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劳斯论苏格拉底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7 次 更新时间:2008-11-09 23: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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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德]C•考夫曼/文 邓安庆/译

  

  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善与恶的彼岸》这本闪耀着柏拉图主义和反柏拉图主义光辉的著作中说“我好像真的完全不知道,究竟有什么比那些幸运得到的小东西(petit fait)更多地让我梦见到柏拉图的秘密和斯芬克斯的本性(Sphinx-Natur):人们在其墓穴的枕头底下,没有发现任何埃及的、毕达哥拉斯的和柏拉图的经典(Bibel),而是阿里斯托芬。”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苏格拉底是个主角。咋一看,好像阿里斯托芬不仅要嘲笑苏格拉底,而且要把他指控为青年的引诱者和对于古老道德及其马拉松精神的沦丧负有责任的人。在《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一书中研究过阿里斯托芬全集的斯特劳斯,在他的解释中宁可重点关注他们的联系,而不是他们的疏离。按他的理解,《云》与其说是对苏格拉底的控告,不如说是对他的一种“友好的警告”,这种警告是通过“既钦佩又忌妒”而表现的。在这里,忌妒不仅针对苏格拉底的智慧,而且也针对他的完全的自由和对于公众情绪的独立性。喜剧诗人依附于公众情绪,但哲学家却不理会那一套。对苏格拉底的警告涉及到公众和自然的研究者之间的棘手关系。大量的非哲学人士不理解哲学家,他们由于哲学家的优越性而忌妒他,由于他的边缘状态而嘲笑他,最终由于哲学家的怀疑违背了习俗而迫害他。

  

  为了正确地理解《云》,首先不得不一般地思考阿里斯托芬喜剧的一些原理。古典喜剧没有低劣的噱头,它的猥亵(Obszoenitaet)和搞笑只是一种手段,诗人借助于它可以使最庄严和崇高的东西也成为思考和公众表演的对象。喜剧严肃的因素,在于它想寻求正义和道德的教化,而又不简单地接受传统的观念。这样肯定不是诸神们在观众面前受到嘲笑。斯特劳斯像对待哲学一样也赋予类似的政治境况以喜剧的含义。阿里斯托芬看到,在一个追求物质快乐的国土上,公正只在隐居的生活里。由此,产生出公与私之间的紧张。“阿里斯托芬喜剧的主题,首要的课题,因此是[处理]城邦、政治社会和家庭或家务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然和法规或习俗之间的区别正是基于这种紧张。因为在阿里斯托芬那里,家庭和私域比政治要务显得更为自然一些。当然,不仅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探究家庭习俗的行为规则,例如,他怀疑,打他的父亲是否算是一种罪过(Verbrechen),就像捅了马蜂窝。“所以,对基本的两极对立的恰当描写或许只是这样:一面是舒适(Angenehmen),另一面是公正和高贵(Edlen)。这样的生活要求的是快乐、平和与享受,而自然的生活,按阿里斯托芬的描述,则是对诸神的成功造反,因为诸神都是严酷的、严格的。”以这种解释,斯特劳斯转而反对黑格尔。后者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据说看到了主体性对于客体和实体,对于政治社会、家庭、道德和诸神的胜利。按照黑格尔的意思,自主的主体把他自己意识为一切客观东西的源泉,并使客体回复到自身。但是,在斯特劳斯看来,这种回复的基础不是主体的自我意识,而正是与自我意识相反的关于自然的知识。“阿里斯托芬喜剧的基础,是自然的知识,对于古代人来说,这就是哲学。但哲学是有问题的,它远离政治的或市民的实际存在。”进一步说,对苏格拉底的警告就与此相关。阿里斯托芬指示出“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在他的学园里教授自然知识和修辞学,不相信城邦的诸神,此外,令人惊讶地表现出无智慧和不自知。这个苏格拉底却在一个戏剧舞台上演戏,调解习传的道德和习传的神学之间的冲突。家庭和城邦之间的自然鸿沟必须以某种形式来过渡,因为家庭不是自足的,它需要城邦社会。因此,就像禁止乱伦(Inzest)一样,产生特定的传统规范,迫使家庭以传宗接代的大局为重,向城邦扩展。不过,这些有助于在家庭和城邦之间架起桥梁的传统规范,只有当它们与诸神关联在一起时,才能发挥作用。但是,这又为自己产生了问题。问题是,什么能够有助于使哲学和诗解决这个问题,使它们直接联系在一起。阿里斯托芬责备苏格拉底,说他作为自然的研究者对正义问题无所谓。虽然这是对的,没有哪个人像苏格拉底那样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自然研究,却还引发了遭受其它的损害。但苏格拉底忽视了,只有很少的人能过理论的生活。他固然可以对蹂躏的后果无动于衷,对城邦生活无所谓,如果那些不是哲人的正常人们,也会受到苏格拉底看法的影响的话。苏格拉底没有意识到,他正是在这样一个[人们不受其影响的]氛围里从事他的理论研究。所以,他缺乏智慧和自知。他因不悟而是非政治的,所以遭受危险。如果苏格拉底在《云》剧里受迫害的话,他没有辩护的手段。自然研究和修辞学没有给予他政治的强力(Macht)。与哲学相反,诗反而是一种政治权威,因为它能够以适合于它的手段来影响公众。阿里斯托芬的戏剧脚本所以对斯特劳斯很有意义,是因为在苏格拉底这位政治哲学奠基者的形象中,能够直接把握使哲学向政治领域转向的处境,使奠定政治哲学基础的背景清晰可见,并且,在这里突出了政治哲学内容上的重要特征,以及在其政治处境中哲学家们的自知。

  

  阿里斯托芬表现了一位研究自然整体而对政治全然不解的苏格拉底。哲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超越于城邦。因为哲学不在于去说服非哲人或者正常的人民,它不是政治权力。“与诗相反,哲学不能让大众入迷,因为它超越于人的事务和短暂的现象。它是极其非政治的,所以也是无艺术的(amusisch)和非爱欲的(unerotisch)。它不能做教化公义的事情。而诗却可以是这些。这样,哲学不得不补充诗的东西,因为它是有艺术感的,是爱欲,只要它应该变得合理。哲学缺乏自知。诗有自知。”柏拉图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法律篇》中使雅典的外邦人承认,人类事务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通过哲学承认这个事实:人类的族性(Rasse)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这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的本原。

  

  不过,只要是从哲学上承认,这就必定意味着,政治事务,单纯人的事务,对于理解作为整体的自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一个实现这一点的哲学家,就是苏格拉底,这个苏格拉底早于《云》中的苏格拉底。”斯特劳斯的这段话又一次指点出政治哲学内部的重要要素。不仅哲学家的自知和对哲学生活的辩护要求哲学转向政治,而且首先要求以自然整体为目标的哲学的认识趣味转向政治。而如果不同宇宙论问题联系起来,向政治的转向又是非哲学的,在政治领域和宇宙论问题之间的联系环节,是关于目的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导引出目的论的原理,是政治哲学的哲学成就。现代工程之所以废除了政治哲学,也是因为它清除了关于目的论原理的自然知识。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著作可以看作是对在阿里斯托芬那里所读到的苏格拉底描述的一种回答。很明显,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的相对立。在色诺芬那里,苏格拉底显然不仅作为天地间事物的单纯的观察者,而且作为典型的政治教育家。他所具有的政治智慧,正如人们所能具有的那么多。此外,他也指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只是不同于色诺芬著作中的对手克罗斯(Kyros),苏格拉底不愿为之罢了。作为政治教育家,他的功能基础是认识到,鉴于人的天赋、道德品质和能力,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与此相应,要区别对待他们,向他们讲述不同的东西。苏格拉底理解政治事物的本性,他认识到,政治事物不单纯是理性的,而且也通过激情和别的力量来规定。它们自为地是一个等级,正如整体在认识上的异质性所显示的那样。在公善(Gemeingut,裁定在政治领域的正义)和私善(Das private Gut)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首要的,只要私人生活是哲学生活的话。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正确对待政治要求的哲学家。这种要求事实上是城邦的要求,政治社会的要求。这就是说,他对这种要求的限度是非常清楚的。结果,他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作出了区分:政治的生活和一种超越政治的生活,最高的生活。按照色诺芬的意思,对于他的苏格拉底来说,超政治的生活比政治的生活具有更高的尊严,它把一切都纳入到它的权力范围内,以便把对于城邦和政治生活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的敬重都包括进去。适度被证明为苏格拉底的特质。”

  

  适度(Maessigung)是苏格拉底智慧的中心特征,被理解为对整体的认识上的异质性的承认,与此相关,也被理解为对政治的和非政治的东西之间本质差异的承认。适度导致政治上的审慎和哲学家们特殊的政治行为。对于政治家们而言,适度首先意味着承认特定的意见,不是因为这些意见都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它们对于作为哲学实存之前提的政治生活是有益的。对于法定的诸神的意见和关于尊重公众宗教虔诚的意见就属于此类。这也是清楚的,哲学家之作为哲学家要关心自己对宗教的私人的看法。“政治事实上不是最高的东西,但它是首要的,因为它是最紧迫的。它与哲学的关系就如同节制(Enthaltsamkeit)之于真正的德性的关系一样。它是基础和不可放弃的条件。”他的政治艺术的特殊标志,就是一种特殊的辩证法(Dialektik)方式,苏格拉底曾大力促动色诺芬所进行的对话。这种政治的和修辞学的对话,不以思考以真理为目标的问题“什么是……”开始,它在公认的意见过道中展开自身,所以,苏格拉底能够在公共领域达到最高度的一致。达到一致而非达到真理的对话,是政治艺术的核心。荷马(Homer)把这种艺术归之于奥德赛(Odyseus),他理解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所说的话,并以适当的形式不同地对待。苏格拉底的问题就是哲学和城邦之间的关系问题。从阿里斯托芬的立场出发来看,哲学并不在解决这个问题的状态上,因为哲学家作为自然的研究者苦于缺乏自知和实践的智慧。因此,哲学是极端非政治的,简直就是“前苏格拉底的”。所以不得不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去,这个整体是由诗操纵的。

  

  在一种喜剧的氛围里,让公共宗教的权威受到怀疑,是比较容易的事情,而不会冷不防地遭受不敬神的嫌疑。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以自然和法律的对立为前提,它因此是基于哲学之上的。但哲学的理解是不同于喜剧的,后者是基于对艺术感和爱欲的振奋而对社会产生影响。由此推论,按喜剧的理解,诗是实际智慧的基础和拱顶石,在诗的领域内才能找到哲学的位置。诗能够护佑哲学并完成它。对于阿里斯托芬的要求,色诺芬不得不与之对立,如果他想承认哲学的独立性和尊严的话。结果,苏格拉底问题在他那里被设想成另一种形态。苏格拉底绝对意识到了哲学的政治困境,正如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的对立及其在它们之间的权衡所显示的那样。他的政治哲学本质上存在于对两个领域相互关系的规定。对整体认识上的异质性具有的哲学洞见,首先导致了这样的认识:政治是个独立自存(sui generis )的东西。它是一个自立的存在领域,作为这样的东西,不能把它归结为某种非政治的东西。这就是说,人们必须承认和敬佩城邦对法律忠诚的要求和被城邦敬重的诸神的信仰。但这并不是说,城邦对最高权威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这或许正意味着,如果合法意义上的正义,相对于真正的德性,这个“超法律的(translegalen)正义”,真的有其优势,这或许同时就意味着,能够对正当生活问题给予真正回答的哲学要求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就导致了政治的东西与哲学的明显对立。“对于政治状态的判断,依附于政治分析的结果。可以说,苏格拉底对政治的分析,开始是在法律现象那里,因为法律显得是个特殊的政治现象。”城邦的存在依附于它的公民对法律的忠诚,因此,在忠诚于法律的意义上的正义,绝对是政治的德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显然也是与法律的存在连在一起的。合法的统治就是法律的统治,不是根据个人或集体的任意(Willkuer)进行统治。但关键的问题是,法律如何成熟起来,因为与法律相联系的统治者同时也是立法者,那么,如何保证他们所立的是善法。因此,合法的和非法的政权(Regime)之间的区别就变成了善与恶的政权之间的区别。但是,如果一个善的立法者的关键的特质就是智慧,那么善的政权也就是贤明(Weise)的统治。结果,一个合法的统治要求只能建立在知识基础上。但这种知识把贤明提升到法律之上。

  

  “具有最高智慧的人比任何法律都更优胜一筹,这不仅因为他的才能是优秀法律的本原,而且同样因为他具有灵活性(Flexibilitaet),法律虽然也总想具有灵活性,但毕竟是缺乏的。具有最高智慧的人是可见的法律,与之相反,实际上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瞎子。所以,真正的统治的正义性不能存在于对法律的忠诚或合法的正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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