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昨天到今天
文化大革命期间乃至于我到陕北插队以后，生活中有一种“天天读”的内容——之所以说“内容”而不说“习惯”，是因为它来自于外力规定，而不是自主选择——即每天都要用半小时到一小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或者“两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社论。这在当时是全体中国人民标准的生活方式。假如你有一双俯瞰世界的眼睛，你会看到这样一种奇异的景观：全国十几亿人，或者在田间地头，或者在机器车间，或者在学校教室，或者在地下八百米深处采煤工作面，一个个饥肠辘辘，面有菜色，却像被某种超自然力量施予了魔咒一样，手捧小红书，嘴里念念有词……这个魔咒就是意识形态，就是把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化。
插队那年我十八岁，正是对人生满怀期待、脑子里有很多幻想的年龄，在这个如同花季的人生阶段，我最大的梦想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竟然是“如果以后没有了‘天天读’该多好啊！”现在的读者或许很难理解我这种渴望的意义，所以我必须把“天天读”给一个年轻生命造成的巨大精神和生理创痛描述一下。
我是那个知识青年小组组长，负有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责任，既然组织大家学习，你自己必须首先学好，哪怕是做样子也要比大家做得好一些。因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每个人都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总是人模狗样地手捧红宝书在那里假装学习。一个工分值多少钱，年终能否把口粮钱包住，青春期寂寞，少男少女之间微妙的情感联结，能不能吃上一顿可口饭菜……等等一切与生命的真实存在相关的东西在精神世界里回旋着的时候，红宝书那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句对你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意义就不能构成吸引，因此那些文字经常就会像蚂蚁一样蠕动起来，蠕动在一片迷蒙之中，你开始打盹。打盹是很不好很不严肃的行为，你必须努力睁开眼睛，强迫自己接受那些文字，于是，阅读就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和生理的酷刑：你会产生出一种极度虚脱的感觉，无数双冰冷的手伸向你的灵魂，恣意揉搓它，敲打它，你徒然地听着呻吟，看着它挣扎，但是你没有任何办法，而在心灵以外的地方，一片死寂，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看到，一切都是那样安谧，就好像世界失去了依托，在虚空中飘飘摇摇……人被分裂了，真我在苍茫的时空之中像孤魂那样游荡，假我则像悟了五百年禅机并且成了佛那样平静而安详。所有痛苦都在深处，很深很深的深处，它绵延不绝，它使你觉得了无生趣，使你绝望，使你认为活着是一件极为疲累的事情，你有一种强烈的摆脱“存活”的愿望。
这种状态持续到我被招工离开农村，大约是1971年9月林彪出事以后。“9·13事件”第一次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上层政治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性，撬动了始终沉重压迫在社会与民众头上的意识形态板块，那里出现了裂隙，生长出了很多不让人尊重的东西，有一种傀儡戏的滑稽意味……政治第一次不为人察觉地在人性面前退却，“天天读”之类的东西再也无法作为社会规则存在下去了。我还记得听到工厂党委书记宣布取消每天班前半个小时“天天读”时内心发出的欢呼，就好像生命获得了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到处都是铺满鲜花的原野，到处都是鸟儿们的啁啾鸣啭——这差不多已经是爱情的境界了。
爱情的境界也仅仅是“内”的境界，或者说仅仅是一种心灵图景，我们仍旧被很多类似于“天天读”的东西束缚着，扭曲着 (“评法批儒”、“9·13事件”以后听传达、进行政治表态，粉碎“四人帮”以后超量的学习和讨论……)，生活就像一系列仪式，你必须像被精神控制了的人那样，做控制者要求你做的任何事情，在人模狗样和真实的心灵图景中寻找平衡点，让自己认为值得活下去，你要继续说官话（“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程，万丈光芒……”），说套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说假话（“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人民为什么给我们权力？就是因为共产党人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外，其他再没有自己特殊的权利。”），说就连鬼也不相信的话（“祝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种个人状态以及由个人状态联结而成的社会状态一天一天延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是的，今天，我说的就是今天。
今天，我们可能不再说五十年前、四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八年前、五年前、三年前、一年前说的那些官话、套话、假话、鬼话了，仪式的内容也可能发生了变化，但是谁也不能说我们今天不再参加仪式，谁也不能说我们今天不再说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任何一个读者，只要想一想你在读这篇文章之前24小时里发生的事情，譬如你从报纸、广播上了解被统一了口径的新闻信息，你从舞台上观赏与日常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艺术表演，你从电视上聆听苍老的女播音员字字珠玑般的训诫，你就是在参加仪式；你在社会交往中仍旧有意无意说着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它们仍旧是公众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甚至成为一些人（尤其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生活的全部内容。
这究竟是怎么了？难道我们这个民族活该过这种绵延无尽的仪式化生活？难道我们这个民族有说官话、套话、假话、鬼话的天性和爱好？
此事重大，不可不察。
2．政治化=格式化
这个世界的有心人越来越多了，我居然看到一份解放以后我国历次开展政治运动的资料统计，这份资料表明，截止到1975年，也就是建国26年间，我们一共进行了52次被冠以名称的政治运动，平均每年2次。
为了使读者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我把它们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1、土地改革运动；2、镇压反革命运动；3、抗美援朝运动；4、第一次整风运动；5、连队民主运动；6、“三查”运动；7、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8、清理“中层”运动；9、民主改革运动；10、电影《武训传》和宣传武训的批判运动；11、“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2、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14、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6、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7、教育、文艺、科学等战线在“三反”运动中仍进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18、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上，推动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19、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0、反对违法乱纪运动（又称“新三反”）；21、整党建党运动；22、学习运动；23、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24、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25、胡适思想批判运动；26、整风运动；27、反右派运动；28、工商界整风运动；29、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30、大跃进运动；31、人民公社化运动；32、农村工具改良运动；33、农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34、反对右倾思想运动；35、增产节约运动；36、养猪运动；37、整风运动；38、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39、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40、爱国卫生运动；41、工业企业学解放军运动；42、学习雷锋运动；43、干部参加劳动运动；44、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在城市叫“五反”运动）；45、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46、增产节约运动；47、文化大革命运动；48、清查“五·一六”运动；49、批陈整风运动；50、批林批孔运动；51批《水浒》运动；5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这些运动与我们的话题有关么？有关，不仅有关，它甚至就是话题本身。我还是以插队期间遇到的事实材料为据来展开讨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陕北饿殍遍野，我插队的富县位于贫瘠的陕北高原向富庶的关中平原过度地带，所以就成为了向南寻找活路的陕北（严格意义上的陕北是延安县以北包括榆林地区的广阔区域，富县则在延安县以南近百公里，并且是自然条件较好的塬区）乞丐的必经之路。清晨，我们经常会被悠扬的笛声、清脆的竹板声和齐整的歌声惊醒，这是“讨吃的”（陕北人对乞丐的称呼）站到知青院门前讨要来了。有一次，我看到衣衫褴褛的一家五口人错落有致地站在院门外边，齐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不说讨要的话，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这样反反复复、锲而不舍地唱这首歌曲，肃穆，庄严，还有某种程度的悲壮。
事后我反复想，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首歌曲？是赞颂社会主义好到了让他们讨饭的程度？还是赞颂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恩之心？我没有找到答案。后来看到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讲述蔬菜水果店经理的故事——这位经理在洋葱和胡萝卜之间摆放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以后才有所顿悟。
李慎之先生在《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一文中转述了这个故事。哈维尔设问：这个老板为什么要这样所做？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想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 他真的热心于联合全世界无产者么? 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目标和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水果店生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哈维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标语的意义一无所知，它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把它展示在蔬菜中间，否则他便会有很大的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在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我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
如果把哈维尔的观点应用到陕北农民乞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上面来，我们就会发现一种大致相同的心理规律：因为乞讨在那个“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伟大国度是非法的，乞讨者用这首歌曲无非是在证明“非法”行为的合法性，即：我其实是很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即使乞讨也没有改变这一事实，所以我应当得到同情。
对此，哈维尔归纳为“用一种崇高的的东西掩盖生存的基本现实”，那么，这里所说的“崇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哈维尔回答：“这个崇高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这就是说，来自陕北的乞丐也被意识形态“格式化”了，这个家庭有意无意被罗织到了意识形态大网中，他必须在它的笼罩下讨生活。
一个连在偏远山村乞讨的陕北农民都被“格式化”了，那些深陷于各种政治运动中的人还能够逃脱命定吗？所以，在那个年代，甚至于在我们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即使是那些为生存而挣扎、根本没有闲心关心上层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草芥小民，也懂得流行的政治语汇，能够应付各种形式的表态和讨论；报纸、广播、戏剧、电影、电视，各种各样的表彰会、报告会、宣讲会、讨论会、研讨会、学术交流会、文艺晚会，甚至于学校讲堂、少年儿童节目演出也贯穿着强烈的政治内容……今天，就连地震中一只偶然存活的猪都被赋予政治涵义而被命名为“朱坚强”，这究竟是对猪过于尊崇还是对人过于蔑视了呢？除了卡夫卡小说之外还有比这更荒诞、更让人黯然神伤的事情么？正是这些东西，以一种不容怀疑不容抵制的方式把公众的日常生活彻底地“格式化”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符号……人就这样被撕裂了，不仅仅是成人，连孩子也被撕裂了——当你看到孩子们在舞台上述说政治话语的时候，你只能意识到一个残酷事实，这些稚嫩的心灵被侵扰了，被撕裂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状况，我们假设有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响应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我上面列举的所有52项运动，你能够想象他要说多少表态性的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才能够顺利地活下来并顾住一家老小的日常生活吗？要知道，那不是一次两次口是心非的虚饰和造伪，那是贯穿他整个生命历程的高超技艺，它需要一个人拥有的全部经验和智慧；他最开始可能不那么娴熟，有些笨拙，有些脸红，甚至会有某种程度的罪恶感——因为一个正派社会中的正派人是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会过去，他很快就会学会操纵表情，学会操纵心灵，说官话正襟危坐一丝不苟，说套话有条不紊驾轻就熟，说假话不露声色感人至深，说鬼话真挚坦诚感天动地……当这样的人大规模盘桓世界的时候，我们提出“人们的精神会有多高的刻度”、“道德会不会沦丧”、“人性是否还能够坚守”、“生活会有怎样的质地”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陈行之同志，你这样说是不是太暗淡了？能不能把事情想好一点儿？”
好，我换一个角度，把生活想象光明一些——仍然以前面那个人为例：现在那个家伙不说官话了，也不说套话了，更不说假话了，他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别人说“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程，万丈光芒……”这个人却要为民请命，说大跃进正在把人饿死，并且斗胆放言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将要把3000万人民推向死亡的深渊，你就想一想他的结局吧！被迫害至死的彭德怀就摆在那里。
别人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表示对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可和归附的时候，这个人偏要书生气十足地说：“一个社会如果把多数人的牺牲作为少数人享乐的条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不合理的，这也是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之英明所在。”你就想一想他的结局吧！寂寞死去的顾准就摆在那里。
别人熟练地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人民为什么给我们权力？就是因为共产党人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外，其他再没有自己特殊的权利”时，这个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什么“至少从局部意义上说，我们的权力还不是人民给的，而是更大的权力给的；共产党人也并非没有私利，那些变质了的共产党人早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了人民的牧人……”你就想一想他的结局吧！被枪毙了的林昭就摆在那里。
别人挥舞小红书“祝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时候，这个人嘲笑说：“这是违背历史和自然发展规律的，世界上没有不朽的东西，即使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可能万寿无疆……”你就想一想他的结局吧！被隔断喉管的张志新的尸体就摆在那里。
可见，不说官话很难，不说套话更难，不说假话难上加难，而不说鬼话，则差不多就等于直接选择死亡了——谁会让自己如此为难呢？谁不想好好过哪怕是平凡的日子呢？谁真的整天想着去赴死呢？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生动演绎了我们说到这种的情景。民众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至少在表面上）被“格式化”为统一版本的，而格式化民众的不是他们自己（他们不具备这个功能），犹如计算机软盘不能被自身格式化一样，他们必须在“主机”设定的程序之内进行。
主机是什么？主机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与之相匹配软件系统：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现实或者条件。
3．格式化=工具化
那么，强力为什么要用意识形态主机格式化它的人民？是谁编写了这个程序？它要达到什么目的？这里边隐含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密码？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这个20世纪最有深刻的哲学家早在60年前就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个人叫汉娜·阿伦特（1906-1975）。作为在德国出生并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长大成人的犹太人，阿伦特亲眼目睹了极权主义统治，对极权主义有一种直接的切肤之痛。1941年，阿伦特逃往美国，在那里开始集中精力进行极权主义研究，1951年出版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
我们的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习惯于把社会归纳为一种受规则支配的、等级制的和以专家为基础的官僚制，它的显见特征是有多层次权威和职能划分。阿伦特则论证出，极权主义把韦伯的传统定义完全颠覆了，创立了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原则和基础，在这些原则基础上，领袖意志绝对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弥漫于每一个角落的社会恐怖就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基本要素——领袖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政党活动和国家机构运转进行随意干预，从而使政党和国家机构成为贯彻和实行他们意志的工具；这不是一个崇信法制的社会，也根本不存在对官僚机器进行询问和制约的程序，在国家机构中，所有部门的设置甚至于司法机构都被用来服务于领袖意志，这意味着“权力不经过任何中间层的过滤，从上面直接到达社会底层。……没有任何中间层次，它们全部分别接受领袖的一部分权力并服从之，领袖意志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到体现。”（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发生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阿伦特这一理论的生动图解。
根据德国发生的情况，汉娜·阿伦特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和恐怖为基础的全新的统治方式，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则认为“它是从传统的统治向理性的统治进步的画面中脱落下来的，是从专制主义向自由的宪法进步的画面中脱落下来的”怪胎（拉尔夫·达仁道夫：《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个怪胎总是围绕一种核心理念对民众进行宣传，这里所说的核心理念，既可能是种族（民族主义）的，也可能是阶级的，更可能是国家的。它必然要借助于恐怖，即在心理和生理上系统地、制度化地、仔细筹划并合法地、不加限制地使用暴力。
这就是说，公民被“格式化”是一个强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是没有任何制约的强制机器，它用强力剥夺民众的思维、感觉和判断的能力，消泯民众的个人特征，不再容许人存有什么“隐私”，这样，民众作为人的存在的全部特征就都被剥夺了，他们生活在机械式的、非人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世界里。阿伦特认为，任何专制和暴政都是对民众权利最野蛮的剥夺，它甚至改变了和颠覆了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破坏了人从行为中产生自由的条件，从而破坏和瓦解了人的真正有意义的存在。
联系到26年经历52次政治运动，我们应当注意阿伦特的如下论述：“极权主义统治者面临双重的任务，这种任务初看起来似乎是矛盾乃至于荒诞的：一方面，他必须建立一个不断运动的、虚构的世界作为人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阻止这个新的世界导致社会的恒长和稳定，因为这个世界稳定都会消灭运动自身。”
“运动”，这是一个多么耳熟能详的词汇！这是我们短暂人生经历中比妻子和丈夫离我们都要近的事物！它不动声色地监视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举动。正是在运动中，我们被确立了政治性的人格；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把“我”分为了自我和非我；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深深地掩藏了本性；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变得既不对自己负责也不对这个世界负责；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盲目地成为了被任意驱使的工具；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让身边的这个世界有了与正常世界完全不同的质地、色彩和声响。
“运动”是一个窗口，通过“运动”这个孔隙，我们窥见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谁，知道了我们从何而来，知道了我们将要去向何方。通过“运动”这个窗口，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们既清醒又糊涂；我们极为智慧又极为愚蠢；我们快乐无比又承载者千古忧愁；我们顶天立地又胆小如鼠；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的本性，我们也盲目地屈从于某种要挟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多么可怕的轮回！多么可耻的轮回！然而你能够逃避这种轮回么？！
我们面对的是一架性能完好的机器，它制作精良，意识形态润滑油保证了它各个部位运转良好；它面目冰冷，你不要指望它会与你发生任何人的意义上的交流，它庞大而坚固，它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把你物化，把你变成为一种合格的社会产品，变成为工具。
阿伦特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她亲眼看到了希特勒大规模制造了这种工具：盲目的党员，盲目的军人，盲目的民众……独裁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挥舞这种失去意志的工具，把整个欧洲乃至于世界拖到地狱一样的战火之中的。因为这场战争，5500万鲜活的生命化为齑粉。
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人类在洒下鲜血的地方总归要思索一些什么，所以，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才浩如烟海，这场人类浩劫极大地刺激了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于心理学的发展，整个人类文化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所有这些思索中，有两个概念尽管因为学科不同而表述的方式不同，但都被置于各种学科理论的核心位置，这就是：意志和工具。我们固然可以认为法西斯意志以及由这种意志武装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导致了这样一场浩劫，德意志民族仅仅是法西斯的国家意志驱使的工具，但是，如果把这种对应作为因果关系来看的话，我们不是也同样可以说，由于有了这些工具，法西斯主义才能够挑战良知、涂炭这个世界的生灵吗？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两个端点，它们并不完全彼此相向，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可以转换的，原因可以成果，果也可以成因。这种见解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成为工具的民众在一定条件下会是多么危险；它还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灾难中，民众的每一个个体都负有责任，在历史和上帝的审判中，每一个民众都将被宣判为有罪。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是工具，因为他们有意无意曾经说过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正是这些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在宏观意义上构成了对邪恶的帮衬，为反人类力量注入了血液。
不要再声讨欧洲那个距离遥远的国家的民众了，让我们回到自身。
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覆灭之后不久，在遥远的东方，同样出自德国的另外一种主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开始了让全世界瞩目的新的历史创造（1949-当下）。这段历史是如此让人耳目一新，以至于人们看到耀眼光斑的同时也能够看到触目的黑暗，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议论。历史评价可以伴随历史同步进行，你甚至可以做出终结性的结论，但是历史对自身的评价则需要时间，更需要自身所提供的机缘，所以，这个国家这段历史的终极评价还远远没有到来，我当然更不能够在这篇短文中说它究竟是“是”还是“非”。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检点它，毕竟，我们这些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血液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伟大国度前程似锦灿烂辉煌。当我们看到1949年至1965年共计26年发生52次政治运动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国家意志通过无数政治运动把民众驯化成为说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的群体的时候，当我们看到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狼烟四起血雨腥风，200万人死于非命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古老民族灿烂的文明瓦解、流失于极权主义的野蛮和疯狂的时候，她的心在流血，那里的巨大创口在流血，一刻不停地在流血。
我们非常不想听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拉尔夫·达仁道夫轻飘飘的评价：“它实现了现代化的消极部分，又没有实现与之相对的积极部分。”我也不愿意听弗朗西斯·福山的指责：“专制主义国家是建立在一个明确的、能全面了解人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上的。专制主义……寻求对其公民的生活实行完全的控制。……每个社会成员都只剩下一个空壳，其组织形式和运作都完全由国家控制。每个社会成员被变成一个原子，由这些原子组成的社会，除了一个全能的政府外不和任何中介机构发生任何联系。”我更反感约翰·罗尔斯对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民族说教：正义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美德一样。不管一种理论任何精致或者简洁，如果它不是真的，那就必须抛弃它或修正它；同样，不管法律和制度是怎样有效而巧妙地设计出来的，只要它不是正义的，就必须改革或废除它。”
然而，我们用什么方式让他们闭嘴？作为一个不说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就难以存活下去或者即使存活下去也会极为艰难的民众，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还能够守住自我吗？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格式化？我们能否不成为工具？我们能吗？
4.信念是一片高地
2005年，中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吉林艺术学院一个叫卢雪松的青年讲师由于教学需要在课堂上播放了一部名为《寻找林昭的灵魂》影片，表达了某些按照标准意识形态来说有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讲台下的某个角落栖息着一个年轻但猥琐的灵魂，这个学生没有公开与卢雪松老师讨论或者辩论，而是用阴暗卑劣的方式向学院领导进行了秘密告发——据我想象，应当是“政治告发”（因为这里面涉及了官方不愿意提到的林昭），否则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杀伤力：该院领导没过多久即做出了“卢雪松停课检查，听候进一步处理”的决定，从而酿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
在一件事的开始与结果之间必定存在一个过程，存在作用于事件发展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在“卢雪松事件”中表现为被暗中启动的一种程序——它无所不在地窥伺着你，无所不能地操纵着你，你却看不见它，也摸不着它，它有如幽灵，似乎存在，却谁也说不清楚它的具体影像；它不需要面对，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负责；它驰骋自如，对谁都有办法，却谁都拿它没有办法……实际上，不仅仅卢雪松，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个程序的严密控制之下，不同点在于绝大部分过程带来的仅仅是个人命运的些许改变，只有极少部分才演变成为社会瞩目的事件。
徐贲先生在《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一文中分析“卢雪松事件”， 特别引述了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强调极权主义对民众组织控制和宣传教育的巨大功能：“宣传的作用因极权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像其它政党那样，……作出取信公众的样子。’（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思想灌输’本身是依托于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的，‘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战无不胜和绝对正确。
徐贲指出：“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在‘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教条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内容来检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的灌输。”“卢雪松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徐贲强调：“若把涉事的三方简称为‘老师’、‘学生’和（校）‘领导’，可以典型地看到师生们如何在‘教育的恐惧’中互动。尽管林昭的冤案已经‘平反’，但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眼里，赞扬被党枪毙的林昭无异于给党抹黑。在这样的‘学生’之监督下，‘老师’便不能在学校里‘免于恐惧’地教书。‘老师’即使再小心，也可能触犯‘学生’头脑中积存的某些政治禁忌。‘学生’一旦向‘领导’告发了‘老师’，‘领导’就陷入了‘恐惧’的处境中，如果他不处分‘老师’，‘领导’就可能被当作‘老师’的思想共犯而被告发。把‘老师’和‘领导’置于如此关系之中的是那个实施‘思想灌输’的党，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和‘领导’，他们都受到了一种权利的、道德的和个体的永久伤害。”
把“卢雪松事件”和徐贲先生的论说置放到这篇文章的语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事实上遭遇的都是被“格式化”的过程，不同的是“学生”是作为“格式化”结果显现的，卢雪松老师则抵制和中止了这个过程，它凸显了后者的意义。
如前所言，意识形态对民众生活“格式化”作为一种程序历经60年修炼早已经炉火纯青，坚韧而有力，很少有人能够抵抗，年幼无知如“学生”者只能在无条件条件下接受“格式化”，只能无选择选择被“格式化”为某种社会产品。那么，卢雪松又是凭什么东西或者说被什么东西所支撑选择了抵抗这强大的被“格式化”过程的呢？
信念。
让我们从卢雪松致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的信中了解她这种信念吧——
“我只是一个企盼社会进步、政策开明、文化昌荣的年轻公民，我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在工作岗位上，我深深感到学生们创造力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与人文关怀的缺位。我能够理解，在一个填鸭与灌输的教育传统中，在一个迷恋整齐划一、恐惧活泼生动的文化环境中，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与发展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我所能做的，就只有承担启蒙的责任，锻炼清醒的心智，激发创造的激情。我相信，一个优秀的艺术工作者必是一个真实的人，清醒的人，坚定的人；一个对未来有理想、对现实有反省、对社会有责任的人。”
“我认为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更多缘自于虚伪、麻木和冷漠，这与百年来的文化异变有关。我们更愿意说那些我们内心并不相信的话，通过‘表态’换取安全；我们更愿意在别人的苦难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因为否则就可能轮到自己；我们不信任别人，别人常常意味着一个庞大而无形的巨网的一个网结；我们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能够有勇气和智慧听从内心召唤，堂堂正正做人。这也应该是一个七八千年流光溢彩的堂堂艺术大国为什么百年来艺术萎顿的原因。一个艺术人，虚伪、麻木和冷漠怎能不损害他的真性情？进一步说，那面具背后的恐惧与仇恨怎能不损害他的真性情？我不能忍受这种状态在自己身上继续，更不能忍受再这样伤害我的学生们。我要尽自己的努力，和我的学生们一道，探索回归真实之路。这就是我的艺术自救的种种努力的真实动因。”
“说我的课堂有‘倾向性’，所谓的‘倾向性’如何界定？我根本无心去触及某些人所敏感的政治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艺术人、文化人，政治问题何足挂齿？但思想无疆界，在探求真理的路上政治又怎配在其中指手划脚？如果说我有‘倾向性’，那么我倾向的只是‘自由’、‘正义’、‘美’与‘善’。如果这种倾向性触动到了谁，那也是因为它首先干预了真理的正常传播。 ”
“我当然清楚地意识到……坚持真实的存在与言说，我是有危险的。但我更清楚……这种危险并不是来源于任何法律、法规、规章与规定。恰恰相反，危险来自于触动了长期统御和奴役我们的生活的潜规则，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潜规则使宪法和法律对我的教学科研的权利的保护成为了难以落实的东西。按我对宪政精神的粗浅理解，法不明令禁止者皆为允许。允许我什么？允许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对我的学生、我的事业、我的祖国献上自己真实的爱。”
与苟且偷生者不同，卢雪松选择的是“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她诉求的是作为一个人本真的生活，是真实、纯洁、自由、善良、爱的品质，这种品质在这片大地上犹如光轮照耀，放射出让人敬仰的人性的光辉，信念的光辉。多么不同啊！有的人灵魂潮湿干瘪并且带着腐腥味，而用灵魂直立的人则站立在一片高地上，一片未必所有人都能够攀登并且有勇气在上面站立的高地。
我们还可以把这件事往前想，假设相同的事件发生在1957年，卢雪松必定会像林昭一样被打成右派，被放逐，被监禁，被不明不白杀掉；如果发生在1966年，必定会有学生挥动皮带、板凳，像北师大女附中那些优秀女学生一样女校长活活打死，因为所有这些事件都是“格式化”的结果，没有人能够阻挡它发生……但是今天，这个因果链断了，它遇到了一个普通女教师的殊死抵抗，遇到了无数人给与的强有力支援，它们在网络上汇集成一条波涛汹涌的江河……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有一种东西比表面上看起来极为强大的东西更为强大，这说明历史正在把人类良知信赖和期盼的东西呈递给值得尊重的人面前，这还说明：一切都到了最后关头，一切。
至于那个可怜的学生，说什么好呢？当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著名作家艺术家都被“格式化”为统一型号并且成为权力者得心应手工具的时候，你怎么好责怪一个年轻稚嫩的心灵不够高尚不够坚强？我们只能祈祷时间给他一双看透这个迷蒙世界的眼睛——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得到这双眼睛。
（2008年7月1日写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