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4 次 更新时间:2008-07-02 1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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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摘要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经历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 现代化的宏大过程铸就了其现代性意涵也凸显了其“问题性”意义。从社会学的视野看这一演变过程,能够使我们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会 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对 于社会学的独特意义、它在社会学中具有的基本和核心地位,从而使我们对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重大问题的 探讨获得一个新的 起点。

  关键词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现代性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现代性

  

  当今时代,“普遍弥漫着一种‘与过去决裂’的感觉”(阿尔布劳, 2001 : 3 ),在关于一切人类的规划工程、宏篇叙事、甚至历史本身面临终结的话语广为传布的情形下,对尘封已久的悠远往事的追忆,似乎多少有点令人感到不合时宜。然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发展、变迁的核心内容。正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经历的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裂变,更新了整个人类生活。因此,这种追忆能够刻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动态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人类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产生、拓展与裂变,并呈现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现代性意涵,从而成为我们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一种方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追忆促 使我们进一步追问,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会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

  现代化的宏大过程铸就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现代性意涵,也赋予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性”意义。正是通过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发生的种种断裂,个人与社会共历巨变,使各自不同的诉求得以充分展现 —— 个人向往自由,社会需要秩序;个人要求权益自主,社会诉诸权力规范。如果说“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亚历山大),那么,在社会的秩序性面前,个人自由也难免不受质疑。个人和社会的各自诉求所表现出的一致与分歧、和谐与紧张、整合与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性、风险性和危机性的根源,以至可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生活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这种从未有过的经验造就和成就了一门从未有过的科学——社会学。正是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I] 以及作为其表征的现代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知识体系赖以建构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社会学性质和特征”,一旦走出这种“前”状态,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步入了“社会学纪元”。

  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孕育出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而且继续使我们感到困惑,成为我们不断进行社会学追问、想象、解释与再创造的源泉,并使这门学科活力充盈、面目常新。

  

  一、前现代社会——人、群“浑然一体”向等级制结构社会的过渡

  

  从社会学的视野看,前现代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两个转变和一次决裂。所谓两个转变,即,由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 “浑然一体”向 血亲社会的个人与社会的初始结构化关系的转变,再由这种初始结构化关系向个人与社会的等级制结构性关系的转变。所谓一次决裂,即指在两次转变的过程中,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同原始的自然非结构性状态的决裂,进入了不可逆转的结构性状态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我们所说的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现代性质,以及与这种关系的性状相联系的社会现象的前现代特征。

  (一)从人与群的“浑然一体”到个 人与社会 的初始性结构 关系

  由元自然( meta-nature )——或者前社会阶段的纯粹自然——分离出了最初的自然人群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萌生,两者的彼此卷入与相互构建也由此展开。原始自然与自然人群社会的关系是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并对整个前现代时期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生长和展开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前现代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是从原始的非结构状态不断脱出、向逐渐明晰的结构性状态的持续推进。

  对于处在前意识阶段的幼年人类来说,原始自然是完全客观而裸露、自在和自足的,不具有任何与意识主观性相联系的现象意涵、解释框架、意义内容或情境定义——这些是人类后来才具有的应对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支撑点。自然的浩瀚无垠和反复无常,肆意显露着对人类的绝对支配力量。与此相应的是,此时人类对其自身的管束、压抑或强制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自由”是原始自然赋予人的权利。在原始自然与自然人群社会的关系的萌生阶段,出现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最初状态——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 浑然一体” 。这种 状态是 幼年人类在与原始自然的特定关系中建立起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有关人类这一时期的大量研究,如原始公有制及自然人群社会的生活资料共同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原始乱婚反映的两性关系尚未获得婚姻和家庭结构,原始宗教以及图腾崇拜所表现的自然人和自然人群的意识特征,都能够说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结构性状态。

  正是在这种自由得无助和近乎无望的境地中,人类先祖继续演义出一部已为我们熟知的故事:在与生存环境的奋力搏击中,从采集游牧到农耕定居的生活历程,人类的生活经验和人口数量的双重积累,使生产分化和血缘分化过程成为不可逆转,专业化 生产 群体及部门的出现和氏族组织的形成是由上述两种分化所导致的重要结果。人类也由此步入了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初始结构化过程,即 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以氏族组织为主体结构的血亲社会。 血亲纽带、性别区分、资源自然配置、习惯调节,是这一时期的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血亲社会的结构化初始性和过渡性特征的典型表征。

  血缘 和以血缘为基础的 亲情 分别成为自然人相互维系的物质性与情感性纽带。血缘的亲疏衍生出使个人组合与分布的机制,并波离和扩展出主要的原始社群形式——氏族、家族、家庭。其中,以血缘关系和亲情关系联结的家庭逐渐成为血亲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也是后来人类的结构性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重要单元。

  性别区分 在血亲社会初期主要是一种自然差别,在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进程中逐渐获得了社会差别和不平等的涵义。性的生理差异事实最初只是划分了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后来则划定了男女地位的尊卑优劣,并且成为身份、地位、权力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重要基础。

  资源的自然配置 方式是由当时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形式和对资源的获取方式所决定的。一方面,人类还缺乏使资源再生的技能,对自然原生资源的获取是其维持生存的唯一选择,这就决定了资源产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原始人群的集体行动是获取资源的必需方式,又决定了所获资源由集体成员共同占有和分享。血亲社会中、后期,生产的发展、奴隶的使用、权力的升华和渗入、资源占有差异的扩大等现象,导致了资源配置方式的自然特征的削弱和社会特征的增强。

  习惯 是血亲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主要调节机制。习惯最初来源于自然人与原始自然、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关系经验,以经验图式的方式凝聚和沉淀在自然人的个体记忆和自然人群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是无数生存奋争的结果。因而习惯也就具有自发的而非人为设计的、内生的而非外部强制的特征。对于血亲社会这样的互识性、直接性的简单互动社会结构,习惯足以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初始结构化阶段,自然个人习惯图式和自然人群习惯图式 仍保持着高度 的一致性。随着个人与社会的结构化关系的推进,习惯调节也发生了的自然性衰减和社会性趋强的转变过程。

  从社会学的眼界来看,血亲社会是前现代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由人与群的 非结构性“浑然一体”关系向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的转变 ,其意义正在于这种过渡性特征。一方面,血亲社会的结构化趋向标志了人类对自身的原始自然性的超越趋势, 意味着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生活组织模式转换 的开始 ,预示 着人与社会的关系同原始自然非结构状态形成最终决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血亲社会时期的结构化趋向并未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逻辑 [II] 。就个人而言, 人类个体的 行为方式受 自然 本能情欲的支配,智识能力和工具理性还处于原始蛰伏状态,而且无论就其情感和理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言,都与我们所说的“个人”相去甚远——“个 人”的产生还要经历漫长的个人化过程。就社会而言, 血亲社会 仅仅是人类 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结构化开端,氏族组织的种姓等级分化、权力的溢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资源占有的差别化等等新的结构性现象尚有待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种普遍化和制度化的社会制导管理系统还未形成,而这是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不可或缺的因素和条件。总之,用社会学的眼光看,个人结构 [III] 与社会结构还远未具备。

  然而,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浑然一体”状态毕竟 已被打破。人类后来的经历证明, 劳动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资源剩余的出现及其私人占有、权力升华和溢出的继续、个人差别化和社会阶层化的发展等等, 个人分化和社会分化逐渐形成了自我积累和再生产过程,使得个人与社会的结构化关系最终成为了一种 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

  (二)等级制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的推进

  由 血亲社会向等级制社会的变迁过程,是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 非结构性“浑然一体”关系向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转变的重要时期 。正是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个人、社会及其关系得以结构化的因素和条件被不断地分离出来。因此,前现代时期的重大社会分化现象具有了关键性的解释作用。

  1 、资源的分化和生活世界的分化

  资源分化 趋向。人类谋生经验的积累促使资源的获取手段得到改进,资源再生产能力的形成和增强,使可支配性资源的数量逐渐超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基本生存需要,导致了生存资源与剩余资源的分离。这种分离使资源的涵义超出了“生存”的局限,进入了意义的丰富化和多样化过程。此时,资源的解释框架开始形成,人将意义赋予、象征解释引入了资源领域,其重要结果是资源的社会性涵义得以发生并不断丰富化。反过来,资源意义的丰富化又拓展了资源本身的范畴。财富、权力、地位、身份等等固然是重要的资源,就连人的魅力、能力等个人特征也逐渐获得了资源意义,被纳入了资源范畴。

  由此,资源分化为自然性资源、产品性资源和社会性资源,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结构。资源结构化使得自然性资源、产品性资源和社会性资源形成了不断转换和再生产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某种资源形态和意义可以转换或再生产出其他的资源形态或意义。某些资源对这一过程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如财富、权力、地位、身份等),对这类资源的拥有在实践上具有“战略性”涵义(因为这类资源的拥有可以转换或生产出对其他资源的拥有),因而获得了普遍认可的重要意义,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对象。由此可见,资源分化和资源结构化意味着资源转换机制的必然出现。

  等级制社会时期,资源分化、资源结构化和资源转换尚处于初步形成阶段,但其发展趋势推动了社会分化的进程,不断削弱了血亲社会的原始自然的非结构性特征,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置入了等级制社会结构框架之中。

  生活世界分化 趋向。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重大社会分化现象是生活世界的分化,即与资源分化和资源转换功能的分化密切相关的、人类日常状态的生活领域的分化过程。这一过程有两个最为主要的趋向:一是生活世界自身的多样化。由于社会的资源剩余生产能力增强,人类的精神世界得到开发,文明步伐逐渐加快,社会过程的人文特征显露出超越自然特征的发展趋势,生活世界显示出丰富化的发展趋向;二是社会的管理和制导“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随着再生产过程的分化和扩展、资源占有冲突的形成和加剧,一套具有调节和控制功能的制度性设置和安排逐渐产生,导致了社会管理设置和制导系统的形成 [IV] 。生活世界的分化所导致的结果——生活世界的多样化和社会管理制导系统的产生,对于血亲社会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自然性、非结构性特征的消解,及其社会性、结构性特征的增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是个人、社会及其关系的结构化继续推进的基本条件。

  2 、社会、个人及其关系的结构化

  与这一时期的资源分化和生活世界分化相联系,社会、个人及其关系达到了新的结构化水平。在社会方面,是社会从此前的初始结构化发展到了等级制结构化;就个人方面而言,在个人的外部结构化推进的同时,个人的心理和意识深层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内部结构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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