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新布达佩斯学派的预期和失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6 次 更新时间:2008-07-01 10: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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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在对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解释上,最具有根本性质的,莫过于由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等人组成的新布达佩斯学派[1]的狭义社会转型论。他们在《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2]等书中极力表明:正如苏东等前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或“转型社会”一样,中国社会转型也是从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他们把这种主张从现代到现代的狭义转型论叫做“新古典社会学”,以与主张从传统到现代的“古典社会学”相区别。他们认为这种区别特别表现在“新古典社会学”主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古典社会学”则主张“资产阶级先于资本主义”。因此,在他们看来,所谓“中国经验”就是中国在“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特点,例如,他们认为,中国,还有越南,同属于一种“自下而上”通向资本主义的新类型和新路径,这与中欧的匈牙利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来推助不一样,也与俄罗斯和东欧通过政治上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不相同。

  在“新布达佩斯学派”之中,有人把前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的转型称为“第二次大转变”,而且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3]。有人则把“共产主义的衰落”视为一个“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以此为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致力于对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进行发掘,并将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4]。也有人致力于对所谓“中国新资本主义的崛起”进行更直接的讨论,援引自由主义的论据——“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从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导致经济成长”的命题,反向推导出“如果经济发展了,肯定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了”,并寻求对资本主义的中国特征、机制及其全球意义的解释[5]。还有的学者则对中国和东欧的市场转型专门进行研究,通过与一些经济学者合作展开的研究项目,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有关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中高效率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人力资源上有竞争力的公司,通过相关调查数据来显示这三种机制对于市场转型的作用[6]。通过所有这些,他们向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中国似乎在现有体制下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确定无疑地在演变为资本主义。

  在“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推动下,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成员”身份进行论证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一个比较时髦的议题。新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们,由于秉承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则,总结包括中国在内的上述国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其中不少人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学术上的较高声望。不仅如此,“新布达佩斯学派”的观点还渗透到东亚一些地区高等学校的教育之中,甚至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社会学课程[[7]]。这不仅把“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进一步条理化了,而且进入到了打造精英人才的社会工程之中,其中特别是培养一些年轻人的颠覆性、否定性的思维定势,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这一点对青年学子的祸害。由于高等教育过程的知识和学术传播必然与一系列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形成密切关联,这将对社会学的项目研究、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过程以及人才培养和聚集等等,带来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这种动向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从上述观点和宣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新布达佩斯学派的一种预期: 似乎中国社会转型真会沿着他们设想的轨道走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基本是按照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构想运行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都逃脱不了为新布达佩斯学派的预言作论证的命运。但是,中国的现实,不论是自上到下,还是自下到上的现实,都使新布达佩斯学派不断地、日益地感到失望和失落。时间和事实越来越证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而绝不是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不管是“自上至下”或者“自下而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新”在那里?笔者曾经指出,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并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第二,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

  就第一方面来说,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有着复杂关系——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但又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有证券交易,有劳资关系等等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存在东西,不仅如此,中国还有企业主共产党员,“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两新人员”,即两新组织的人员等等。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一方面使我们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如果不清醒地自觉到这是利用资本主义,那就很容易与资本主义相混淆。因此,这里特别体现出社会主义坚定目标的重要性,树立共同理想的必要性。同样上述情况也告诉我们,如果不去利用,那就是缺乏智慧;但是如果在利用时,忘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那就是没有头脑。

  就第二方面来说,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掌舵以来,直到胡锦涛为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十七大报告,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里程牌。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里“开辟了”、“形成了”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十七大报告,深刻明确无误地向全世界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从而同样明确无误地否定了资本主义方向。这种“自上而下”的趋势,不能不使新布达佩斯学派更加失望和失落:他们的那一套在中国对不上号,不起作用!

  在“自下而上”的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城市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我们的调查和考察也表明,总的来说,各地是在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而不是在“自下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调查和考察还表明,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确实是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但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优化、社会进步、社会协调,而社会弊病、社会代价、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尽管如此,各地对后一方面并没有忽视,也正在逐步解决。所有这些“自下而上”的趋势,也不能不使新布达佩斯学派失望和失落了。

  如果说,第一方面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开放性,那么第二方面强调是它的创新性。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前一方面,在发展初始期,对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特别重要,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方面则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在不断制度创新中持续成长壮大的新型的社会主义。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处在成长壮大过程中新型社会主义,还很年轻、还有很长路要走,但它已取得巨大成绩,例如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几乎超过中国多少世代的生产力的总和,表明它是一种前途无量的社会主义。关于成长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8] 他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9] 确实,这种社会主义的成长是与很多不发达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相联系的[10]。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走曲折的道路、作出艰巨的努力,而且都会有人把取得的成绩归之于资本主义而把产生的问题归之于社会主义。因此坚持这样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存在的大背景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需要有勇气的。

  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对“布达佩斯学派”或“新布达佩斯学派”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不一概否定。他们的观点中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狭义转型论”,他们把中国也叫做“前社会主义国家”、“后共产主义国家”,列入他们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所谓“转型国家”,并断定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企图把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宪政和价值观,也搬到中国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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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布达佩斯学派”最初是以卢卡奇(1885-1971)为代表的,一般来说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后来以卢卡奇和他的学生为主体的布达佩斯学派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分化的过程。1989年前苏联、东欧剧变前后,由于外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学者加入到对于匈牙利的改革和转制的研究中来,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趋向。这已经远远超出原来布达佩斯学派的范围。为了区分这种不同,我们更愿意把上述新的趋势叫做“新布达佩斯学派”。但是我们并不反对把这一趋向也叫做“布达佩斯学派”。只是要注意,这样意义上的布达佩斯学派已经与卢卡奇没有直接联系了。

  [2]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 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9、54页。

  [3]Burawoy, M.(2000) The Sociology fo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1998)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rupoe. London: Verso;

  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 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9、54页。

  [5]Lin Nan,The Rising Chinese Neo-Capitalism and Its Global Implication, the paper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 Asian Sociologists on The Global Futures of World Regions: The New Asia. 2006-9-29, Seoul, Korea.

  [6] Victor Nee and Yang Cao: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Firm: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ume 1 Page 23, March 2005.

  [[7]]其中如台湾國立政治大學开设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研究》课程,http://sociology.nccu.edu.tw/Chinese/course/china.htm

  [8]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252页。

  [9]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79页。

  [10]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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