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日子因为对千百万人的生活构成影响或者在政治上具有特殊意义而成为纪念日，比如每年五月一日的国际劳动节，六月一日的国际儿童节，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八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十月一日国庆节等等。这些日子对于我们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有一些仅仅对于自己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比如我们的生日，我们结婚的日子，入党的日子，儿子或者女儿降生的日子……这些在其他人看来平淡无味的日子是我们宝贵的珍藏，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都很珍重。这种记忆和珍藏，是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够享受的微不足道的幸福之一。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一个日子。

这天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寒侵袭了北京，据说这是北京五十五年以来同期最为寒冷的日子。当晨曦把世界晕染成淡青色的时候，我为长篇小说《沉默的河》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这本三十三万言的小说耗费了我整整一年工作之余的时间。

我从座椅上站起来，伸展了一下四肢，走出家门。院子里高大的中国古槐树的叶片一夜之间全部落光了，我感觉到严寒驻足在树梢上，整个世界一片萧索。一只喜鹊站在古槐枝杈的顶端，好奇地看着我。邻居们都还在睡，很安谧。我从许多人家的门前穿过，推开院门，在停满了汽车的胡同里信步而行。

北京，这座据说已经将近达到两千万人口的城市正在苏醒过来。像某种具有侵略性的生物一样，越来越多的高大建筑越过二环路向老城区蔓延过来，开始侵蚀我所在的这片据说早就被重点保护的平房区。我稍稍多走了几步，就来到了正在被拆毁的区域。闪闪发光的高楼下面，一条著名的胡同正在消失，房屋变成了废墟，从里面长出一人多高的荒草。这里的本地人似乎已经提前消失了，变成了外地人的天下，活动着完全不属于这个城市的人。小贩们就像狩猎的人在动物必然经过的通道设下陷阱一样，在民工住地和工地之间铺排下各种摊档，蜂窝煤炉子上的铁锅炸出了颜色暗红的油条，笸箩里的棉被下面装着热气腾腾的馒头，旧衣服被胡乱堆在塑料布上……一棵被围挡起来了的古树下面，摊放着工地上使用的各种工具……肩膀上挎了工具袋的民工，有的在挑选御寒的衣物，有的围在油锅前吃着油条，跟卖油条的妇女逗笑—这或许是他们在漫长的打工生涯中难得的接触女人的机会；由于极度缺乏营养而头发发红的小伙子实际上还惺忪着，一边走路一边大口啃咬三四个连在一起的馒头；昨天晚上还很红火的卖花生米和啤酒的小吃店、供民工给家里打长途电话的摆了十几部电话的房间、只有招牌没有理发用具的发廊以及播放DVD影片的放映室都拉起了窗帘，熄灭了电灯，显得异常安宁。一只肮脏的流浪猫急匆匆从胡同的那一头跑过来，差一点和人相撞，急促地掉转方向，窜上落满树叶的房顶上，凄凉地叫着，好像在回味刚才遇到的险情；一个蓬头垢面的妇女端着尿盆走出院门，先怨艾地看一眼满世界的外地民工，然后动作娴熟地把尿泼洒在路边的下水通道里；卖菜的男人吃力地蹬着三轮车，想在早市上占一个好一点的位置，他的女人和四岁的女儿坐在码摞得很高的油菜上打盹；一个专门欺负外地人的北京混混儿站在公厕门口威胁里面的人说：“我他妈抽你丫的！”

等到我重新回到我住的这条胡同时，北京市民也开始活动了。被修葺一新的四合院大门隆隆地打开，从里面出来一个不知道什么身份的男人。这个掩藏在胡同深处的院落，价值千万，据说修葺费用就达百万；被从大杂院里放出来的狗愉快地跑跳着，一边在汽车轮胎上撒尿一边回头看主人是不是也跟了过来；从一个破旧的院落走出来一个身穿貂皮大衣的女人，厌烦地看看眼前这个世界，表情尊贵地钻进一辆白色轿车；开出租汽车的师傅面对新车上新增加的一长溜划痕，调动起能够想起来的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黑心的人；街道居委会大妈把一捆关于预防禽流感的材料标语抱了出来，准备给居民分发；晚间从城外赶来的农用三轮车已经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能干的夫妻俩脸上、手上涂满了煤灰，看上去就像非洲人，正在等待买蜂窝煤的人家召唤，还有时间打开从家里带来的保温杯，喝上几口热汤；穿着松松垮垮蓝色校服的中学生把手缩在长长的袖子里面，在沉重的书包重压下，像老年人那样拖曳着脚步往学校走去。

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和以往的任何一天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它对于我却有着独特的意味，就是因为我把很久以来就想讲述的故事讲述了出来，把这本一直想写的作品写作了出来。

严格说起来，这本书讲述了三个故事：北京知青吴克勤的故事、大土匪井云飞的故事和井云飞的第三房太太和她的儿子的故事。我把这三个故事胶结在了一起，构成了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我相信，这个整体所蕴涵的历史内容和和人的微观精神世界的展现，远远超出了故事本身。我很满意自己的劳动。在整整一年时间里，更深人静之时，我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人物中间，和他们一起欢乐和悲愁，和他们一道穿梭在历史的烽烟之中……只是到了现在，我才突然醒悟到，我讲述的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就像一位伟大作家曾经指出的那样，任何一部小说讲述的都是作者本人心灵的历史。

是的，那是我自己。虽然我没有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驰骋，虽然我没有参加血腥的战争，虽然我没有经营过庞大的家业，虽然我没有被枪杀的体验，虽然我没有像主人公那样经历漫长的人生曲折，但是我无法否认，这本书在内在精神是写的是我，是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当我迷失了的时候，我通过创造书中的人物找到了自己。在一定意义上，作家创造作品，作品也同时在创造作家。

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能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当作特殊的日子来纪念呢？它是我的日子，这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因为我做成了一件事情而变得特殊起来，它必将被我牢牢地记忆在心里。这样的日子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很多很多。

（2006-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