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名家钱穆（字宾四）靠刻苦自修，由寒微的乡村教师而讲学北大、清华等校，望重士林，历久弥坚。然其思想和学脉起初均不入学界“上层”主流，始终处于边际状态，却能顽强自持，以至卓然成家，终为世人所认可。他生长于贫苦环境，早年家中累遭变故，胃疾几乎伴其一生，且多次“历险”，凶危屡现；又遭逢变动不居的乱世，流徙动荡，长年索居，而后半生更孤悬海外，几乎亲情阻断，却始终自励自强，生生不息，先后著书75部，累计1600万言，并得享九六高寿，诚当世学林一异人也！而这，除了外部因素，无疑还与宾四先生顽强的生存意识和对“文化生命”的奋力追求大有关联。
钱穆的祖父中年多病，三十七岁即谢世，其父亦体质羸弱，曾三赴乡试，皆病倒科场，终年仅四十一岁；其长兄不胜积年劳顿，复发胃疾而亡，年方“不惑”。家中“三世不寿”，在钱穆内心投下深深的阴影。而他本人“自辛亥年起，几于每秋必病”，屡受体弱困扰。因而日常读书中对“年寿”之事尤为关切。他读陆游晚年诗作，深为放翁“壮心不已”的豪情所触动，羡慕诗人之长寿；又读《钱竹汀年谱》，知谱主中年时体质一度极差，后来其身体转健，高寿而治学有成。使钱穆深获启悟的是：“读日人一小书，论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当努力讲究日常卫生。……念不高寿，乃余此生一大耻辱、大惩罚。即痛于日常生活上求规律化，如静坐，如郊野散步等。”强化了生存意识，又肯“知行合一”，钱穆欲挣脱命运的“劫数”了。他二十余岁时，迷恋静坐健身，每日午后锐意习之，“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可谓禅机初窥。他还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虽寒冬不辍，而毕生最经常的运动方式，便是郊外散步和山间跋涉。由于胃疾，他的饮食清淡而节制，致令同有此病的陈寅恪引其为同道。钱门弟子称乃师为“很懂得生活之人”，可见宾四先生用心养生的自觉程度。
然而，钱穆“惜命”的另一面却是苦学不倦。其晚年自述：“余每念毕生苦学，勤读勤写，始终一书生，若无变”。钱穆的自学之路漫长而艰辛，自十八岁因家贫辍学即在乡间开始教书生涯，小学十年，中学八年，“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惟“既无师友指点，亦不知所谓为学之门径与方法，故其初在冥索中努力而尤见艰苦。”对于钱穆早年的学无依傍，唐君毅称之为“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钱穆认真模仿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每日清晨必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始读史籍，中间则泛览闲杂之书。如此十年，为其深厚的学养植下了扎实根基。后人每每感叹宾四先生“生命的定力”何以如此强韧？实则与他读书兼“养气”的传统追求有关。钱穆读书，刻意仿效前贤，并能反躬自省，进入新境界。他自述：“读曾文正《求阙斋记》，常念当自求己阙。如袁绍多疑少断，自念余亦多活动，少果决。因此每晨起，必预立一意，竟日不违。日必如此，以资练习。”钱穆幼年跟随父兄，染上烟瘾，后在梅村小学任教，课本中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家嗜烟，何以教诲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接近钱穆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那么，钱穆的“延寿情结”与矢志苦学之间如何谐调？按通常理解，二者显然捍格。在他的忆述文字中语及师友之外着墨最多的便是“出游”，即对大自然的挚爱。看来，答案就在其中。他常年生活乡间，“野”趣盎然，既好文史，更移情山川，追慕太史公遍历名山大川之雅，游兴甚浓。他任教集美学校，常到海滩游，观潮涨潮落，心旷神怡；在北大主讲通史，必到近侧的太庙备课，在古柏旁草坪上，“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在古都北平期间，他先后四次远游，登临东西名山，游历南北古迹，即使战火纷飞的南行途中，仍不忘游览南岳诸峰，领略桂林山水，兴致分毫不减。其后在遵义讲学，更喜此处风景，阳春时节，遍山红绿，草地花茵之上，听溪水喧闹，观群燕翔天，竟致“流连不忍去”；及至无锡江南大学，午后闲暇，一人泛舟太湖之上，水天一色，幽闲无极，自感得人生至趣。当年钱穆的学生不无慨叹：原以为先生必终日埋首书斋，不意好游更为我辈所不及，始识先生生活之另一面。钱氏尝称：“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如果以为钱穆只以书本和山水为伴，乃一落落寡和之人，那肯定是误解。他在人际交往方面亦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其晚年所撰《师友杂忆》谓：生平诸位师友，奖劝诱掖，多有助益，实乃自身“生命之重要部分”。清末民初江南尚存传统人文环境，钱穆濡染于此，受诸位师友影响颇深：其师吕思勉，钱穆早先多有请益，视为良师益友；钱基博最早欣赏钱穆，每有定夺行止之事，宾四常与之熟商；同学施之勉，曾任集美学校教务长，与钱穆生平交谊“最亲亦最久”。任教中、小学，钱穆感觉人际交往朴实无华，而他三十六岁后跻身北平高校讲坛，情形便有所不同。进入燕京、北大任教，乃钱氏人生一大转折，这得益于顾颉刚的大力推荐。顾、钱学术观点本有抵触，但顾认定钱氏学植笃实，不可多得，遂发表其《刘向歆父子年谱》于《燕京学报》，由此钱名噪学界。顾颉刚之于钱穆，可谓知遇之人。从江南一隅到古都北平，钱穆眼界大开，交往日众，常相聚谈者乃蒙文通、汤用彤、熊十力、张荫麟等。蒙文通与钱穆，似有天然亲和力，惜之蒙氏在北平时日短暂；汤用彤堪称钱穆的挚友，虽属留洋的“学院派”，然对乡土学人无丝毫轻慢，肯于吐露肺腹之言，深得钱氏好感。此外，钱穆与陈寅恪、冯友兰、梁漱溟等人亦各有往还，或切磋学问，或品评时贤，雅趣盎然。
可是，钱穆与学界“主流派”胡适等人的交往却不顺畅。本来胡适十分赏识钱穆的治学功力，称钱氏《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外界以为钱“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至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近年仍有人将钱著《先秦诸子系年》视为胡适倡导“整理国故”的成果。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大弟子傅斯年对其优礼有加，曾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穆研览。然二人在老子年代、胡撰《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钱穆据实力争，咄咄逼人，胡适委蛇周旋，常居守势。其实，具体的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穆对胡适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自述：“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乃不免向时贤稍有争谏。”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秉此观念，无怪乎钱穆“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钱、胡对立渐呈公开。胡适时任文学院长，势焰正炽。钱穆居北平七年有余，曾数访胡适，而胡适只回访一次，且为告知解聘蒙文通事而来，钱穆与之辩，终不欢而散。钱穆在古都先后购书五万余册，尝笑语友人：一旦学校解聘，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虽属调侃，似亦隐含落聘之忧。客观而言，胡适对钱穆，尚宅心仁厚，有所包容，而其弟子傅斯年、毛子水后来就不免有些意气行事了。
钱穆自称：“余性顽固，不能适应新环境，此固余之所短”，“余性迂而执，不能应付现代之交际场合”。透露出他对大学乃至都市生活的“不适应”。像他这样的乡土学人，留恋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读气氛，即所谓“团体小，投其中，不觉是一客，如一大家庭”。可是在大学里任教，专谈学术，少涉人事，“几乎绝无宋明书院精神”，仅是一职业而已，故而“一进大学则感觉迥异”。他暗自感叹：有时觉得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当年梁漱溟辞离北大，也有类似观念。钱穆与胡适等“主流派”的对垒，除观念因素外，还有着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的差异。显然，既无大学学历又不曾留洋的钱穆，尽管生性好强，还是把自己定位在“非高级知识分子”之列，因而有意无意地退处边缘，另谋生机。这便是他所谓的“择地之助”。
抗战开始后，北大等校合组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俨然战时文教中心。钱穆却在近傍小县宜良择地而居，每周除三两日赴昆明授课外，便在此独居著书，近50万字的《国史大纲》历时一年撰著而成。陈寅恪到此游览，见如此寂静之境，叹曰：“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此后，钱穆潜返苏州，借耦园隐居一年，撰成《（史记）地名考》一书，凡八十万言。回首这段经历，他不无依恋：此乃“余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在他看来：“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其后他重返西南，任职已迁至成都的齐鲁大学，而所选居所却是城外三十里处一孤宅。他说“乡居最惬吾意”。事实上，钱穆深知国内优秀青年皆闻风往滇，而齐鲁文史系素无根底，在此并无讲学之乐，“欲在此间振起文史之风，大为不易”。尽管如此，他仍然避开中心，择取“边缘地带”落脚栖身。战后，他决计“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学校，而择一偏远地”，他后来客居香港十八年，盖属边缘生存智慧之体现。
钱穆择取“边缘”自处，与其认定“学问之事，贵能孤往”有关。在他不多的几个笔名中，“孤云”一名即寓义于此。学人寂寞，自古皆然。而钱氏堪称耐得住大寂寞之人，确乎专心肆力于读书著述。当然，生活情趣亦不可少：钱氏喜盆景，好戏剧，善围棋，更善吹箫。其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一生元气淋漓，固然不乏退处边缘的“让”，也时有当仁不让的“争”。其晚年所著《孔子传》等数部书稿，终以原貌出版，即其力争所致。他为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校长人选，与英方反复争持，终由华人担任。当争则争，阳气升腾，莫非延寿良方？
对自家学术生命的传世，钱穆满怀自信。他治学“善模仿，念新知，勇创见”，刻意追求博大，他认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苟其专在一门，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他早先致力于考据之学，力求精进，后来转而阐发义理，偏重通识性论著，归趋“经世致用”。他晚年称：“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其治学的转折在四十年代初，原因固多，此时他结交蒋介石，应是促其变学的一个重要因素。蒋赞许钱的宏论，主动约见，邀其至中央训练团讲课，又特嘱撰著《清儒学案》，以“国士”相待。钱深感“士遇知己”，遂放言义理，甚而破例横议时政，颇似“世外人”走出深山。不过，钱氏抱定“学术领导政治,道统超越政统”的玄想，未失书生本色。1949年新旧交替之际，钱穆“独断于心”，悄然赴穗，又允张其昀“恳邀”，继走香港，一去未返。就后果而言，他此举实有“弃家”之嫌，当年一位淑女断定：“钱先生为师则可，为夫非宜。”是耶非耶？宾四暮年幸得女弟子兼妻子胡美琦照拂，非但著述频频，且得享高寿。其生存之道颇堪玩味。
后人品评钱穆，见仁见智，或贬其“迂腐得自成一家”，或赞其“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亦有人独辟视角，称宾四先生“可谓古今学者之健游、善生活者，亦善读书者。”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