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9 次 更新时间:2008-11-19 08: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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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宽重  

  

  【内容提要】宋代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出任地方亲民官,并设置巡检、土兵、县尉、弓手等基层武力,将有财力的百姓纳入吏职,使县成为宋廷深入基层社会的基点。徽宗时期,宋廷无力维护地方治安,使地方菁英、豪右与胥吏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南宋时由于长期和战等因素,使县政推动更需倚赖地方势力的协助。地方豪强与菁英一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形成南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共同合作互相依存。宋代士人的角色更为重要,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

  

  【关 键 词】宋代/基层社会/基层武力/胥吏/乡居士人/财政中央化

  

  

  一 前言

  唐宋变革或转型的研究是中国唐宋断代史之外,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较宏观的重要课题。此一议题自内藤湖南提出以来,长期成为国际汉学界探索中国历史的主要范畴之一,不仅有助于掌握朝代与朝代间的衔接转变,以及长时期历史的延续与变化,更是探讨中国历史变迁乃至近代化的热门主题。学界对此一议题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人口、商业、土地、政治、社会流动、地域家族、妇女等方面,成果丰硕。

  学界对于唐宋变革的讨论,提出了多种说法,各有创见。在变革分期的研究上,学者都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对唐宋的哪一个时段是历史转型或定型期,仍有不同意见;以往多强调唐宋之际是历史变革期,刘子健教授则提出南宋是转型期的说法。(注: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第79—85页。近来美国也有不少学者在刘子健教授的论点上进一步加以梳分、论述或补充。)在议题的研究上,日本学界对社会、经济领域,及其时空所造成的差异有比较深入的讨论。欧美学者则从科举社会流动及思想史的取径入手,重视北宋、南宋菁英分子的差异。这些研究成果,都能超越朝代的断限,作长期观察,对历史变迁的因素也提出看法,自有其贡献。中国大陆与台湾学界则在近年来才提出较集中的讨论议题,成果尚待观察。

  不过,目前的研究成果仍有若干不足之处。一是讨论的问题仍过于集中,以某些专题、资料、地域作为观察变化的基点或立论的基础,提出某一个时段是历史现象的转变或定型期,并解释变革的原因。二是讨论侧重阐述变革、转型或消长的一面,忽视延续性及各种关系变化的过程,似有抽刀断水之嫌,致使讨论议题形式化。三是强调唐宋之间的变化,反而淡化唐与宋朝代内的转变因素;其实,有些议题在朝代之间与朝代之内都可能有所变化,因此,若能同时观察唐宋历史本身的变化,也有助于厘清历史长期的发展与演变。

  宋代社会是以往宋史研究中较弱的领域。近年来在学界的努力下,对妇女、家族、宗教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开展新的议题与视野,而且成果显著。从最近几篇相关研究回顾的论文,可以反映学界努力开拓宋代社会相关领域研究的新方向,(注:参见吴雅婷:《回顾1980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12卷,2002年,第65—93页;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汉学研究通讯》2003年第3期,第15—26页;李华瑞:《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研究》,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905—916页;王锦萍:《20世纪60年代以来宋代民间信仰研究述评》(待刊)及郭恩秀:《八十年代宋代宗族史中文论著研究回顾》(待刊)。)其中基层社会更是社会史研究的新焦点。不过,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多属个案的探讨,而且偏重于乡村制度与区划,以及个人与家族在社会中的角色,尚有许多广泛的基层社会的议题,有待进一步开展、充实和完备。

  本文以县作为基层社会的讨论范围。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地方社会的研究取向各有侧重点,其中“乡村共同体”或“地域社会”的概念,是日本学界的重要视角,但这样的研究视角似乎过于侧重“社会的”及“空间的”,反而忽视国家权力及政局变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而“地方”一词又有与中央对立之意。个人先前研究地方军与地方武力时,也发现这些武力多超越县,而属于路或府的层级,因此在本文中以“基层社会”作为整合结构与空间、政治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场域。(注:关于共同体的研究,谷川道雄教授是先驱,而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明清社会史研究者提出“地域社会”的视野则影响深远,相关论著颇为丰富,可参见檀上宽:《明清乡绅论》,刘俊文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53—481页;岸本美绪:《明清地域社会论的反思》,何淑宜译,《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第164—176页;《“秩序问题”与明清江南社会》,《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第50—58页;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72—83页等。)基层社会指涉的内涵多因人口、活动空间和数据记载的详略而有所不同,如以今天而言,基层社会可以指涉村里,明清的基层社会则可以是乡镇。宋代基层社会的范围目前仍在讨论阶段,研究取向也不一致。(注:吴雅婷在她的文章中,对基层社会一词是采取以人为中心向外推衍的较为宽泛的认定。见氏著:《回顾1980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12卷。)明朝以前,中国乡镇志一类的地方资料不多,除了个别地区,很难作为观察基层社会的对象,而县是中国历代行政组织中设官任职、执行政策、维护治安、司法裁判和财税征收的基本单位,县衙所在的地区是官府行使公权力和统治力的基点,也是民众和官府交涉、交流的场所,中央政治力与地方社会力接触的界面。一般而言,被认为是中央集权的宋代,任职于县的官员大概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县尉,顶多再加上监商税务一人,其他事务性的工作,则由胥吏担任。(注:福州辖下各县大约有一百至二百名胥吏,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社会结构》,《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7年,第594页。)县衙的官员不多,却是执行公权力,象征王权统治力的中心。乡里固然能真实体现基层社会的活动面貌,但在宋代是虚化的行政区划,而且受到资料的限制,只能看到极少的个案或特殊时期的样貌,并不具有普遍性。反之,从县这一层级,尤其是县衙所在的县城,较能体现政治运作、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乃至经济、文化活动,也是资料上能较全面反映社会现象的部分。因此,本研究以县作为观察宋代基层社会的基点,应当较为明确且争议较小。

  地方武力与士人家族是笔者多年来研究的两个专题。这两个专题,分别以个案的方式讨论政治与社会议题,看似各自独立、缺乏关联,其实二者既有很强的地缘性,彼此的关系也很密切。从地方武力的发展,固然可看到与中央的互动及对政局的影响,士人家族的发展目标也是入朝为官,不过他们均立基于地方,在基层活动更为频繁,关系更为深厚。通过这两个群体,由基层社会出发,从人群、组织与权力的角度,观察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当能发掘到更富有历史意义的议题。鉴于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多,因此,本文试图从个人已有观点出发,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以县作为基点,考察从北宋到南宋基层社会的演变;而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互动为视角,通过政治的实际操作,观察地方官府与民间的组织与运作。在实际运作中,则注意人的角色、关系及其影响,也就是从政治力与社会力两个角度作为切入点。基层社会的环境是变动的,本文虽然希望从较宏观的视角,去掌握基层社会在不同时期的角色与转变,作为未来进一步探讨唐宋基层社会的基础,但并不是要将基层社会视为一个无差异的整体。同时,基层社会涉及乡里组织、宗教社群活动、礼俗生活等许多层面,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先从两个侧面,分别由结构的角度观察基层武力与胥吏的发展与变化,以及从空间的角度对以士人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兴起的转变,提出较概括性的观察与讨论,作为将来开展专题研究的基本论点;希望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世基层社会繁衍、发展的样貌。

  讨论宋代基层社会的问题,理当涵盖整个中国。但在南宋时代,整个淮河以北地区已非赵宋政权的统辖区,而且史料明显不足,不易进行比较与讨论。因此本文讨论南宋时,限于淮河以南地区,江浙一带更是研究、观察的重点。

  

  二 基层武力与胥吏的发展及转变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唐末五代政局转变频繁、社会变动不居,是旧秩序解体、新制度待建立的时期,社会上出现许多新的事物与角色,到宋代才逐渐确定。不过,这种转变,并不像政治上改朝换代一样,变化迅速而且明显,而是需要一个酝酿与改变的过程,显示在政治环境改变之后,仍需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重新调整和建构社会组织,塑造社会秩序。

  唐宋的基层社会中,基层武力和胥吏的发展与转变便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宋朝建立以后,县是国家直接实行权力的基点,不仅县一级的亲民官多由士人出身的朝廷命官担任,更借着武装力量改变的方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力,而且透过征差一定资产以上的民户,在各官府专职供役的方式,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巡检、士兵与县尉、弓手,是两种职权与角色相似的基层武力,(注:曾我部静雄:《宋代の巡检、县尉と招安政策》,《宋代政经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昭和49年(1974),第248页。)它们与由职役与衙吏构成的胥吏,正是彰显赵宋王朝中央深入基层的重要力量,也是观察唐宋的基层社会与政治运作变化的线索。在宋代,这两种强化中央集权的武力以及胥吏,却随着时代的推移,有着不同的演变历程,最后反而提供了社会力发展的空间,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

     (一)巡检与士兵

  巡检作为官称,大体始于唐代中叶,主要是置于盐池产地、交通要道和军队等地方;唐朝也曾出现巡检使一词。(注:学界以往认为巡检是五代时期才出现差遣的职务,见黄清连:《圆仁与唐代巡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4分,第899—924页。 但近年的研究则显示唐代中叶起已有巡检使一词,见刘琴丽:《五代巡检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第34—41页。)到五代,巡检是一种使职、差遣,而不是职官,位低职重,其设置不论在地域或结构的层次上,都大大突破唐时规模,职能也比唐代扩大。巡检职能的改变,体现了唐末五代中央与地方权力角逐的现象;当藩镇分割了中央部分用人权的同时,中央政府则透过差遣的办法,又将一部分用人权力收归中央。(注:刘琴丽:《五代巡检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第34—41页。)

  宋代巡检与其所属的士兵是中央集权的重要表征之一,其设置更为普遍与复杂。经过宋太祖、太宗二朝的征战、招纳,藩镇割据局面消除,中央威权逐步加强,五代时期巡检使担负监督地方军镇势力的职能逐渐消失;反之,募兵御边与维护境内治安,成为巡检新的职责。宋初为防御辽、夏进犯,以及避免五代藩镇之势重现,朝廷任命一批熟识边防事务的将领,充任巡检,率兵守边,这些人“位不高,则朝廷易制,久不易,则边事尽知”。(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第974页。)既能发挥御边的作用,又有利于集权中央。此外,为了加强维护宋境内的社会秩序,镇压反叛,宋廷则于远离城邑的多盗之区,设巡检、置寨兵,以强化治安缺口,稳固政权。到了宋与辽、夏关系趋于稳定之后,担任戍边重责的巡检,不仅数量减少、辖区缩小,地位也有降低的趋势。尤其自神宗以后,西北地区的巡检,不论辖区或地位都有明显的缩小与下降。反之,由于境内经济活动蓬勃,而宋廷为了增加财政税收,实施茶、盐专卖制度,导致境内外的茶、盐走私活动频繁,甚至武装护卫,不仅威胁地方治安,更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如虔、汀两地的走私者,活动区域辽阔,“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you@②七年二月辛巳条,第4739页。)这种现象自仁宗以来即已出现,并引起朝廷重视。宋廷为镇压私贩武力,开始在县中增设巡检,并提升其地位。(注: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41—54页。)仁宗在诏书中即说:“国家设巡检、县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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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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