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冲突:回眸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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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 (进入专栏)  

  

  在我们迎来了低生育率,尤其是13亿人口日之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激起了学界新一轮的讨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虽然不是初露端倪的问题,但重新予以审视也势所必然。

  

  一、历史回眸

  

  人类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探寻源远流长。晚近的缘起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毁誉不一的《人口原理》。但世界范围内对人口、环境与发展兴趣的彰显,可以说出现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地经济、政治、生态及文化迅速重构的背景之下。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先亮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旗帜。继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里约热内卢)之后,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1994,开罗)、社会发展高峰会议(1995,哥本哈根)、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北京)及其一系列后续会议均确认了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道。例如,在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179个国家一致通过的《行动纲领》突破了传统的人口控制视界,提出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一里程碑般的范式转变标志着世界人口与发展领域全新的发展指向。可持续发展之风随之吹遍全球各个角落,“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未来世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造成危害”的理念赫然写入了国际发展议程,也逐渐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

  始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制约就逐渐显露,但国人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在那时还相当肤浅。中央政府在1956年开始号召计划生育,但此时尚未就资源环境保护采取相应的措施。到70年代初出台计划生育方案时,尽管其理论依据之一是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构成的巨大压力,但当时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改革开放以来,在遏制人口过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对资源的无节制索取和对大自然的破坏也空前未有。这一切引起了境内外有识之士的警觉和关注。

  跨入90年代之后,国际潮流的推动、政府的承诺与行动、人口压迫资源环境的现实挑战以及学术研究的推展等诸多合力一步步将此主题推向新高。当全世界聚焦可持续发展之时,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男女平等在我国被并置列为基本国策。谋求人口与社会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的战略性目标。中央决策层自1991年起在“两会”期间召开一个“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1997年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到1999年再度更名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这一名称更替本身便是折射中国政府认识转变的最好例证。此外,全国政协1998年成立了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下设人口(综合)处、资源处、环境处等部门。它曾就“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问题开展过调查研究。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下,人口、资源与环境颇具中国特色地被整合到了一起。自9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做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逐渐由理念变成政策,再由政策化为实践。

  

  二、计划生育与资源环境压力的缓解

  

  计划生育的实施是否缓解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呢?回答显然是肯定的。中国当下的资源环境危机林林总总,无一不与人口问题息息相关。其中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空间分布及人们的生产与消费方式等等,莫不对生态环境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反之亦然。但中国众多资源环境危机的根由恐怕首推人口过剩(Qu,1994)。人口众多这个基本国情过去是、在未来数十年还将是困扰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执行,中国得以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之列。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通过人口控制项目我国少出生了3亿多人,使世界60亿人口日和中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四年。这一人口转变无疑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总和生育率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也为解决中国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迫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背负着人口的历史包袱前行。当人口压力同全球化交汇之时,经济发展和资源短缺与环境退化之间的矛盾更形凸显。毋庸质疑,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付出了高昂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近30年的经济奇迹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以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费、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增长方式,致使人口及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不断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正像我们不能孤立地看人口危机抑或资源环境危机一样,我们不能把人口问题同资源环境问题的交互作用割裂开来,也不能简单化地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很显然,中国环境危机的根源和对应之策决非只是人口众多本身。摆脱生态失衡的出路亦非只是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不过试想一下,假如我们现在拥有的是16亿而不是13亿人口的话,我们又该面对怎样一种的生态困境?!诚然,我们需要对人口遗产和生态变迁有更深入的探讨和思索。

  

  三、人口遗产与资源环境前景

  

  我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增长态势仍不容乐观。中国人口与环境资源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显然并不是在短期内就可以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的。由于人口的惯性增长,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将仍以每年净增100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到2030年前后总人口将达到15亿左右。满足不断膨胀的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仍将是无可回避的严峻挑战。到本世纪中叶当中国人口达到最大规模之时,或许就是对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最大考验之际。

  其一,我们疆土广袤,占世界第三位,但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下。

  我国人均耕地、森林、草地及水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人均耕地仅1.6亩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伴随人口数的进一步增长,各种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将继续呈下降趋势。这将严重制约我们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人均GDP的差距。

  其二,中国是个有13亿消费者的国度。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自然资源的损耗和需求将与日剧增。已有不少专家惊呼,“中国主要生物资源承载能力已接近超负荷的临界状态。”以粮食生产为例,尽管我国粮食总产量位居世界之首,但解决13亿乃至未来15亿人吃饭的问题仍是巨大的挑战。农地的锐减及其生产率的下降已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瓶颈。自1980年以来,我国每年丧失的可耕地在50-100顷之间徘徊。沿海省份的城市化和工业扩张侵吞了大量优质地。不适当的灌溉、复种、化肥的滥用、有机物浪费等已严重威胁到粮食增产(Smil,1997)。尤其是“入世”以来,粮食进口逐年递增。“中国人能否养活自己”不时激起境内外学者对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怀疑(Brown 1994和1995)。

  其三,科技进步一方面可能有助于缓解资源紧缺,另一方面则有可能加速对土地、水及其他资源的损害。凡此种种一再昭示人们,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生活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将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构成更严峻的威胁。若不及时有效地予以遏制,势必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鉴于如此之巨的人口总量和年增长量,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

  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运动方兴未艾。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约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对能源、土地、粮食等需求的不断增加不可能不影响到“地球村”的其他国家。中国人口控制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成败因而也将对整个人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我们站在新起点上反思人口过剩及人口与其他发展问题互动的一个契机。稳定低生育水平无疑是我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任重而道远。

  

  参考书目

  田雪原(1997)《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1999-2006),科学出版社。

  Brown, L. R. (1994) “Who Will Feed China?” World Watch, Vol. 7, No. 5, Worldwat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Brown, L. R. (1995) Who Will Feed China? 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Qu Gepinp and Li Jinchang (1994)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Sage Publications,Ltd.

  Gita Sen, Adrienne Germain, Lincoln C. Chen (eds.) (1994) Population Policies Reconsidered, Health, Empowerment, and Rights, Boston,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soka Bandarage (1998) Women, Population and Global Crisis: A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 and Robert Benewick (2005) The State of China Atlas: Mapping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mil, Vaclav (1997)”China Shoulders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Environment, Vol.39, No.6.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87)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见《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年增刊“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状况、问题与对策——《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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