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洪大用: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1 次 更新时间:2008-06-30 10: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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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洪大用  

  

  2002年,学校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系列项目,当年我们确定了“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弱势群体与社会支持”这一选题,并于2003年3月正式发表研究报告,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该报告发表之际,正是SARS疫情由南向北扩散之时,很快就酿成一场影响全国,乃至波及全球的灾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可以说,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在感受社会机体强劲力量的同时,也都体会到了社会的脆弱性。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摆在了人们面前,这就是社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最后确定的主题正是“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报告也是对SARS危机进行深度反思的一项成果。

  

  一、为什么要关注社会安全问题

  

  前面提到,本报告主题的选择受到SARS危机的直接影响。但是,最终确定选题是考虑到更多、更深层次的因素。

  首先,由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的长期失调,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很多风险,或者叫不安全因素[1],对社会良性运行构成严重威胁,急需深入研究。

  2003年,在中共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举国动员抗击SARS,取得了重大胜利,并克服了SARS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确保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使2003年成为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 000美元大关的一年。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推动地区协调发展,保障弱势人群利益,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总论: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然而,就在2003年,各种社会风险也相继被披露并引起关注。年初的SARS危机不说,年中安徽芦岭、河南安阳等地发生的严重矿难以及淮河流域的大水灾不说,仅就2003年末2004年初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媒体披露的信息而言,我们这个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之多、之大已是很令人担忧了。例如,《新安全》杂志2003年 第12期披露,当年1—9月,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720 622起,死亡96 343人;该期杂志还披露,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5,自杀人数则占世界自杀人数的1/4。中国每年约有28万人自杀死亡,每两分钟就有 1人自杀死亡,自杀已成为中国15岁~34岁人口的第一位死因。权威网站“人民网”2003年12月29日报道,当月23日发生在重庆市开县的“12•23”气矿井喷特大事故,已经导致234人死亡,“中新网”2004年1月5日则报道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43人。另据权威网站“新华网”2004年1月27日报道,被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为“猛于”SARS的禽流感,继在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发现后,已经在中国出现。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最终确诊广西隆安县已经发现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与此同时,湖南、湖北也出现疑似病例。另外,北京《信报》2004年1月9日报道,北京市在2003年6月中旬至7月10日的20多天里,就发生食物中毒23起,中毒人数457人,引发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是食品污染;该报2004年1月19日还报道,北京市民已经有1/3患有“生活方式疾病”。一本颇受读者欢迎的杂志《领导文萃》在2004年第1期援引数据称,气象灾害对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占到GDP的3%~6%;该刊同期还援引国土资源部的地下水资源评价数据称,目前全国约有一半城市市区的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全国有7 000多万人仍在饮用不合标准的地下水。这些显现在我们身边的风险,实际上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威胁着个体的生命健康,也威胁着社会的良性运行。

  其次,随着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于安全生活的需求日益迫切,关注安全问题即是关注民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在整体上稳步改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1—9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 34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农村居民现金收入达1 802元,比上年增长了3?8%。与此同时,政府加大了扶贫力度。截至2003年9月底,已对2 183万城镇低保对象支出最低生活保障金95亿元;广大农村困难群体的支持体系也在逐步健全,低收入的贫困和温饱户已由1995年的29?7%降为2002年的12?0%。截至2003年9月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00 889亿元,比上年底增长16%。另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调查,55%的居民有债券、股票、外币储蓄、手存现金等金融资产。

  从生活质量看,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35%左右,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45%左右。就城乡整体而言,已经初步进入小康型生活,单就城镇居民而言,已经开始进入宽裕型生活了。

  “在这个物质生活富裕的社会里,我们特别关注安全,而在那些较贫穷的地方,人们却把风险看做是生存环境中的正常现象”[2]。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们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对于安全的需要就日益迫切起来,而且,安全需要的满足,是其他高层次需要,如尊重、爱和自我实现等得以满足的基础。中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防范风险的需求的上升。根据权威人士的预测,在未来10年里,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年增长率还将超过10%。事实上,富而思安,目前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人们担心失去工作,担心不能获得社会保障,担心因天灾人祸造成损失,担心生活环境恶化,都可以看做是对风险和不安全的担心,换句话说,也可以看做是对安全的追求,而社会安全是个体获得安全保障的重要前提,因此必须高度关注社会安全问题。

  再次,建设更加安全的社会是落实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进入21世纪之际,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这种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事实上是一种依然隐含着很多风险的小康。一方面,生产力的进步依然有限;另一方面,很多结构性的社会张力依然存在。例如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依然处于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等等。

  基于此,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具体地说,主要是要使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居民家庭财产普遍增加,社会秩序良好,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从社会安全的角度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上就是努力消除各种潜在的社会风险,缓和社会结构性张力,促进人与人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协调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未来的小康社会实质上也是更加安全的社会,无论是对个体生活而言,还是对整个社会运行而言,都是如此。

  最后,风险与社会安全问题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当代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全球社会变迁出现新的趋势,刺激了社会理论的创新。有很多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正在出现的新的社会形态,例如“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如果从现代社会产业结构转型、信息爆炸、知识积累加速以及知识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越来越重要的角度说,正在出现的新型社会确实可以从以上不同的角度被称作“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但是,伴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和知识的迅速增加,人们对现在,特别是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却越来越强烈了。很多人从来没有像以前那样觉得这个社会,乃至这个星球是如此脆弱,它的未来是如此不确定。在此背景下,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为代表人物的“风险社会”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86年,贝克出版了德文版的《风险社会》一书,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描述现代化的新阶段,提出当今社会是充满了体制性人为风险的社会。此书出版之际,适逢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机组由于人为原因发生爆炸,酿成国际性的大灾难,从而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证明。在该书出版的最初5年里累计售出6万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2年,该书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并在1993、1994、1996、1997年连续重印,表明了公众对于该书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一些著名学者,如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沃特•阿赫特贝格(Wouter Achterberg)、莫里•科恩(Maurie J?Cohen)、约瑟夫•休伯(Joseph Huber)、莱恩•威尔金森(Lain Wilkinson)、马克•H•丹尼尔(Mark H?Daniell)等等,都从不同角度介入了风险社会的讨论,并提出了很多远见卓识。

  “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以来,一直为很多大灾难的发生所佐证,例如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起源于英国并蔓延到世界的疯牛病、美国的“9•11”事件以及我们在2003年刚刚经历并且至今仍有威胁的全球性SARS危机等等。种种真实灾难的发生,越来越使人们对于传统型现代化产生怀疑,开始自觉反思并接受“风险社会”的概念。

  可以说,“风险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确认当今时代各种社会风险的性质,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全面认识当今社会的总体特征,自觉反思和把握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介绍与研究都还有很大不足。如何运用这种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社会风险以及防范风险的对策,仍然是一个新课题。本报告在列专章梳理风险社会理论的同时,努力尝试借鉴这一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风险与社会安全问题。

  由此看来,我们这个选题不仅是对SARS危机的直接反思,更是对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入反思,也是关注国际学术前沿,促进学术对话和学术发展的一种自觉努力。

  

  二、社会安全的界定与分析策略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安全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课题。我们这个报告只是一个尝试,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行关注这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我们对于社会安全问题的分析主要注意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本报告认为,社会安全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尝试着从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界定社会安全。

  广义上的社会安全是指整个社会系统能够保持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把妨碍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因素及其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原理,广义上的社会安全取决于社会内部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和思想文化子系统的正常运行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协调。在此意义上,社会安全实际上包含了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生活安全和思想文化安全。

  狭义上的社会安全[3]主要是相对于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而言的,是指除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之外其他社会领域的安全。这种界定并非是认为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过于重要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他社会领域的安全状况,以至于很早就受到关注,已经有大量文献论述。相对于此,狭义上的社会安全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系统的分析。事实上,在现代风险社会中,狭义上的社会安全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很多社会性风险会加剧经济、政治系统的压力,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和政治不稳定,例如疯牛病以及公众的核恐惧等。而经济、政治系统的不安全会直接加剧社会不安全,例如经济衰退、政治动乱等。

  如果把政治安全的主体看做是统治集团,把经济安全的主体看做是厂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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