978年1月4日~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很多年后，万里回忆说：“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经抛弃了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们当时的决心是，不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许多问题。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应该做、能够做的事。”
对于“六条”的效果，万里派他的记者朋友张广友和吴象到农村听听反映。张广友回忆说——
我们到了六安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宣讲六条。广场上人山人海。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文件刚念完一遍，台下就喊，再念一遍！每当念到了群众喜欢听的关键地方，比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台下有的群众就高喊，再念一遍这句话！我问身旁一位老汉，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他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生产队干部说，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缴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下子瞎指挥可行不通了，今后再也不会出现毁了花生种稻子，拔了瓜苗种玉米之类的伤心事了。
听了张广友的汇报，万里非常高兴，他说：“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生产什么，本来有权自己决定，现在却要由上面来决定，那它还有什么积极性？自主权的实质就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做主，这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也是尊重农民权益最基本的内容，没有这个，还谈什么独立核算？还谈什么经营管理？还谈什么调动积极性？”
这是30年前一位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从农民冰冷的灶台和干瘪的肚子中悟出的道理。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已经离开我们这个执政党很远很远了。
很快，张广友下乡调查后写出一篇重头文章。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新华社通稿，题目是《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还配发了题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评论员文章。
1978年3月，万里亲自在《红旗》杂志撰文，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
这边，万里布置记者写文章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鼓与呼，千里之外，也是在同一时刻，陈永贵的动作远比万里要声势浩大得多。
春节过后，陈永贵召见时任新华社驻山西记者宋莎荫。宋此时已在昔阳县委任职。陈永贵要求宋组织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针对当前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的舆论，写文章进行反击。
当时，在大寨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新闻组织，这就是中央、省地级通讯社、报社、电台驻大寨昔阳的记者联合组织起来的“驻大寨联合记者组”，不管你是哪一级、哪一家新闻单位，都用这个名义采访、写稿子。
宋莎荫传达了陈永贵的指示。但记者们大致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这是冲着安徽的万里去的，都感到有点为难。大家议了议，最后决定，只讲大寨、昔阳经验好，不去讲人家的不对，不交锋，不骂人。
但后来陆续发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浓浓的火药味。
许多文章是以驻大寨联合记者组写的，有些是《山西日报》写的，有些则是《晋中报》、《运城报》写的。山西日报社的计划是用12篇文章来进行反击。新华社记者陈大斌说：“这一场中国新闻史上少见的，地方党报向中央新闻单位发起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击，颇有声势，十分猛烈。”
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报》将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的一篇内参修改后，以《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标题发表，随即中央就有人要求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文章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领导态度不明朗，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上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生产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
文章不点名地把安徽省委和万里一块进行了一次大批判。
张广友是在滁县农村采访时读到这天的《人民日报》的。当地的干部社员也立刻从文章中琢磨出了它的指向，显得十分担心和害怕。张广友立刻给人民日报社副总编缉李庄打电话。李庄说：“老弟，你还不知道吗？《人民日报》就是国际列车，谁都可以上，你有不同意见，你可以写文章，我们也可以照登。”
万里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
随即，和张广友同在滁县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南振中、沈祖润写了一篇针对性极强的文章——《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新华社在7月4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第二天全文刊载。
李庄以及人民日报社高层的“国际列车论”，使得《人民日报》在当时成为了思想解放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窗口，但它更加特殊的权威性也同样制造了相当多的“麻烦”，此为后话。
不仅在安徽，在中国当时另一个农业大省四川，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成了省委的中心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收效。
从1977年秋天开始，四川省委颁布了一系列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措施，到1978年2月,四川出台了“省委十二条”，把按劳取酬作为重点，主要内容与安徽“六条”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一年，四川从春到秋，持续干旱，但却夺得了全省粮食大丰收。
到了秋上，中国老百姓和国家领导人嘴里，都盛传着关于“吃粮吃米”的民谚，安徽、四川等省农村改革的成就引人瞩目。
四、铁幕被掀动了
1978年，安徽全省遇上百年未遇的特大干旱。周曰礼说：“因为旱哪，天上飞的麻雀没水呀，飞着飞着就掉了，山上的野兔子从山顶下来找水喝，走到山半腰就死掉了，说明旱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这一年，安徽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连巢湖也干了。全省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0多万人口缺乏生活用水。到了秋季，麦子种不下去，大片大片的耕地抛荒。农民眼看生产生活无指望，非常恐慌。省委书记王光宇建议万里：与其抛荒，不如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发挥潜力，渡过灾荒。万里考虑良久，说：“试一试！”
随即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渡荒”：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每人借三分地，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统购任务。
这几乎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它直接诱发了安徽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
肥西县山南地区的旱情最为严重。9月的一天，县委书记常振英焦急地来到山南，找到区委书记汤茂林问怎么办。汤说，没别的办法，要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要按照原任省委书记曾希圣1961年的做法，包产到户。
常振英咬着牙答应了。他对汤茂林说：“你不是正在黄花大队蹲点吗？就在这里搞试点，试试看吧。”
汤茂林立刻赶回黄花大队，连夜召开党支部会议。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花会议”的秘密会议。在这个会上，党员们再次学习了“省委六条”，“六条”上说：“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这让被逼急了的这批农村党员看到了缝隙中的一丝亮光。会议结束时，形成了“四定一奖一罚”的规定，即：把地借给社员，定土地、定产量（麦子200斤／亩、油菜100斤／亩）、定工本费、定上缴；超产100斤，奖励60斤；减产100斤，罚100斤。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老汤玩了一次文字游戏，定土地、定产量，不是包产到户是什么？但汤茂林死也不承认。
这个决议在第二天的全体干部大会上通过，又在9月17日的全体社员大会上受到热烈拥护，大家把手都拍红了，说：“这样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第二天，全大队997人、997亩麦地、491亩油菜地全部包产到户，当天就种了40多亩。
消息很快传开，就在黄花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一封群众来信被送到了县委、地委和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案头。信上说：“肥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人向何处去？他在山南大搞曾希圣式的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
县委书记赶紧召见汤茂林，嘱咐他：“不能联产，一联产性质就变了。”
此时在省委，万里也看到了那封群众来信，他将信批转给省委书记顾卓新，上书“肥西山南区人民来信请你阅”。顾卓新将信批转给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上书“肥西山南区人民来信请阅后派人查处”。王光宇又批给农委周曰礼。周阅后批给省委政研室沈章玉……
在这一公文旅行中，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中间，下了一场小雨，麦子油菜长势喜人。12月的一天，省委政研室沈章玉终于来山南调查来了。他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请，面无表情四处转了转，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小时，沈又回到区委向汤要饭要酒。在饭桌上，他神秘地对汤茂林说：“汤书记，你是干对了，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许今后的路子就照你这么干。”
汤茂林这才长出一口气。他看到了那封群众来信，看到了上面的系列批示。但他所不知道的是，这期间，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解放思想，大胆工作。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都等我这个第一把手来决定。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所有制不变，出不了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才会有了后来这种睁眼闭眼的拖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对待农民自发改革的态度，后来被写入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
五、两个“不许”干
万里开完省委常委会后不久就赶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会上，农业问题是重要的讨论内容之一。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讨论稿》等3个农业文件。文件再次提出了学大寨的目标，要求各地将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去”。
但是，代表们大多都对文件提出了异议。与会者对文件回避当前农业的严峻现实表示强烈不满。
王震沉痛地说：“看了看贵州，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我们长征经过的时候。全国解放已经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究其原因，有代表表示，农业上不去，根本原因就是左倾路线所致，对农民卡得太死，怕农民富起来，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不够正确，在生产关系上搞“穷过渡”；在具体工作中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位置上。有代表分析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弊端。还有代表提出了农业学大寨要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
在那个会上，代表们强烈要求修改会议提交的3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各组认真递交了书面修改意见。要求对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左倾路线进行清算，成了大多数代表的共识。但究竟往后怎么做，分歧依然极大。
万里、周惠（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几个省委第一书记联名向中央提出，文件中不应该再写上“不许包产到户”，至少应该允许部分贫困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吉林省委书记张根生回忆说，当时，多数省委书记和中央领导人如华国锋、王任重、杨易辰等，仍是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同意包产到户。
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准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
这已经让某些省的书记们暗暗称快了。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回去就说：“从总体上讲，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
会议在12月23日结束。很快，万里返回了安徽。在省委会上，万里传达三中全会精神。针对中央文件上的“不许”和“不准”，吴象回忆说，“这时候万里很强硬，他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
六、开始了包产到户
不久就是1979年的春节了。刚到年初六，万里就派周曰礼为首的工作组来到了山南公社，向农民宣讲三中全会精神，文件读完后谁也不发言。周诱导性地让大家回忆这30年啥时候日子最好过，这下，七嘴八舌地都说是曾希圣搞责任田的时候最好过，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
周曰礼：“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就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社员：“包产到户叫不叫提，中央文件上讲不许干。”
周曰礼：“你们觉得包产到户好也可以提。”
社员：“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准干’，中央不相信我们嘛。”
当天，周曰礼回到合肥，当晚就向万里汇报山南的百姓呼声。万里觉得有必要立刻召开常委会，要在常委会上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第二天的常委会开了半天，有的说，一旦表态同意农民干，这不明摆着是违反中央文件，我们不能做；也有人提出，向中央写报告请示，中央同意了，我们再表态。王光宇则用心良苦地提起了1961年曾希圣的责任田，说“责任田是救命田”。
吃了午饭常委会接着开，万里别有深意地说：“包产到户的问题，过去批了几十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但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要靠实践来检验。”
最后，万里终于下了决心：“我们就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那就调一点粮食给他们就是了。”
随即，肥西县召开干部会，县委宣布，只准山南区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其余公社一律不准搞；而且，对于山南，要特别强调三不准：“不准登报、不准宣传、不准广播。”
可是没几天，山南的6个公社、78个大队、1037个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周曰礼紧张了，赶紧向万里汇报，万里说：“让他们搞，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他们。”
山南的做法在安徽不胫而走，引来了无数质疑和问罪。4月的一天，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匆匆来到山南公社。老军人找到党委书记王立恒，动情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打土豪分田地，组织群众走合作化道路，才过上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活，但是你们现在搞包产到户，实际是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立刻停下来！”说完他马上给县委书记打电话，明令：“包产到户不能干，要收！”
但是，在整个安徽省，因为贫穷所引发的制度危机早已遍布全省，包产到户的火星子掉到哪儿，哪儿就可能变成火苗，火苗就可能燃成大火。就在同一时刻，在皖东的滁县地区，一场波及面更大、更加有组织的农民大包干运动已悄悄酝酿成熟。
七、大包干
1977年夏天，当万里刚刚来到安徽就职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的调查报告就发自安徽滁县地区。地委书记王郁昭在很早的时候就在琢磨着当地农村的变革。1978年秋天，滁县也早已是河道断流、土地龟裂，就连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
9月，地委召开干部会。在王郁昭的反复追问下，这些基层干部终于“供出”了责任制的三个典型，一是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偷着搞了包产到组，在大旱之年粮食由原来的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一是天长县新街公社，当棉苗即将枯死的时候，公社把地“借”给农民，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结果当年棉花增产89.6％；另一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搞了干部岗位责任制，年终时按各项生产指标奖罚，结果公社粮食棉花全面增产。
会后，王郁昭向万里全面汇报了这些情况。万里听后大喜，急派记者张广友下乡调查，又令王郁昭迅速准备详细调查报告报省委。数日后，王郁昭接省委通知：万里书记说可以在全滁县地区进行这三种模式的试点。
滁县地委不敢怠慢，迅速出台96号文件，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公社开始试点。可这个口子一开，大量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试验。
凤阳城南公社岳北生产队开始搞包产到组，县里派来的会计怎么也算不清账，农民却看明白了，倒着算不就可以了吗：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归社员自己。此话一出，人人赞成。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语道破，这不就是“大包干”嘛！
“大包干”在凤阳迅速推广，但还仅停留在“包干到组”。
闻名天下的凤阳县小岗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革命。
小岗村，非常小，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场饥荒，让这个小村饿死了60人，死绝6户，全村只剩下10户，39人。从1966年到1978年，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到冬春季节，全村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外出乞讨，无一例外。1100亩土地，竟有1000亩撂荒，集体经济只剩下3间破土房、1头牛、半张耙、1张半犁，根本无法开展生产。就这样，还成天被学大寨工作组折腾来折腾去，或斗私批修或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一家都有人被揪到台前批斗，每一家都有人当过队长。每年秋收刚结束，没等秋种开始，全村老小就筹划着该出门乞讨了。
1976年，县、区、社三级党委下决心改变这个队的面貌，派工作队18人进驻。工作队队长在社员会上说：“你们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今天，我们左手拿着社会主义鞭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牵着你们的鼻子，非要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来。”一个工作队员监督一户，干了一年，收粮35000斤，人均口粮230斤，人均收入32元。工作队一撤，呼啦啦，人又都出去要饭了。
终于到了1978年，“省委六条”的东风也刮进了这个小村庄，这里也搞起了包产到组，从两个组分成4个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几乎已经是兄弟组、父子组，但依然矛盾不断，吵吵闹闹。
11月24日的这个冬夜，18户户主都集中到了严立华家中，他们终于作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决定——“分田单干，包干到户”。18人在一份合同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大家约定：土地分到户，瞒上不瞒下；秋后摔锅卖铁，也要将国家集体的任务交上；万一有人坐牢，其他的人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到18岁。
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第二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庭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冷汗，第一个反应就是——快让他们停下来。
“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一字之差，而性质完全不同。包干到户，农村土地真正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通过承包获得对土地的经营权，农民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简而言之，包产到户是农民对所种植的作物产量的承包，而包干到户则是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这就是“小岗模式”的核心所在，如此模式，农民用和平的方式夺了集体的生产经营权，未来必将动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陈庭元深知个中含义，深知若要杀头，第一个引颈待戮的就应该是他。
很多年后，当年带头搞大包干的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回忆说——
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公社党委就找到我，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连看三天，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说，你快带我看看。
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让他干三年。
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看了，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他又问，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委批你干三年，我批你干五年。
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作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相信严俊昌一定很难体会万里此时的矛盾心情，因为无论是宪法还是中央文件，依然明确规定“包”为禁区。
八、“张浩事件”
1979年的早春，安徽、四川等地农村的骚动，直接引发了北京及中南海的特殊关注，兴奋、担忧、不安和恼怒交织在一起。
1979年1月，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王任重任农委主任，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任副主任。这一年，杜润生已经66岁。从1962年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毛泽东撤销之后，这位原秘书长也因为邓子恢的挨整一直被晾在一边。毛泽东当年的语气很不客气：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过一件好事”。
临上任之前，不少老同志劝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千万不要再搞包产到户了。
但是这个“蛰伏”了17年的老人早已有了自己的目标。很多年后，年逾90岁的杜润生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感慨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境：“包产到户，1979年初得到安徽、贵州等地大量事实的正面印证，使我将家庭经营引入合作制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他坚信：“农民的要求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
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杜润生主持，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全椒县委书记王杰代表安徽参会。
15日，周曰礼发言。他谈了整整一天，说的都是这半年来安徽搞包产到户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回忆起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会议，周曰礼至今都心潮难平：
搞包产到户的好处我讲了好几条，结果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对。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儿和我打起来，争论得非常激烈。为向华国锋汇报，会议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纪要是由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起草的。对于他的稿子，会上就我一个人表示不同意。我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不能等同，包产到户仍然承认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承认按劳分配。就为这个意见，会上统一不起来。后来杜润生对我说，你把你的意见单独写一个稿子，作为纪要的一部分，你单独向华国锋汇报。25日（按杜润生的回忆应为20日——引者注）下午3点，汇报会开始，杜润生念完会议纪要后，我接上去念我的稿子。华国锋很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杜润生解释说，会议上意见统一不起来，请华主席最后来拍板。
杜润生的“两个会议纪要”安排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那天，华国锋没有对包产到户的对与错表态，他问了周曰礼很多问题。然后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叫到一边说了些什么，王任重就走开了。后来周曰礼才知道，王任重是奉命给万里打电话去了。这个电话转了好几次，才终于在嘉山县找到了万里。
王任重劈头问万里：“你们安徽搞包产到户到底搞了多少，你们那个会议代表大吹特吹包产到户，你们省委知道不知道？”
万里在电话那头说：“知道，周曰礼同志是我派去的，他的意见省委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是春耕大忙时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先稳定下来，等秋后再说。”
这天下午的汇报会，一直从下午三点开到晚上九点半。华国锋做了一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他很委婉地讲了湖南洞庭湖地区双抢的经验，以此说明组织起来的分工合作可以提高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特别提到不要“一刀切”。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于最高领导人的宽松和宽容，会议气氛变得稍稍融洽了一点。但是此时在安徽、四川等地，却由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空气中的紧张和恐慌气氛陡然增大。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张浩事件”。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信上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而编者按的语气则更加严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
这一天，七省三县农业座谈会正在召开期间，文章的发表无疑更加重了反对派的砝码。
在安徽，清晨6∶30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的这条消息，让万里心头陡然一震，他暗自惊呼：“要坏事！”
万里赶紧给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电话：“我们该咋办还咋办，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随即，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义，省委办公厅向省内各地发出了8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
第二天一早，万里即刻下乡。他首先来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做工作，反复对干部社员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在全椒县古河区，万里一下车，就被百姓围住了，大家愁眉苦脸，让万书记拿个主意。
“万书记，又要变咧？”
“谁说要变？谁吹这股风那股风，我们也不动摇，既然搞了就不动！”
“《人民日报》说了，要坚决退回去。”
“《人民日报》可给你米吃？可给你油喝？它就是公共汽车，你可以上我打票也可以上。”
面对县里的干部，万里的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说：“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权益和长远利益，这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篇读者来信就打退堂鼓。生产上不去，群众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要还是找《人民日报》要？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老百姓依然清冷的灶台和破旧的草屋让万里坚定了决心——哪怕走得再远一些，哪怕风险再大，也不能退缩。
在定远县范岗公社，一位生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我们队现在还没有包产到组，春播无人干，社员一致要求学凤阳，县里领导坚决不同意。
万里直截了当地对生产队长说：“你那个队可以实行凤阳的办法，回去就搞，决不能耽误生产。”
年轻的队长又惊又喜又有点半信半疑：“我们说了好多次，公社都不依，说是县里统一布置的，你在合肥，怕说了没用。”
“我是省委书记，你们地委王书记也在，你那队就照凤阳的方法办，我批准的！”万里很干脆。
20日当天晚上，王任重之所以费了很大劲，才在嘉山县找到万里，正是万里紧急出巡消除“张浩事件”的负面影响，来到了嘉山。那天万里还在电话里对王任重说：“不管怎么，我这里已经干开了……备个案，搞错了，省委检查，我负责！”
安徽省委采取的紧急措施，消除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担忧，但仍有一部分地县还是遵照报纸的要求，从“包”退回到不包、不联产，其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霍邱县，几乎有1／3的生产队又回到了大呼隆的体制下。这一年，霍邱的粮食产量比1978年减产约20％，而周边所有的地县均大幅增产。万里闻此消息异常愤怒，立刻提出要撤县委书记的职。
此时，不仅是在安徽，四川、河南、内蒙古等已经实行了责任制的农村，也因为这样一封张浩来信，各处引起极大混乱。
这封“群众来信”的背景后来被陆续披露出来：当时《人民日报》为春耕写了一篇相关社论，报送党中央。华国锋阅后在文章留白处写了一段话，批评了某些地方因为包产到组，出现了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认为这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王任重看到了华国锋的批示后，在3月14日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信上说，要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决不能倒退回去。张浩的来信正好契合了这一指示精神。
“张浩事件”所造成严重的后果让胡耀邦坐不住了，他批评胡绩伟：登头版头条，表明报社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你应当登在农村版，或者放在一版的下面。编者按也应该改掉指示、肯定的口气，改为“引起注意，可以讨论”的调子。
作为补救，半个月后的3月30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刊出安徽省农委干部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驳斥了张浩的观点。
九、“不许”改成了“不要”
1979年3月24日结束的七省三县座谈会最终作了妥协，经华国锋同意，在后来由十一届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写下了下面的文字：“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
杜润生说：“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允许在特殊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这就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与三中全会通过的草案相比，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不许包产到户”，改成了“不要包产到户”，口气显然温和许多。
决定中还有一段文字：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杜润生说，这句话等于批准了既成事实。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进两步退一步的螺旋状态中往前发展的。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前，农委的两位正副主任将讲话稿一同交李先念副总理审阅。两稿的分歧在于一个特别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一个提出要允许地方搞包产到户试验。李先念认为“王（任重）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
杜润生无奈，只能找刚刚从四川省委调上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商量，怎么办？
杜回忆：这位副总理说，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是搞包产到组，没有更多地支持包产到户，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以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就把问题化解了。
会议一开始王任重发言，他讲了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并让大家讨论。
杜润生再次安排周曰礼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他讲了足足两个半小时。周说，到1979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占10％。增产效果明显。群众评价，组比队好，户比组好。
让周曰礼没有想到的是，时隔近一年，他在会上的境遇依然如昨。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之后，他再次遭到“围攻”。特别是在华东组，周曰礼陷入重围。争论的焦点就是，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姓资？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说，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与社会主义不沾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包产到户调动的农民积极性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大方向。
杜润生安慰周曰礼说：“别急，沉住气，不能不让人家讲话，你们实验结果有利，就继续试。”
周回到安徽，将会议情况向万里汇报，并向他请示如何向下传达贯彻。
万里听后决定：不传达，不贯彻。
杜润生说：“全国有很多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是只有安徽省是在地方政权支持下大规模试行的。”
无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和责任。
杜润生回忆说，万里曾经与农业部前来视察工作的一位高官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争论：
——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我要社会主义！
——我要群众！
杜润生说：“争论的语言、逻辑上虽然有不严密的地方，但是真理却在万里一边，失去群众支持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万里后来回忆起自己这一段的心境时，亦表现得颇为复杂——
我们的这些做法既不符合宪法中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不符合中央文件规定的“也不要包产到户”，不得了呀！怎么办呢？我说，农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就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吧，反正已经干了，就这样子干吧。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
然而，当这个顶着风头上的第一书记要易位的时候，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
十、给包产到户“上户口”
1979年的最后几天，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显示，万里要调走了。
万里非常清楚，自己一旦不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上，将可能发生怎样的摇摆。在新年过后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他尽可能地试图给包产到户“上个户口”，让它至少在安徽省内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他在会上明确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那就只能同意，批准。”
会议之后，万里来到了小岗村，这似乎是一次告别之旅。这一次，万里又一次热泪盈眶。
同行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记录了这一感人的时刻——
万里下了车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就挖地窖藏了起来。万里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这样干，我支持你们，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是开倒车。”
男人们围着万里说长道短，女人们赶紧回家炒花生，然后把热腾腾的花生一把一把塞到客人们的兜里。目睹此情此景，万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临别时他对随行的地县干部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有公社干部问他：“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产到户可行？”
万里：“行，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谁学都行。”
1979年当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比1978年增长6倍，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从1957年起23年来，这个年年吃国家救济的“三靠村”，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6．5万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油料超额20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
万里把小岗人塞给他的炒花生带到了省委常委会上，让大家都尝一尝这丰收后的果实，分享农民的喜悦。
但是，那天吃过花生的人中，却有人敏感地嗅到了花生中姓“资”、姓“修”的味道。
十一、邓小平讲话了
1980年3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国务院任副总理。刚到北京，迎接他的是《农村工作通讯》上接连发表的两篇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对包产到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来头都不小，负面影响很大。
在那一时期，许多省的机关报上，也都刊发了对安徽各种责难的言论文章，一篇篇檄文充满了批判的色彩。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在与安徽省交界的一些省份，田间、高岗、路口挂满了抵制标语。有人还用高音喇叭不断向安徽这边广播称“坚决反对复辟倒退”。
万里交待张广友、吴象写文章反驳，并特别说明，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文章很快写好了，题目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万里看后，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发表。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走，安徽就迅速进入了一场“倒春寒”。
继任省委第一书记在几天后的蚌埠会议上，特别讨论了文章的去留后决定，此文不宜在《安徽日报》发表，更不宜用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发表。
这是一个信号，安徽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王郁昭回忆：“从1980年3月8月，安徽省委连续在蚌埠、芜湖、巢湖和合肥召开4次会议，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起猛烈冲击，搞得人们特别是在县以上干部中思想混乱，惶恐不安，普遍担心又要反复折腾。”
在蚌埠会上，继任第一书记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时，曾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只顾眼前利益，主张运动就是一切，主义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一个戈比而斗争。包产到户虽然能增产，但不是我们的方向，对老百姓来说情有可原，对我们县以上干部来说，头脑要清醒，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错误。”
王郁昭的脊背一阵阵发凉。这不摆明了在说包产到户是机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嘛？
许多人脑海里一团乱麻。省内各地农村形势急转直下，骤然变冷，有的县急令不许搞包产到户，搞了的要限期收回。除了滁县这个“孤岛”，安徽其他各地几乎都在向后转。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终于讲话了。
1980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为中央即将召开的编制长期规划会，召集了杜润生等人开会。谈到粮食问题，杜发言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姚依林点头称是，遂到邓小平处汇报，胡耀邦、万里都在座。
邓小平听了姚依林转述的关于让贫困地区包产到户的建议，立刻表态：“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这是邓小平首次公开表态赞成包产到户。姚依林立刻就回到会上传达，但是叮嘱大家不登报、不上文件。
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态度就更加明朗了。5月31日，他约见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很自然地就提到了安徽的凤阳和肥西，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过了几天，邓小平又和杜润生提起了这个话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
邓小平这几番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很快就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内部谈话稿的方式下发到一定范围征求各地意见。王郁昭拿到讲话后心头一振，邓小平明确赞扬了肥西，赞扬了凤阳，我们没有错！
有一个细节应该特别一提，今天，几乎所有的史书上都记载说，邓小平是在1980年夏天才对包产到户正式表态的。但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1979年7月，我父亲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万里心里有了底。”
如此说来，邓小平对安徽的局势、对万里的做法，在1979年夏天就已经给予了充分肯定。
还有一个细节也应该记录下来，也是在1979年的夏天，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陈云谈安徽的农业，陈云说：“对安徽我举双手赞成。”
1980年6月，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陕西米脂县孟家坪考察，发现了这里的专业承包的责任制很有意义。于是他给中央写信，提出包产到户，可以多色多样，目前全国不论什么地方，群众选择什么就算什么，不搞包产到户也可以不搞，但搞了的就不要再反对。他在信中写道：“为了不失时机地把今年农业生产抓好，我认为当前对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应当稳定下来为好，使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生产上去，不要变来变去，错过时机。”
杜润生向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建议，将此信转发全党。胡耀邦采纳了这个建议。这表达了中央对包产到户政策进一步放宽的信息。
十二、阳关道与独木桥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央文件开的口子慢慢变大，更由于地方官员们明里暗里的支持，除了安徽、四川之外，在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的一些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实践。
在贵州，1979年底已经有10％的生产队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省委遂派员去纠偏，结果，纠偏的队减了产，没有纠偏的队增了产。省委这才下决心，大范围搞包产到户。可依然有些省里的领导害怕超出了中央文件的规定。
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不客气地说：“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出决定，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
到1980年底，贵州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经接近80％。
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给中央写报告，请中央同意自治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没有得到批准。周惠就变通了一下，把“借地”改成借给农民“口粮田”。这是与安徽同步在内蒙古农村农民自发进行的变相包产到户，把集体的土地以口粮田的形式转包给农民耕种。
杜润生问李先念副总理：“中央对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认可？”
李先念考虑了好一会儿回答说：“如果是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但不要提包产到户。”
周惠，后来被胡耀邦称为“中国最先搞包产到户的三个省委书记之一”。
在广东的湛江、惠州等地，包产到户在1979年就出现了，到了1980年秋天，已经有10％的生产队分了地。省委派工作组下去纠偏，可越纠越多。省农委主任杜瑞芝很快意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省委书记习仲勋亦表态坚决支持。偷着包就变成了明着包，到了年底，全省已经有40％的大田实行了包产到户。
但是，在北京，由于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赞成或反对的力量依然没有分出高下，更由于包产到户这个早已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并被牢牢戴上“资”姓帽子的东西，实在名声太坏，在当时农业部、水利部等重要农口管理机构或是中央级的重要媒体上，声讨、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远远盖过了拥护的声音。在省委书记一层，这种分歧则更加明显。
万里回忆说——
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进了书记处，分工管农业，这个难题可大了……从整个农村工作来看，农民要求改革，有些地区行动比较快，但是，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的那一套，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对包产到户，抵触情绪很大。我分管农业，依靠原来这套机器来开展工作怎么行呢，还有不少省的领导思想也不通。
万里找到总书记胡耀邦，他对胡耀邦说：“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先开一次省委书记会，大家通通思想？”
多年后，吴象深情地回忆起胡耀邦与万里的挚交。吴象说：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
胡耀邦完全赞成万里的提议，并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解决这个“违纪违法”的难题。
万里举目四望，他发现，他能找到的同盟者只有杜润生，他请杜润生来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并对文件作解释和说明。
万里对杜说：“一定要把原来中央决定中的‘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最好是‘支持包产到户’。”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杜润生为会议亲自起草文件。草稿中写道：“要尽快建立农业生产的责任制，不论任何地方都要有责任制，责任制形式则要因地制宜，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
草稿在农委会议上讨论，参加的有杨立功（时任农林部部长）、钱正英（时任水电部部长）、陈国栋（时任商业部部长）等。但是杜润生怎么也没想到，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稿子，都反对“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提出：只能“划一个界限，贫困区可以，其他地区明确不准包产到户”。
会议记录交由万里审阅，万里慨叹，除了杜润生，整个国家农委都反对包产到户。
第一书记座谈会还是如期召开了。无论是万里还是杜润生，都预感到这个会一定不平静。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到会。
文件讨论稿被杜润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依然阐明：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尊重群众的选择。
在座谈会上，杜润生对此作解释说明：“现在群众乐于接受公有土地、家庭承包。有的是联产计酬，有的是大包干，有的实行专业承包或小组承包。这么多的形式，今后应听任群众自由选择。”
农委副主任张平化紧接着发言说：“文件经过农委讨论，但润生同志的讲话农委没有讨论。”
分歧立刻显现出来，继而变得更加白热化。
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杨易辰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发言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
池必卿立刻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争论针锋相对。
杜润生在会下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地区领导人的意见，他们都认为三中全会以来集体化取得了伟大胜利，有错误已经纠正了。“所以一定要在贫困地区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
杜润生回忆说：“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主席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位在会议休息时间特别拉住我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杜润生只有无奈地苦笑。
会议在这样的交锋和矛盾中尴尬地结束。杜润生还记得，为了解决分歧，会议闭幕前，他和胡耀邦、万里讨论，商量处理办法，两次改写文件。最终形成的文件当然还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文件里增加了几段话：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民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些做法必须改革。
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
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华国锋对这一改动表示很满意。他说：“这样写，好！”
段君毅很明智地看出其中的玄机，他在会下说：“这个写法是各得其所，各省按照自己的情况说怎么试就怎么试，不然，原稿有那么多人反对，恐怕没办法收场。”
这一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后来以中央1980年75号文件的形式下发至党内。文件的最大成果是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杜润生说，75号文件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文件，它实际上把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
会后，已经调任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吴象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阳关道与独木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写出了会议的观点交锋。
会后，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尽管争论还在继续，75号文件已经使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推行，由半明半暗的、自发的、不合法的状态转入了比较公开的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状态，开始普遍推行。
十三、五个“一号文件”
此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了近两年，而距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第一个“一号文件”的颁布，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1000多天里，在共产党内部，在支持和反对农村改革的力量的博弈和消长中，千百万中国农民却以“吃饱饭”这个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存目标为动力，以包产到户为支点，艰难而执著地推进着农村改革的进程，并因此慢慢“填饱了肚子”，从而使得这一进程难以逆转。
然而，在北京，对中国农口最高管理机构的“左”的倾向，新改组的中央书记处已经越来越不耐烦。1981年3月11日，国家农委组织农口各部、局负责人召开了党组扩大会，万里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口就单刀直入——
农业上左的问题不肃清，农业就没有办法搞好……前不久部里还有人在下面说，中央的决策是反大寨的路子，现在仍有这样的人……
左的思想在我们同志的头脑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
有些同志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关系这个战略高度上去考虑问题，不去想我们搞了30年，农民连吃饱肚子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现在刚刚有希望解决，却想不通，忧心忡忡，哪怕农民饿肚子也不理。
农业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不能自己搞一套，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工作……现在必须统一到中央思想上来，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但问题不解决不行。要检查党风，不能同中央唱反调！
万里中肯而严厉的讲话在整个农口引起了极大震动。
这一天后，在国家农委的统一组织下，由国家农委、农业部、农垦部、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等部门组成了17个调查组共140多人，分赴15个省区，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调查。几个月后，他们完成了上百篇调查报告。
在198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国家农委连续召开会议，听取调查组的情况汇报。
所有的调查组有了共同的结论：当前农村形势之好，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特别是那些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面貌变化之快、形势之好，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是一项好政策！
发言者说起河南、内蒙古、安徽等地的变化，说起23年不变的农民收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然翻了几番，心情格外激动，特别是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是从这次调查中看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威力，体会到了久违了的农民的喜悦心情，他们痛心地反省自己的失误，反省由于自己的左的思想给农村工作带来的混乱和滞后。农业部原副部长李友九在痛苦反思之后，向中央写下了一篇万言检讨书。
调查组也清醒地看到了农村中出现的新问题，由于担心政策多变，农民出现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对土地采取掠夺式耕作，对牲口过度使用，滥伐承包地上的树木，于是，许多报告都提出了一个想法，建议中央下个文件，明确包产到户、大包干都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都可以长期不变。
这与中央的意图正好相合。
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胡耀邦提出要搞个文件，并亲自向杜润生布置文件的起草工作。此时，杜已经担任了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的主任，国家农委相应被撤销。
这一年的10月5日~2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央书记处在12日接见与会代表。党中央主席胡耀邦非常明确地说——
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了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上述两个长期不变，最终写入了会议纪要。
会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到东北考察，向中央写信说，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
这封信的精神与农村工作会议决议的内容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正式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文件呈送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
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会议纪要在1982年1月1日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全党。这就是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把上一年度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临时户口改成了正式户口，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国农民发自肺腑的热烈拥戴。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为此，胡耀邦欣喜不已。他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
1983年的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高度评价：“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的新发展。”这一年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高潮，参与的农户占95％。
1984年中央发出第三个“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决定土地承包由原来的3年延长为15年。政策的威力之大，让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目瞪口呆，这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比1978年高出2000亿斤；农民纯收入达到355.30元，比1978年增长1．7倍，年均增长16.5％。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进一步摆正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肯定原有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同时，强调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文件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为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的肯定，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并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借鉴的模式。
……
2008年，当我们抚去历史尘埃，将目光再次聚焦到30年前那场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时，吃惊地发现，中国改革的发轫之初竟然如此艰险、辛酸和惊心动魄。令人欣慰的是，历史最终选择了他们的道路：正是这块土地上千百万农民，和一批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党员们，冲破种种禁锢，一起“合谋”，才最终牵引了中国改革历史巨轮的艰难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