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减缓和适应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两大基石。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全球气候之战开启以来，减缓在气候政策和实践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适应作为一个次要目标常常被边缘化，其行动空间和能见度受到了严重挤压。环顾全球，两者的长久失衡已然造成了各种负面影响。事实上，减缓和适应恰似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缺一不可。加快适应行动的步伐并扩大其规模有望带来多重“红利”。伴随气候危机不断升级，全球气候适应及其治理的前景堪忧。唯有以同等紧迫感在减缓和适应两条战线都采取强有力行动并努力将减缓和适应整合起来，方有可能实现促进所有人可持续发展的气候韧性发展，从而塑造一个绿色的、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世界。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气候治理正式开启之时，国际社会就已认识到减缓与适应之间的紧密联系。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里约地球峰会上开放签署标志着人类开辟了迎战气候变化的一个新战场。承载着遏制气候变化希望的这个国际法，将减缓和适应确定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对策。[①]言简意赅地表述，减缓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增加汇来缓解气候变化；适应则意在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它也承认所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并呼吁特别努力减轻其后果，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后果。不过，气候适应主要被阐释为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的一种成本。如此狭隘的界定导致了对适应的内嵌式偏见。[②]可见，《公约》原本就是瞄准节能减排而构建的一个制度架构。[③]这为减缓作为第一支柱，适应为第二支柱定下了基调。

随着时间的流逝，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减缓作为“主基调”逐渐被固化，在国际气候行动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一个次要追求目标的适应则通常被忽视。即便涉及，也主要是针对适应的资金问题。[④]20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届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坎昆适应框架》首次亮出了专门的“适应牌”。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随后并没有紧密跟进。直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1年发布第三次评估报告凸显了气候适应的必要性之后，缔约方才开始就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为适应融资机制达成一致意见。

负责为政治领导人就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提供定期科学评估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平衡对减缓和适应的关注。2014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面世，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适应与减缓的互补特性进行了更深刻而全面的界定：“适应和缓解是降低和管理气候变化风险的互补性战略。未来数十年的大幅减排可以减少21世纪及以后的气候风险，增加有效适应的前景，从长远视野看可降低减缓的成本与挑战，并可助力具有韧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⑤]该报告还提出了两者的整合性思路：“许多适应和减缓选择都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但单靠任何一个选项都是不够的。有效的实施有赖于所有各级的政策与合作，并可借助于将适应与减缓同其他社会目标联系起来的整合性对策来加以强化”。[⑥]此报告为翌年在巴黎召开的第21届缔约方大会提供了主要的决策依据。

2015年问世的里程碑般的《巴黎协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适应与减缓之间的失衡关系。《巴黎协定》这个宏伟蓝图确定了到21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幅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2 摄氏度以内，并力争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长期目标。这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还首次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全球适应目标：“提高适应能力，增强韧性并降低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期对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并确保在第2款所述温度目标的情境下做适当的适应反应”（见第7.1条）。[⑦]将这个全球目标分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包含了适应能力、韧性和脆弱性这三个密不可分的核心变量，并被期望能为推进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全球温控目标助力。

在这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全球气候议程中，适应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得到了期盼已久的承认。《巴黎协定》阐明，适应是一个从地方到国际各级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并强调了全球适应与减缓的同等重要性。这不啻是迈向韧性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跨越。在联合国系统的推动下，这个国际气候条约的落地激励着各国制定和实施自己的适应计划或战略。截至2022年，至少84%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拥有一项国家级的适应方案，包括适应计划、战略、法律或政策等，这一数据比2021年增长了5%。这些方案的覆盖范围也在扩大。[⑧]此外，许多国家纷纷在其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中植入了更多适应元素。

中国在这个方面也积极行动。2022年6月，我国与时俱进地推出了升级版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这对于地域广袤而且易受气候变化较严重影响的一个国家来说极为必要的。诚如世界银行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的：“如果中国不采取充分的措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气候风险将日益成为中国长期增长与繁荣的制约因素，并有可能逆转发展成果”。[⑨]

联合国引领下的多边气候治理已走过了30来年的风雨历程。纵览过去的经历，由于路径依赖，减缓得到了科学家、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优先关注和资金支持。在后巴黎时代，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为紧迫的使命之一。一场声势浩大的“双碳”运动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主流媒体大张旗鼓做了连篇累牍报道。在不断恶化的气候变化的倒逼之下，长期徘徊不前的全球适应行动也开始呈现出积极势头。《巴黎协定》确定的全球适应目标毕竟过于宽泛，而且缺乏强制性措施。[⑩]因此，与减缓相比，适应干预相形见绌，总体而言仍乏善可陈。重减缓、轻适应的实践虽饱受质疑却一直延续至今。

不论从历史轨迹抑或现实境况来看，随着气候威胁与日俱增，继续走减缓为主的传统老路已越来越行不通。很显然，光靠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节能减排不足以预防保护人们免受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威胁和所有影响。[11]开展减缓和适应并举的“两线作战”已变得迫在眉睫。这意味着人类必须既要瞄准造成气候危机的源头即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得不同时致力于消除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为应对未来更大的气候冲击做好充分准备。[12]

为了更好地理解适应和减缓为何须齐头并进，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澄清这两个核心概念。在国际气候政策和学术话语中，对“减缓”和“适应”的界定不尽相同。我们在本文中将参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第六次评估第二工作组报告中给出的权威定义。气候变化减缓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是增加碳汇的人类干预。适应意味着“在人类系统中，对实际或预期的气候及其影响做出调整的过程以减轻损害或利用有利的机会；在自然系统中，对实际或预期的气候及其影响做出调整的过程。人类干预可以促进对预期气候及其影响的调适”。[13]可见，气候适应既瞄准现时的也针对预期将发生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它既关注人类系统，亦关切自然系统，并具有前瞻性的主动趋利避害的特性。

在中外学术界，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这个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气候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仅次于仍居主导地位的气候科学。与适应有关的探究迅速增多、主题日益多元化。[14]然而自1992年以来，对节能减排的学术研究和话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大量政治、智力和财政资源都倾注在解决导致气候变化的减缓上面，气候适应时常被轻视或排斥。[15]

气候适应治理的学术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但总体而言，研究力量相对薄弱，视野也较为狭窄，一些知识上的缺漏亟待弥补。[16]例如，有的狭隘地将减缓等同于应对气候变化。有的研究笼统地论及气候治理，并未区分减缓与适应。有的即便将适应单独剥离出来，也只是侧重于一些气候敏感部门或系统，比如粮食、水资源或农业等。有的学者主要针对某些极端天气事件及其负面影响，而且通常将减灾防灾与适应割裂开来，甚至将适应化约为防灾减灾。[17]对于适应与减缓长期失衡负面影响的系统性梳理尚付阙如。此外，直到近期适应红利才受到了关注。

加剧了减缓与适应长期失衡的若干普遍化假如尤其值得关注。例如，气候变化毋庸置疑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鉴于气候变化通常在地方一级被感受到，适应是一个地方性问题，而缓解才是需要国际协调的全球性问题之类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18]适应气候变化也主要被当作脆弱国家和社区才面临的挑战。[19]令人遗憾的是，适应概念的模糊性及适应和缓解的不明确关系还阻碍了行动的规划和实施。[20]那些认为倾力于适应会分散人们对减缓的注意力或削弱减缓重要性的假设也颇为盛行。譬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其1992年问世的畅销书《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中就表达过对适应全球暖化的担忧。他认为专注于适应可能会破坏缓解气候变化的努力，因为这代表了“我们有能力及时想办法上的一种懒惰，一种傲慢的信念”。[21]倡导适应气候变化甚至被视为政治不正确，意味着在与有害排放的斗争中接受失败。[22]适应会降低或干扰排放努力的论调事实上一直长盛不衰。

上述论调加剧了减缓与适应长期失衡，但其获得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在于，气候适应和减缓由不同人群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开展，尽管它们都有助于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但两者也在争夺相同的资源。[23]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证实，只有强有力的适应和减缓行动双管齐下，才能更有效地减少全球变暖对生态环境、健康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为了回应当前和未来愈加严峻的气候挑战，在全球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雄心夯实减缓和适应端，都已变得刻不容缓。

回看中国，气候适应已成为一个亟待探究的现实和政策课题。但一如国际学术界，相较于节能减排（含“双碳”），气候适应的社会能见度较低，学术知识和话语体系还不为人们所熟悉。尽管有关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适应议题较少进入学者视野。既有研究对适应之维或轻描淡写或给予有限的关注，甚至干脆不涉及。[24]关于全球治理中减缓与适应之间的关系至今仅有碎片化的论述。这种现状不仅滞后于国际学术进展，而且与愈加严峻的气候挑战极不相称。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旨在探究以下三个问题：（1）适应与减缓的长期失衡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2）诉诸适应行动能带来什么益处？（3）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之下全球气候适应治理的前景如何？《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的落地将是慢慢长路。更清晰地认识并捋顺减缓与适应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我们从过往历史中汲取教训和智慧，也有益于为适应政策和实践做出更明智的抉择提供学理依据。

二、适应与减缓长期失衡的负面影响

纵观过去30载，减缓和适应之间的失衡沿袭已久。如此“一手硬”、“一手软”的演进过程，毋庸质疑，是数十年以减排为重的国际政策使然。不过，如果将其放在时代背景中去检讨，那么，这种历史逻辑并不难理解。彼时有关的气候变化的数据、证据及研究都比较薄弱，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与风险的科学认知和理解也无法与今天相提并论。囿于当时的气候知识，国际社会彼时能意识到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预及其负面影响当属具有前瞻性的一大进步。1992年5月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正式生效。迄今共有198个缔约方，足以表明这个多边公约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度。

在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的步步紧逼之下，自2015年以来，适应议题在全球谈判和全球发展议程中占据的位置不断凸显。这也为各个缔约国将承诺化为现实进而提振适应雄心铺平了道路。蹒跚而行30余年后，气候行动无论在规模抑或速度等方面均不曾取得与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相匹配的突破性进展。减缓和适应之间的历史性失衡已造成了一些深层次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妨从以下若干方面窥知一二：

第一，保护地球健康特别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举措未能得到切实落实。众所周知，人类生存所需的健康生态系统，如完好的森林、草原和湿地等有助于增加碳储量。相反，受损的生态系统则会增加碳的释放。须知，在导致全球暖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与农业、林业等土地利用有关的排放约占四分之一。其中农业排放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砍伐森林将林地变成农地的土地利用上的变化；畜牧养殖和水稻生产释放的甲烷及复合肥施用排放的一氧化二氮。据一项研究，2030年前通过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适应举措，能为实现低于2摄氏度的全球温控目标所需的减排做出大约37%的贡献。[25]

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本该成为气候适应治理的一个优先选择。气候变化的许多解决方案都蕴藏在森林保护等适应举措之中。基于自然的方案既有助于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也最有潜力发挥缓解与适应的协同增效作用。[26]殊为可惜的是，透支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日常活动仍大行其道。海洋、土地、森林、大气圈、冰冻圈和生物圈等关键性的自然系统已发生了广泛而快速的变化。全球每年消失的森林达1300万公顷之多。迄今为止，人类尚未充分利用减缓与适应的互补性特别是大自然这个天然“盟友”在抗击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保护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健康与福祉的适应行动严重滞后于气候危机的严峻态势。以卫生系统为例，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交互影响的新威胁早已露出端倪。气候变化正在对人类、动物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与高温有关的死亡、影响到我们身心健康的野火以及爆发传染病风险的不断增加等等，都与气候变化不无关系。[27]气候变化因而被公认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单一健康威胁”。

尽管如此，世界各国所做出的反应十分迟缓，并且前后矛盾。《2021年健康与气候变化柳叶刀倒计时》报告显示，在2020年，166个国家中有104个（约占63%）由于国家卫生应急框架的实施水平不高，对于应对大流行病及与气候相关的突发卫生事件缺乏充足的准备。在33个低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中，有18个自称在中等程度上执行了国家卫生应急框架。91个国家中只有47个（约占52%）报告已针对健康制定了国家适应计划，但缺乏人力和财政资源成了其执行的主要障碍。[28]管理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需要跨部门合作和大量资金投入。原本就缺医少药的脆弱国家更无能力建构具有气候韧性的卫生系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不能强而有力地适应气候危机则意味着更大的健康和生命代价。这个例子不过是一些关键部门适应举措匮缺的一个缩影而已。

同理，水资源和粮食等关键系统缺乏适应举措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气候驱动的粮食安全和供应链不稳定等问题，将随着全球变暖而加剧。具有韧性的气候智慧型农业体系也亟待构建。

第三，“跛足”的全球气候行动致使适应限制不断增加，有效性大为削弱。人类和自然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力毕竟不是无限制的。例如，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将会淹没沿海城市和社区。再比如，人体无法忍受极端高温和酷热。这些都是人类适应能力受到限制的例证。当前，世界一些地方已遭遇了适应极限。假如地球变暖超过1.5°摄氏度乃至2°摄氏度，预计会更广泛地突破适应极限。一些温水珊瑚礁、沿海湿地、热带雨林以及极地和山区生态系统等生态系统势必随之达到或超过适应极限，一些基于生态系统适应的措施也都将失去有效性。[29]

由于过去150余年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累积，叠加世界各地仍在持续攀升的碳排放，致使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已锁定在地球系统之中。近年来，极端天气更加普遍化和显性化。高温、干旱、洪灾、飓风等各种极端天气事件在世界各地互为交织，频繁发生。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致使这类祸害出现的概率更高，也更加致命。伴随全球不断暖化，各种损失和损害已大幅增加，并且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由于气候适应的雄心与行动不足，适应也难以为减排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常被视为“压舱石”的节能减排不光吸引了全球注意力，也挤压了用于气候适应的资金等资源。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外来资金满足其适应需求。然而，捐助机构长期偏重于资助减缓项目，以至于对特别脆弱国家适应融资的承诺常常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编撰的2020年适应差距报告对四个饮誉全球的气候与发展基金的投资进行过统计分析。这份报告给出了一组很有说服力的数据，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适应基金和国际气候倡议在过去20年间对绿色和混合性适应解决办法的支持大幅上升，对具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项目的累计投资达到了940亿美元，不过仅120亿美元（占13%）直接用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30]可见，尽管国际金融机构、政府和私营部门做出了许多承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适应资金总额中仅占一小部分。

其他一些研究成果对上述结论也提供了佐证。例如，气候政策倡议组织发布的《全球气候资金概貌（2021）》报告揭示，2019-2020年，减缓资金的所占的份额仍居绝对优势，占了九以上（为90.1%），多目标的占2.5%，适应仅为7.4%。相较于2017-2018年度的5.2%，适应资金增长了2.2个百分点。[31]与减排相比，用于适应的全球资金流所占的份额微不足道。尽管多数融资均用于减缓，但其效果并不理想。资金匮缺严重限制了适应举措的实施。气候适应融资关乎公正，如此不尽人意的失衡融资结构无疑已与真实世界的现实出现了严重脱节。

第五，迈向公平和公正的适应转型十分迟缓。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正在加剧全球范围内现存的社会经济不公正。处于气候变化最前沿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统称为“特别脆弱国家”)对全球碳排放的历史贡献最小，正如一国之内贫困人群的温室气体排量放低于富裕群体。然而，这些没有自救能力的特别脆弱国家和人群却承受了气候变化不成比例的影响乃至无法想象的痛苦。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观测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十个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的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68%以上（超过2/3），而排放最少的100个国家的碳排放占比约为3%。此外，世界人均排放量约为6.3吨，而加拿大和美国的人均年碳排放量分别达到了19.6 和18.3吨。[32]公平是解决气候危机的一个关键性出路。粮食和水资源最为稀缺的地方往往最需要开展适应工作。对适应和韧性的投资不足意味着特别脆弱国家和社区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将持续蒙受损失。仅由脆弱国家自身为气候变化“买单”显然是不公平的。更何况，这些国家的财政本来就捉襟见肘。气候正义意味着对造成全球变暖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应对排放最少的受害国提供补偿。

不可持续的全球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叠加气候危机，成为加剧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及代与代之间社会和环境不公正的深层次原因。富裕的发达国家理应为其百余年历史累积的碳排放承担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发达国家如果不切实不履行2009年就做出的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那么不仅在政治上有损发达国家解决世界性问题的形象，还有可能受气候难民迁移激增的影响而累及其自身发展。气候公平也意味着我们这一代责无旁贷有为子孙后代的福祉与繁荣留下一个宜居地球的代际责任。发达国家未能及时兑现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援助的承诺，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备受诟病的一块“短板”，既加剧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裂痕，也成为全球范围内适应努力止步不前的一个关键所在。

世异时移，在交叉性气候灾难愈来愈严峻的背景之下，片面地寄希望于减缓而漠视适应的种种弊端正日渐突显。两者之间的割裂还会导致“只见气候不见人”的局面，继而失却“以人为本”理念下的人文关怀，并进而扩大诸多社会不平等。这无疑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不让一个人掉链子”的全球愿景是背道而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气候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问题。

三、加快气候适应行动有望带来多重“红利”

有效的适应干预有可能带来多重有形和无形的“红利”。与不作为相比，采取行动所付出的成本总是更低。拖延得越久，而且坐等多重气候灾害一次次来袭，地球和人类都会付出越发高昂的代价。相反，提前对气候韧性和适应能力进行投资将使人们更有尊严，也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这样的策略也有助于保护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这一切已被很多研究所证实。由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发起成立的全球适应委员会，是当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专门致力于适应行动的一个高端跨国组织，在许多方面正在引领国际适应努力的发展。该组织于2019年发布了一份题为《即刻适应：增强气候韧性领导力的全球呼吁》的报告，在对适应干预的广泛益处做了盘点后，令人信服地突出强调了三重“红利”。这份颇具洞见的报告为我们理解适应红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适应红利当然远不止于此。在本文中，我们主要着眼于这三个维度做些梳理：即避免和降低损失；通过降低风险并驱动创新来创造经济效益；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益处。

第一，避免和降低气候灾难造成的经济和非经济的损失和损害。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有形代价和破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一场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事件有可能给面临较高风险系数的人们带来无法挽回的“灭顶之灾”。为防患于未然，开发和完善针对热浪、风暴、洪水和干旱等多灾种的预警系统就变得至关重要。单是普及预警系统一项而言，能挽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就可超过初始投资成本的十倍以上。若再细究，为天气和气候信息服务每投入1美元有望产生4-25美元不等的收益。更令人惊叹的是，只需对不断逼近的风暴或热浪提前24小时发出预警，就可将损失降低30%。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对预警系统投资8亿美元，每年便可避免30-16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33]毋庸质疑，有效的前期投资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远胜于为救灾和重建付出的成本，前者也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

孟加拉国便是投资早期预警系统来挽救生命并降低财产损失的一个佳例。这个贫穷的国家有遭受飓风带来的深重苦难的悲惨历史。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显示，1970年的“博拉”飓风夺走了约30万人的生命。1991年降临的另一场灾难性的飓风，造成约13.9万人罹难。[34]这个多灾难国家继而痛定思痛付出了艰苦的努力。2009年，该国通过了《孟加拉国气候变化战略与行动计划》，成为世界上率先制定国家级行动计划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如今，更精准的天气预报已融入了社区为本的预警系统之中。到2019年，当杀伤力很强大的“法尼”飓风来临之前，孟加拉国将大约200万人提前撤离了危险地带，此次飓风的遇难者人数仅为17人。来自孟加拉国的这个案例不失为一个令人鼓舞的适应范例。

每个地球人都应享有预防各种自然灾害的预警系统的保护和服务。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世界气象组织的193个成员国和地区中目前仅有半数拥有多灾害预警系统，其中非洲、拉美一些国家以及太平洋和加勒比岛国在天气和水文观测网络覆盖方面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全世界仍有1/3的人口，主要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尚未得到早期预警系统的普遍覆盖。在最需要灾害预警保护的非洲，未被覆盖的比例竟高达60%。这一事实凸显了加快行动，弥合现存差距的紧迫性。

第二，增强韧性是具有成本效益的一个有力“武器”。众所周知，在中低收入国家，人们正面临着卫生与供水系统不足，电网不可靠以及交通网过度拥挤等现实困境。气候变化会加剧了这些脆弱系统面临的挑战。

增强韧性意味着不仅要强化防洪防旱设施及日常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而且还需保护维系生命和经济活动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35]例如，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需要增强海岸保护以预防海平面上升，并确保其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础设施能承受更强大的风暴。一个面临持续而严重干旱的国家，最佳策略之一是投资于预警系统等预防举措，以便使农民和当地社区做好水资源储备，从而尽可能将损失降至最低程度。

全球适应委员会的《即刻适应：增强气候韧性领导力的全球呼吁》报告以一些直观的数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韧性投资可带来的不菲经济回报：适应活动每投入1美元能产生几乎4美元的净经济收益。就投资于改善韧性的总回报率来说，收益与成本之比从2:1到10:1不等，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更高。该报告的一个重要发现是，2020-2030年，假如在全球五个关键领域投资1.8万亿美元，预计有望产生7.1万亿美元总的净收益。[36] 这五个有利可图且具有创新潜力的领域分别是加强预警系统、建设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改进旱作农业和作物生产、保护红树林以及使水资源管理具有韧性。

以建设具有任性的基础设施为例，世界银行和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2019年联手推出的《生命线：韧性基础设施机遇》报告，首次就中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毁坏的代价和投资于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的经济益处进行了评估。该报告探讨了电力、水与卫生、交通及电信这四个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系统。报告指出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是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更是改善健康、教育和民生的生命线。韧性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避免昂贵的维修费用，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灾害对民生和人类福祉的广泛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设强韧的基础设施所产生的净收益总额将达到4.2万亿美金。这意味着韧性投资每1美元可产生4美元的收益。[37]

对适应的投资来提高生产率并赢得经济回报不乏其例。据全球适应委员会的报告，农业研发投入的大幅增加给粮食带来的收益成本比位于2:1到17:1之间。投资农作物的滴灌也能大幅提升农业生产率。据预估，2050年之前，大规模改用太阳能灌溉、普及天气预警系统以及改良并采用新作物品种等适应措施，还能有助于避免高达30%的全球农业减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城市规划、农业及土地管理等领域，将减缓与适应整合起来同样有望带来各种协同增效效应，特别是在改善健康与福祉，降低贫困以及消除饥俄等方面。[38]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看，没有大自然的“馈赠”，人类将难以生存，更无以谋求发展。勿庸质疑，将减缓与适应整合起来促进发展是一个明智之举。[39]

第三，适应举措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带来的显性和隐形益处。除了避免直接经济损失，构筑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能为发展中国家遭受气候影响最为深的妇女、儿童、穷人及小农等边缘化群体带来更多惠益。举例来说，妇女和女童受到了气候变化不成比例的影响。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人中，女性约占80％。本来就为日常生活苦苦挣扎的穷人会因气候灾害摧毁家园和生计而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适应举措带来的健康与福祉益处也不容小觑。2030至2050年间，构建可持续的和具有韧性的卫生系统将在全球范围内预防每年减少25万与气候相关的生命损失。可悲的是，这些死亡主要是由营养不良、疟疾、腹泻或热应激等本可避免的因素导致的。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特别是自然保护所带来的好处不胜枚举。经济学家约翰·里德和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洛夫乔伊在《地球之肺与人类未来》一书中有力地揭示，世界上幸存的少数巨型森林对于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保存数千种文化以及稳定气候尤其是在脱碳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40]以红树林（由生长在沿海地区海水中的灌木和矮小树木构成）的恢复和保护为例，红树林不仅可以储碳，还提供了生计来源，并且是抵御洪水和风暴冲击的天然屏障。保护红树林是得到公认的能带来巨大经济价值的一项适应举措。假如红树林消失的话，全世界每年将会有1500万人会被洪水淹没。采取保护举措获得最佳经济利益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而人口方面受益最大的有越南、印度和孟加拉国等。[41]除了能保护沿海城市和社区免受致命性风暴雨的侵袭，红树林还能为沿海地区的渔业和旅游业发展打下重要基础。红树林作为海岸自然防御的重要“屏障”，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各级所起的作用都不容忽视。各国对红树林这一自然资本的价值愈早加以有效衡量和管理，将会创造并保护更多财富。

可见，适应是具有高回报率的一项投资。虽然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抵消气候变化影响所需的适应行动多半是地方性的。世界各地都亟待进一步挖掘和释放适应干预的潜力。

四、气候危机之下全球气候适应前景堪虞

遏制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在一个全球快速暖化的世界里，层出不穷的极端天气事件增添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犹如悬在地球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即使世人因新冠大流行大面积禁足而按下社会经济活动的“暂停键”时，全球气候变化也不曾“停摆”。据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等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0年全世界记录在案的与气候相关的灾难共计389起，导致约1.5万人罹难，经济损失至少1713亿美元。无论记录的灾害数抑或年平均经济损失（1516亿美元），2020年均都高于此前20年（2000-2019年）的平均值。[42]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的数据库收录的数据显示，2021年共有432起与自然灾害相关的灾难性事件，丧生者逾1万人，造成了2521亿美元的经济损失。[43]

大自然开始展示其愈来愈凶险的“面孔”。2022年极端高温和水旱灾情互为叠加在世界多地几乎同时上演。历史罕见的炎热和干旱席卷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和欧洲多数国家。一些欧洲国家遭受了500年一遇的严重旱情。蜿蜒欧洲大陆的莱茵河和多瑙河等“经济生命线”皆出现了部分河段干涸的现象。在巴基斯坦，一场毁灭性洪水淹没1/3国土，摧毁了100余万人安身立命的房屋，受灾者超过3300万人，并吞噬了上千条鲜活的生命。[44]

在中国，2022年夏季，多达9亿人经历了高温热浪的影响。在西南地区，持续近3个月的严重热浪，加上数十年来罕见的旱情，致使长江流域多条江河断流，水位告急，不但货运受阻，农作物严重受灾，还导致大面积电力短缺乃至工业瘫痪。国家气候中心的评估结果显示，在6-8月的近三个时间里，中东部地区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的综合强度刷新了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记录。持续高温天气除了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直接影响，在经济方面的连带冲击也显而易见。这一切都是气候变化“惹的祸”。

科学研究成果也不时敲响了警钟：地球和人类社会正处于气候危机的边缘。不容错失的机会之窗虽依旧敞开，但稍纵即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2年度排放差距报告，恰如其分地冠名为《正在关闭的窗口期:气候危机呼唤社会的快速转型》。这份旗舰报告毫不含糊指出，根据各国自格拉斯哥第26届缔约方会议以来对2030年前行动的新承诺，那么，全球将步入到本世纪末升温2.4-2.6甚或2.8摄氏度的轨道。[45] 全球升温一旦超过了1.5摄氏度的阈值，灾难性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变得强度更大，频率更高，持续时间也更长。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系列权威报告也一再证实了气候危机的严峻性。气专会在其2022年发布的第六次评估第二工作组《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中发出了气候变化对人类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广泛性和不可逆转性的警告。该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假如在适应和减缓方面进一步推迟协调一致的全球预期行动，势将错失为所有人打造一个宜居和可持续未来的短暂且迅速关闭的机会之窗”。[46]

更值得关注的是，肩负众望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23年3月刚刚通过了第六评估周期的《综合报告》，并批准了其《政策制定者摘要》，进一步明示人类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境地：“2030年以后，任何一年的全球地表温度都有50%可能性，比工业化前高出1.5摄氏度。”如果全球继续按目前的速度暖化，地球到21世纪末将升温到3.2摄氏度，即使现有的承诺得到履行，气温仍有可能上升到至少2.2摄氏度。[47]这部集大成的科学评估报告代表了世界主流声音，被视为是了解全球气候变化状况的一个主要窗口。它的研究发现不能不催人深思，让人深感忧虑。

与减缓干预相比，迄今所采取的适应行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纵然采取了最为有效的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举措，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仍将有增无减。在全球范围内，加强适应政策实施和提升融资的努力都还没有得到充分考虑。[48]当然，世界各地的适应行动及其面临的挑战存在很大异质性。虽然有至少170个国家将适应纳入其气候政策和规划之中，但总体而言，适应干预多半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分布很不均衡。适应差距不仅赫然存在，而且还在持续扩大。人类解决适应问题的空间和选择一直在逐渐变小。裹足不前的气候适应治理始终没有跟上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节奏和规模。鉴于减缓对于降低社会经济和人们脆弱性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决策者迫切需要考虑更宽泛的适应政策来增强对未来气候影响的韧性。[49]

眼下，全球气候适应治理面临很多障碍和“瓶颈”。我们可以列出亟待化解的林林总总问题的一个清单：譬如如何将全球适应的目标变得可操作？如何将凝聚了全球共识的集体承诺到实处？如何超越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南北分歧与博弈，促进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携手合作？如何切实解决可持续提供适应融资与技术支持等难题？如何整合碎片化的适应干预？如何以包容性方式凝聚各个利益相关方，以统筹协调取代各自为战？如何激发私营部门投资于适应的动机和意愿？如何大面积动员民众参与？如何增强转型性适应的紧迫感？如何处理适应不良所导致的事与愿违的结果？换言之，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并降低其脆弱性的一些国际资助的干预措施因设计不当而无意中加强、重新分配甚至制造了新的脆弱性来源。[50]凡此种种皆需要探寻更为明确的答案。

其中，推进全球气候行动中的公平正义，解决气候融资获取与分配的问题以及促进气候适应治理中的国际合作，成为日渐突出的三块“短板”。它们凸显了多边气候适应治理格局中亟待关注的结构性缺陷，也暴露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气候合作的“弱点”。有效应对这三个急迫问题是加速全球气候适应治理的催化剂，我们不妨以此为例做一简要探究。

第一，切实落实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最贫困国家对全球历史排放量的贡献最小，它们却无辜受到了气候变化的最大冲击。正像一国之内，最贫困人口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于富裕群体，但最有可能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贫困人口往往生活在洪水易发地段，以农为生，缺乏良好的供水和卫生设施等。在很多地方，有增无减的气候紧急情况已然改变了人们生计和生存的样貌。

极端天气事件虽已遍及世界各地，但最亟需开展适应干预无疑是脆弱的贫困国家。以世界银行开展的一项洪灾研究为例，在其所考察的189国家中，几乎每个国家几无例外都面临洪水的风险，但近九成（89%）暴露于洪水风险之的人口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全球直接暴露于强洪水风险之中的人口约有14.7亿，其中逾1/3为贫困人口。[51]最易于受到热浪、干旱、风暴和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国家，往往需要应对更为紧迫的其他优先发展事项，如消除饥俄和贫困等，因而也最无资源与能力自主开展适应活动，或者只得诉诸短期乃至昙花一现的权宜之计。但是，如果不消除气候变化的威胁就无法消除贫困，还会因气候灾害陷入更深的贫困泥塘之中。

全球平均升温的主流叙事显然掩盖有的地方变暖更快因而需要率先落实适应举措的事实。备受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非洲大陆就是这样一个例证。非洲不光比全球变暖的平均水平更快，而且极端干旱和洪灾的持续时间也更长。非洲遭受的损失和损害表现为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不可逆转的破坏，其中包括淡水、土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等。肯尼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三国仍在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煎熬中挣扎。灾难性的旱情使饱受贫困、饥荒及粮食安全问题等多重危机冲击的底层民众的处境雪上加霜。水源枯竭也引发社会冲突、大量人口背井离乡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截止2022年年底，整个“非洲之角”至少有3600万人深受影响，其中埃塞俄比亚2400多万、索马里780万人和肯尼亚450万人。许多灾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需要得到人道主义援助。[52]在马达加斯加，持续干旱造成的饥瑾也导致当地人陷入生存的绝望之境。

在脆弱国家开展更强有力的气候行动显然势在必行。可以肯定的是，伴随糟糕的气候危机不断升级，非洲绝不会是深陷灾害“泥潭”的最后一个大陆。2023年3月底，联大投票通过了一个历史性决议，要求世界最高法院确定各国抗击气候变化的义务和责任。这一决议明确要求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促进气候公正担责，并将此诉求正式提交给国际法院（ICJ）。此举有可能驱使各国采取更有力的举措，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气候公平在国际议程中的分量。

第二，解决气候融资获取与分配上的“软肋”。非洲的案例是脆弱国家及其人口无力靠自身资源应对气候变坏的一个注脚。坦率地讲，对于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融资是将气候战略和计划转化为行动的“刚需”。放长视野，适应举措可以节省不少成本，所带来的长期效益还相当可观。但它们几乎都需要不少前期投入，特别是一些转型性适应（transformational adaptation）[53]更少不了大量投资。除了切实履行其减排的义务，发达国家理应及时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承诺。

然而，全球适应资金不仅一直存在巨大缺口，并且缺口呈继续扩大之势。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2年适应差距报告：行动太少，进展太慢——气候适应失败世界将面临风险》，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适应资金正在缓慢增加。发展中国家当前需要710亿美元来满足其适应需求。实际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适应资金流比预估的低5-10倍。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到2030年，预计每年适应行动需要1600-3400亿美元，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上升为3150-5650亿美元。[54]可见，气候融资上的钳制颇为棘手。要补足这个缺口，谈何容易？自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以来，呼吁推动减缓与适应的资金流取得平衡的声浪不断高涨。联合国“掌门人”秘书长古特雷斯也不断地为此鼓与呼。这无疑呼应了联合国系统近年来明确发出的发达国家和多边开发银行宜将所有气候融资的一半用于适应和韧性努力的强烈信号。

第三，增进适应方面的国际合作。确保气候变化不会危及较贫穷国家的发展和稳定符合全世界的共同利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报告中特别强调，适应除了是国家和地方的一个关切事项，也是一项全球责任。[55]在许多情形下，本地的适应举措有可能通过供应链、市场或人员的流动等方式对遥远的国家和地方产生影响。因此，实施良好的气候适应应被视为国际和国家层面对长期社会经济福祉和公平的一项共同责任。[56]增强所有国家气候适应的能力和韧性对每个国家都是利好之举，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掉链子”都将影响到整个地球村。由于缺乏协调一致的有力全球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不但减排方面“火力”不足，适应干预也长期止步不前。在一个互为依存的全球化世界，秉持国际合作精神俨然成为最佳出路之一。

概言之，展望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及适应治理的前景并不容乐观。假如没有雄心勃勃的适应行动，到2050年，全球的粮食需求将增长50%，而农业产量却有可能下降高达30%。全世界5亿小农户的生计和生活必将受到更严重的不利影响。每年至少有一个月缺乏充足供水的人数将从2018年36亿飙升至2050年的50亿以上，并将引发对水资源前所未有的竞争。[57]海平面上升和更大的风暴潮会迫使沿海低洼地区数以百万计人口背井离乡。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全球将产生逾2亿国内“气候移民”。联合国难民署也揭出，世界上约80%的流离失所者身处“发生气候突发事件的国家”。倘若如此，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宏伟愿景终将化为泡影。然而迄今为止，各国政府仍缺乏携手与气候变化“赛跑”的强大政治意愿和决心。

五、结论

综上，减缓与适应之间的长久失衡已造成了很多负面效应。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如果不把减缓当作一个优先目标，那么，人类和整个地球都有可能陷入越发危险的境地。致力于斩断全球升温根源的减缓固然无可厚非。减缓不充分可能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适应行动，并会带来更多的损失和损害。减排上的不作为或者延迟行动的时间越久，有效适应的选择机会就会变得越少。为了最小化并避免未来的损失和损害，人类必须立即诉诸深度和快速的减排，以便创造一个更安全且可持续的世界。需要注意的是，主要依靠适应根本无法赶上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步伐。适应也无法阻挡已经发生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损失和损害。由此可见，适应行动并不能取代减缓努力。[58]然而，即使采取了强有力的减排举措，气候变化的风险也依旧存在。延迟或搁置适应的行动同样会使人类陷入被动甚至遭受无法估量的损失和损害。可见，对减缓和适应并不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倘若硬要分出主次、先后或轻重，则必须基于特定的时空情境。

放眼今日世界，气候适应已跃升为亟待关切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的速度比以前预测的要快得多。整个地球正在快速暖化，全球平均升温比前工业化水平已高出约1.1摄氏度，正朝1.5度这个危险的临界点逼近。各种极端天气事件接踵而至，已成为一个新常态。气候变化不分国界，无论贫困还是富裕，也不管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适应治理问题已成为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全球性挑战。它也是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齐心协力共同面对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系统性挑战。[59]伴随全球日渐暖化，气候对未来世代构成的威胁将远胜于我们这一代。这也注定了全球气候适应治理必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接力赛”，任重而道远。

上文的事实表明，积极的适应举措能带来不容小觑的红利。诸如灾害风险管理、预警系统、气候服务、社会安全网等各种适应方案，在许多部门和系统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60]与灾后恢复和重建相比较，未雨绸缪地做好适应和韧性“功课”，应对行动方能更从容，也更具成本效益。从短期看，诸如抗击百年一遇洪水的基础设施等需要投入大笔资金。不过从长线来考量，收益远胜于成本是不言自明的。这都凸显了增强社会经济系统韧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更宽泛的视野看，保护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对于实现减贫、消除饥饿，保障水资源安全、促进性别平等以及人人享有保健等可持续发展目标也都至关重要。

所幸的是，近年来，国际发展界尤其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构频频发出了适应资金流应与减缓的持平的强烈信号。部分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已迈出了重要一步。兹举一例，世界银行目前是资助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最大的一个多边融资机构。在《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它承诺到2020年将气候融资提高到占世行集团投资业务28%的目标。在《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世界银行承诺在未来五年将气候融资提高到占其投资业务的35%。此外，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也都做出了确保气候资金的50%用于支持气候适应和韧性项目。这些富有远见的举措旨在增强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适应日益严重的气候影响的援助。这些利好信号就是向“气候方程式”适应端倾斜的明证，凸显了这个多边发展机构对绿色、韧性和包容性发展的支持。

凡此种种均表明，唯有努力将减缓和适应整合起来，方有可能实现促进所有人可持续发展的气候韧性发展（climate resilient development）。人类能对付过去和当下的气候挑战，未必意味着能够经受住未来更严峻且更持久的复合性危机的考验。在与气候变化的较量中，为了免受更加严重的影响，人类必须与时间“赛跑”，未雨绸缪地增强社会经济的气候韧性。气候适应治理不仅仅是环境议题，也关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61]从改变农业种植模式的短期项目，到保护基础设施免受百年一遇洪水冲击的长期项目，唯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予以通盘考虑，方有可能在眼前利益与远大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并能公平而有效地赋权身处气候变化第一线的脆弱社区和人群。

一言以蔽之，为了一个绿色和具有韧性的未来，全球采取即刻行动的“压倒性”理由无可辩驳。人类既要致力于深度和快速的减排以遏制全球持续暖化，同时又不得不直面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全球气候治理何去何从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面对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知的极端天气事件，唯有跳出传统思维，告别减缓“单飞”的思路，明智地统筹推进减缓和适应行动，特别是两者之间的协同增效，我们方能走得更快，也走得更远。

当前，适应干预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但挑战远大于机遇。“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为了拯救地球，也为了拯救人类，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都须整合各种资源，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决心和紧迫感在减缓和适应等式两边“两手一起抓”。将适应和减缓整合起来促进所有人可持续发展的气候韧性发展，也是对国际和各国决策者政治意愿和政治智慧的一大考验。是时候深刻反思和转换思路，大胆提振气候适应雄心并加快行动了。

注释：

[①]鉴于即便有效的适应努力也不能防止所有损失和损害，始于20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届缔约方大会，超出一般适应范围的“剩余”损失和损害常被单独剥离出来作为“第三支柱”。损失和损害是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一个敏感话题，30年来，最脆弱中国家不断提出的经济赔偿的要求。直到2022年举行的第27届缔约方大会落幕前才取得突破，终于敲定了为处于气候危机前线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个损失与损害新基金。

[②] Roger Pielke, “Misdefining ‘Climate Change’: Consequences for Science and Acti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Vol. 8, No.6, 2005, pp.548-561.

[③] Mizan Khan, Toward a Bind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egime: A Proposed Framewor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④] Roger Pielke et al., “Lifting the Taboo on Adaptation,” Nature, Vol.445, No.7128, 2007, pp.597-598.

[⑤]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s I, II and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Geneva, 2014, p.17-26.

[⑥]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s I, II and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Geneva, 2014, p.17-26.

[⑦] UNFCCC, The Paris Agreement, 2015,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5/cop21/eng/l09r01.pdf

[⑧]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daptation Gap Report 2022: Too Little, Too Slow–Climate Adaptation Failure Puts World at Risk. Nairobi. 2022.

[⑨] 世界银行：《中国国别气候与发展报告》，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集团，2022年，第20页。

[⑩] Mizan Khan. Toward a Bind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egime: A Proposed Framewor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1]Ove Hoegh-Guldberg et al., “The Human Imperative of Stabiliz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at 1.5°C,” Science, Vol.365, No.6459, 2019, pp.1-29.

[12] Alexandre K Magnan and Teresa Ribera,“Global Adaptation after Paris: Climat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Cannot be Uncoupled,” Science, Vol.352, No.6291, 2016, pp.1280-1282.

[13]Hans-Otto Pörtner et al. (eds.) “Annex II: Glossary,” in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915; p2898.

[14] Anne Sietsma, et.al., “Progress i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esearch,”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Vol.16, No.5, 054038.

[15] Roger Pielke et al., “Lifting the Taboo on Adaptation,” Nature, Vol.445, No.7128, pp.597-598.

[16] Asa Persson, “Global Adaptation Governance: An Emerging but Contested Domain,”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Vol.10, No.6, 2019, pp.1-18.

[17]Joern Birkmann and Korinna Teichman, “Integrating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Key Challenges-Scales, Knowledge, and Norms,” Sustainability Science, Vol.5, No2, 2010, pp.171-184.

[18] Laurens Bouwer and Jeroen Aerts, “Financ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Disasters, Vol.30, No.1, 2006, pp.49-63.

[19] Johanna Nalau et al., “Is Adaptation a Local 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Vol.48, 2015, pp.89-98.

[20] Ben Orlove, “The Concept of Adaptation,” The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Vol. 47, 2022, pp.:535–581.

[21] Albert Gore, Earth in the Balance: Ecology and the Human Spiri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2, pp.239-240.

[22] Ian Burton, “Deconstructing Adaptation and Reconstructing,” Delta, Vol.5, No.1, 1994, pp.14-15.

[23] Richard S.J. Tol,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Trade-offs in Substance and Method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Vol. 8, No.6, 2005, pp.572-578.

[24] 参见薄燕和高翔:《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王谋和陈迎：《全球气候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张海滨等：《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21年。

[25] Bronson Griscom and Justin Adams et al., “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14, No.44, 2017, pp.11645-11650.

[26] Johanna Nalau, et al., “Is Adaptation a Local 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Vol.48, 2015, pp.89-98.

[27] Future Earth, The Earth League, WCRP (2022). 10 New Insights in Climate Science，Stockholm，2022.

[28] Marina Romanello and Alice McGushin et al., “The Lancet Countdown on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Code Red for a Healthy Future,” The Lancet, Vol.398, No.10311, 2021, pp.1619-1662.

[29]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The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Synthesis Report of the IPCC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2023, pp.1-36.

[30]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daptation Gap Report 2020, Nairobi: UNEP, 2021, p.

[31] 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 Global Landscape of Climate Finance (2021), 2021, p.

[32]参见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气候观察平台（Climate Watch Platform）， https://www.climatewatchdata.org/

[33]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 Adapt Now: A Global Call for Leadership on Climate Resilience, Global Center on Adaptation and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2019, p. 14.

[34]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Atlas of Mortality and Economic Losses from Weather, Climate and Water Extremes (1970-2019), Geneva, 2021, p.18.

[35] Stephane Hallegatte, Jun Rentschler and Julie Rozenberg, Lifelines: The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9.

[36]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 Adapt Now: A Global Call for Leadership on Climate Resilience, Global Center on Adaptation and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Rotterdam, 2019, p.12.

[37]Stephane Hallegatte, Jun Rentschler and Julie Rozenberg, Lifelines: The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9.

[38]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The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Synthesis Report of the IPCC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2023, pp.1-36.

[39]Boidurjo Mukhopadhyay, “Entwin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with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Vol.3, No.1, 2020, pp.150-155.

[40] John Reid and Thomas Lovejoy, Ever Green: Saving Big Forests to Save the Planet,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22.

[41] Pelayo Menéndez et al., “The Global Flood Protection Benefits of Mangroves,” Scientific Reports,Vol.10, No.1, 2020, pp.1-10.

[42]Centre for Research on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s and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20: The Non-COVID Year in Disasters, Brussels: CRED, 2021.

[43]CRED, 2021 Disasters in Numbers: Extreme Events Defining Our Lives, Brussels: CRED, 2022.

[44] 参见《2022年巴基斯坦洪灾》，维基百科，zh.wikipedia.org/zh-cn/2022巴基斯坦洪灾。

[45]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Emissions Gap Report 2022, The Closing Window： Climate Crisis Calls for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ies, Nairobi: UNEP, 2022.

[46]Hans-Otto Pörtner et al. (eds.)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33.

[47]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The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Synthesis Report of the IPCC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2023, pp.1-36.

[48]Lea Berrang-Ford, “A Systematic Global Stocktake of Evidence on Human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Nature Climate Change, Vol.11, No.11. 2021, pp. 989-1000.

[49] Roger Pielke et al., “Lifting the Taboo on Adaptation,” Nature, Vol.445, No.7128, 2007, pp.597-598.

[50]Siri Eriksen, et al., “Adaptation Interventions and Their Effect on Vulner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elp, Hindrance or Irrelevance?” World Development, Vol.141, No.4, 2021, 105383.

[51] Jun Rentschler and Melda Salhab, “People in Harm’s Way: Flood Exposure and Poverty in 189 Countri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447,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0.

[52]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Horn of Africa Drought: Regional Humanitarian Overview & Call to Action, New York and Geneva, 2022.

[53] 转型性适应即对预计到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去改变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之根本属性的适应。参见Hans-Otto Pörtner et al. (eds.) “Annex II: Glossary,” in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p2899.

[54]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daptation Gap Report 2022，Too Little, Too Slow–Climate Adaptation Failure Puts World at Risk. Nairobi. 2022, p.20; p.51.

[55] Hans-Otto Pörtner et al. (eds.)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33.

[56]Alexandre Magnan, Ariadna Anisimov and Virginie Duvat,“Strengthen Climate Adaptation Research Globally: More International Incentives and Coordination Are Needed,” Science, Vol.376, No.6600, 2022, pp.1398-1400.

[57]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 Adapt Now: A Global Call for Leadership on Climate Resilience, Global Center on Adaptation and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2019, p.6; p.35.

[58] Future Earth, The Earth League, WCRP, 10 New Insights in Climate Science，Stockholm，2022.

[59] Hans-Otto Pörtner et al. (eds.)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33.

[60]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The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Synthesis Report of the IPCC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2023, pp.1-36.

[61] Benjamin Sovacool & Björn-Ola Linné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原载《环境社会学》，2023年第2期，第2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